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友人書：推，還是擋，是個問題
黃紀蘇 按：我在博客上轉帖了曹豫生的文章后，有年輕友人來信對曹文的基本立場提出批評，認為“各打50大板最后只能被兩大陣營同時抽打，除了加深矛盾斗爭的復雜性、混亂性，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沒有任何用處。”還說“他的論調讓我想起《圍城》里面趙辛楣對方鴻漸的評價：是個好人，但全無用處。”中國各種社會矛盾近年來日益激化，在社會辯論中，實事求是的空間日益萎縮，講道理作為游戲規則日益邊緣，袁騰飛事件、汪暉事件、方舟子事件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國列車開始向社會分裂的崖邊滑行。推，還是擋，是個問題。以下是我給朋友的復信，略作了增損。
前幾年寫了篇《中國革命與陰謀史學》，為毛澤東辯誣，雖然我不是毛派，對老人家也沒那么愛戴。有朋友跟我說：“毛那么個惡棍，干了那么多壞事，人家給他造造謠、潑潑污水就怎么了？”我說，如果知識分子愿意突破講道理和實事求是的紅線，還讀書作文干嘛？砸了鍵盤，抄菜刀互相砍吧。不是也不敢么？
記得你以前來信也議論過戾氣的問題，批評我態度中庸，立場模糊。我是希望趁社會還沒到魚爛的地步，大家盡量講理，緩和而不是激化矛盾。知識分子殺人放火沒那本事，講道理總會吧，那就帶個頭吧。但現在屬知識分子最不愿講道理，不愿講道理卻又不去練紅砂掌黑煞掌或到云南邊界購槍，那就只好跟明代讀書人似談兵——其實也就是到網上打打群架，冒充丘八或赤衛隊，其“用處”未必就在方鴻漸之上。
社會真分裂到不講理只打架那一天，那誰也沒辦法，中華民族命該如此，誰讓精英們貪得無厭，不把年輕人都逼成造反派不罷休呢。八十年代大學生一入學就踏上精英紅地毯，如今畢了業前途無著，做蟻民屁民車奴房奴，極端情緒太自然了。你一個女研究生連“裝B”這樣的話都不避諱（如今一上網鋪天蓋地全是B這B那，就跟陷入義和團“陰門陣”似的），可見社會憤怒到了什么程度。
說心里話，我有時也想，去他媽的，桌子掀了就掀了吧！但再看看嬰兒車里熟睡的孩子，小馬扎上曬太陽的老人，還有相親相愛的男男女女，心里又會平靜，又愿意做一個講道理的人。在分裂的社會里，講道理少不了要開罪兩邊；在流行文化中，不極端注定賺不到眼球，這我太清楚了。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處世原則，行其當行，止其宜止吧。
附件：
知識分子要自我拯救
——由“汪暉抄襲門”說開去
“汪暉抄襲門”前一段時間在網上挺熱的，現在好像銷聲匿跡了。我想從這一件事談起，說說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點看法。
在此事件剛發生的時候，我就寫了一點文字：“如果你真的以為激烈爭論的雙方是在為學術爭論，不妨仔細靜觀事態的發展，認真尋找下面問題的答案：有多少右翼人士認為汪暉沒有抄襲？又有多少左翼人士認為汪暉抄襲了？”，“如果答案不出所料，那么你就會明白這不過是一場打著“學術”旗號的派性之爭。”事情的發展如何，恐怕最后不可避免的成了左右派性之爭，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當然，指控汪暉抄襲的右派知識分子們不想承認這一點，原因很簡單，那會讓自己的指控缺乏道義的力量，使自己的面目變得猙獰不堪。雖然中國的一些右翼知識分子總是跟“道德”過不去，那是“道德”對自己的言行是負面評價的時候才這樣的，當自己能夠搶占“道德”高地的時候，他們會毫不猶豫的去占領。汪暉這件事，右派知識分子們把自己打扮成充滿正義感的，眼里不揉一點沙子的維護學術的正義之士。當支持汪暉的人指責右派們只是用學術抄襲的幌子打擊圍剿汪暉時，右派們自然不承認這一點，鄭也夫稱：“這次爭論我未見濃厚的派系色彩。”可惜，隨著事情的發展，派系之爭已是無法掩蓋的事實了，兩派互用公開信互憾，我當初問的那個問題的答案一點也不出乎意料。右翼知識分子郭宇寬寫了《派系斗爭推動學術凈化》，看這個題目大家就應該知道作者要說什么，此文稱“美國政壇上，兩黨派相互沒完沒了的整來整去，最后對整個政治生態起到了凈化作用。”