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男人的女人”的悲劇

——人民公社解體后農民“自由了”的結果

陶  冶

《四個男人的女人》是我30年前寫的一篇小說，因為老伴兒怕兒女們大了，特別是女婿、兒媳看了這篇小說有失老人的身份，執意不讓發表。倘若我拋出去就走在莫言、張賢亮、白樺、王宗漢、賈平凹前面了，說不定被哪個導演給搬上銀屏和熒屏呢！我也說不定因為罵名而出了大名成為著名作家了。我不是說狂話，新時期開始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人們的觀念也變了，挨罵也是好事了，有爭議的《紅高粱》、《半個男人是女人》都火了，《苦戀》、《雪野》也轟動了，直到《廢都》不廢一版再版遍街頭。其吸引人的看點不就是有性愛內容的描寫嘛！不過，到現在我也不因為未能躋身與名家之列而后悔。也正因如此，我轉寫紀實文學了，我還是遵行文藝的“二為”方向，不能掉在錢眼里。關于《四個男人的女人》這里僅用一句兩話說不明白，不知道有誰看過吉林作家王宗漢寫的《雪野》了，那里面寫了個“幫婚”（東北叫“拉幫套”）的故事情節，很真實。我的《四個男人的女人》比那個《雪野》內容還豐富，還“寫實”。但是，塵封了30年，不算新鮮題材了。原因就是現實早已超過了文學的表現，那吸引眼球（我也與時俱進吧）的“花花事”（家鄉語）讀者也不足為怪了，尤其是跟“當下”（也是剛學的詞）的真人事實相比，大為遜色了，就只好讓它束之高閣吧！

那么，今天我為什么還要提及這個呢？就是按我的時間安排，早晨6點就打開央視的科教（10套）頻道收看“子午書簡”，之后是“希望英語”， 我都7旬了，看了“希望英語”也沒希望了。6點40的“百家講壇”還要等的，如果1套的“焦點訪談”看過了，我就轉到法制（12套）頻道，用“法律講堂”和“道德觀察”做墊補。就這樣，我在上月26日早6點半看了“道德觀察”欄目里的“媽媽有多少秘密”。因為說的很有故事情節（就是北京人說的“有戲”），到6點40我也沒回科教頻道，反正早晨的“百家講壇”是重播，我已經聽（“聽”電視，就是手頭還有事做）了開頭了，就一直把“媽媽的秘密”聽完了。可是，這次節目完了，《秘密》沒完，還有“下”。于是，到27號早晨，我把《秘密》看完了。趕巧，這個女人也有四個男人，自然就聯想到我的小說稿子來了，怎么也放不下了，就想說道說道。雖然這個節目不定能有多少人看到了，我還是要“炒炒”的。為什么呀？因為中央民族大學的楊思遠教授就在給烏有之鄉的網友們講座里說了，人民公社解體了很符合農民的心愿，農民自由了，想進城打工也隨便了。我就是讓楊思遠們知道，農民自由了，命運就都好了嗎？農民到底喜歡不喜歡這樣的“自由”？

《媽媽的秘密》說的是重慶市墊江縣的農婦盧肖身患10年的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已經垂危了，與已經被她放棄了17年的兒子相見了，而護理她的16歲的女兒看見媽媽與一個素不相識的小伙子“母子擁抱相認”，驚愕了。就這樣在心頭發出了：“媽媽有多少秘密”的疑問？有疑問就要解疑呀，于是，盧肖只好說出了20多年來的離奇經歷和悲慘遭遇。

