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美國資深記者對“重慶實踐”的采訪報道

李克勤（jixuie）題記：重慶以“唱紅打黑”而聞名于世，有學者以“重慶實踐”概括這幾年重慶的做法。不管是從實踐還是從理論角度，重慶的探索，以及學者對重慶的研究，都是有益的，無可指責的。對于外國朋友的評價，我們也應該加以關注。當年毛主席、周總理每天都要看《參考消息》，了解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評論。羅伯特·德里法斯和托平對重慶的采訪報道，尤其是后者與重慶的特殊感情，也許會給我們帶來更多思考。

托平夫婦在西南政法大學

羅伯特·德里法斯是美國《國家》雜志的資深記者。

2009年他專程來到重慶采訪。他寫道，“重慶的城市化規模難以令人置信。根據計劃，重慶每年要把50萬人從農村遷到城市生活。這意味著，重慶必須規劃、準備和建設一個亞特蘭大城，并為這座城市提供相應的就業、道路、房屋、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等等。”

他為這篇文章起了一個特別的題目：《重慶：一個城市的社會主義》。與此相對，2009年美國發現頻道播出了著名記者泰德·考帕爾攝制的紀錄片《資本主義的人民共和國》，該片圍繞重慶發生的故事，深度報道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人民。

考帕爾1972年曾隨尼克松訪華首次走進中國大門。自那以后，考帕爾總是從一個新鮮的角度報道中國發生的故事。

多數西方人沒聽說過重慶，但到過重慶的西方人卻都在驚嘆：重慶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

還有一位美國資深記者就在不久前來到重慶。

90歲的美國《紐約時報》前總編輯西默·托平帶著“要弄清楚”的想法，2010年12月9日來到了重慶。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剛剛離開這里。

托平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重慶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這樣引人注目？”

在完成他的重慶采訪后感慨道：“64年前在延安，最讓自己感動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今天在重慶，我看到這種精神依然在閃光。”

西摩·托平于1921年12月11日出生在紐約。他1943年畢業于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托平先生是普利策獎評委會主席，同時也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院從事國際報道研究的教授。托平先生也曾經做過《紐約時報》的執行編輯與海外編輯。在托平于1959年加入《紐約時報》的時候，他已擁有長達13年的駐外記者的經歷。從1959年到1993年，他在《紐約時報》的各個不同的崗位上都工作過。1972年，托平出版了《新舊中國的旅行》。

托平的夫人奧黛莉·托平是一名作家、攝影記者和紀錄片制作人。奧黛麗·朗寧·托平女士的父親就是為中加友誼作出突出貢獻的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朗寧。，她因此于1947年至1949年在南京生活。托平夫人是研究中國的專家。她也是1960年代屈指可數的進入中國采訪的西方記者，這樣的記者有我們熟知的埃德加·斯諾。

毛澤東喜歡并善于與西方記者打交道，和他最密切的外國朋友就是美國記者斯諾。早在延安時期，他就表現出讓美國人著迷的開放性。新中國建立以后，不是中國不開放，恰恰相反，是西方國家不向中國開放。1956年，毛澤東決定讓美國記者到中國來。這年8月，中國政府單方宣布取消不讓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邀請美國15個重要的新聞機構派記者來華訪問一個月。美國國務院在美國新聞界的極度興奮面前保持了僵硬的立場，直到頂不住強大的壓力，才準許24個新聞機構派記者到中國。美國記者評論說：毛澤東成功地讓美國新聞界去反對美國國務院。毛澤東的開放與美國官員的僵化形成鮮明對比，毛澤東最終讓那些不想向他開放的西方世界不得不解除對新中國的封鎖，你說毛澤東到底開放，還是不開放？

托平在1946年以國際新聞社記者的身份被派駐北平報道中國內戰；1948年在南京加盟美聯社，是第一位報道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外國記者。1949年4月23日夜，托平先生在南京西門（現挹江門），親眼目睹了解放軍浩浩蕩蕩入城的場面。隨即托平成了向世界發布南京解放消息的第一人。而托平夫婦就是在南京相識相愛并且訂婚的。