他的意思當然是學術圈也是如此，這是一篇典型的沒腦子的文章，那樣的話，我國古代的“朋黨之爭”不僅不是封建專制“劣根性”的體現，反而是和美國民主制度一樣偉大的的東西了，可以凈化政治生態，也許還可以加上反腐敗的有效措施之類的美譽；臺灣民主制度下，一些臺灣學者批判的民眾“只有藍綠，沒有是非”，原來是大好事，怪不得陳致中可以最高票當選市議員，這樣的話政治生態就變好了，還批評什么，表揚都來不及。學術圈都是只維護自己一派的利益，那將真正的學術至于何地，尤其是當學術圈中某一派別具有話語霸權的時候，就更談不上什么“派系斗爭推動學術凈化”，反而是對真正學術的壓制。我看過這位郭先生的一些文章（我原來訂閱《南風窗》雜志），他曾很強調正確的思維，我想他應該從自己做起，先真正的客觀而不是派性的眼光看問題。當然，左派的辯護恐怕同樣是出于派性的原因，這一點，左右沒什么不同，他們竟然如此整齊的按照派性批評和維護汪暉。
后來事情的發展是有人在網上提供朱學勤抄襲的證據，此乃左派圍魏救趙之計，有了這個東西，左派們的興奮和當初右派們知道汪暉抄襲時的興奮是一樣的，對朱學勤大加討伐。朱學勤反應迅速，表示要讓官方鑒定他（右派們曾稱官方不應介入對于學術的爭論，比如右派們津津樂道的前蘇聯“李森科”案例，來表示官方介入學術之危害，可惜自己卻總是像李森科一樣希望通過政治勢力來收拾左派，真是情何以堪）。朱學勤的行為讓右派們一片贊揚之聲，就像臺灣綜藝節目《康熙來了》中的小S對男嘉賓說“你好man啊”一樣，稱朱真是個爺們，是個漢子，就是沒人證明老朱沒有抄襲，是不是除了官方認定，自己根本就沒有判斷能力了，可是官方就是不介入，這真讓人覺得荒謬，因為這和知識分子平時描述的官方和自己非常的不同。那些對汪暉窮追猛打的所謂維護學術的大小知識分子們對朱學勤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再一次證明了這些人身上的派性，那些“維護學術”之類的話不過都是些派性斗爭的工具。贊揚完后，此事就結束了。朱學勤也沒有再要求官方為自己還一個清白，那些夸他好man的人也不提這一點了，看來圍魏救趙成功了。為什么，我推測，恐怕朱學勤并不像他表現的那樣底氣十足。當然，無論是汪暉還是朱學勤，我都沒有去對照他們是否抄襲，我既沒興趣，也沒精力。不過有一個叫陳明的學者說，朱學勤的問題比汪暉還大。如果這個陳明是一個一直挺汪的知識分子，他的話就不足采信，可是陳明是當初連署要求官方查汪暉的學者之一，這樣他的話就有了相當的可信度。
我以前看到不同的事件，媒體和網絡都可能會評論此事中誰是贏家，誰是輸家。那我們可以想想“汪暉抄襲事件”中，誰是輸家，誰是贏家。我想破腦袋，也沒覺得誰是贏家，此事中贏家是不存在的。那誰是輸家呢？汪暉是不是？顯然不是，李陀幾年前說：“說到汪暉，我覺得他像是一棵在一場又一場的暴風雨中差點沒被連根拔起來的樹，但他堅持住了，到底沒有給拔掉。這讓我很欽佩。”在汪暉的支持者眼里，這次不過是右派們使手段要連根拔掉他的又一次努力，因此汪暉的支持者會更加支持他。至于那些堅持認定認定汪暉抄襲的人，恐怕早就討厭他了。所以汪暉沒什么損失，算不得輸家。同理，朱學勤也同樣不是輸家。那到底有沒有一個輸家呢？有的，那就是知識分子群體。很多這一事件的觀察者，恐怕這一次都會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賣力表演不滿的。比如我看到一個網帖說：權力整治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個個委屈的厲害，當權力不整治他們的時候，他們就互相整治，而且狠勁不比權力差。搞笑的是，這一次權力扭扭捏捏，就是不介入，反而把知識分子們搞急了。
知識分子在中國民眾中享有崇高的聲譽。當然，在文革中，他們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改革開放后，他們的聲望又迅速恢復，我記得小時候我的父母就鼓勵我好好學習，以后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可是在這些年，在沒有權力整治他們的時候，他們在民眾中的聲望又開始下滑了。這一回是不是知識分子要自己負責，不要推卸責任了。通過汪暉抄襲門這件事，我想說出我所看到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問題，希望能為中國知識分子敲一下警鐘。中國知識分子要自我拯救，不要自己把自己推向“臭老九”的地位。
