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v+M與社會主義的V+m　　

—社會主義經濟中的C、V 、M之二　　

于泮泉　　

摘要：同一個新價值Q，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可分為v+M即勞動力價值與剩余價值兩部分，一切生產新價值的方法，同時又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可分為V+m即直接價值與間接價值兩部分，一切生產新價值的方法，同時既是增加勞動者個人勞動收入的方法，又是增強國家和企業實力的方法。在工資率一定的情況下，工人工資將會同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同步變動，這是社會主義企業區別于資本主義企業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判斷生產之姓社、姓資的一個顯著標志。剩余價值m又可大體上分解為企業利潤m1和國家稅金m2兩部分；企業生產效率的變動，V、m1、m2將同向同時變動。這種變動，體現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經濟利益的一致性和三者之間誰也離不開誰的緊密關系。　　

關鍵詞：新價值|工資率|國稅率　　

站在資本的角度看勞動，勞動只是資本的附庸；從全部社會財富到每一件具體產品，都表現為資本和資本的帶來物，即（c+v）+M或k+P。站在勞動的角度看資本，資本只是勞動的條件和產物；我們用Q表示活勞動創造的新價值，從全部社會財富到每一件具體商品都表現為勞動的條件和勞動的產物：即c+（v+M）或c+Q。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告訴我們：價值作為勞動的凝結或凝結了的勞動，只同勞動直接聯系在一起；同資本無直接關系。嚴格說起來，不僅不變資本不能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可變資本本身也無法直接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我們講剩余價值是由可變資本帶來的，僅僅是因為可變資本部分在生產過程中被工人的活勞動所代替，是工人的活勞動（而不是可變資本本身）創造了價值和剩余價值：工人在勞動中不僅再生產出同可變資本等值的勞動力價值v，還能夠與此同時帶回一個增殖額——剩余價值M。

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的勞動已不屬于勞動者自己而屬于資本家了。由于在新價值一定的情況下，v越大，M則越小；反之，M越大，則v越小。資本家為了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總是要極力壓低工人的工資；如果可能，資本家甚至希望v為零，即希望工人的全部勞動都成為剩余勞動，從而無償地占有工人創造的全部新價值。但這是辦不到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只能按照大體反映勞動力價值的價格付給工人工資。否則，勞動力購買不了，剩余價值的生產也無從談起——但無論如何，資本家是絕不肯在勞動力價值之上再付給工人一個價值原子的。即使在勞動日延長、勞動強度增大、甚至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增多的情況下，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也不會超出勞動力價值，資本家們必然會盡一切可能，要將多生產的價值作為剩余價值統統納入到自己的腰包中去。

假設某資本主義企業耗費的不變資本相當于1600小時勞動量（社會必要勞動量，下同），不變資本全部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即所用不變資本C=所費不變資本c），用價格表示是　8c　；付給工人的工資相當于400小時勞動量，用價格表示是2v；工人共提供了800小時勞動量。那么，其產品的價值構成則表現為：

　8c　+2v+　2M　=12W            ⑴

這樣，工人創造的新價值總量為4Q，分為2v與2M兩部分，v與M各占Q的50%。

如果工人的勞動日延長（或勞動強度提高）了1/2（由1600小時增加到2400小時），其商品價值構成則變為：

　12c　+2v+　4M　=18W            ⑵

即這里，必要勞動時間（400小時）未變，工資總額仍為2v；剩余勞動時間延長了一倍（由400小時增加到800小時），使剩余價值由2M增加到4M；工人創造的新價值總量由4Q上升到6Q；v在Q中的比例由50%降為33%；M在Q中的比例則由50%上升為67%。

由此可見，勞動日的絕對延長，實質上是延長了剩余勞動時間，必要勞動時間并未變化；只是增加了剩余價值在新價值中的比重，勞動力價值從而工人的工資水平并沒有提高，而其在新價值中的比例反而隨勞動日的延長而降低了。

再假設在原有⑴的基礎上，總勞動時間不變，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一倍，那么，勞動力價值成反比地降低為原來的一半，剩余價值相應地大大提高，其商品價值構成將變為：

　16c　+2v+　6M　=24W                ⑶

這里，工人的工資2v，過去須400小時現在則只須200小時就再生產出來了；總勞動時間800小時中過去有400小時現在則有600小時成為剩余勞動時間了；v在Q中的比例由50%降為25%；M在Q中的比例由50%上升為75%（網友們一算便知）。