2004年4月，托平先生在參加完清華大學全球報業峰會之后，專門偕夫人來到南京，參觀《揚子晚報》社，故地重游古城南京。

1971年托平以《紐約時報》副總編輯身份訪問中國，這次經歷，也使他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后采訪周總理的第一位美國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共進晚餐時，周恩來對全體在座者說：“托平是我們進駐南京城的見證人。他在1949年4月親眼目睹了新舊中國的改朝換代。”

在不同時期，托平夫婦對中國許多領導人如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李先念等進行過采訪。

周總理曾為托平夫人的著作《東方欲曉》簽名，并且說：“感謝你為中國所做的一切。”經周總理同意，她獨家向全世界披露了西安兵馬俑大發現，該報道成為《國家地理雜志》封面文章。

1971年，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設晚宴招待朗寧（托平的岳父）和他的女兒奧瑞。

周總理斜身靠在沙發上，跟朗寧大使回憶他們當年在重慶和南京的時光，時而兩人還開心地笑起來。周總理的英俊神態被奧瑞抓拍到了，她一口氣拍了幾十張。后來，這些照片沖印出來后，奧瑞拿給周總理看，周總理笑了，奧瑞再次抓拍。在這兩次拍攝的照片中，一張成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像，另一張被中國政府選為周總理的遺像。

2010年12月托平夫婦訪問重慶時，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送給托平夫婦兩尊銅像，分別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偉人的銅像，看上去神采奕奕。瞪大了眼睛，目不轉睛地看著周恩來的銅像，托平夫人驚喜地叫出聲來。原來這尊銅像，正是以39年前奧瑞給周總理拍攝的那張照片為原型創作的。

西摩·托平夫婦對重慶實踐的關注，以及極其有好的表示，讓我們不得不問個為什么，這就不得不要了解托平的岳父切斯特·朗寧

周總理1970年代接見切斯特·朗寧和女兒奧黛麗

切斯特·朗寧是一個“湖北佬”，能講一口地道的襄樊話，1894年出生于湖北襄樊的一個傳教士家庭，曾先后任加拿大駐重慶使館參贊，加拿大駐挪威、冰島大使，加拿大外交部遠東司司長。郎寧大使為推動1970年加拿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了關鍵貢獻，名垂青史，被授予加拿大最高榮譽-聯邦一級勛章（Champ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還多次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以國賓身份來華訪問。

朗寧從小在襄陽長大，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1923-27年曾在襄陽樊城中學任教。1927年回到加拿大，任卡姆羅斯路德學院院長，1942年-1945年任加拿大皇家空軍情報分析處處長。

1945年抵達重慶，任加拿大駐重慶使館一等秘書，是加拿大大使奧德朗將軍的高級政治顧問，后任加拿大駐南京使館臨時代辦。朗寧對重慶的熟悉，自然就影響了他的女兒和女婿，恐怕這是托平夫婦對“重慶實踐”特別關注的歷史原因。

朗寧1951年回國后任加拿大外交部美洲及遠東司司長，1953年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任加拿大代表團特別政治顧問，后任加拿大駐挪威和印度大使，1966年任加拿大大使級特別代表，出使西貢和河內。

朗寧的一生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是加拿大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朗寧出生在中國、了解中國、對中國有深厚的感情，他與加拿大總理皮爾遜、特魯多，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周恩來、陳毅、董必武、喬冠華、黃華，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陳立夫等都有密切的接觸和交往，他的一生為推動加拿大承認中國做出了杰出貢獻，特魯多政府1970年正式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特魯多總理曾說：“我們都為加拿大同中國建交感到高興，最為高興的加拿大人要數朗寧了。這位退休外交官多年來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呼吁加拿大承認中國”；加拿大前任駐華大使碧福認為：“朗寧把他的一身都獻給了中國人民的事業，甚至當他在其他國家工作而與中國沒有直接關系時，他也從未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宣傳中國”。朗寧不僅獲得了加拿大阿爾伯塔省最高榮譽勛章，并于1972年獲得了由加拿大總督頒發的加拿大一級聯邦勛章，以表彰朗寧為推動加拿大承認中國所做出的杰出貢獻。

