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當代毛派的三大尷尬”　　

最近網上有一篇《當代毛派的三大尷尬》的文章，有人把它連同跟帖評論貼在《烏有之鄉》。本可在跟帖寫一個小評論表明看法，遺憾沒了跟貼功能，只能發個帖算是評論了。　　

其實我想說的，也是我覺得有意思的是作者知道的太少。這并不算什么，問題是自己不知道卻要強加別人并認定別人“尷尬”，這就不好。（當然我不是左派，更談不上是毛派。因為能稱得上毛派的在中國其實并不是很多。）本文就其中的幾個觀點（不可能都面面俱到）談一些看法。　　

我們從作者文章的第三個尷尬開始談起。　　

文章說，“近三十年來，國際社會的重大變化使已有的社會意識形態受到猛烈沖擊。僅存的幾個國家也在發生劇烈的變化。由于經濟政策的失敗，古巴也在試行私有化改革實驗，朝鮮社會倒向了封建主義+蘇式社會主義的模式，這種模式能走多遠？我的觀點是不容樂觀。
    毛派沒有形成更高級的理論來解釋這種種國際變化的根源所在，而大多歸罪于外部的和平演變和領導人的失誤與無知，這些恰恰很難令人信服。一句，當代為什么都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和平演變，而沒有一家資本主義國家被和平演變成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呢？這是毛派的第三大尷尬。”　　

這里僅就最后“一句”，談點看法。　　

我們知道，古巴和朝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社會主義陣營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目前仍然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古巴和朝鮮的社會主義道路能走多遠?不要說作者的觀點是不容樂觀，我的觀點也是不容樂觀。能堅持下來，就是勝利，想大力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在全世界做出榜樣，可能性太小。為什么？客觀條件不允許。古巴和朝鮮是小國，由于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的限制，這樣的國家離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依賴而封閉生存，不可想象。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新生的蘇維埃不僅戰勝了帝國主義武裝干涉，消滅了國內的反動勢力的暴亂，而且建設了社會主義的蘇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更是遠遠超過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他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業化道路和農業現代化。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列寧主義的路線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也不能忽視蘇聯是一個大國，是一個自然條件優越和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大物博的大國這一現實。正是如此，才能有可能使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法西斯，并成為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同樣新中國建立之初，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發動朝鮮戰爭，目標當然是要扼殺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如果說抗美援朝的勝利，還有蘇聯的支援的因素，那么粉碎帝國主義的經濟和軍事的封鎖，毅然承擔起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蘇修和美帝霸權主義的斗爭，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到上世紀70年代末，基本建設成了中國的工業化體系和農業集體化，除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不能否認，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只要我們自己有志氣，我們完全有可能不依靠別人的力量自力更生來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做到了。當然，蘇聯也曾經做到了。在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能做到。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古巴和朝鮮這樣的小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封鎖，干擾，搗亂，顛覆，威脅，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今天，建成非常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即使失敗了，也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值得拿來品頭論足說事的。這些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完全依靠自力更生是有困難的，需要一定的外部條件。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因此“由于經濟政策的失敗”之說實際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的說教。至于“沒有形成更高級的理論來解釋這種種國際變化的根源所在”，“而大多歸罪于外部的和平演變和領導人的失誤與無知，這些恰恰很難令人信服。一句，當代為什么都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和平演變，而沒有一家資本主義國家被和平演變成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呢？這是毛派的第三大尷尬。”關鍵在這最后一句。我們要說的是，如果出現資本主義國家被和平演變成社會主義國家，馬列毛主義的理論還能稱其為真理嗎？　　

馬克思主義指出，暴力革命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由之路，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國家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國家機器的主要部分，就是軍隊和警察。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是依靠暴力維持統治的。無產階級當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權的。但是，無數歷史經驗表明，反動階級從來不會自愿讓出政權，他們總是首先使用暴力，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發動內戰，把武裝斗爭提到日程上來。　　