一．缺乏原創可能是知識分子抄襲的原因之一。
在汪暉抄襲門發生后，很快就有人發現在王彬彬的文字里，按照他對汪暉論文評價的標準，他本人也是一個抄襲者，如果這是真的，那王彬彬就是向汪暉搞自殺式襲擊的“肉彈”，和對手同歸于盡。再后來，在抄襲事件中挺積極的鄭也夫也被人發現抄襲，有關的文章出現在互聯網上，還有徐友漁也遭到同樣的指控，最后輪到了朱學勤。這種情況讓我們這樣的外人不得不想，是不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們基本上都經不起考驗？是不是按照王彬彬的標準，我們的知識分子在學術上，沒幾個是干凈的？沒幾個不抄襲的？如果這是真的，為什么會如此？
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無論是那個派系的，你會發現他們基本上很少有原創的東西。大致分一下，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持自由市場，普世價值這一類的，這算是右派知識分子；還有一些支持馬克思主義或民族主義，這一派被當今社會歸入左派知識分子。這兩類知識分子思想資源以及話語基本都來自于西方，學者楊學軍說：“今天中國知識層、思想層、理論層里接近90%的資源出自西方，且在冷戰后、在全球化進程中越來越多地出自美國，就像當下正在深刻而全面地改變國人生產生活方式的互聯網，80%多的信息資源與幾乎百分百的技術資源出自西方，尤其是美國。”因此，這兩類知識分子占絕大多數，剩下還有一些如康曉光，蔣慶這樣的從中國古人那里尋找思想資源。這樣你就會發現，當今的中國知識分子到底有多少自己的東西？那么他們就只是已有思想的翻譯者，闡述者。這就是為什么他們的文章總是出現亞當斯密，弗里德曼，哈耶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沃勒斯坦，孔子，老子，莊子等等如何如何說的文字，有的甚至通篇都是別人如何說。在引用了別人的話后，自己再闡述一番，文章就成了。我們很難看到我們的知識分子闡述自己原創的思想，這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能力是不足的，思想高度是有限的。
正因為如此，恐怕很多的知識分子的著作都會采用別人的思想，也就很容易產生“抄襲”的行為，有很多甚至是無意的，不知不覺中使用了別人的思想和話語，這有可能被人說成抄襲。
因為我們的知識分子的思想主要來自于西方或者古人，那么因為社會的復雜，并且因為種種原因，今天的社會越來越復雜。現在與產生那些思想的社會環境已經大大的不同，而思想的產生恰恰是針對當時那些社會環境，因此不能把那些思想簡單的套用在當今社會。當然，很多思想無疑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有利于我們的思維和決策，這就需要知識分子清醒的認識當今的社會狀況，在已有思想的基礎上提出更符合今日中國乃至世界的新思想，這就需要知識分子具有開拓性的創新能力及意愿，能夠真正提出一條適合中國的金光大道。
而我們的知識分子好像做不到這一點，甚至沒有意愿去做，滿足于解讀西方或古人。比如當下中國最多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總是跟著西方的話語屁股后面走，比如軟實力、金磚四國、低碳、中美國等等這些甚至稱不上思想的論述，只是西方學者創造的一些概念，都被中國知識分子們當個寶似的進行所謂的研究，比如軟實力這個概念，其準確度和實用性都非常可疑，可是我們的學者不做這些辨析，就開始研究如何提高了，一時間到處都是有關如何提高軟實力的文章。如果西方學者和媒體沒提過這些概念，中國知識分子自己能提出嗎？我們甚至連提出概念的能力都沒有，不少像薛涌那樣的知識分子，幾乎到了言必稱西方的地步。所以，對于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而言，西方是不可超越的不折不扣的老師，我們永遠只有學習的份。這種學習的思想也是我們的知識分子為什么不能創新和開拓的心理原因之一吧。