由此可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只會引起必要勞動時間縮短、剩余勞動時間相對延長，從而加重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情況下，工人的個人工資所得不僅不會提高，反而會使其在新價值中的比例相對下降了。

這樣，一切生產新價值的方法都同時又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都成為加重對雇傭工人剝削程度的方法。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事情發生了根本變化：

如果說，在資本身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主要在于其本質上體現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同，前者體現的是勞動者整體與個體之間的相容、非對抗關系，后者體現的則是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對抗性關系；而在其內部結構上[K=C+v或k=c+v  即：所用資本=所用不變資本+可變資本 或 所費資本=所費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基本上還是相同的；那么，在活勞動創造的新價值身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則無論在本質上還是在內部結構上都是十分明顯的。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每個勞動者都成為國家和企業(乃至一切社會資本)完全平等的主人，勞動者的勞動不再屬于資本家而屬于勞動者自己了，過去資本家總是千方百計壓低工人工資的現象將不復存在，而可能代之以千方百計地提高自己的工資，甚至希圖用最小的活勞動的投入獲得最大的工資收入。但真要這樣想也是行不通的。因為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人們通過工資形式能夠滿足的，往往只能是個人（家庭）正常消費的需要，卻遠遠無法滿足勞動者的全部需要。例如：人們需要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生產、學習和生活；需要社會生產不斷地進行下去、生產規模不斷擴大；需要在意外情況發生時獲得社會的有效幫助，等等，等等。這就需要有另一部分價值即剩余價值去作為社會基金發揮作用。因而每個勞動者作為一切社會資本的主人，又必然要求用最小的活勞動耗費獲得剩余價值的最大化。由于在新價值Q 一定的情況下，V越大，M越小；反之，V越小，則M越大——這一點并不以生產之“姓社”或“姓資”而有什么不同。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M與V的矛盾直接體現了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個矛盾卻根源于勞動者的雙重身份——既是自己勞動力的主人又是社會資本的主人，體現了作為整體的勞動者與作為個體的勞動者之間的矛盾。因而這個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矛盾，完全可以通過一個合適的比例獲得解決。我們把工資在新價值中所占份額即V/Q叫做工資率。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或一定社會條件下，這個工資率顯然就是按勞分配的比率；按勞分配原則可以在一定條件下通過一定的工資率得以公平有效地貫徹實施。

因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的勞動將擺脫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性質而變成聯合勞動。聯合勞動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生產和再生產直接滿足勞動者個人(家庭）生活消費需要的勞動；另一部分是勞動者為社會基金提供的勞動。對于勞動者說來，這兩者都是必要的。我們可以把前者叫做直接必要勞動，把后者叫做間接必要勞動；把直接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叫做直接價值，把間接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叫做間接價值。

這里須強調指出的是，這種完全不同于雇傭勞動的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劃分法，絕不是在玩弄概念游戲，而是有其深刻內涵的：我們用大寫字母V表示直接必要勞動或直接價值（表現為聯合勞動者應得的全部工資），用小寫字母v表示必要勞動或勞動力價值（基本工資），用 Δv表示直接必要勞動中超出必要勞動的部分，并把這部分勞動叫做剩余直接勞動；再把剩余直接勞動創造的價值叫做剩余直接價值（附加工資）。可見，V=v+Δv。  在新價值Q一定的情況下，當然不會憑空多出一個Δv。Δv既然不同于v，就只能來源于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我們用大寫字母M表示本來意義的剩余價值，用小寫字母m表示間接價值，用m 0 表示剩余價值中轉化為附加工資的部分，那么，M=m+m 0；m0 = Δv。

顯然，我們在這里所說的聯合勞動之直接必要勞動與間接必要勞動的劃分法同馬克思早已科學地揭示的雇傭勞動之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劃分法之間的關系為：