列寧說：“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不經過國內戰爭的大革命，并且也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不經過國內戰爭就能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列寧所講的歷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推翻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經過國內戰爭。無產階級革命，是徹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的革命，這樣的革命，不經過國內戰爭，更是不可能的。關于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普遍規律的問題，列寧反復地指出，“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一段很長的‘陣痛’時期，暴力永遠是替舊社會接生的穩婆”。“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來實現的，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靠暴力革命來實現。”，“必須不斷教育群眾，使他們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而且只能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　　

斯大林也說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切資本統治的國家轉向社會主義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條件”。沒有暴力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能不能對資產階級的制度進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說，“顯然是不能的。如果以為可以在適合于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范圍內，用和平方式來進行這樣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錯亂、神經失常，就是公然無恥地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　　

毛主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據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經驗，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毛主席說：“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總之，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原理。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的一切修正主義者，他們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都集中表現在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　　

以上這些觀點和馬列毛主義的論述，并不是新鮮東西，早在近半個世紀前的中蘇論戰時，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同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進行斗爭時就多次反復論述過。 　　

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通過和平方式過渡，當然包括和平演變的方式，議會選舉的方式，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從社會主義“和平演變”到資本主義，雖然出現過（如南斯拉夫），但也并不具有普遍意義。對于具有重要革命標志意義的主要社會主義國家，也是通過暴力實施在先，和平演變過程在后來完成的。如蘇聯的資本主義復辟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通過政變奪取了政權以后開始實施的。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則是無產階級的叛徒通過政變，鎮壓和清洗了左派力量以后，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上臺掌握了政權以后才開始實施的。　　

資本主義社會本來就不可能和平演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是馬列馬主義的基本理論，至今也沒有出現，這不正是證明了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的正確性嗎？毛派堅持馬列毛主義的基本理論怎么“尷尬”了呢？尷尬的是修正主義者吧。　　

我們再看作者所謂的第二個尷尬：“毛派有一個社會功能——強調社會主義。不管現在這個社會形態還是不是社會主義，但為了維護自己的所謂理想，還必須承認它。這對在改革開放中，因權力不受監督制約所形成的權貴利益集團是有利的。他們最怕因為民主制度而失去所得到的一切，而毛派正好充當了他們的武器，在網絡上與民主派形成了敵對的兩大陣營。本來是代表社會底層利益的毛派，無形中又充當起了權貴利益集團們的免費保鏢。這是毛派的第二尷尬。”
    作者在這一問題上明顯有些混亂。　　

首先是對當前中國社會的性質認識。認為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其實并不存在。關于對社會性質的認定，主要有以下幾種：（1）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中形成的權貴利益集團承認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并不是馬列毛的社會主義。其政治要求是維持現狀，有稱其為維穩派的。維持現狀，就是要保護權貴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2）封建專制。是極右派的理論，也是有的網民所說的普世價值派，西化派，民主派之流，也有又稱其為沉船派的。其政治要求是改旗易幟，搞美國式的資本主義。（3）資本主義。認為在經濟基礎領域資本主義已經復辟，在上層建筑領域，外殼是社會主義而實質已是資產階級專政。其政治要求是回歸毛澤東思想，回歸公有制。這是毛派。毛派所要實現的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毛派沒有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毛派要打到的是共產黨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也有稱其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修正主義的。“保黨救國”不應是毛派的口號。是維穩派需要的，是左翼內一部分保皇派的觀點。正確的口號應該是“打到共產黨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捍衛共產黨的宗旨，拯救中華民族”。保皇派不是毛派，毛派何來的尷尬？　　

文章所說的第一大尷尬：“毛派口口聲聲維護社會底層工農的利益，但反對交給工農憲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利。他們口口聲聲說表達社會底層的愿望，卻并不了解工人農民在思什么，想什么。當代工人農民需要的是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所創造出來的發展成果，充分享受到憲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利。而非毛派所主張得改轅更張回到過去，顯然這種主張與底層社會的利益訴求和權利訴求是背道而馳。
    從（重）回“人民公社”“平均主義的大鍋飯”不是工農的愿望。之所以毛派有所發展，就在于他們符合了社會底層對當代社會問題的情緒反應，在情緒化時底層利用毛派傳出一些聲音，也好引起整個社會的注意，但絕非信任，這個很重要。因為他們所主張的社會形態早已經實踐過，根本行不通。讓社會底層回到朝鮮現在的社會制度上去，他們比中國的底層還要底層，他們絕對反對——這是毛派的第一尷尬。”　　

