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陳永貴　　

1986年3月27日早上，我象往常一樣打開收音機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當播音員播出一些新聞后，突然用低緩的語氣播道：“全國著名勞動模范，原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北京東郊農場顧問陳永貴同志因患肺癌，醫治無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時35分在北京逝世，終年72歲”。剎時，我如五雷轟頂，象傻了似的呆在那里，陷入無比悲痛之中……　　

接下來我想，要是能到北京向這位刻滿滿臉皺紋的、飽經風霜的中國農民英豪作最后訣別，深情地向他的遺體鞠上三躬該有多好啊，那樣我會死而無憾，但現實告訴我不可能做到。接下來就關注電視報紙吧，但遺憾的是電視報紙竟沒有這方面的一點消息！　　

陳永貴在我的心目中是重量級的人物。要說為什么這樣看重他，在心目中由衷地敬仰他，源自上個世紀在小學上學時課本上介紹他帶領大寨人三戰狼窩掌，治山治水的英雄事跡，源自于一位黃土地上的農民竟然成了全國勞動模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源自于身居要職，仍然頭扎白毛巾，身著對襟疙瘩扣中式服飾，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源自于全國男女老少對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源自于全國人民每天都在學習他和他的大寨精神。陳永貴對于我來說太重要了，太寶貴了。　　

對于他為什么從一個普通農民竟能走上中央領導的位置，在他活著時，周圍的人們就議論紛紛，認為一個大老粗竟能受到毛主席和全國人民的寵愛，太幸運了，有的甚至猜測他和毛主席有怎樣的特殊關系。我認為，這些人也太不開竊了，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簡單的很。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過：“（我們的國家）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既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使廣大人民群眾翻身作了主人，就要選拔工農群眾中出類拔粹的人物進入領導階層，行使當家作主人的權力，而不是嘴上空口說說而已。陳永貴以他非凡的組織領導才能，雄辯的口才，艱苦創業的革命精神，一經媒體披露就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重視，又經過長期的考察，認為陳永貴是農民階層中難得的人材，所以選擇了他，并委以重任（委以重任的還有工農出身的孫健、吳桂賢、李素文），　　

談到陳永貴的才干，那真是不一般。上世紀四十年代，解放區人民響應毛主席“組織起來的號召，紛紛組織變工隊、互助組，開展大生產運動。在大寨，最早組織互助組的人就是第一任黨支部書記賈進才，他的互助組叫“好漢組”，組里的土地好，牲畜好，可謂兵強馬壯。而陳永貴組織的“老少組”老少殘弱，可由于陳永貴組織領導到位，大家齊心協力，戰勝了“好漢組”，“老少組也由當初的９戶發展到４９戶。陳永貴作為一個農民，卻很有自己的主見，很多時候不為當時的形勢所動。１９５８年全國一片浮夸風，農村虛報產量比比皆是，由于客觀原因，大寨的糧食產量比原先預計的減產了，這時陳永貴要是把產量報的高一點，就能當勞模，就能進京參加勞模會議，他左思右想，不能為了當勞模而作假，產量不能多報，有關領導鑒于當時的形勢，不把產量報高就不好推薦他當勞模，就派人做陳永貴的工作，勸他多報，只要把糧食畝產報到２000斤，保證他進北京當勞模，但陳永貴固執地說：“我沒有打下的，一斤也不多報，打下的，一斤也不少報”，這就是當時的陳永貴！因為產量沒有多報，而取消了進北京參加勞模會的資格。　　

１９６３年８月份，一場百年不遇的洪災席卷了大寨，雨不停地下了七天七夜，大寨房倒屋塌，人們的情緒降到了零度。陳永貴參加完縣人代會后趕回大寨，大寨的男女老少紛紛向他訴說著發生的災害，要是一般的領導人，這時也會和大伙的心情一樣，變的凝重悲愴，但陳永貴出語驚人：“災是不小，可我還要給大家道喜哩！”大伙一聽就愣了，有什么喜呢？只聽陳永貴慢慢道來：“我真的給大家道喜嘛！不承認是喜？第一，遭了這么大災一個人沒有死，人在就是大喜事呀！第二，遭了這么大災，幾十頭牲畜沒有損失，這是不是喜？第三，咱們的糧食保住了，餓不了肚子，道不道這個喜？土地刮了，我們重新修起來，嗯？窯塌了，我們蓋起來，走了舊大寨，來了個新大寨，該不該道喜？”幾句話打開了人們的愁鎖，正是陳永貴在災難面前與眾不同的表演，幽默風趣地談吐，才振奮了大寨人的精神，在這里，你不能不佩服身為一村之主的陳永貴的魅力　　