直接必要勞動=必要勞動+剩余直接勞動 或 直接價值=勞動力價值+剩余直接價值  即V=v+Δv（或=v +m 0）。　　

間接必要勞動=剩余勞動-剩余直接勞動  或  間接價值=剩余價值-剩余直接價值  即m=M-m 0或（=M -Δv）

我們用中間的雙橫線表示全部新價值Q，上述關系可圖示如下：

    從一般的理論意義上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日的延長，勞動強度的加大，一般都不會引起必要勞動的變化，而只能導致剩余勞動的增加（這是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先進科學技術的應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卻使必要勞動時間縮短，剩余勞動時間相對延長（這是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同樣是勞動日的延長、勞動強度的加大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于按勞分配規律的作用，則不僅會增大間接必要勞動量（間接價值），也必然同時增大直接必要勞動量（間接價值）。

這樣， 雇傭勞動的公式是Q=v+M或=v+m+m0， 聯合勞動的公式是Q=V+m  或=v+Δv+m。 前一個公式，反映了雇傭勞動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兩部分（或新價值分為勞動力價值與剩余價值兩部分），后一個公式反映了聯合勞動劃分為直接必要勞動和間接必要勞動兩部分（或新價值分為直接價值與間接價值兩部分）。

我們知道，生產決定消費。但生產本身不是目的（不會有什么為了生產而生產的社會生產方式），從歸根結底的意義上說，人類從事生產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消費，為了滿足人們消費使用價值的需要。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這種需要總是有一定限度的。例如，我國目前一個三口之家的城市居民，有一套百多平米的住房足矣。這是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必然實現的一個基本物質依據。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使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發生了扭曲。我們知道，一般說來，用來滿足人們需要的都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使用價值是多種多樣、千差萬別的，不同的使用價值本身不具有可通約性，這也正好同人們多種多樣的消費需要相適應。因為這些消費需要之間也不具有可通約性，同時也完全沒有非得具有可通約性不可之必要。例如，吃飽與穿暖的需要之間就是不可通約的，但同時也完全不需要通約，我們只要知道不同的人吃飽和穿暖的正常需要量各不相同，但又都是有限的，并均可以通過人們的勞動來提供這種滿足就可以了。如果說，以往人們的多種需要難以獲得滿足，主要是由于生產力水平太低的話（雖然這種說法也太過片面），那么，社會發展到了今天，還有許多人的正常需要仍然得不到滿足，則完全是一種社會問題了——具體說來就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一切都價值化、貨幣化了，這就可以變千差萬別的使用價值之不可通約性為價值上的可通約性，并一律可以通過貨幣的形式予以計量，從而變人們對使用價值的有限需要為對價值的無限貪欲。雇傭勞動之分為v與M兩部分，就是適應資本家階級對價值、從而主要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貪欲應運而生的。這種貪欲，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成功運行，在一極造就了少數人的窮奢極欲、富可敵國，由于大大超出其自身需要而必然引起社會資源與社會財富的極大浪費以及人類生活環境的不斷惡化；在另一極，則使大量人連基本溫飽問題也難以獲得有效解決。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雖然有其歷史必然性，但其背離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由其貪欲制造出來的大量無端浪費、尤其是不斷周期性爆發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必然造成社會周期性震蕩，阻礙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這就決定了它的歷史暫時性。“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與此相反，聯合勞動之分為V與m，由于符合社會需要的自然結構，就在客觀上為社會產品的實現提供了起碼的保證，為社會生產有計劃按比例地持續和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可能。我國建國后的前三十年，由于國外帝國主義的封鎖、國內敵人的破壞，以及我們自己的經驗不足，我們的發展雖然也不盡如人意，但其大體上是公平的，社會是相當穩定的（包括三年自然災害與十年文革時期也是這樣），發展的腳步也是相當快的，誰也否定不了。可如今，我們一方面砸碎了幾千萬工人的鐵飯碗，另方面又造出了上百萬公務員的金飯碗；一方面在同國際接軌的口號下制造出年薪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國企高管，另方面又以所謂打破國企壟斷為借口，極力壓低區區幾千元月薪的國企工人工資；一方面造就了擁有幾十套豪宅的政府大員，另方面又讓大量弱勢群體成員過著蝸居、蟻族的生活；一方面造就了可以讓少部分人人享盡一切淫樂奢華的“天上人間”，另方面又造成了讓人不得不開胸驗肺、富士康“十三跳”、喝毒奶粉等等人間慘劇……這一切，絕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而是背離了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初衷，實行了資本主義價值取向的必然結果。這樣說，不是認為我國經濟中已經完全沒有社會主義成分了。而是強調，在我國目前公有制經濟成分三分天下僅剩其一，從而其主體地位岌岌可危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經濟在事實上已經有著逐步取代社會主義經濟而成為“普照之光”的趨勢。上述情況的發生正是這種“普照之光”發生了轉變的結果，同社會主義毫無關系。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個生產過程開始之前，也必須將v部分以可變資本的形式準備好，并按照勞動力價值以基本工資的形式送給生產工人；該生產過程結束之后，又必須根據按勞分配原則的要求，計算勞動者提供的直接必要勞動量（或直接價值量）與必要勞動量（或勞動力價值量）的差額發放附加工資Δv。V可分為v與Δv兩部分，均以工資的形式歸勞動者個人所有。而m作為間接必要勞動或間接價值，大體上又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轉化為企業利潤，我們用m1表示；另一部分轉化為國家稅收，我們用m2表示。顯然，m=m1+m2，Q=V+m=v+Δv+m1+m2=v+m 0+m=v+M。