原來盧肖的家鄉是四川瀘州的一個偏遠落后的鄉村，在她不滿16歲時父母就把她嫁給一個比她大的當地農民。這個丈夫懶、好喝酒、不能養家，她就養豬，養雞鴨，積攢下錢把三間草房變成瓦房，還生個兒子。在她的辛勤操勞下，這個家成為本生產隊算數一數二的戶。可是丈夫對她卻不好，還參與賭博，既不聽勸又不講理，村民給他取名叫“天王”。一邊不想掙錢過日子，一邊對她又打又罵。在雙重壓力下，她同姐妹們外出找工作，跟隨介紹人到了山西，被賣給一個自稱礦工（就是在當地煤窯的打工農民）的洪國。她一分錢收入沒得到，沒有路費了，也無處可去了，只好跟洪國過了。但是她不甘貧窮，仍想進城打工，自食其力。這次正趕上給紡織廠招工的，待遇挺吸引人，她們高高興興應招了。可是到地方才發現又是個騙局，現實再次作弄了她。她被帶到安徽一個山村，人家告訴她是她們被賣了。她被買家嚴密看管起來徹底失去了自由。她想跑，就被打得死去活來。要她的男人不打，村上的人代打，狠狠打。一個跟她一起被賣的女人悄悄對她說，先表示認可吧，安心地住下來，不然給抓回來要挑斷腳筋的。安徽人狠著哩！于是她不再張羅跑了。終于趕上一次趕集的機會她跑往鄉政府，不顧一切了，穿的拖鞋都跑掉了，那個男人就抓她，她高喊“搶人啦！”鄉干部介入了她才得以解脫。當她得知老家那個丈夫已經跟別的女人好了，她就又回山西了。洪國聽她說被拐賣了也沒責怪她。兩年后，他給洪國生了個兒子，取名叫小剛。那時她也才二十七、八歲。為了增加收入，她開了豆腐房，可是洪國出去賣豆腐連本錢都收不回來。洪國說自己凈為別人不為自己愿意吃虧。她對洪國的為人承受不了了，就想回四川。她所以能跟洪國過下去是因為洪國的親戚都對她好。可是，和睦的環境不能代替平常的生活，在她又懷孕時，有個鄰居對她說洪國連自己都養活不起，還能養倆孩子？她本就不堪忍受這貧苦無望的生活，于是，她趁洪國不在家，到欠她家豆腐款的人家收了100元就上路了。

這時一個老鄉楊明得知她要回老家，就說自己也回老家。她讓楊明自己走，她說她去石家莊，楊明說他也去石家莊；她又說她去太原，楊明也說去太原。就這樣倆人一路同行了。回到重慶她說要去姐姐家，楊明也要跟去，而且去了就不走了，并且跟她的姐姐說，要跟盧肖一起過。原來這個楊明跟洪國都在煤窯打工，洪國富有同情心，看他跟自己老婆都是四川老鄉，就把楊明領家來了，開始有了交往，自然就認識了盧肖。楊明知道盧肖很能干，也知道她的處境，就看好了盧肖。可是盧肖對男人已經失去了信心，對楊明的表現很厭惡。但是楊明卻契而不舍、死纏濫打，非要跟她一起過日子不可。這時，盧肖是已經過三個男人的女人，還有這樣表示愛意的男人，而這個男人不是把她賣給別人，而是自己留著，是真心留下要跟她過日子；而她已經行動不便，不能再打工了，沒有收入怎么過活？再說孩子屬于超生也是個問題，而楊明不在乎她結扎還是懷孕，都無所謂。于是她就決定接受楊明，沒有彩禮，沒有儀式，就跟楊明回到了他墊江縣農村家里。楊明的家什么也沒有，凄苦、悲涼。她在這樣的家里生下了女兒小紅，楊明對女兒很好。他們去金華打了8年工，過的還不錯，但到2000年，盧肖感覺眼睛出了毛病，看不清了，去醫院檢查結果是患上白血病了。病因是受了嚴重打擊，生氣太多所致。但是，考慮治病費用承受不起，就吃點藥想扛過去。病情稍好她不甘心坐吃山空就又出去打工。患病不治自然病情大發，在五、六年前就開始周身疼痛，什么也干不了了，而且經常發脾氣。楊明也不能在外打工了。幸虧在打工時結識了一位好朋友，每年都給他們資助幾千元錢。盧肖知道自己余生無多了，就想臨終前見見扔在山西的兒子。人們都為她的奢望發愁，但重慶電視臺跟山西方面聯系，還真就找到了洪國父子。在一起過了4年的丈夫洪國帶著已經18歲的小剛來了。當兒子來到床邊母子相抱而泣、悲喜交集了卻了心愿后，病情也越發嚴重了，這才入院治療。大夫說她這種病通常四、五年，她已經10年了，進入晚期了。兒子小剛提出要給媽媽輸血，大夫說輸血只能緩解，也不起根治作用了。女兒小紅自然知道自己的父親不是生身父親，要主動承擔照顧媽媽的責任，中考就放棄了；但楊明仍和盧肖的想法相同，無論如何要讓女兒讀書。從小紅的名字可以看出，盧肖的內心。小紅雖然知道自己不是父親楊明的，但仍然表示，在這個家里孝敬這個養父，讓哥哥在山西家里孝敬生父。