朗寧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并宴請了朗寧；1973年周恩來與鄧小平和李先念一道再次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并宴請來訪的朗寧。朗寧的著作《中國革命回憶錄--從義和團運動到人民共和國》經朱鎔基總理批準，由外研社在中國國內原文再版。　

朗寧的重慶歲月還有幾個細節值得關注。

1942年到1945年朗寧擔任加拿大皇家空軍情報分析處處長，他負責的加拿大情報分析機構遷往首都渥太華。隨著戰爭臨近結束，盟國對戰后的政治安排提上了議事日程，加拿大情報與外交部門之間的工作聯系和溝通多了起來。朗寧和時任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長的休姆·朗時有接觸。

日本投降后剛幾天，休姆·朗副部長向朗寧提到，加拿大駐重慶使館已經建立4年了，那里人手不多，奧德朗大使一直向外交部要人，希望能派精通漢語的人到重慶去，外交部物色了兩個候選人，希望朗寧能幫助外交部測試候選人的漢語水平。朗寧發現兩個候選人的中文水平都不能與中國人進行有效的交流，這個結論讓外交部陷入了困境，而加拿大駐重慶使館催得很急，副部長突然想到，為何不讓朗寧到重慶工作呢？這個念頭改變了朗寧的一生……

1945年11月，朗寧經過短暫的外交工作培訓后，從蒙特利爾乘一架由加拿大皇家空軍轟炸機改裝的客機經過愛德華太子島、紐芬蘭、亞速爾群島、非洲西海岸、馬爾他抵達埃及、隨后改乘英航的飛機經幼發拉底河谷、迪拜到達印度加爾各答，經英國陸軍和美國領館的幫助，朗寧拿到了飛往重慶的機票。

在機場，朗寧遇到了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之后返回重慶的董必武和章漢夫，三人共同乘坐中國中華航空的C-54道格拉斯飛機飛往昆明。董必武是湖北黃安人，聽出了朗寧的湖北口音，三人結伴而行，一路上三人從攀老鄉談到天氣，從天氣聊到政治。

飛機最后降落在重慶白市驛機場，機場班車把朗寧送到美國陸軍司令部，加拿大駐重慶使館的車早已等候在那里。使館的車把朗寧送到神仙洞街97號加拿大使館，奧德朗大使和使館工作人員列隊迎接朗寧的到來。朗寧的房間在使館二樓，只有一個公共衛生間，熱水也要定量供應，房間沒有暖氣，泥巴墻千瘡百孔，窗戶突出墻外，站在窗前可以一覽神仙洞街的全境，還可以清晰聽到對面飯館和茶館顧客的大聲喧嘩。來到重慶的第一個晚上，朗寧在他的新居睡得很香，早上醒來，只見肥皂盒里的肥皂已被老鼠啃得亂七八糟；第二天晚上，幾只老鼠列隊站在小衣柜上，朗寧只好抓起皮鞋扔過去，那些老鼠一溜煙躥回洞里，不久后又溜了出來，朗寧又將皮鞋扔過去，最后只好開著燈勉強睡了一覺。

早上朗寧見到大使后報告老鼠夜襲。大使淡然一笑，說到：“這里的老鼠比兩年前少多了！1943年我剛來時，每天能見到30多只老鼠，現在每天也不過只見到三、四只。”

朗寧經常陪同大使到中華大學發表演講并擔任翻譯工作，中華大學從武昌遷來，學生多為湖北人，他們對朗寧這位加拿大人的湖北口音太熟悉了，朗寧講了他和湖北的淵源，臺下不時爆發出熱烈掌聲；郎寧經常為奧德朗大使會見中共駐渝代表擔任翻譯，有機會見到葉劍英和中共南方局外事組組長王炳南。

1946年1月和平協議簽署后，周恩來邀請奧德朗大使和朗寧到周公館做客，1946年4月，周恩來在重慶再次宴請了奧德朗大使和朗寧，這是朗寧第三次見到周恩來，朗寧認為周恩來真誠可信、熱情感人、沒有絲毫做作，談話直率、尖銳，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4月23日，加拿大駐重慶大使館關閉，駐南京大使館同時開館。1946年10月，朗寧開始擔任加拿大駐南京大使館臨時代辦，成為加拿大駐華的首席外交官。1973年9月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并宴請了來訪的朗寧，隨后朗寧故地重游，訪問了重慶、并游覽了長江三峽；1975年10月朗寧再次訪問了重慶和成都等地。