其實，口口聲聲要維護社會底層工農的利益的人，并不是毛派，因為當今工農已經根本就沒有多少利益可維護，貓論下，5000萬退休工人被雙軌制掠奪，3000萬工人下崗失業，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幾億農民正在失去土地，工農大眾被殘酷剝削和壓迫。30年來，工農得到的就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吃不上飯，能吃上的還得吃轉基因。至于工農在思什么，在想什么？去問問成千上萬的罷工工人，趙東民和與趙東民一起上訪的下崗退休工人，全國各地上訪的企業下崗退休工人干部退轉軍人，洛陽紅歌會的隊員，失業的大學生就知道了。他們要吃飯，要生存。吃飯和生存都保證不了，談什么充分享受。　　

“從（重）回“人民公社”“平均主義的大鍋飯”不是工農的愿望。”這也不是新話題，極右派人物馬立誠就是這么說的。現實是這些極右派忽悠人民的說教已經不靈了。關于這個問題，我看到網友云鶴a 的一篇《我也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兩句掏心窩的話》有一部分的論述很好，幾次說到“尷尬”，正是我想說的，現轉帖過來，可以看出誰在尷尬：
————讀彭真懷的“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真話”后 想起二十多年前右派精英興奮的到處宣場：“人民公社”——這個“ 一大二公”而又使人民受夠了“饑餓之苦” 的東西，像“送瘟神” 一樣，被人們送走了，農村改革從一個“包”字開始，砸碎禁錮農民手腳的枷鎖，釋放農民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農民不但得到了溫飽并將很快脫貧致富，農村現代化巳經起步——呵，這描述的是多么美好的圖畫！果真能這樣，這個“包” 字就誠如他們說的“關糸中國的希望”。
但是統計部門拿出來的數字卻讓右派精英們有點尷尬：
全國基本實行包產到戶后的1983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3。8728億噸，1993年全國糧總產量為4。5649億噸，增長17。87%。而196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2。14億噸，197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2。8631億噸，增長33。8%。包產到戶后的十年，糧食生產的增長竟然比人民公社在文革‘十年動亂“時期的糧食生產增長率還低！
1983年——1989年糧食進口累計為8581萬噸，糧食出口累計為4537萬噸，進出口沖減后，純糧食進口4044萬噸， 平均每年進口577。7萬噸，即115。54億斤。。1983——1989年植物油進口累計為202。8萬噸，出口累計為60。3萬噸，進出口沖減后，純植物油進口142。5萬噸，年均進口20。35萬噸，即4。07億斤。這些進口的糧油主要增加城鎮人口的供應，而同時減少對農民的征購。原來八十年代老百姓覺得能吃飽飯，油水也多了，并不是一個“包“字就帶來的。
讓右派精英委實感到尷尬的是小崗村和南街村：
敢為天下先、帶頭搞包產到戶而被右派精英們吹捧上天的小崗村，據說政府給了不少補貼，企業給了不少贊助，當地政府還派了一個得力的處級干部去當村官。據說這個村官還相當盡職盡責，并得到當地村民的贊揚，——盡菅如此，小崗村面貌雖有些改變，但始終不能成為右派精英準備大肆宣揚的聞名全國的富裕新農村，是扶不起的阿斗。更令右派精英們尷尬和惱火的，是小崗村的村官居然還先后帶了幾批小崗村人從安徽跑到河南的南街村去參觀學習取經！
南街村是什么東西？南街村原先也搞了包產到戶，分了集體的財產，后來南街村的村民又自愿“倒退”回集體經濟道路，據說他們那里天天播《東方紅》，天天讀毛主席語錄，報酬和福利都搞“ 大鍋飯”和“ 平均主義”，村官們的工資每月僅250元，低得讓人不敢相信，——總之，讓人覺得是返回毛澤東時代的感覺。那么，南街村的村民是否在重受“饑餓之苦” 呢？許多去過南街村參觀回來后的高度稱贊和網上介紹的情況基本一樣：
南街村1984年的工業產值是70萬元，2000年的工業產值是10億元，2007年南街村產品的銷售額是17億多元。南街村的農業現在己是現代化的農業。