盧肖這個充滿離奇而不幸的人生被媒體報道之后，引來了很多好心人的關注和資助。也許是因為這個結果，才被引入法制頻道的“道德觀察”欄目的吧？

主持人路一鳴最后說：“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盧肖前前后后跟四個男人生活過，16歲家里給指定一個；后來被騙去山西認識一個；再被賣到安徽委身一個；逃出來又回山西生個孩子，再回四川，這回主動走過來一個。你說這四個男人，哪個，盧肖算是真心的？哪個算是嫁錯了呢？一個要強又能干的女人，最后得了絕癥，在得了絕癥之后，才和自己的兒子相見了。一個人一輩子該吃的苦、能遭的罪，盧肖一個沒落，全趕上了。當一個人的生命快要走到終點的時候，人們才開始發現她可憐了，并由此回溯過去她幾十年的遭遇，發現她越發可憐了。可惜晚了！如果當初，在那些關鍵的時間點上，盧肖周圍的人，父母啊、親戚啊、朋友啊、同鄉啊，能更多地尊重她本人的意愿，而不是把她當成要么掙錢、要么生孩子的工具，悲憫之情不是支撐到最后，攢到最后，集中地表現出來，當時就表現出來，說不定盧肖就不得絕癥，她的家庭成員的復雜關系也不會出現，我們少了兩期節目，不過這個世上會多出一個幸福的人。”

其實，這樣一個經歷了四個男人的女人跟我小說《四個男人的女人》主人公小榮子不同。小榮子是不堪忍受地主老財的凌辱和強暴，被長工柳大哥領著逃進深山老林（吉林省蒙江縣，即現在的靖宇縣），過著野人式的生活。后來陸續收留了3個階級兄弟。因為時世變遷，老柳遭遇不幸，她為了維持這個家，就跟老二過了。可是不久老二離家了，她就跟老三過了。后來老三跟黨走了，她就跟老四過了。她是出于女性的善良和母性的慈愛，奉獻給四個男人，盡管都不是自己選擇的，但最終享受到了真愛，給每個男人生了一個兒子。當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階段，四個男人都回到一起了，各領一個兒子，成了四戶小家。小榮子成了老柳太太，自然成了這個大家庭權威掌門人。在大躍進的改天換地的年月，深山里的小戶人家成了山外人的聚集地，逐漸發展成十多戶，到人民公社化后竟然發展成了一個生產隊，即一個村落——柳家屯。這是個喜劇結局。

