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謠說：丟失一個釘子，壞了一只蹄鐵；壞了一只蹄鐵，折了一匹戰馬；折了一匹戰馬，傷了一位騎士；傷了一位騎士，輸了一場戰斗；輸了一場戰斗，亡了一個帝國。
　　中國四書五經中的《禮記·經解》中記載：“《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謬以千里。’”
　　以上是古代東西方，對于“蝴蝶效應”的兩個直觀理解、樸素認識。
　　1963年，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Edward Lorenz），對“蝴蝶效應”（ The Butterfly Effect），給予了客觀、科學的闡述。在一篇提交紐約科學院的論文中，他分析了這個效應。其定義是：“在一個動力系統中，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
　　蝴蝶效應這個詞兒，在愛德華·羅倫茲的那篇論文中還沒有出現。后來，另一位氣象學家讀完論文，提出了海鷗扇動翅膀，會永久改變天氣的貌似謬論的推論。愛德華·羅倫茲則進一步提出了這個更加有詩意、看似更加荒謬的命名。通俗地說，就是：“一只蝴蝶在巴西某處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后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軍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一次戰役打響。1950年11月25日，美軍3架轟炸機轟炸了志愿軍司令部駐地，毛岸英同志不幸犧牲。
　　一方面，相對于在戰爭中犧牲的無數無辜的、善良的人們，毛岸英同志只是普通的一員。但是另一方面，就像禿子腦袋上的虱子，我們都知道，毛岸英同志是非常不普通的一員。
　　當天，彭德懷同志向中央軍委專門作了匯報，據說彭德懷同志對電報的措辭，進行了長達一小時的思考。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接到彭德懷同志的電報后，考慮到毛澤東同志帶病指揮抗美援朝戰爭，他和劉少奇商量暫時把電報擱下。
　　這一擱，就是兩個多月，1951年1月2日，周恩來才把彭德懷撰寫的關于毛岸英同志犧牲的電報給毛澤東看，并附信說：毛岸英同志犧牲是光榮的。

　　在此之前，195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給志愿軍的指示中認為：朝鮮戰爭有可能迅速解決，但也可能拖長，我們準備至少打一年。敵人可能要求停戰，我們認為美帝國主義必須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才能談判停戰。同時指出：美帝國主義同蔣介石一樣，諾言和協定都是不可靠的，故應從壞的方面著想。
　　從這篇指示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反感戰爭。參考孟子對梁襄王表達的觀點，毛澤東同志就是那種“不嗜殺人者”，所以“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毛澤東同志的態度很明確；①美帝國主義必須撤出朝鮮；②美帝撤至三八線，可以考慮談判停戰；③要對美帝的“信義”保持警惕。

　　關于美帝的“信義”，也要有客觀地評價。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與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做了關于福摩薩（臺灣）問題不在美軍防御范圍之內的講話。然而，1950年6月27日，朝鮮戰爭爆發之后的第2天，杜魯門“詭異地”命令美第七艦隊開赴臺灣海峽阻止新中國解放臺灣，宣布“臺灣地位未定”。中方愛國人士，通常會因此指責美方“自相矛盾”，直白地解釋，就是“說話如同放屁”。
　　美國方面，其實也有些冤枉。美國政府還認為中國政府背信棄義呢！在美國人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滿清政府、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地域之上成立的，所以應該承擔滿清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之前的承諾。所以，當1950年1月，北京市軍管會宣告收回美國、法國、荷蘭兵營的地產權，征用營房和其他建筑時，美國指責中國政府“違反了1901年給予美國的、并在1943年中美條約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權利。”隨后，1950年1月26，美國與南朝鮮簽訂了《美韓聯防互助協定》。所以，至少在出兵支持南朝鮮李承晚政府這一點上，中方的上述指責其實是不成立的。
　　但是支持南朝鮮也就罷了，為什么杜魯門如此迅捷地，在戰后第2天，即將臺灣問題拉進來？這種結果，在我看來，恐怕與多次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1949年8月16日被美國藝術協會評為“全世界十大美人”榜首、號稱1943年11月“母儀開羅”的宋美齡，及其相關四大家族的幕后活動，有著莫大的聯系。具體請參考宋美齡與“院外援華集團”等相關文獻，重點請關注1948年與杜魯門競選總統失利的紐約州州長杜威、美國參議員麥卡錫、1949年1月21日辭去國務卿職務卻于1950年9月21日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馬歇爾、以及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緊急會議上一份備忘錄的書寫者美國駐遠東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等人。本文在此不做贅述。

　　我們收回來，剛才說到1950年12月4日，毛澤東同志的電報顯示，他是一位“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的“不嗜殺人者”。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顯然也是這樣的好人。中央軍委是準備在“聯合國軍”退到三八線以后，就可以考慮停戰談判的。
　　照此推論，1950年12月13日，中央軍委指示繼續攻擊，以及后來否定聯大1950年12月14日通過的印度等13國提出的停戰提案，都是有道理的，因為“聯合國軍”雖然在西線退到了三八線，在東線還沒有！
　　但是，照此推論，1950年12月31日發起的第三次戰役，就沒有必要了。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同志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提出越過“三八線”再打？這與1950年12月4日毛澤東同志的電報，是互相矛盾的。這時候，最為理性的選擇，是主動后撤到三八線，甚至應該留出幾公里的空白地帶，那樣就更完美了。
　　為什么那種最完美的情況沒有出現？

