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本：反腐有成就可以取信于民嗎？　　

作者  蘇  杜　　

日期  　2011-01-15　　　

       （本文大意：反腐有成未必能取信于民，尤其以“以人為本”為反腐之本。縱使滿朝能臣，遍野良吏，月白風清，光天化日，而終于難得民心者，在于貪腐雖然均取自民脂民膏，但廉正卻依附于不同階級。既承認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得承認這還是階級社會，其中人分階級而立場，其中事依階級而是非，從而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思想革命理論辦事。這才是本中之本。）　　

       對反腐有成以取信于民、實現小康、長治久安，好多人熱烈支持堅決擁護，但是我有點不同看法 --- 但我可不是“異見分子”。我以為，反腐有成未必能取信于民，尤其以“以人為本”為反腐之本?！唵握f吧，倒是看了點中華傳統、孔子之道才有的想法?！　?/p>

       不必遠征魏晉唐明，單就眼下作家們愛作，演家們愛演，看客們愛看的大清與民國來說，現成的例子就俯拾皆是。大清重臣曾國藩、李鴻章，民國大家胡適之，他們生前身后何曾有半點貪腐的惡嗜或惡謚？曾文正公雖為朝廷第一要員，但“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恪守“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日知其所無，月忘其所能”，堅信“處此亂世，愈窮愈好”，力行“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一生誠、敬、靜、謹、恒、慎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尤其所創湘軍，將帥廉明，軍紀嚴格，勇猛善戰，戰功卓著。同科進士李鴻章以曾國藩為師而勝于藍，終為大清“倚作畿疆門戶、恃若長城的股肱重臣”。他首倡洋務，“坐鎮北洋，遙執朝政”，力主“外須和戎，內須變法”，“外修和好，內圖富強”。他“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圣”，一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臨終之際，“兩目炯炯不瞑”，仍放不下“未了之事”。洋博士的胡適之，對毫無文化的舊式夫人不棄不離，更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然而終身篤行“仁義禮智信”“溫良謙恭讓”的正人君子群中的這三個代表，卻半點也沒有取信于民。曾國藩殺人如麻，重則立決，輕則仗斃，多為虐殺，時稱“曾剃頭”，小兒夜哭，恫以“曾剃頭來了”，立止，如此一位“曾屠戶”，談何取得民心？李鴻章主持外交，從來是要合作，不要對抗；要緩和，不要緊張；要對話，不要對抗；要和平、不要戰爭，一生簽下了出賣中華民族主權與領土的三十多件不平等條約，當時就惹得拳民造反，公車上書，光緒思變，又談何民心相向？美式博士之胡適之，在日本鬼子打倒北京城下之際，還堅持“在不放棄國聯與國際的原則之下，我們可以和日本作種種事實問題的討論”，譏笑民眾武裝抗日是“提起鐵匠鋪的大刀”去和那些“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拼命”。如在今天，那是十分符合 “以對話協商為解決半島問題的唯一有效途徑”的國策的，但在當時，怎么能取得出沒在太行山、青紗帳里抗日健兒的信與心呢？　　

       縱使反腐有成，滿朝能臣，遍野良吏，月白風清，光天化日，而終于難得民心者，在于貪腐雖然均取自民脂民膏，但廉正卻依附于不同階級。曾國藩有“中華千古第一完人”之說，但他卻是“地主階級中最厲害的人”，是陳勝吳廣的死硬對頭。李鴻章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但卻死保龍牌，是舍得主權、領土、民脂民膏的頭等賣國賊。胡適之雖然文化革命，成果頗豐，但他只為英美列強及其代理人效命，是西方培養出來的一等文化幫辦。他們愈“厲害”，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統治便愈“厲害”，工農民眾付出的汗水、鮮血與生命便愈多。許多年輕人認為 “仁義禮智信”“溫良謙恭讓”是中華優良傳統，反不得，正人君子總比土匪流氓好，要學習。其實，中華傳統優良不優良，那要看它能為那個階級服務，能為地主階級服務的傳統，工農民眾就以之為惡，絕不以之為良；為地主階級服務一輩子死而后已的正人君子，與土匪流氓并沒有什么區別。如若天安門前的孔子新像，面慈祥而腰懸劍，那更是要軟刀子殺人讓人不覺痛。與其說他們取信于民了，還不如說他們蒙蔽了民心，欺騙了民心，高超的馭術得逞于一時罷了?！　?/p>

       為什么本文開頭便說以“以人為本”為反腐之本尤難取信于民，原因也就在這里?！耙匀藶楸尽彪m然生日很早，也與其它中華傳統一樣，乍一看，它賞心悅目，再一看，它不分皂白，真一用，戰無不敗，或者說，不敗而敗，名勝實敗?！耙匀藶楸尽北旧矶Ф嗄暌詠砭蜎]有取信于民過，“民以順為本”倒成了百姓保護自家腦袋最好的信條，要不誰家小子“刁”一下試試，那恐怕就做不成“本”了。百姓早就看穿了“以人為本”不過是要他們穩穩當當地“浮船”的本意，要它“指導”反腐敗，還要“取信于民”，怎么可能？　　

執政黨既承認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得承認還是階級社會，其中人以階級而分立，其中事因階級而是非，從而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毛澤東思想的繼續革命理論，來分析處理類似于反對腐敗、取信于民的事情，這才能理出一個頭緒，這才是本中之本。如果總是用孟子“民為貴君為輕”，劉玄德的“夫成大事必以民為本”一類的皇歷來分陰陽、判兇吉、定取舍，此路一定不通。這事驗證了兩千多年又加三十年，仍是大清、民國的結局和民心再失的后續，難道還不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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