小榮子活了80多歲得到了善終，而盧肖卻不是，實在是個悲劇人生和悲劇人物。那么這個悲劇人物是怎么樣“煉成”的呢？我的看法跟主持人路一鳴是不可能相同的！

    一、我認為盧肖不是個安分的女人。盡管她的愛情不如意，不是自己做主的，但是已經結婚了，就應該“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給扁擔扛著走”，做個賢妻良母從一而終。雖然這樣說太傳統了，是封建觀念，但是中國的農村女人大多就是這樣過來的，像電影《李雙雙》那樣，“先結婚后戀愛”，也能培養出感情來的，白頭偕老不是新鮮事。我不反對自由戀愛、自主婚姻。可是，孩子太年輕，還是要父母幫助拿主意的，不能像“市場經濟”那樣大撒手放任自流。對婚姻問題也要區別對象因人而宜，不能絕對化搞一刀切。因此，對于家庭組合也不能一個模式。“改開”之后大講“優化組合”和“強強聯合”，在家庭組合上自然也引起了“重新組合”。可是“重新組合”的家庭就鞏固了嗎？至于“強強聯合”的家庭在演藝界是常有的，但是就真的是最終的“組合”了嗎？顯然不是的。婚姻和家庭是要互補的，相錯才能相交，才組合得牢固。一個家庭不可能倆人都一樣的，是要有主有從的。盧肖是不甘于從屬的。她要發揮她的自身價值，這個沒有什么不對的，但是，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盧肖能珍惜那份來之不易的產業，一直過到現在，該是怎么樣的家庭啊？在當時就把三間草房變成瓦房了，那得是25年前啊，是很了不起的啊！一個女人進家門就有自己的三間草房，就說明那個男人還不是窮光蛋，決不是“趙本山式”的“二八月”、“二乎賴”、二流（子）社員，一定是個基干社員。至于他在生產隊里的名聲，“天王”盡管不是褒義，很可能是“拔豪橫”蠻不講理，但說明他有實力，不懼硬，天不怕地不怕，好斗。也許盧肖的父母并不認為是缺點，起碼能保護自己的老婆不受別人欺侮。再說感情也靠培養，男人粗心是通病，女人如果不能理解，不能用心予以改造，就是失職，對家庭不能呵護，是嚴重的失職。她在那個家里有了家業還不算，還生了個兒子，做母親的盡管是外出打工掙錢，也是不該丟下不管的。我注意了，直到節目結束，她也沒再提及老家那個兒子的。一個女人再要強，連自己的親骨肉都不在乎了，一心想出去掙錢改善境遇，過上富人的生活，那是中國農民的正常心態嗎？雖然說“男女都一樣了”，可是女人畢竟是女人，一樣的是社會地位是應該的，可是性別、功能、稟賦能一樣嗎？到什么時候、什么年代和時代，相夫教子就是上天賦予女人的責任和使命。當然，盧肖的本夫對家庭沒有責任心也是不夠格的，是個失職的丈夫。那么，如果有妻子在身邊不離不棄，我想他即便是個渾蛋，是個石頭，也該有了溫度，說不定會改造好的。

其實不安分也不是絕對的缺點和壞事，有進取心的人大多都不安分。問題是“不安分”也要個節度，不能持續地不安分下去。如果盧肖到山西就在那里安頓下來，跟洪國好好過，窮境還是有望改變的。看洪國的確是個老實善良的農民。他富有同情心，因為楊明是四川人就主動領到家里讓盧肖認老鄉，給他這個給那個的，予以關照。這個要比盧肖老家那個“天王”好多了。但是盧肖不認為是優點，而對洪國的為人不能忍受。她說的洪國出去賣豆腐拿不回本錢來，也不見得是白送了。在農村賒欠的事情是常有的。盧肖背著洪國討要的百元車費，就是買她家豆腐欠的，能順利地要出來，說明人家不是賴帳的。洪國說“我就愿意吃虧”，那不是優點嗎？可是，在一心想掙錢的盧肖眼里就是傻子，就不能容忍。于是第二次出走。一個女人，一個家庭主婦，總想離家出走，即使不被騙，也不見得是好事，是把握事。況且，在人心叵測的今天，誰家的女人這樣，還能得到男人的忍受，甚至原諒？可是，善良的洪國原諒了她。她在過了兩年之后，給洪國生個兒子不算，還懷了二胎。照實說，這二胎應該拴住她的心，可是鄰居的一句話又激活了她的“離心”，洪國連自己都養活不起，有了一個兒子，還能養活兩個孩子嗎？如果是對家庭負責的話，她是不會被外界所吸引的。她說自己之所以能跟洪國過下去，是由于洪國的親戚對她好。那么，其中有沒有洪國為人處事的態度的因素呢？洪國對于盧肖本不認識的四川老鄉都那么真誠友好，難道他對親戚、朋友能不好嗎？這些本是優點和財富的無形資產在她眼里毫無價值和意義，這不跟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價值觀扭曲了有關系嗎？在人民公社存活時期，農民是苦戰奮斗改土造田多打糧食支援工業為國家做貢獻的，都是以社為家不講發家致富的。在“文革”期間給孩子取名都避開“財、富、福”等帶有私心的文字。這就涉及了我想到的第二點：盧肖的悲慘命運是怎么造成的？