假設有甲、乙、丙三個前面提到的同⑴的規模完全一樣的社會主義企業，其商品價值構成均為：

　8c　+2v+0Δv+　1m1+　1m2　=12W               ⑷

這里，新價值總量為4Q，其中工資為2v，工資率為（2v÷4Q=）50%；企業利潤為　1m1，企業利潤率為 [1m1÷（8c+2v）=]10%；國家稅收總額為1m2，國稅率為[1m2　÷（8c+2v）=]10%。

    由于實行按勞分配，要求勞動者根據自己通過勞動向社會提供的新價值量，按照相對不變的工資率領取相應的工資報酬；由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社會資本仍然有著同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相類似的性質，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的規律仍然起作用，客觀上要求作為全民資本所有者代表的國家，要根據各個生產企業實際占用的全民資本量，按照相對不變的國稅率向自主經營的企業收取相應的國稅。這樣，

以⑷為基礎，如果甲企業勞動時間延長（或勞動強度提高）了1/2，其商品價值構成將變為：

　12c+2v+1Δv+1.6m1+1.4m2=18W          ⑸

即新價值總量將由4Q上升到6Q，在工資率仍為（3V÷6Q=）50%的情況下，其中工資將上升到（2v+1Δv=）3V；在國稅率仍為10%的情況下，國家稅收總額將上升到 [（12c+2v）×10%=]1. 4m2；間接價值3m的其余部分是企業利潤，企業利潤總額是1.6m1，企業利潤率上升到[1.6m1÷（12c+2v）=]11.4%。

仍以⑷為基礎，如果乙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一倍，其商品價值構成將變為：

　16c+2v+2Δv+2.2m1+1.8m2=24W          ⑹

新價值總量為8Q，其中工資為（2v+2Δv =）4V（工資率仍為50%）；國家稅收總額為1.8m2（國稅率仍為10%）；企業利潤為2.2m1，企業利潤率上升到 [2.2m1÷（16c+2v）=]12. 2%。  

還以⑷為基礎，如果丙企業生產效率下降了一半，其商品價值構成變為：

　4c+2v-1Δv+0.4m1+0.6m2=6W             ⑺

新價值總量為2Q，其中工資為（2v-1Δv=）1V（工資率仍為50%）；國有資本稅率還為 10%，國家稅收總額下降到0.6m2；企業利潤為0.4m1，企業利潤率下降到 [0.4m1÷（4c+2v）=]6.7%。  

這里，依據⑸，勞動日的延長（或勞動強度的提高），不僅延長了間接必要勞動時間，而且也同比例地延長了直接必要勞動時間；依據⑹、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或降低，直接必要勞動與間接必要勞動的比例不會發生變化，而只會同時同比例地提高(或降低)用不變價格形式表現出來的V與m的量。

由此可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搞好了，用不變價格表現出來的新價值Q總量加大了，V、m1、m2的量會同時加大；反之，這三個量又會同時縮小。三者的一致性恰恰反映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個人、勞動者集體（企業）和全體人民（國家）三者之間經濟利益的一致性。這同資本主義條件下v同M的對立，并體現為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切提高用不變價格形式表現出來的新價值的方法，都同時既是提高勞動者工資收入的方法，又是增強企業實力與加大對國家的貢獻的方法。