　　思考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事實把我推到了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毛岸英同志的犧牲”，導致那種最完美的情況沒有出現。
　　毛澤東思想，雖然掛著毛澤東同志的名號，但卻是千百萬中國共產黨黨員，在長期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理論和實踐的、經驗與教訓的結晶。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可以說來源于毛澤東同志最親密的戰友與最堅定的支持者，周恩來同志。
　　毛澤東同志的高瞻遠矚，建立于廣大黨員群眾為他提供全面客觀的事實材料，再加上政治局同志的辯論研究，最后經由毛澤東同志本人思考總結而得出。
　　在1951年1月2日得知毛岸英犧牲的消息之前，毛澤東同志可能會對以周恩來為首的某些中央軍委成員的異常而感到不解。為什么原來“主和”的一些同志，變得如此“主戰”？將美帝從鴨綠江邊，趕過了三八線，將平壤順利地拿下，已經足以證明中朝人民軍隊的強大，已經足以向世界證明，中國人民的的確確站起來了，為什么許多同志仍然堅決地主張越過三八線，繼續攻擊，發動第三次戰役？
　　在第三次戰役發起之后的第2天，迷霧散去了，暴露出了可以令一個常人崩潰的事實：自己的親生兒子，早在兩個多月前，就已經不在人世了！！！
　　沒有經歷過那種“白發人送黑發人”的痛苦的人，可能無法想象那種透入骨髓的悲哀。經歷過那種痛苦的人，我們也不敢去問。但凡良心尚存的人，可以自己去試著想象一下。

　　毛澤東同志是人不是神。但是我不得不說，毛澤東同志已經非常接近神了。
　　在拒絕1951年1月13日通過的“朝鮮問題三人委員會”在十三國提案基礎上提出的關于解決朝鮮問題基本原則的“補充報告”這個問題上。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喪失理性，因為這個提議要求停戰后討論“臺灣地位”問題。朝鮮是朝鮮，臺灣是臺灣，為什么要扯到一起？
　　在1951年1月25日，“聯合國軍”全面反攻之后，毛澤東同志依然保持著理性。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復電彭德懷，指出“在戰役準備期間，必須保持仁川及漢江南岸橋頭堡壘。確保漢城，并吸引敵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區。戰役發起時，中朝兩軍主力應取突破原州，直向榮州、安東發展的辦法。”如果按照這個打法，第四次戰役不會輸的那么慘！
　　彭德懷同志在給毛澤東同志的電報中，是遵循毛澤東同志的建議的。1951年1月31日，彭德懷關于《第四次戰役部署》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出“西頂東放”的作戰方針，即西線在漢江兩岸頂住敵人，東線將敵人有計劃放進來，在運動中尋機殲敵。毛澤東同志收到彭德懷請示電后，復電說：部署甚好，預祝勝利。
　　但是，實際上，彭德懷同志并沒有堅持“西頂東放”，反而是“西放東頂”！
　　1951年2月5日，彭德懷電令第四十二軍和北朝鮮人民軍第二、第五軍團對東線北進的聯合國軍進行阻擊，以減輕西線中國阻擊部隊的壓力。同時，鄧華指揮的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六十六軍奉命向東移動，以待尋找戰機。
　　西線頂住了嗎？就把三個軍往東轉移。此時還是毛澤東同志1951年1月25日提出的“戰役準備期間”，彭德懷同志的判斷，可能是已經到了“戰役發起時”。
　　惡果是什么？仁川再度失守，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同志1951年1月25日提出的“在戰役準備期間，必須保持仁川及漢江南岸橋頭堡壘。”的建議。彭德懷同志在1951年2月7日，還為進攻‘砥平里’或‘橫城’而舉棋不定，“聯合國軍”卻很快在1951年2月10日，再次占領仁川。
　　當然，我們不能就此指責彭德懷元帥，地球人都知道，中美雙方當時的武器水平與情報技術之間的巨大差異。中國軍隊在陌生的國土上，完全是憑著感覺打。
　　對此，我們只能是無限欽佩毛澤東同志以及相關的中央軍委同志，他們的作戰方針是如此地切中要害，直指關鍵。

　　我們再收回來。剛才說到“白發人送黑發人”。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中央軍委的周恩來等同志，在1951年1月2日之前的內心煎熬。
　　說，還是不說？這是一個問題。什么時候說？這又是一個問題。
　　最理性的人，往往具備最深厚的情感。如果說，毛澤東同志是最智慧的人，那么周恩來同志就是最理性的人。在那兩個多月里，毛澤東同志身體還欠健康，周恩來同志的擔子要有多么重，毛岸英同志犧牲的消息，對周恩來同志的理性思維會產生多么巨大的影響？
　　這個答案，我認為，1950年12月31日抗美援朝戰爭第三次戰役的發動，已經給了我們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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