二、人民公社是1984年國家下文宣布撤銷的，實際從分田單干（所謂的“聯產承包”）就淪為徒有其名了，已經不是集體生產了。倘若還是聽到鐘聲（其實是敲鐵道板或鐵軌段）就上工的話，社員不能無故缺勤的話，盧肖就是想離家出走也是辦不到的。再說即便她私自出走了，也不會遇到拐賣婦女的。那時沒有這樣的人或團伙。即使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那里也是生產隊，也有人過問是哪里來的，不管什么原因是不能收留的。就是好人，投親靠友的，生產隊也清清楚楚，不用什么警察過問，生產隊有治保委員，大隊有治安主任，公社就一個公安助理（就是縣公安局特派員），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根本不像現在還得發通緝令。楊思遠教授只看到現在的農民自由了，可以進城打工了。難道他就不懂自由不是絕對的，只能是相對的？自由是要有規則的，小學生還有《小學生守則》呢。怎么叫“守則”？就是必須遵守的規則。規則也好，法規也好，都是為了保證正常生活的，使正常人、規矩人、本分人享受自由的。現在農民是自由了，可是他們在某中意義上來說，也失去了一定的保護，享受不到自己向往的自由了；反倒是又懷念起走集體化時的“非自由”了。盧肖被騙到安徽山村，她就遭到了一些村民的毒打，比黃世仁對待喜兒還狠毒，生不如死，難道這個就是農民單干后的享受嗎？在公社時期，也有招工的，那是國家把招工指標都落實到公社了，公社再分配給大隊。招工是騙不了人的。就是社員外出掙錢（那時不叫“打工”叫“出外勤工”）也是集體出去的。我的父親就跟一伙青年到城里的糧庫做臨時工，掙錢統一交給生產隊，生產隊給記工分，再給補助費。后來生產隊里要開豆腐房把我父親要回來了，70年代最后一批臨時工都給轉正了。等我到縣總工會工作時，那個糧庫的主任還為我父親惋惜，說我父親干的院心工很負責任，錯過了轉正機會對他們糧庫也是個損失，沒有那么讓人放心的院心工了。

盧肖趕上了個“好時代”，也正是這個好時代，造就了那些只為自己發財，而不擇手段、違反規則、貪得無厭的心術補正的歹徒。他們把社會弄得烏七八糟，國家的法制收效不大，中央穩定和諧的愿望難以實現。

我就認為盧肖的悲劇是她個人的思想觀念決定的，個人的觀念不是孤立產生的，于是就涉及到社會原因了。時世可以造就英雄，時世也可以造就罪人。有了罪人，也就有了受害者和無辜的人。盧肖是自作自受，但是她也是個受害者。她確實是個要強的女人，是不甘現狀的。如果她不一再被騙，她是能干成事業的，如果遇上個有財力扶植她的人，她是肯定能闖出自己一片天地的。她具備女強人的素質。可是，她失敗了，她的愿望落空了。我不知道她第二次離開洪國回四川要干什么。但是，因為洪國給她種下了“善根”，使她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有一個真愛她的男人“扣食”了，她在行動不便寄人籬下（姐姐家）的無奈情況下，就范了，真還過上幾年比較滿意的家庭生活。但是，疾病已經做成了。死神向她走來，她并不知道生命進入垂危了。她理應美好的人生被葬送了。主持人卻在那里責怪她的父母、親戚、朋友，怎么就不觸及觸及社會根源呢？