當然，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利益同企業生產狀況的相關度是不同的。勞動者個人同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相關度最大，二者幾乎同步變動：勞動時間延長了1/2，工人的工資也提高了1/2（如⑸同⑷比，工人的勞動時間延長了1/2，工人的工資也由2V增加到3V）；生產效率提高一倍，工人的工資也提高一倍（如⑹同⑷比 ，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一倍，工人的工資也由2V提高到4V）；生產效率下降一半，工人的工資也下降一半（如與⑺同⑷比 ，生產效率下降一半，工人的工資也由2V下降到1V）。二者幾乎完全呈正比例變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在工資率一定的情況下，工人工資同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幾乎完全同步變動。這是社會主義企業區別于資本主義企業的一個顯著特征。這是由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由每個勞動者都是社會生產完全平等的主人這一點所決定的。正是這一點，才同資本主義企業的情況恰成鮮明對照。通過對比，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搞得再好，好處都會統統落入資本家的腰包。即使資本家出于籠絡人心的需要，分出一杯羹來施舍給工人一點點，要使工人的工資收入同企業的生產經營完全同步，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性質所決定的。所以，看工人的工資收入是否同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同步，這是判斷生產之姓社、姓資的一個顯著標志。　　

企業的經濟利益同其生產狀況呈正相關關系。如⑸同⑷比，工人的勞動時間延長了1/2，，企業利潤率由10%上升到11.4%；⑹與⑷比 ，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一倍，企業利潤率由10%上升到12.2%；⑺同⑷比，生產效率下降一半，企業利潤率由10%下降到6.7%。

國家的經濟利益同企業的生產狀況相關度較小。無論企業的生產效率如何，國有資本（全民資本）稅率不變。但是國家的稅收收入主要來自全民企業，全民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變好或變壞，國家稅收總額必然隨之提高或降低。即使對于個別企業說來，其生產效率的高低由于直接影響企業集體和企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也會使國家可以收取的所得稅等發生相應的變化。所以，歸根結底，國家的經濟利益同企業的生產狀況同樣呈正相關關系。

這樣一來，在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中，只有工人的個人工資收入同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完全一致；而國家、集體同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只是正相關關系，卻不是完全同步的。但這又是一個假象。在新價值一定、工資率不變的情況下，國家、集體的利潤加總作為新價值的另一組成部分（剩余價值）自然也是一定的了。人們之所以會得出國家、集體利益同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不完全同步的錯誤結論，是因為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后，掩蓋了事實的真相。從歸根結底的角度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實質上還做了這樣一個假定：當企業的生產效率提高了，從而需要增加貨幣作為追加的不變資本時，國家可以立即撥款來；當生產效率下降，從而不需要那么多不變資本時，企業又可以立即將多余部分以貨幣形式退還給國家。即企業的規模可以根據生產效率的變動情況隨意擴大和縮小；而企業所占用的可變資本的數量，從而企業的組成人員則基本上不發生什么變化。這種假設顯然有不盡合理之處。

我們還可以做相反的假定，即無論生產效率提高還是降低，企業所握有的全民資本的規模不變，并負有使全民資本保值增值的同等責任；企業職工則可以根據生產的實際需要或進或出。再假定有三個均經營著100K（單位為千元，下同）的國有資本，各有職工40 名；資本有機構成均為4c：1v；周轉時間為一個月，生產的產品全部賣出，賣出的價格為120W；工資率為50 %；國稅率為10%，其中一半即5%屬于全民資本增殖率，另一半 （同樣為5％）上交國庫。在第一個生產周期，這三個企業產品的價值構成均為：

　80c　+20v+0Δv+　10m1+　10m2　=120W

這里，每個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勞動力價格）為人均（20v×1000元÷40人=）500元，附加工資為0，工資率為50%；企業利潤率為（10m1 ÷100k=）10%；國稅率為（10 m2÷100k=）10%。