進入南街村，呈現在眼前的是寬闊平坦的街道、林立的樓群、設計別致的公園、賞心悅目的環境。統覽南街村，工業區、生活區、教育區分布有序、錯落有致，花園式的企業、花園式的住宅、花園式的校園，一種清新、整潔、氣派、優雅的 感覺簇擁著你。南街村實行的是“工資+供給”的分配制度，村民們免費享受水、電、氣、面粉、節假日食品、購物券、住房、上學、醫療等多項福利待遇，生活上無后顧之憂，全體村民居住在30多棟配備齊全的花園式的現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樂業、家家生活幸福。南街村大辦公益事業，相繼建起了一系列公益設施。街道寬闊平坦，道旁綠樹成蔭，路燈彩燈交相輝映，廠房住宅鱗次櫛比。南街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搞得很好：成立了藝術團、軍樂隊、盤鼓隊、門球隊，建起了文化園、圖書館、檔案館、醫院、康壽樂園等。同時，大辦教育事業，投巨資建起了現代化、高標準的幼兒園、中小學和高中，還辦起了報社、廣播站和電視臺。全村黨員干部、職工村民發揚“二百五”的“傻子”精神，人人敬業愛崗、樂于奉獻。在南街村沒有貪腐，沒有黃、賭、毒，沒有黑惡勢力。南街村的黨務、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會、共青、婦聯、計劃生育等各項工作，均受到了黨中央和省的表揚并先后獲得“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
、“全國模范村民委員會”、“全國文明村”、“中國十大名村”、“國家級生態村”、“全國優秀鄉鎮企業”等稱號。先后有3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和200多位將軍到南街村視察指導工作，《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央電視臺等多家新聞媒體都對南街村作了大量報道；美、英、法、德、日等20多個國家的數十家新聞單位也都到南街村作過實地采訪。
右派精英們不是常譏諷毛派：你們這樣稱贊毛澤東時代，干脆你們到朝鮮生活好了。眾所周知，朝鮮現在是金正日時代，并不是毛澤東時代。何況毛派人士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并不想移民，更恥于當洋奴。既然右派精英自翔了解農民群眾心里是怎么想的，那未請問：如果讓農民自已選擇，他們是選擇南街村呢，還是選擇小崗村？
南街村真像卡在右派精英喉嚨里粗粗的魚刺，讓他們寢食不安，渾身難受。2008年，右派打聽剄南街村在2004年曾經遭遇暫時經濟困難時，匆忙上網造謠，說南街村資不抵債，己經破產。于是大右小右，立即彈冠相慶，大放厥詞。這些平時標榜自己是農民和弱勢群體代言人的右派精英這時竟幸災樂禍、得意洋洋地說：
南街村，這個所謂“紅色億元村”、集體化道路的樣板、“毛主席共和國”，資不抵債、瞞著村民“改制”的真相，在一些雜志報紙相繼曝光后，引起了廣泛的熱議。有人說，南街村的真相，“讓人們看見一只狐假虎威的歷史假老虎”；有人問，“南街村是誰的夢想？”我想進一步追問，南街村神話和夢想的破產，是誰的教訓？我以為，它肯定不只是南街村民，它是全體中國人的教訓，尤其是那些曾經真誠地相信這類樣板、真心傳播這類典型的媒體，以及仍然相信這類奇跡的人們的深刻教訓。（見南方都市報載“南街村是誰的教訓？”一文，作者鄢烈山）
然而令右派們尷尬的是，就在他們高興地到處宣傳南街村已破產之時，南街村“輕舟已過萬重山”，早已度過了經濟難關。右派們發現自己原來是白曰做夢，癡人說夢，魚刺依然在喉，何等狼狽，尷尬！真心希望他們能永遠記住這個“深刻教訓”。
我國廣大農村實行包產剄戶己經30年，今天農村的面貌如何？
一個據說到過東部、西部幾百個縣鄉調查考察的知識精英如是說：
“從我去過的地方看，農民有的干脆撂荒，有的租給別人，自己種地大多就為了收獲點自用口糧，并不指望從中能有多少收入。”
“我去過很多農民家庭，父老鄉親們兩手空空，除了簡單的生活和生產資料外，甚至連一件像樣的貸款抵押物都拿不出來。”
“今年發生了旱災，全國累計受災3.98億畝，其中絕收4,008萬畝，損失糧食168億公斤，損失經濟作物388億元。水利建設每年都在一號文件中寫上一段，但一場旱災把其中的問題暴露個“底朝天”。
現在“農民為什么貧窮、農業為什么困難、農村為什么危險”？
我強調說明的是，上述那些否定農村包產到戶改革30年的話，并不是出自毛派或左派之口，而是和右派精英們一樣主張土地私有化的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的真話。而且彭真懷還把他講的這些“真話”登在網上，這委實讓把“包” 字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的右派精英們十分尷尬！
