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重大的誤區，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
孔子的思想是代表帝王專制的利益，于是反對專制就反到孔子的頭上，而且歷代帝王只是歷史匆匆過客，只是專制實踐的眾嘍啰，而孔子才是專制文化的總代表，是祖師爺，因此擒賊先擒王，于是斗爭的矛頭集中的指向孔子。
突出的社會批孔，是中國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五四運動”，而“文革”是極端的專政，卻也要批孔。
魯迅極其才華，文字精致而又透出生活中的思想，但是魯迅又極其片面，他在微觀上揭露事實入木三分，而且栩栩動人，因此吸引了大量淺嘗輒止的中國人。
特別是魯迅代表了普通中國人的利益，這一點要十分肯定，因此魯迅的思想被中國激進的文化深深喜愛，毛澤東在延安就說：我的心和魯迅是緊密相連的。據我家上海老人回憶，魯迅的葬禮，全上海震動了，是百姓自發的，有五十多萬人，這是一種深埋著的民意的借題發揮。
中國表面上沒有社會世襲身份等級制，但實際上中國人的社會政治等級十分嚴重，中國的社會等級，就是當官的和做普通百姓的巨大的社會權利差別。
歷史上，中國的這種專制政治等級的壓迫十分厲害，因此發生周期性的農民起義，成為中國歷史的一大特征。
從本質來看，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就是廣義的農民起義，因為他代表了廣大的下層利益，他反對壓迫和剝削，但他又是嶄新意義上的農民起義，因為毛澤東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先進的現代思想理論武器。
因此毛澤東要走出舊的中國政治循環，而且他要向少數人統治多數人這個全部人類歷史文化提出政治挑戰，這一挑戰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國社會利益的鴻溝，也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可能是全世界歷史文化中，最矚目、最普遍、最大規模、最尖銳的，也因此中國規律性的發生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這種利益的尖銳矛盾，歸根到底是由專制政治醞釀的。專制政治依靠強權，造成了利益極端的分化。因此專制政治會形成兩個極端：一是極端的貧富分化，一是極端的平均主義，如同彈簧，壓迫越重，反彈越強。
因此中國會出現“文革”的平均主義經濟文化，也出現了今天十分明顯的權力造成的社會不公。這一正一反，都讓世界大吃一驚。
理解了上層建筑，就可以去理解意識形態。
孔子的思想是中國專制文化的產物。
專制政治會造成社會的兩種極端的發展趨勢，而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對立統一。
中國專制政治造成社會貧富兩種力量的極端對立，必然要求社會有一種極其中立的文化作為精神信仰，如若沒有社會文化的統一性，如若任其兩種對立力量各執一端，社會就分崩離析。
這就是孔子中庸之道理論應運而生的專制政治背景。這同老子說“智慧出，有大偽”的道理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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