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幫助王明同志改正錯誤？許多同志都講了，王明同志的發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發言，比較有些進步。問題是他現在失掉了主動性，是被動的，其原因在于他沒有自我批評，不愿意承認錯誤及其錯誤的基本點。
——他的“主動性”還停留在四中全會及十二月會議上，而那些是錯誤的，已經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條完整的錯誤路線，“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國產生這樣一條錯誤路線，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社會現象在黨內的反映。
——實質是他企圖按照他的面貌來改造黨，這在內戰時期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的形態，在抗戰時期表現為資產階級的形態。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別的國家也發生過。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有這種思想，王明是他們在黨內的代表人物。
——至于王明是否有個人野心，這一點他是不承認的，我認為也沒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認。但他承認了個人主義，這就是說不以人民利益為第一，而以個人利益為第一了。其實，個人而成了主義，這也就很可觀了。個人野心，他覺得不好承認，實際上內戰時期及抗戰時期兩次錯誤路線的總司令是他，雖然他并沒有總書記、總司令的稱號，名稱只是什么委員等等，但那是沒有關系的。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與季諾維也夫是一樣的。
——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講完全一點是王明、博古路線，簡單一點稱王明路線也可以。抗戰時期的錯誤路線，總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單人獨槍擔當的。立三路線的總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發，雖然向忠發是總書記。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王明路線在內戰時期是“左”，在抗戰時期是右，但它的陣容起了一些變化。王稼祥、洛甫在遵義會議就已覺悟了，六中全會后博古等也覺悟了，經過整風和路線學習，這些同志更覺悟了，而王明仍未覺悟。七大時，王明寫過聲明書，但兩個月后他說那是被迫寫的，想不承認。直到這次發言，他還未覺悟。他昨天發言的后半段說了些老實話，我們歡迎他這一點進步，看他以后怎樣做。
——黨內曾經有些人想按照他們的口味來改造黨，但沒有達到目的；可是，要是他們達到了目的，那就壞了。這個問題的性質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
——王明對黨內“左”、“中”、“右”一齊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線）打“中”派（反周恩來、瞿秋白的“調和路線”），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許多人講篡黨、篡軍、篡政，是確有其事的，是從四中全會開始的，不是從五中全會開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產國際，到他從蘇聯回國，到六中全會。
——六中全會，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縮小了。兩個欽差大臣，一個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來傳達了所謂“國際路線”；一個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來也傳達了國際路線，但他傳達的和王明的“國際路線”不同。……但是王明的頭腦里，仍有微生物，還沒有消毒。
《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263-265頁
——我們黨有這樣一段歷史。……黨內出現過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一連搞了七八年。當然，這中間也有正確的時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后有一個短時期，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有一個短時期，六屆三中全會以后有一個短時期。三中全會也有缺點。這三次“左”傾路線都跟共產國際有關系，特別是王明路線。
——第一次“左”傾路線同共產國際的關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傾路線從共產國際學了一些東西，但那個總的路線算是中國自己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就不同了，連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案都是俄國人給寫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長達四年之久，造成的損失最大，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50-51頁
——斯大林有正確的地方，也有不正確的地方。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就是從斯大林那里學來的。他主張打倒一切，否認同資產階級的團結。在社會上是打倒一切，在黨內則鬧不團結。后來他的右傾錯誤也是從斯大林那里學來的。這一點我們沒有公布，因為我們自己也有責任。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65頁
——特別是王明，他在七次大會的時候，為了應付起見，寫了一個書面聲明，承認中央路線正確，承認七大政治報告，愿意服從大會的決定。但是，后頭我跟他談話，他又翻了，他忘記那個東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說，我寫過一個東西，是承認了錯誤的。我說，你那個時候承認，如果現在不承認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頭，在二中全會上，我們希望他講一講他自己的錯誤，但是他講別的東西，只講我們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們說，你這些話可以不講，你講一講你王明有些什么錯誤，他不干。他答應在二中全會以后寫反省。但是后頭他又說，他有病，用不得腦筋，一動手寫，他那個病就來了。
——也許他是故意這樣，那也難說。他一直害病，這次大會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選舉他呢？還有李立三同志選不選？諒解李立三的人比較多一些，諒解王明的人就比較少。像小平同志講的，我們如果選舉他們，意義還是跟七次大會選舉他們一樣。七次大會的時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選他們（不僅是王明，還有相當幾個同志）。
——當時我們說，如果采取這個方針，我們就要犯錯誤。我們不選舉犯錯誤的人，為什么叫做犯錯誤呢？因為那是照他們的辦法辦事。他們的辦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錯誤，假犯錯誤，一經宣布你是機會主義，就不要了。如果我們也照這樣辦，我們就是走他們的路線，就是走王明路線，或者立三路線。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93-94頁
——過去的王明路線，實際上就是斯大林路線，它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區幾乎搞垮了百分之百。……中國第一次王明路線搞了四年，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最大。王明現在在莫斯科養病，我們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他是我們黨的教員，是教授，無價之寶，用錢都買不到的。他教育了全黨不能走他的路線。
這是我們第一次吃斯大林的虧。
——第二次是抗日戰爭的時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見斯大林的，他能講俄文，很會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國來。過去他搞“左”傾，這次則搞右傾。在和國民黨合作中，他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一切都服從國民黨。他提出了六大綱領，推翻我們黨中央的十大綱領，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不要自己有軍隊，認為有了蔣介石，天下就太平了。
——我們糾正了這個錯誤。蔣介石也“幫助”我們糾正了錯誤。王明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則是“一個耳光，趕出大門”。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
《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20-121頁
——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我們同國民黨停戰，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這個時候，我們的同志可以公開到國民黨地區的城市里去了。原來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王明又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他先是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最“左”的方針，這時他又執行了最右的方針。他也是我們的一個很好的反面教員，教育了我們黨。
——從內戰開始到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們黨發生了三次“左”傾路線，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線最為厲害。當時蘇聯反托派勝利了，斯大林的地位開始鞏固，在理論上又戰勝了德波林學派，而共產國際遠東部實際上又是米夫在負責，他的作用太大了。這些條件使教條主義得以形成。
《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33頁
——中國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差不多都是在蘇聯受到影響的，當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條主義者。當時去蘇聯的許多人當中，有些人是教條主義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聯系實際，有些人不聯系實際，只看外國。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67頁
——你回去以后說了我們的好話。你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斯大林還是懷疑。只是到朝鮮戰爭時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和其他各國兄弟黨對我們的懷疑。
——這種懷疑是必然的：“第一，你們反王明；第二，不要你們革命，你們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訂條約，要收回中長路，那么神氣。”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費德林當翻譯。我發了脾氣，拍了桌子。我說，我在這兒有三個任務：一、吃飯；二、睡覺；三、拉屎。
《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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