但我對彭真懷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的真話并不茍同。
如彭說，“農民為什么窮？窮就窮在沒有穩定、合法的財產收入，不挖這個窮根，用盡補貼、免稅等辦法也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改變這種狀況，就應該思想更解放一點，動真格地改革農村產權制度。”“要讓農民增加收入，就必須挖窮根，把土地所有權歸還農民，在這個問題上樹根不動，樹梢白搖。”
彭這番話否定了中央提倡的“勞動致富” 精神，同時也完全否定了中央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發點即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通過自己的勤奮勞動脫貧致富。
按照彭的說法，讓農民富裕的唯一辦法就是“把土地所有杈歸還農民”； 而張維迎則更思想解放，他認為讓老百姓富起來的辦法是：把40%的國有股份和一半的外匯儲備共約13萬億元分給老百姓；相比較，許小年的思想更是徹底解放，他提出提高老百姓購買力的辦法是：把全部國有資產分給13億民眾；——簡言之，就是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的全部財產分光，實現完全、徹底的私有化，這就是右派精英給中國人民指出的“富裕之路”！右派精英這那是“挖窮根”？他們是要把社會主義連根挖掉！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連根挖掉！
彭真懷為了消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對土地私有化的疑慮，他進一步解釋說：“有些學者提出，把土地所有權歸還農民，有可能造成土地買賣失控，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對立。”“其實，農民心里有桿秤，他們知道土地是命根子，怎么會簡單、幼稚到賣地謀生呢？”
請問彭真懷：農民生大病，要住院、開刀，沒有錢怎么辦？會不會被迫拿土地去抵押、出賣？子女上大學，農民沒有錢怎么辦？會不會被迫拿土地去抵押、出賣？據政法部門的調查，在2002年至2003年中國涉毒縣（市，區）有2148個，占全國2863個縣（市，區）的75%，估計全國吸毒者在420萬至735萬之間；貧窮是導致西北地區毒品犯罪上升的原因之一。那么，吸毒販毒的農民會不會出賣土地作為毒資？還有那些迷醉賭搏無心農活的農民，會不會出賣土地作賭資？還有，黑惡勢力會不會用低價強買農民的土地呢？
答案顯然是肯定的：會，都會。這樣一來，農村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對立” 則不只是擔心，而是土地私有化帶來的必然惡果。當前，農民工和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仍相當嚴重的情況下，如果農村再出現越來越多的無地農民，恐怕中國避免不了要出大的動亂。而這正是帝國主義所期待的。
搞土地私有化無異是飲鴆止渴，這是右派精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獻上的毒方！——這是我要給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的一句掏心窩的大實話。
從法律上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只是在農村集體經濟內推行的一種生產和分配方式。包產到戶可以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這種孤立、分散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是無法實現現代農業，也不能抵抗大的自然災害的。通過兼并土地的方式搞現代農業，又不能使農民共同富裕。南街村農民自愿放棄包產到戶，重新組織集體生產，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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