假設在第二個周期中，甲企業勞動生產率不變，勞動時間延長了（或勞動強度提高了）1/2，在全民資本增殖率為5%（由100K提高到105K）的情況下，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率會由4:1上升到6:1（表現為90 c：15v），由于可變資本由20v降至15v，工人人數就將由40人降到30人；原來40人可創造新價值40Q，30人則只能創造新價值30Q，但由于勞動時間延長了（或勞動強度提高了）1/2，新價值總量也將由30Q上升到45Q。在工資率仍為50%的情況下，工人工資總額將達到22.5V，并分為15v與7.5Δv兩部分。每人的工資也會平均增加1/2。新價值余下部分（間接價值）22.5m，扣除按10%國稅率計算的國家稅收（105K×10%=）　10.5m2　之后，剩下的就是企業利潤（22.5m-10.5m2=）12 m1了。企業利潤率將達到（12m1÷105K=）11.4%。就是說，這時甲企業產品價值構成將變成：　　

　90c　+15v+7.5Δv++　12m1+　10.5m2　=135W

但這樣一來，就會有10名工人失業；如果要保證工人不失業，保持工人人數不變，就需要國家追加全民資本投資，從而該企業產品的價值構成將是：

　120c　+20v+10Δv++　18.5m1+　10.5m2　=180W

但這樣做（延長工人勞動時間或提高工人勞動強度）的結果，會影響工人們的休息與健康，是社會主義原則所不允許的（除非為形勢所迫，若不這樣做會影響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才會偶爾允許這樣做一回）；而且這樣做一旦造成工人失業的嚴重后果，理所當然地會被立即叫停。我們之所以將此情況下企業產品的價值構成情況也一一列出，是要讓大家看到，即使在這樣情況下，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也是完全一致的：延長工人勞動時間或提高工人勞動強度，生產工人的個人工資收入會同步提高，企業利潤與國家稅收同樣會跟著增加。

再假設在第二個周期中，乙企業生產效率提高了一倍。這就意味著：⒈每個勞動者平均推動的不變資本量上升了一倍，即資本有機構成由4c：1v上升為8c：1v；⒉每個勞動者在這一周期中創造的新價值總量也提高了一倍。假設單位商品的價格不變，并全部賣出。這時，在全民資本總額增殖率為5%的情況下，該企業產品價值構成變為：

       　93又 1/3 c+11又 2/3 v+11又 2/3 Δv+12又 5/6 m1 +10.5m2=140W　　

國有資本總額由100K上升到105K，在資本有機構成變為8c：1v的情況下，可分解為93又1/3 c+11又 2/3v；在勞動力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工人人數將由40人減少到 (11又 2/3v×1000元÷500元/人=)23 又 2/3 人；每人創新價值由1000元上升到2000元。在工資率仍為50%的情況下，人均工資由500元上升到1000元，工資總額上升到23又1/3 V（分解為11又 2/3v+11又 2/3 Δv）；國稅率不變，仍為10%，稅收總額上升到10.5m2；新價值中余下部分(12又 5/6 m1)為企業利潤，企業利潤率上升到（12又5/6 m1÷105k =）12.2%。     

那么，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不是一定會造成工人失業，即發生機器排擠工人的現象呢？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當然不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往往意味著該企業產品適銷對路，符合社會需要，必然受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國家資金支持。這樣，23又2/3 名工人可推動105K資本；40名工人則可推動180K的資本。按照8c：1v的價值構成，可分為160c+20v。即在工人人數（仍為40人）不變的情況下，該企業產品的真實價值構成將變為：

160c+20v+20Δv+22 m1+18m2=240W　　

即在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的情況下，工人的工資也將提高一倍，國家稅收與企業利潤總額也跟著上升一倍。

同樣在第二個周期中，又假設丙企業生產效率下降了一半。這就意味著：⒈每個勞動者推動的不變資本的數量下降了一半，資本有機構成下降為2c：1v；⒉每個勞動者在此周期中創造的新價值總量也下降了一半。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該企業產品的價值構成變為：