要知道，適合別人的，未必適合我們，即使現在適合我們的，在未來各種情況變化時，也可能又不適合我們了，又需要改變了。這就像我們的眼睛近視了，另一個近視眼告訴我們，他的近視鏡他用起來非常的好，因此我們就用同樣的近視鏡，這當然荒謬，因為我們近視的情況和他不一樣，完全照搬是不行的。同樣，現在適合我們的近視鏡，在以后可能又不適合我們了，需要重新配一個。道理就這么簡單，可是我們的知識分子似乎完全不理解，西方寥寥幾個國家用起來非常好的制度，我們就一定用起來好？而且這還是在很多國家的實踐中證明并沒那么好的情況下堅不改口，為什么？派系，頭腦僵化與缺乏自我批評是其中幾個原因，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老毛為什么害怕否定文革以及老鄧為什么害怕否定改革開放，因為在思想和觀念上，當我們認同某樣時，并為之付出情感時，就有了保護它的動力，保護它其實就是保護自己，這就是為什么真心認錯和自我批評那么難。當知識分子捍衛自己的理念和思想時，就會對不利于自己的論述和證據視而不見，僅能看見有利于自己的證據。這必然會強化自己的理念而不是懷疑它，而且同一派系的人喜歡聚在一起，這會讓自己很舒服，因為自己不會受到質疑，自尊心就不會受到傷害，這樣會進一步強化自己的理念。最終派性的力量戰勝理性的力量。
二．普遍存在的雙重標準
在“汪暉抄襲門”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汪暉猛烈攻擊的知識分子對朱學勤卻非常的寬容，對汪暉寬容的對朱學勤比較苛刻。這其中就是使用了雙重標準，對待同樣的事物用不同的標準，這是缺乏理性，缺乏邏輯思維能力的標志之一，可惜的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卻普遍的使用雙重標準，正是這種行為，讓知識分子的形象越來越糟。汪暉抄襲門中的這種表現，是中國知識分子非常普通的行為。下面我說說其它的雙重標準的行為，希望知識分子引以為戒。
對于中國前后兩個三十年的評價，毛左派知識分子是褒前貶后的，那些他們的評價標準一致嗎？我認為他們使用了雙重標準。在前三十年，畢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餓死了很多人，這是自由派們經常批評毛澤東的地方。毛左派們費了很大的力氣為毛澤東辯護，我看過一些辯護文章，我認為辯護并不成功，其實也很難成功。毛左派的辯護主要有兩點，第一點是把大躍進的責任推給劉少奇和鄧小平，有的毛左派知識分子還會拿出毛澤東的一封信，證明老毛并不同意放衛星。當然，其它的領導也要負一定的責任，這是沒錯的，但這并不能證明毛澤東沒問題。如果責任都是劉和鄧的，而老毛被蒙蔽了，這樣的話，毛左派們所說的毛澤東如何的高明，如何的看得遠，如何的超凡脫俗，如何的密切聯系群眾就很值得懷疑了。還有，毛澤東畢竟是當時中國權力最大的人，如果僅是被蒙蔽了，那至少也要付瀆職的責任。可能毛左派知識分子潛意識里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第二個辯護是認為自由派們所說的死亡人數三千萬是虛假的，這第二點辯護其實恰恰說明毛左派知識分子內心里并不否認毛澤東與餓死人有關，否則的話用不著對死亡人數較真。即使真的沒有死亡那么多人，這種辯護也是無力的，就像日本無力否認南京大屠殺后，也是拿死亡人數做文章。我上面為什么說毛左派的辯護很難成功？因為毛左派做的是無責任辯護，而毛澤東實際上是應該付一定責任的。當年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數字也不會小。既然毛左派認為沒有餓死那么多人，那兩千萬有沒有？沒有的話，一千萬有沒有？還沒有的話，三百萬有沒有？如果有的話，三年平均每年餓死一百萬人，這是不是可怕？今天的中國有很多問題，有不少的底層民眾生活困頓，這是實情。但毛左派知識分子對今天批判的非常厲害，如果有報道說今年全國餓死一千底層民眾，我相信毛左派們一定群情激憤，不知道要怎樣控訴資改派的罪惡了，那餓死一百萬的那個年代你不更應該控訴？還總是辯護，這難道不是最典型的雙重標準嗎？為什么不客觀的看待毛澤東，功是功，過是過，大大方方的實事求是，這比單純的辯護更有力量，這對右翼知識分子妖魔化毛澤東是更好的反擊，客觀的尊重事實更有力量。