三、盡管如此，我說盧肖還是幸運的。跟她一起（兩次）被拐賣的其他女人現在都怎么樣了？洪國不承認自己是買，說就是給了那個領她們來的人一千多塊錢。在20多年前的一千元在當時是小數嗎？一個農民，30多歲了沒有老婆，在生產隊里是少見的，怎么洪國還要花上一千多元換（不說買）老婆呀？那可是進入農民“自由”時期了。不僅山西，就是在萬里同志搞單干的省份安徽，怎么還買女人做老婆？而且得到村民的認可，他們團結起來“嚴防死守”，可能考慮到買人的人舍不得，伙伴們就仗義出打了。這是怎樣的心態呀？是社會文明進步了，還是倒退了。那些大打出手的村民們為什么那樣義憤？他們是單純同情那個花錢（肯定不是洪國花的一千多塊的數額了）買老婆的伙伴，還是為自己討老婆之難而發泄自己的苦痛？在公社社員獲得“解放”了可以放手“發家致富”的年代怎么還沒有女人嫁給他們？我不知道那個悄悄勸盧肖假裝“高興”跟著男人過的那個同伴女人是否擺脫了被當做生育工具的苦難境地？我也不知道，那個使盧肖逃出魔窟的鄉政府領導干部怎么看待這類事件的？他們是否還有繼續的作為？央視12套這期“道德觀察”節目還掛在網上，肯定不是我一個人看到的。那么，看了這期“媽媽有多少秘密”的官員們也肯定是有的，不知道他們會做何感想？我們祖國的大好山河已經“百孔千瘡”了，我們可不能再讓我們的階級姊妹們的心靈千瘡百孔了！還不僅僅是階級姊妹，就是安徽那個沒有露名的花了血汗錢卻鬧個“雞飛蛋打”的窮苦男人，他的心靈能不受傷嗎？現在，他組成家庭了沒有？瀘州那個首任丈夫老婆外出不歸，他自己怎么拉扯那個被母親舍下的兒子？盡管他有了后續的女人，但是那個女人對不是自己生的孩子是怎么樣的態度？而那個男孩子比洪小剛還大好幾歲，他長到了自己可以娶妻生子的年齡都沒見到自己的母親，沒有享受過母愛，他心靈的創傷能小于他的父親嗎？至于最后一個男人楊明好像是個幸運者，利用回老家的一路相隨所獻的殷勤和呵護，與自己暗戀的女人終成眷屬了，盡管家徒四壁，但盧肖卻未離他而去。看來他是個成功的勝利者；可是仔細想想，原來他是（借用佛家的說法）前世欠盧肖的。盧肖陪他十多年，他是跟這個女人生活時間是最長的；但是，他苦巴苦業拉扯大的女兒卻找到了自己的父親。如果盧肖過世，小紅畢竟要姓洪的，他還是孤身一人。難道他就保證能“笑到最后”嗎？他一個大男人，早就過了而立之年卻未能有妻室，還要“靠”（現在叫“泡”）一個有夫之婦，而且人家是很不請愿，是在身懷六甲無路可走的困境之時，他是否有乘人之危、奪人所愛的嫌疑？他的心里能安實嗎？尤其是這個女人是他的好朋友的，如果沒有他的出現，說不定她還會回到洪國身邊的。就從給女兒取名來看，盧肖的心里還是有洪國的。從這方面來說，盡管楊明有可能人財兩空、妻女皆離他而去，他能不受到良心的譴責嗎？相比之下，洪國才是個真正的勝利者，雖然他跟盧肖只過了4年，卻撈下一雙兒女，盡管拉扯兒子成人很不容易，但是畢竟女兒他一文沒花就長到16歲，而且兩個孩子都很有良心。我想，這就是他做人寬宏大度，心地善良的“果報”吧！在我心里，盧肖的四個男人無論是怎么樣的作為，但都沒有害人之心，都是不得已而為之，都是好人，也都是我們的階級弟兄。作為階級弟兄，就為了組成個家庭，就這番不容易，很難如愿，你能責備他們嗎？跟那些用國家的錢養三妻六妾（有個不大不小的貪官竟然占有上百個女人）的官員們相比，你不同情他們嗎？再說小剛、小紅和他倆異父同母的瀘州的那個哥哥三個下一代人，他們說不出道不得的被扭曲的童年和青春，會給他們的人生以及他們未來的小家庭造成什么樣的苦痛啊？我擔心他們的傷痛恐怕終身難消的。當他們的人生能強于他們的父母嗎？將來他們對這個時代該做怎么樣的評價呢？