70c+35v-17.5Δv+7m1+10.5m2=105W

國有資本總額同樣上升到105K，在資本有機構成變為2c：1v的情況下，可分解為70c+35v；在勞動力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工人人數將由40人增加到（35v×1000元÷500元/人=）70人，每人創新價值由1000元減到500元；在工資率仍為50%的情況下，人均工資由500元減到250元，工資總額下降到17.5V（分解為35v-17.5Δv）；國稅率不變，仍為10%，國家稅收總額上升到10.5m2；新價值中余下部分7m1為企業利潤，企業利潤率下降到（7m1÷105k=）6.7%。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該企業生產效率下降一半，一定是因為出現了自然災害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業的產品仍然是社會所需要的，該企業就不會輕易破產，同時，工人人數也不會輕易增加，在“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氛圍中，其結果必將激起該企業工人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從而可以通過盡可能采用先進科學技術、延長勞動時間或提高勞動強度等辦法，減少生產效率下降的損失。這樣，在70名工人須投入35v可變資本的情況下，40名工人則只須投入可變資本20v即可。由此，105K總資本的剩余部分85 c將統統成為不變資本。既然投入70 c不變資本可生產出價值105W的產品，那么，投入85 c不變資本就將生產出價值127.5W的產品。從中扣除85 c舊價值，新價值就是42.5Q。再按照50%工資率，工資總額將達到21.25v（可分解為20v+1.25Δv）。國稅10.5m2不變，企業利潤還可達到10.75m1的份額。因而該企業產品的真實價值構成將可能是：

85c+20v+1.25Δv+10.75m1+10.5m2=127.5W

即在整個社會的大力支持下，經過該企業全體工人的共同努力，國家（全體人民）、集體（企業）和工人（個人）三者利益都可以獲得保全。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此，我們仍然可以得出一個與前一個條件下幾乎完全一致的結論。唯一不同之處在于：在前一個“假定”下，國稅率雖不變，但國家稅收總額隨企業生產效率的變動而變動；在后一個“假定”下，國稅率不變，稅收總額隨全民資本增殖速度穩步變動，并不以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為轉移。其實，這種不同完全是一種錯覺。在前一種情況下，單從個別企業看，稅收總額似乎隨企業生產效率變動而變動；但有的企業使用全民資本多一些，有的企業使用的全民資本少一些，從整個社會角度看，在某特定時期，一切企業使用的全民資本總額總是一定的，只要稅率不變，稅收總額也不會變化。這同后一種情況完全一致。那么，我們能否由此得出結論說，企業生產效率的高低只同企業職工本身利益有關，而同國家利益關系不大呢？絕對不是。第一，從整個社會看，國家稅收歸根結底只能來自生產企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全體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越多，從而剩余價值越多，國家得到的稅收才能越多；否則只能少些。第二，從個別企業看，如果它的生產效率高了，國家在征得一定的資本占用稅、資本增殖稅外，還可以征收一定的企業所得稅；如果企業的生產效率太低，甚至破產，雖然法律同樣可以要求其首先做好國有資本的保值、增殖工作，但這種保值、增殖只能是理論上的，實際上是難以辦到的。國家的稅收歸根結底來源于生產企業；生產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不僅直接影響企業工人的個人利益，而且最終也必然同國家利益密切相關。

所以，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經濟利益雖也有矛盾的一面（表現為在新價值一定的條件下，其中一方多得了，另兩方就會少得）；但其一致性更為根本；V、m1、m2三者肯定會隨著生產效率的變動而同方向變動。一個人為社會提供的間接必要勞動越多（即為集體和國家貢獻越大），其為自己提供的直接必要勞動就越多，工資水平也越高。因而，在社會主義經濟法規完滿健全的情況下，一個人獲得的工資收入越多，就不僅說明其提供的直接必要勞動越多，也說明他提供的間接必要勞動越多，說明其對社會的貢獻越大，越應該受到人民的尊敬。

從上面的事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不僅僅根本利益一致，而且還是誰也離不開誰的。首先，勞動者個人生產條件的改善與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賴于國家的富強和全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國家、企事業集體的生存、發展也有賴于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積累。同時，任何企事業集體都是在國家范圍內生存、依賴國家和全民人民的支持，“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勞動者組成的企事業集體則是國家的細胞、國家發展壯大的不竭動力源。如果大多數人、大多數單位同國家離心離德，這個國家最后土崩瓦解的悲慘結局就指日可待了。

當然，以上所說，只是一種紙上推演，遠遠不是社會現實。而且，我們的研究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科學抽象法的要求，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抽象為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情況下進行的，而這種經濟條件至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在我國建國以后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普照之光”。我相信，我的這個研究方向是正確的。只要我們的改革一步一個腳印地沿著前人已經開辟出來的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其結果盡管同我們的分析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其差距絕不會太大——從而完全不必經過一個“先富”的彎路，就可以促使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斷完善，并達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最終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遠大理想。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