毛左派知識分子對于前后三十年用雙重標準對待，那么自由派知識分子是不是好一些呢？而且我們的主流媒體總是宣稱自由派非常具有理性，而左派們是沒有理性的，事實真的如此嗎？一點也不，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雙重標準同樣嚴重，甚至更糟。甚至因為自由派知識分子擁有話語權，他們的影響更壞。
“有意思的是，這個網站（本人注：指烏有之鄉）的精神旗幟，是幾個教授，如汪暉、張宏良、崔之元。他們能夠十年如一日地干一件事，旁征博引地論證“文革”是好的，大躍進是及時的，“反右”是應該的，朝鮮是進步的。吳稼祥先生曾經評價這種習性“一個行為古怪的大夫，堅持用放大鏡要在麻瘋病人身上尋找一塊完好的皮膚，以此證明這人有自我痊愈的能力。他在美國學習這么多年，居然沒有發現比《鞍鋼憲法》更好的經濟管理方式，也沒有發現比‘文革’更有制度化潛力的‘大民主’形式。” ”這段話是摘自郭宇寬先生的文章《讓知識分子走火入魔的心靈陷阱》，應該說有一定道理的。當然，像現在右翼知識分子那樣簡單的否定文革，這是連朱學勤都有意見的，我也曾長期受其影響，以為那代人從上到下都是瘋子，可歷史不會那么簡單。郭宇寬的這段話其實也同樣適用于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不過是拿出一些左派美化文革勁頭來美化另一個時代：民國，甚至晚清。原因無非就是晚清和民國搞了一些所謂憲政、議會以及選總統之類的形式，效果自然是一團糟，老百姓從中也沒有得到任何自由派鼓吹的民主的好處。但自由派知識分子打著“還原歷史”的旗號，竭盡所能的美化那個時代，侵略者成了大善人，而且人品都沒的說；大軍閥們都成了具有民主思想的人；那些知識分子忽然出了眾多的大師，我就不明白了，那時的知識分子和今天的知識分子不是一樣嗎？有什么自己的東西，搞得那套不是西的就是古的，基本上是西的，有什么思想高度值得那么吹捧？由此我想，當下的一些學者，再過幾十年后恐怕也會被同一派系的人尊為大師的，不信走著瞧，因為把屬于自己派系的前人捧成大師，可以壯大自己派系的聲勢以及影響力。他們對于民國和當下同樣用雙重標準看待，今天（包括整個六十年）如何的不好，民國如何的好。真的如此嗎？每當說起大躍進餓死人時，自由派知識分子們一個個悲天憫人，一副極有良知的樣子。但是民國死了人你就不悲痛嗎？按照自由派說的，前三十年餓死等非正常死亡如何如何多，但是前三十年從頭到尾，中國人口數量大量的增加，而民國幾十年，也沒有計劃生育，我記得曾看過朱德紀念母親的文章，驚嘆于他的兄弟姐妹真多，可是為什么民國人口數量沒怎么增加呢？生下的那么多人哪去了？自由派知識分子是不是要告訴我都是正常死亡呢？民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只怕更多，你們還一個勁的美化民國，你們難道不是用雙重標準看待民國和當下嗎？今天中國的問題之一恰恰就是民國化了，包身工之類的又回來了。依我看，今天的中國再糟糕，也比建國前三十年強得多；建國前三十年再糟糕，也比民國強得多。郭宇寬先生的那段論述適合中國左右相當部分知識分子，也可能同樣適合他自己
正像毛左派神話毛澤東一樣，自由派斥之為非理性，但自由派知識分子也有自己的“毛澤東”，那就是美國，對于美國的情感完全淹沒了他們的理性了，甚至表現出一種奴性，這讓他們自稱的“獨立的思想和人格”完全成為笑料。下面就說說右翼知識分子在面對美國以及其他的雙重標準表現。
* 劣質奴性與高級奴性
