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摘自《文史參考》的這篇文章（2011年第2期，口述：李東民，整理：紀彭，原題：《李東民：我是毛主席最喜歡的紅衛兵領袖》），就能明白很多東西是被顛倒了的，現在該重新顛倒過來了。對比一下現在的官民矛盾，對立對抗，就知道此事古已有之。紅衛兵運動的出現，是中國當時社會結構發展的一種必然。官僚集團統治了整個社會，對群眾根本沒有任何民主可言。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專制，哪里就要民主。早期的紅衛兵運動實在是中國民主運動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時候了，是該結合官僚專制統治這幾十年的發展歷史，認真反思這一段歷史了，反思的目的是向前看，為中國特色的民主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F節選其中的幾段，希望能引起人們深入思考。

貼大字報，是為了釋放壓抑

1960年，我進入北京25中讀書，25中是當時北京較好的學校之一。我當時覺得，教育，也就是課程內的那些東西，實在和現實生活相差太遠。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對于學生天性的壓抑是很大的。把我一個學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會，就可以看出來。從1949年建國到1966年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體制，說是一種社會管理，實際上也是一種專政。形成了許多新的壓迫，這些禁錮了人民，而人民無法抗拒這種制度上的壓迫和禁錮。實際的許多利益被剝奪，天生的創造力被壓抑，這些負面的東西都在積累。忽然，毛主席會為人民鳴不平，告訴大家，你可以貼大字報，用大字報的形式訴說自己和身邊的不平。當毛主席號召的時候，尤其是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出來的時候，全國的老百姓都沸騰了。

我至今覺得紅衛兵的很多訴求，不是錯的，而是一種天性的釋放。不要總覺得我們是被利用了、上了當。而后來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對工作組，我拿出了《憲法》

1966年，社會上已經開始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文革”已經初現端倪。我便積極活動，到校外串聯。1966年6月7日，學生奪了學校領導的權，開始宣傳我們對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時，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課桌上睡3－4個小時。6月8日，工作組來到了25中，兩天后學校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工作組要求每天上課8小時，同學們的熱情一下子就下去了。這時侯工作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當權。誰家官大，誰家的孩子就當權。

我寫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書》，這份“呼吁書”就成了斗爭的導火索。文章寫好之后，同學們湊了鋼板、鐵筆、蠟紙，可是沒有油印機沒法印，我們沒有別的想法就是想用學校的油印機，而工作組就是不讓。晚上在同學家里，我就隨手翻了一個大家都不看的東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條，“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國家應給予支持，并給予物質上的便利”。第二天，我們就拿著《憲法》和工作組再去要油印機。最后對工作組說：“你們不同意我也要印，你們必須支持我們的！”工作組很生氣，也沒有辦法，嚇唬我說“那你們就印去吧！但是責任你們自己負?！薄爱斎皇俏覀冏约贺撠煛?，我回答。

工作組坐鎮，把我打成“反革命”

這次沖突之后，工作組就開始用特務的辦法對付我們，一方面是抓《呼吁書》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記下我們說了什么、甚至偷聽我們的電話。到了6月16日，工作組突然發難，攻擊我們是“反革命”。又過了一天，工作組召開了全校斗爭大會，當時叫“辯論會”，學校幾千人，斗4個學生，被斗的一個是團總支書記，兩個班的團支部書記，還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來就開會，工作組坐鎮，用他們收集的材料攻擊我們，不讓我們吃午飯，一直斗到太陽下山，晚上我們吃一點飯，又繼續開會，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課了才散。這場 “辯論會”，還沒有動手打人，但是有些學生向我們扔石頭子，工作組故作文明地說：“不許破壞學校秩序”，其實我們知道，這都是工作組安排的。

團總支書記就低著腦袋不說話，另一個學生斗著斗著就哭了。而我這個人脖子硬，他們攻擊我們的造謠言論，我就據理反駁，始終沒有低頭。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紅衛兵組織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各校師生代表。江青說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組滾回去！”第二天，工作組被趕走了。工作組走了之后，25中的紅衛兵當權派還是那些干部子弟，他們跟風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利用“血統論”，急于爭奪學生中的領導權。而反對血統論，我是比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幾十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正式打出旗號。

國慶節前，我到東北串聯，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時北京就很亂了，我們“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提出反對工作組，反對血統論。一個叫秦希昌的同學，不遺余力地一個學校一個學校的跑，他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的名義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區縣的聯絡站，建立了一個有效的聯絡系統。我們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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