有一種歪曲歷史叫做對史料各取所需　　

梁 新　　

人們常說的歪曲歷史一般指那種不按照歷史本來面目反映歷史的現象，其實，還有一種歪曲歷史叫對歷史材料各取所需。這就好像在“文革”中，各派對領袖的指示斷章取義，各取所需，打起語錄仗來一樣。領袖人物的思想都應該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任何的割裂只能導致錯誤或者片面。同樣，歷史事件也應該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當時的各種事件之間互相聯系，互為因果，孤立地抽取其中的一兩個事件出來，就很難準確全面地了解當時的歷史真實情況，如果這樣做的人再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就勢必導致對別人的一種誤導，產生錯誤的結論和不良的社會效果。　　

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到今天，已經比較進步和文明，對人的生命的尊重超越了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現在包括罪犯甚至是準備執行死刑的罪犯的基本權利都會得到保障，何況其他人。作為獨步天下的美國的那個著名監獄里的虐囚事件倍受世界輿論譴責的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幾十年前的“二戰”期間在國際上就已經有了保護戰俘的規定，因此，對歷史上任何對放下武器的武裝人員或者非武裝人員的虐殺的譴責都是合情合理的，對“卡廷慘案”的披露和譴責就屬于這種情況。應該承認，不管是什么人干的，“卡廷慘案”都屬于非常慘無人道的惡劣事件。　　

而問題不在于對事件的披露本身，而在于對事件的選擇性披露，或者說對歷史材料各取所需。　　

這首先讓我聯想起一件事，抗戰結束后，美國支持國民黨打內戰，其中在中國發生的美國大兵強奸女大學生沈崇案就成為那個時代盡人皆知的事件。而事隔多年以后，通過一些真相的披露，我們才知道，當年蘇聯紅軍打敗日本關東軍以后，在他們軍隊駐扎的我國領土上，也有軍人強奸當地婦女的情況。但是由于當時出于某種政治需要的對歷史材料的選擇性披露，起碼讓我們多年來一直不了解，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士兵也會干這種事。　　

而最近，由于“卡廷慘案”的披露和國內某些歷史學家的大做文章，一時間，就連本人在內的一些對歷史不大了解的人都以為，只有蘇聯、斯大林才干這種事，后來觀看了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專題節目以后，才了解到，幾乎是與“卡廷慘案”發生的同時，發生過德國虐殺蘇聯戰俘，日本虐殺美國、英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戰俘，美國虐殺德國戰俘等情況，在網絡上也出現過波蘭虐殺8萬蘇聯戰俘的說法。與“卡廷慘案”的2萬受害者相比，其他的虐殺事件的受害者人數是其的數倍、十數倍，甚至數十倍以上，達到100多萬以上。當然這些情況的披露一樣不能開脫“卡廷慘案”制造者的罪責，但是卻有利于對歷史不大了解的人們全面、準確了解當時的歷史真相，作出比較合乎客觀實際的結論。　　

再拿彭大將軍來舉例吧，有一段時間，我們了解到的都是他如何在廬山會議上仗義執言卻受到錯誤的打擊這一歷史材料，而當后來我們了解到此前劉伯承、粟裕同樣受到過彭的過火對待，以及由于是彭德懷定的案，所以粟裕在改革開放以后而且是他死后多年才得到平反。這些有助于我們在看歷史的時候，可以避免作出偏頗、片面的結論。　　

任何歷史學家和撰寫史料性文章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性，這起碼還受憲法和法律保護，但是這種傾向性應該通過你本人對歷史事件的評價體現出來，而不應該通過對歷史材料的選擇性披露來體現。選擇性披露雖然說的也是事實，但是由于有關人把這一事實從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孤立地抽取出來，沒有完整地把當時各種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或者說互相聯系告訴人們，有意無意地讓別人從中得出錯誤或者片面的結論，因此這在客觀上仍然屬于一種對歷史的歪曲。　　

歷史上，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為了忠于歷史事實，付出了遭受宮刑的巨大代價，但是他寫的歷史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他本人也是千秋萬代都受人尊敬；而當今某些人出于另外一種政治需要，仍然采取對歷史各取所需的方法，他們的靈魂實際上被閹割了。　　

真正有歷史責任感的人，就應該超越政治見解的不同或者差異，真實全面完整地再現歷史原貌，辯證客觀地分析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和相互聯系，而不應該對歷史采取各取所需的實用主義的態度，否則，即使你的動機再正確，你的行為都為正直的人們所不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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