奧巴馬來我國訪問，接受了南方周末的專訪，聽說南方周末的向領導流下了激動地淚水。瞧這點出息，至于嗎？要是說以前某個中國人被毛澤東接見，流下了眼淚，那按照自由派南方系的話語，這就叫奴性了，沒有獨立的人格。那老美總統只是接受了一次采訪就流淚，還毫不羞愧的拿出了炫耀，我瞅著也挺奴性的。不過以前我老批南方系自由派知識分子，這一次也替他們辯護一下，就像以前自由派們把民主制度吹得天花亂墜，好像這世界各國一民主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我上學那時候也特相信這一套，不過后來在事實面前，自由派們也不得不劃分什么“優質民主”和“劣質民主”，我們按照這個邏輯，受毛澤東接見哭的我們可稱之為“劣質奴性”，因為見了奧巴馬而哭的我們可稱之為“優質奴性”，只是我不知道在中國的環境下，要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具有“優質奴性”會不會是它的前提？或者說反對“優質奴性”的人有沒有資格成為一個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好像沒有。
* 再說“悲天憫人”
美國發生了9.11，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都特悲痛，也是悲天憫人的樣子，和他們對待中國當年餓死人一樣，一副關注生命的樣子，紛紛表示他們那一夜是美國人。后來第二次海灣戰爭，按自由派知識分子說美國要解放伊拉克，救人民于水火，不過按照《柳葉刀》的說法，有幾十萬無辜的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火，估計大部分是美軍的手筆。美國死了幾千無辜的百姓，我們的知識分子要做一夜美國人，伊拉克死了那么多無辜的人，不知道我們極具人文情懷的知識分子要做多少夜伊拉克人？一秒鐘也不做，人性關懷變成了冷漠。這難道不說明我們的知識分子在人命上不同樣使用雙重標準？他們不會承認，但他們潛意識里一定認為美國的人命要重要得多。甚至當年中美撞機事件，轟炸中國大使館，死了中國人他們不在乎，打碎了美國使館的玻璃讓他們氣憤難當，看來美國的玻璃都比中國人命值錢。那還為大躍進的死亡悲痛，我能相信你的真誠嗎？假如中國民主化道路上像前蘇聯那樣大大的增加了百姓的死亡率和貧困率，你們會不會認為是值得的？對于前蘇聯事件我國右翼知識分子是這個態度，真值！都是叫好的沒有批評的。那你們為了民主不惜死很多人和左派為了共產主義不惜死很多人有什么區別？那還裝什么悲天憫人，還是收起這一套吧，別讓明白人笑話了。
* 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這是右翼知識分子常批評別人用的詞，比如別人受到專制的壓迫，反而對專制產生依賴好感，大致論述就是這個樣子。但自己呢？我是否可以這樣論述：因為西方侵略中國，把中國揍得屁都放不出一個，我們的知識分子就反而拼命地贊美討好西方，發自肺腑的喜愛西方，如我上面說的“優質奴性”，覺得西方哪方面都好的不行，有時候為了給西方主要是美國辯護，連自由主義信條都不要了，這是不是患了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為強權的一點關注激動不已？看看為了見布什自己人鬧成啥了，正是對人對己的雙重標準，使他們不知道自己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重病號。
* 朝鮮世襲
朝鮮金正日的兒子要接替老爸成為朝鮮的未來領導人，我們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自然是攻擊批判，當然也是很義正言辭的樣子，說朝鮮如何如何。但世界上世襲的不止朝鮮一家。比如沙特，也同樣是世襲，你什么時候聽自由派們大面積的攻擊沙特了？為什么會如此，還是因為美國，中國知識分子又一次用了雙重標準。沙特乃是美國的朋友，而朝鮮是美國的敵人。假如將來朝鮮拋棄中國成為美國的跟班——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只要美國想開了，給朝鮮安全保證，朝鮮就會殺人放火受招安了，那時自由派知識分子就不會狠批朝鮮的世襲制了，這時候這個問題他們就沒有雙重標準了，只是還保有“優質奴性”。世襲我也不認同，但我看不慣用雙重標準看問題。
* 媒體乃公器