面對圍繞盧肖這樣真實而離奇的人生軌跡而產生的方方面面的人和事，那些認為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優越，認為人民公社就該壽終正寢，農民擺脫了集體的桎酷，解放了生產力的“經濟學家”們和認為“資本主義課”還要補下去的決策者們，還要不顧實際地“摸”下去嗎？這里說的是成年女人的可憐遭遇，我的稿子還沒寫完，央視新聞就報道警方的戰果：成功地解救了一些被拐賣到“性服務”場所的女孩子，大的18歲，小的只有14歲。而她們面對解救了自己的警察叔叔卻木然得毫無感激的表情，不知道她們是失意還是慶幸，我的心不是惋惜了，而是劇痛啊！在這之前，警方解救的被拐賣的嬰兒，只有寥寥幾個找到了父母，剩下那么多都是無人認領的。面對這些家庭的不幸，我們的政府該怎么辦啊？不過，新聞中也有值得高興的報道，除了“身邊的感動”之外，有一個省份就實行藥廠和醫院的對接，取消了中間環節，把藥費降下了二分之一，給患者節省了多少個億！其實解決藥價虛高的問題早該這樣辦的，為什么到現在才被認為是個“新創舉”而加以肯定啊？那不就是計劃經濟時期我們常用的嗎？究竟差著什么，明知是有效的措施卻不照辦，還在自己摸新招法另搞一套？難道不是別有用心嗎？1995年我去過吉林的一家很有名的制藥廠，他們在央視一套節目“黃金時間”天天做廣告。接受我采訪的宣傳部長說，他們宣傳費和制藥成本相當，所以成品藥的出廠價低不下來。如果像過去廠家和醫家相互派人聯系，不通過其他環節讓廠家跟醫家銜接，不僅省去了中間的費用，也不用花巨資在電臺做廣告了，藥價自然就下來了。所以我認為，在未恢復計劃經濟之前，不能再對市場經濟放任了。國務院最近出臺的穩定蔬菜市場物價的一套新措施就已經開始干預了，是個好兆頭。在控制藥價方面倘若全國都向這個省份（我沒記準，好似也是安徽省）學習，全國該給患者省下多少藥錢啊？看病難的問題雖然不能根本解決，也能緩解一下嘛！倘若所有的產品都能采取像安徽應對藥價那樣的措施，疏通供銷途徑，我們的物價不就大大下降了嗎？也決不會再出現生產不如流通，沒有賣家得利多 的怪現象了。我的國有企業就不會虧本破產倒閉了。

我從“媽媽有多少秘密”談開來扯了這么遠，從盧肖扯到這上邊，不是我東拉西扯、語無倫次，就是我要通過盧肖的遭遇，又一次看到否定人民公社、否定計劃經濟、推行私有化的危害。所以總是耿耿于懷、念念不忘的。

現在，我不希望盧肖的悲劇在別的女人身上重演。但是我很難說我這個想法不是奢望！

                                            2010年12月11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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