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網上看到這樣一則報道：昆明市政協委員胡開林近日在昆明市“兩會”上的發言：別說目前的基尼系數是4，就是40都沒問題，社會貧富差距就是要大。堯舜講財富平等，所以連個子都沒留下；考古挖出殷商多少財寶，都是巨大貧富差距形成的。面對這番言論，網友表示被“雷”得不輕，感嘆“沒文化，真可怕”。　　

我認為網友們真的有點冤枉胡委員了，他能說出這番話其實證明他還是有一些“文化”的。他拿堯舜與殷商相比，無非是把殷商時期相對發達的生產力和懸殊的貧富差距聯系起來，以證明貧富差距的合理性，既然能用“唯生產力論”為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作辯護，證明此公還有那么一點剝削階級學術文棍的素養，怎能被歸入“沒文化”之列呢？他的話招致網民反感可是一件好事，以后再有人被“唯生產力論”忽悠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胡委員的話給他醒神，假如他能恍然大悟，就說明他還心向人民，孺子可教；假如他還執迷不悟，那大家就不必再對牛彈琴啦！　　

“唯生產力論”錯在何處？我認為所謂生產力的發展，無非就是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方式的變革必然離不開分工合作的改進。要提高分工合作的效率，就必須提高人類社會的組織化的程度，組織越嚴密，等級往往越森嚴，問題就在等級上：組織里誰決策、誰指揮、誰執行，人的能力有差異，思維水平有高低，不同組織成員的威望當然就有高低之分，等級不分化是不可能的。每個人都有私欲，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剩余產品越來越多，私欲與等級相結合，私有制自然接替公有制，階級還遠嗎？有了階級分化，怎能沒有剝削，有了剝削，怎能沒有貧富懸殊！組織內的等級分化，一直是人類社會變革繞不開暗礁：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社會分工，分工產生組織，組織催生等級。剝削、壓迫、不合理的貧富分化只是生產力進步、人類社會組織效率提高的副產物，是組織內的位高權重者私欲膨脹、走火入魔結出的惡之花，而不是生產力進步的原因。有些人利用“唯生產力論”倒果為因，導致的必然惡果是：人類總是通過壓迫自己的同類來“解放”生產力，生產力越發展，這種壓迫就越深，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工人階級曾經的悲慘處境就是證明，馬克思看到了這一點，所以盡管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經常提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但《共產黨宣言》最后的落腳點不是解放生產力，而是解放全人類，是要讓每個人都能得到充分的自由與發展！這是“唯生產力論”者最愛忽略的問題！今天，盡管發達國家的勞動者似乎已經擺脫了曾經的悲慘生活，但處在全球化體系邊緣地位的地區和國家的人，尤其是深受新自由主義之苦者，仍未擺脫命運的魔咒，而如今的金融危機更是提醒人們，昨日的惡夢有可能卷土重來，于是發達國家的人們就紛紛購買《資本論》溫習起功課來了。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其實胡委員的話在半個多世紀前曾被一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說過，當然遣詞造句大有不同，大致內容就是“剝削有理，剝削有功，剝削越多功勞越大”之類的東西，不過胡委員的話也可歸納為“貧富差距有理，貧富差距有功，貧富差距就要大”。剝削和貧富差距有沒有關系，公道自在人心，問題在于，假如我們對力挺貧富差距者嗤之以鼻，又應如何看待鼓吹剝削有功的人呢？相隔半個多世紀的2個人，是不是都有意無意的掉進“唯生產力論”的陷阱里呢？把發展生產力的功勞算在剝削頭上，至少是張冠李戴、誤人子弟吧！如今他的高論被既得利益者拿來為貧富差距辯護，他若泉下有知，會哭還是會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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