朗寧退休后曾四次訪華。前兩次都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會見。最后一次是在1983年，當時他已89歲的高齡，身體已不是很好，但他還是懷念令他夢魂縈繞的中國。行前他召集六個子女開會。他說，臨終前他有三個愿望：第一，去湖北省襄樊市為他的母親掃墓；第二，參觀他向往已久的敦煌石窟；第三，看看萬里長城的西端嘉峪關。開始，六個子女意見不一，有的人擔心他經不起長途跋涉；也有人主張成全他的愿望。最后決定，除小兒因工作不能脫離外，一家六口（包括四個女兒和大兒夫婦）都陪他去，并在他的出生地為他慶祝九十歲生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聽說朗寧要訪華，便主動發出了邀請，并安排好接待工作。

1983年10月中旬，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朗寧一行飛抵北京機場，由兩個女兒攙扶他走下飛機，老人非常興奮，和迎接他的中國朋友互相擁抱，并用湖北腔喊：“湖北佬又回來了！”

他們住在對外友協所屬的友好賓館，這個賓館解放前曾是蔣介石住過的別墅。他很驚訝，顧不得休息，每個房間都看了一遍。第二天，王炳南會長在人民大會堂宴請朗寧一行。這兩位老朋友最后一次見面是在1961年的日內瓦會議，時隔20多年后再次重逢，自然非常高興。王炳南敬酒時對朗寧說：“在你89歲高齡的時候能夠再次訪華，我們感到非常榮幸！”朗寧笑著說：“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榮幸，反正你把我安排在你的老對手蔣介石住過的房子里了。”王炳南大笑起來，說：“我們把你安排在那里，是因為你既是新中國的老朋友，也是舊中國的老朋友啊！”王炳南的巧妙回答，引起了在座所有人的歡笑。

朗寧把他的六個子女，從1到6都編了號，每天早晨外出之前都要排隊點名，唯恐漏掉一個，然后用中國話喊“開步走！”

朗寧在北京住了三天，主要是會見老朋友。之后，到外地參觀訪問。按照朗寧的愿望，訪問了西安、敦煌、嘉峪關、蘭州、炳靈寺。一路上，老人神采奕奕，不斷講中國故事和猜謎語，如“一個老頭八十八，先長胡子后長牙。”（玉米）“金斧頭，銀把兒，猜著了是個笑話。”（豆芽）有人問他為什么是個笑話？他說：“我一逗，你一笑就露出了牙齒，這不就是‘逗牙’嗎？”每當聽到大家的笑聲，老人就顯得很開心。

參觀敦煌石窟時，老人看得非常仔細。他給他的孩子們講起了石窟的歷史和壁畫的故事，儼然當起了導游。當地工作人員怕老人爬上爬下過于勞累，特地為他準備了一把椅子，供他休息，但他寧愿多看一點，很少坐下。

旅途的最后一站是朗寧的出生地——湖北襄樊。朗寧曾于1971年和1975年兩次回襄樊為他的母親掃墓。這一次他可能意識到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一掃前兩天的歡快，變得沉默起來。到達當天，就率領子女到墓前祭掃，了卻他此次訪華之行的最后一個愿望。

晚上，襄樊市長為朗寧舉辦了盛大的宴會，按照中國虛歲的算法，慶祝他九十歲生日。宴會上還特地準備了壽桃、壽面。當地認識他的人也前來祝壽，還燃放鞭炮，以示慶祝。至此，為朗寧的最后一次訪華，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老人回到卡姆羅斯后，身體和精神已大不如前，再也不能生活自理了，不久便住進了養老院。1984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老人終于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之路，默默地離開了人世。

中國駐加拿大代辦參加了葬禮，在悼詞中稱贊朗寧是“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加拿大前駐華大使碧福稱他是“一位事實上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人民事業的人”。加拿大前總理克雷蒂安稱贊他是“中加友誼的奠基人”。