這是右翼知識分子有關媒體和言論自由的一個典型的雙重標準。當年《讀書》雜志把主編汪暉和黃平換掉，右翼們額手相慶。他們給汪黃時代《讀書》的一個罪名是把《讀書》辦成了反映新左派思想的陣地，媒體乃公器，應該是反映各種思想的平臺。如果這一罪名成立的話，那些南方系媒體，還有南方系同類的媒體如《經濟觀察報》《南風窗》《炎黃春秋》《財經》等等，這些媒體把自己變成某一思想的陣地的情況都比《讀書》嚴重得多，那么他們的主編是否都應該撤掉。說《讀書》是公器的媒體能不能用統一標準審視一下自己，你難道就不覺得自己荒謬可笑嗎？
* 救亡壓倒啟蒙
我看過很多中國右翼知識分子哀嘆這句話，好像他們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可惜他們只看到自己，他們沒有看到救亡同樣壓倒了階級斗爭，共產黨搞階級斗爭，在救亡時與他們不共戴天的階級敵人聯合起來，他們要承受的心理壓力和曲折要遠大于自由派們，人家可沒想你們那樣老叫屈。用同一標準看問題，別老是一副委屈至極的樣子。這種委屈的表現我多少明白為什么自由主義在中國總是不太成功的一部分原因了。
* 失去理性
這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經常評價民族主義者的話。我看過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文章，他們總是感嘆一些在他們看來非常有理性的人，一遇到對外事件就昏了頭，失去了理性，盲目對外了。這又是一個雙重標準，因為在我看了，這樣的話同樣適用于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平時似乎也挺有理性的，可是一遇到對外，尤其是美國，他們不也昏了頭了，理性也跑得沒影了，參看我上文中的例子。
* 基督徒
一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成了基督徒了，并且一個勁的論證信基督教對社會如何的好，看看美國吧！我為什么不能看看菲律賓，這不也是基督教國家嗎？我的問題是，這是否對宗教也用了雙重標準？假如美國是一個穆斯林國家，而阿拉伯人都信仰基督教的話，那我們的知識分子中的基督徒會不會有相當一部分會變成穆斯林？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我誅心，是不是誅心，請大家自己去想。
因為我平時也沒有收集和整理有關雙重標準的案例，覺得到處都是，寫起來就想不起來了，今天就想到哪寫到哪，就寫這么多。我們知識界從西方引進一個很好的思維工具——批判性思維。這個理念的運用有助于知識分子克服自己觀察和思維上的雙重標準，因為批判性思維其中一個內容就是要克服和批判自我中心，但是這個內容被中國知識分子拋棄了，他們僅是把批判性思維作為工具，用來批評爭論對手，這樣的話反而鞏固了自我中心，這與批判性思維的初衷背道而馳。放棄雙重標準，需要與自己的情感作斗爭，這并不容易，但是知識分子至少應該比像我這樣的普通民眾做的更好，這樣才能真正提高知識分子群體在民眾心中的地位。
三。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
知識分子要干什么？他們告訴大家，為了批判。汪暉自稱批判知識分子，右翼們也總是津津樂道他們的功能是批判。說實話，這種定位讓我很困惑，因為我覺得批判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一群人沒事時，聚在一起發發牢騷，這不也是批判嗎？像我這樣的人，既沒讀過馬恩列斯毛，也沒讀過哈耶克之類的，估計也讀不懂，中國的論語，道德經之類的也讀不懂。但是我也可以玩批判。知識分子為什么不把自己的定位更高一點呢？比如如何創造性的建立一個更理想的世界等等，也就是把自己定位一個創造的地位，而不是簡單的說別人的地位。我們一般都明白，說別人容易，真干事要難得多，有句俗話說站著說話不腰疼。那知識分子為什么給自己這么低的定位呢？因為這個任務很好完成，自己好混日子？
知識分子們既然要批判，那就不能像我這樣簡單的發發牢騷，應該有個批判的樣子，要比我們站的更高，思維的角度更多元，要說出我們的思維想不到的地方。可惜看看號稱“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都是些讓人耳朵磨出繭子的老八股，像祥林嫂一樣的反復嘮叨，這稿費公共知識分子們也太好賺了。這一段時間自由派媒體都集中火力批判一個叫孔慶東的學者，這當然沒什么問題，可有一個筆名叫五岳散人的，能經常發表文章的右翼時評家拿孔慶東的斜眼做文章，這素質也太低下了，就這還批判評論別人如何如何，而且他還是很多自由派媒體的紅人，他文章的水平如何，大家自己去找找看，我就不多評論了。我奇怪的是，這就是我們的公共知識分子？這就是自由派媒體的老作者？自由派們是不是老怕丟人丟的不夠？公共知識分子在批判上和一個普通網民水平沒什么兩樣，那這種水平民眾們真的很難敬佩他們。
創造搞不來，批判又不成樣子，說實話，汪暉在其中應該算是水平比較高的知識分子了，當下知識分子的危機在于自身。
前幾天在網上沖浪，看到一個叫楊恒均的文章《當批評知識分子成為一種時髦……》，此文批判了社會大眾對知識分子的諷刺、批評和攻擊，訴說統治者和愚民怎樣修理和侮辱知識分子。此文在當下批評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環境中（我的這篇也是批評的），為知識分子鳴冤叫屈，真的不多見。可惜此文忽略了一個問題，羞辱知識分子的只是楊恒均口中的統治者和愚民嗎？不是，其實侮辱知識分子最多的恰恰是知識分子。去看看那些批判辱罵知識分子的文章吧，大部分手筆出自知識分子。這一點，左右翼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致的，民眾的批判話語基本上都是跟知識分子們學的，并非自己創造的。這一點到網上查查就知道了，其實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我奇怪的是，當知識分子們都異口同聲的批判知識分子這一群體時，那到底誰是他們批判的知識分子？是自己嗎？不是，是別人。這就像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當全民都異口同聲的批判中國國民的劣根性時，到底誰是他們批判的中國人？是自己嗎？不是，是別人。當都是別人時，別人是誰？這個問題似乎知識分子就沒有想過。
“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這是以前我們的知識分子經常掛在口頭上的話，現在已經很少有知識分子提這句話了，原因在于當初說這話的目的是為了讓別人給自己說話的權利，并非為了什么言論自由。現在當自己有權力封別人的口時，就毫不猶豫的封了，這一點可參看中國南方系媒體的作為。這就是當下這句話沒落的原因。對這樣的知識分子，能把批評知識分子的原因僅指向統治者和愚民嗎？楊恒均先生，你說呢？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知識分子思維局限非常大，比如說很多自由派知識分子說要警惕文革“借尸還魂”，但他們居然沒有感覺到正是自己的行為，可能正在把中國推向文革，南方系們的行為未必會讓中國成為一個西式民主的國家，但把中國推向文革卻很有可能。我可愛的南方系啊！
中國的知識分子要提高自身水平，要能客觀的看待問題，這樣才談得上啟迪民智，我覺得知識分子們要真正克服自身的一些缺陷，理性而不是總是挑動社會矛盾，不能激情有余卻缺乏實質，客觀公正而不是雙重標準，這樣的話才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另外，不要總是抱怨統治者和愚民。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用自己的言行重塑形象，扯了這么多就為這個目的。
原想把文中引述的文字都用注釋說明出處，但是一想，何必呢？我又不是什么學者，寫的又不是什么學術文章，用不著那么正式。如果有人有興趣看，去網上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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