2010年朗寧的女兒、女婿來到重慶，與大學生有一場精彩的見面會。

“你問我為什么對我來講中國這樣難舍難分？有三個原因：首先，我在中國遇見了奧瑞；二是中國是我當記者的起點；三是在中國生活和工作，我對中國人民產生了極深的感情。這就是為什么我和我的夫人，專門從紐約飛到重慶來慶祝我90歲的生日。”

　　西南政法大學近300名學生擠滿了圖書館報告廳，過道里也站滿了人。托平一路小跑似的登上了主席臺，站在演講臺的麥克風前，一口氣講了近一個小時。

　　“我是在高中時，讀到了埃德加·斯諾的史詩般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又譯《西行漫記》）。我那時的夢想就是到中國當記者。”托平說，“從1946年我來中國當記者算起，我報道中國已經長達64個年頭了。”

　　“美國的新聞理念是否適合中國照搬？”學生問這位美國新聞界的長者。

　　“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普世的新聞標準。任何一種新聞標準必須適應當地的國情。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中國必須發展一套適合自己的新聞標準。”

　　在座的學生分享著他的感悟：“我認為，作為記者最重要的是為人民服務，為你的國家效勞。”他對臺下的學生說，“除此之外，你必須具備新聞報道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聞報道中。否則，你永遠當不好記者。”

　　“實踐是新聞專業學生必需的。”托平說，“你要觀察和記錄你要寫的每一件事和每一個人。如果你不親自采訪，你就沒有資格去寫作。”

　　在重慶期間，90歲的托平，不斷乘車穿越長江、嘉陵江大橋，四處觀察訪談。

　　“我們家族六代人都在中國生活過。”托平夫人說，他們在中國有做牧師的，有當老師的，有當記者的，也有經商的。看著報告廳里多數大學生是女孩子，她說：“1891年，我爺爺在湖北襄樊創建了中國第一所女子中學。那個時候，中國的女子都裹著小腳。我奶奶經常在河邊看到被溺死的女嬰。而今天，中國學新聞的多半是女生。中國已經進入了現代社會。”

　　“由于戰亂和社會動蕩，我們的家人不斷離開中國，又不斷回到中國。1891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爺爺奶奶為逃命離開中國；上世紀20年代，中國軍閥混戰，我全家再次逃命離開中國；上世紀30年代，日本入侵中國，我全家再次逃離中國；上世紀40年代，中國解放戰爭，我全家再次離開中國；1950年，抗美援朝爆發，我全家再次逃離中國；1966年，我正在中國采訪，‘文革’動亂，我又一次逃離中國。我們應該看到今天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這么多年來，中國再也沒有戰亂了。這是要十分珍惜的。”

　　“事實上，我們一家不斷逃離中國，事后又回到這個國家，更加深了我們對中國的熱愛。”托平夫人說。

　　“毛澤東對中國的最大貢獻是，結束了中國的內亂，把中國大陸又重新統一起來，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奠定了基礎。”

　　“在美國，今天一些人，包括記者，不了解整個中國的歷史。這些人不知道他們是在直接與間接地干涉中國內政，如諾貝爾和平獎問題。由于他們不理解中國的歷史，就很難接受中國的情緒化反應。”托平說。

　　“我完全同意這樣一個中心觀點，那就是中國在充滿活力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會不斷進步，中國人民的各項權利會進一步得到加強。”托平說，“在我看來，重慶的做法正是中國幾代領導人所堅信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從延安到重慶，我作為一個記者整整走了64年。我發現，中國越來越成長和成熟了。”

后記：我們對于外國人講的話，需要思考，需要用我們自己的頭腦思考，那么前提就是我們得有頭腦，我們頭腦里不能是空的，那么別人說什么就聽什么，那就成了傀儡。我們要學習毛主席周總理過去的做法，既有自己牢固的世界觀，同時又善于吸收外來文化優秀的東西，真正做到“洋為中用”，實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原文地址：兩位美國資深記者對“重慶實踐”的采訪報道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B282C767DA5.html

兩位美國資深記者對“重慶實踐”的采訪報道（續1）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B28628D7DA5.html

http://www.like-qin.com/shownews.asp?id=752

參考：毛澤東到底開放，還是不開放[2009-09-13 07:08]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86EE091FDAD

席勒：感受能力的培養是時代最迫切的需要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B268478FD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