陳永貴原先不識字，在全民掃盲運動中，開始學習文化，４３歲脫盲，隨著在領導崗位上的歷練，以后認識的字也逐漸多起來，一般報紙上的字能看下來，但就是這樣一位農民，卻有一副出眾的口才，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９日，陳永貴以勞模的身份被邀請到首都北京，在人民大會堂向１0000多名首都群眾作報告，一個農民到莊嚴的國家級的講壇上發言，在世界上是罕見的。陳永貴以樸實的農民打扮出現在講壇上，手中沒有講話稿，完全是即席式的。他講到“老少組”與“好漢組”，講到三戰狼窩掌，講到戰勝６３年的特大洪災和重新解釋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處，整整講了半天的時間，連一句話也不重復。到結束他的報告時，他表現的特別慎重：“我今年已經５0歲了，記性不多忘性倒不少，保不住那些地方說錯，說錯的地方請批評指正”。在整個報告會上，他的講話不時被熱烈的掌聲打斷，到會的人們看著他頭上扎的那塊白毛巾，又聽著他滔滔不絕的講話，越發覺得陳永貴不是一般的農民。著名作家趙樹理評價陳永貴：“陳永貴講的真是生動，人才！人才呀！他沒有提到毛澤東，但整個講話都充滿了毛澤東思想，他沒有學過辯證法，，但從頭至尾講的是辯證法！太好啦！陳永貴了不起呀！”那個年代人們把能看一眼陳永貴，近距離目睹他的風采做為一種奢望。就在那次人民大會堂作報告回家的途中，在列車上不知是誰走露了消息，同車人幾乎都知道他坐在列車的一節車廂里，各個車廂為此騷動起來，都想看看這位從山溝里走出來的風云人物，都怕錯過這個良好的機會。列車長實在難于維持秩序，就領著陳永貴在列車上走了一個來回，滿足了大家的愿望。　　

一次一個軍隊劇團到大寨慰問演出，該劇團把能到大寨演出看得無尚光榮，拿出十二分的氣力演出，演出結束后，希望能和陳永貴握一握手，陳永貴走了老遠了，劇團的領導人還追著陳永貴不放。那時人們去大寨參觀，一是去取經，二是要看上一眼陳永貴。　　

有人說，陳永貴在文化大革命中參與了奪權，以至好多人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這些表現看作他人生的污點。我認為，看待一個人要客觀地看，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有其歷史背景和時代背景，有他作為一代偉人自己的打算，運動中出現了反復和意想不到的問題，全國人民都卷入了這場曠世未有的政治風暴。陳永貴也和其他普通人一樣迷惑不解。看到從前自己的許多老上級老領導被揪斗心中更是掛滿了許多問號。為此，他還專門坐上列車進京向周總理請教呢，周總理先是安慰，進而勸他要理解這場運動，對文革要抱積極參與的態度。回去后不幾天，《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勞動模范要站出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運動》。在這個時候，陳永貴這個樸實的農民只有聽黨的話，積極參與并加入到“奪走資派權”的行列中去了。在那個年代，許多黨的高級領導人都言不由衷，不能自控自己，我們能一二再、再二三地去嗔怪一個本來文化知識不多，一個黃土地上成長起來的農民嗎？誰要是不正視這一點，那他就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陳永貴和大寨人有著高尚的情操和集體主義觀念。１９６３年大寨遭受了極大洪災，外界紛紛發來慰問信，還不時給他們送來救濟金、救濟物，陳永貴對這些救濟金和救濟物一律拒收，收下的還要給人家退回去，這不是在作秀。他認為，大寨雖然遭了大災，但還有可能比大寨遭災更大的地方，大寨人完全有能力自救，國家的財力是有限的，把這些財力支援了別的地方豈不更好，他提出了“三不要”（不要國家救災款、救濟糧、救濟物資），“三不少”（向國家賣糧不能少，社員的口糧不能少，庫存的糧食不能少），經過大寨人的艱苦努力，不僅“三不要”做到了，而且“三不少”完全實現了，這一點在當時來說，就非常不簡單！　　

陳永貴在他擔任國家領導人期間走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到處留下了他的足跡。此外他還會見了許多外國政要，出訪過阿爾巴尼亞、墨西哥等國。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雖身居要職，仍然在大寨掙著工分，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他在中央會議上提出的“三三制”（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大寨，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中央，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全國跑），得到了毛主席的贊許和夸獎。　　

陳永貴的一生是幸運的，他擁有許多榮譽，心中充溢著自豪感。他得到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認可和寵愛，他的大寨精神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全國人民學習的楷模和榜樣，因為這，大寨這片土地成了人們向往的地方我國的歷屆主要領導人都曾到過這個地方（周總理去過三次），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和２0多個國家的元首和領導人都曾登臨虎頭山，最高峰時，大寨一天內接待了５0個國家的客人。在大寨輝煌的年代里共接待中外游客７00多萬人，這不僅是大寨人的榮耀，也是陳永貴的榮耀。　　

陳永貴的一生是悲劇的尷尬的。１９７８年展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人們把審視的目光投向了一度輝煌的大寨，好多人象檢察官一樣審視著大寨的一切，容不得大寨有半點錯誤，一經發現即刻公示于眾，加于討伐。中國社會的變革，原先走集體化道路的大寨又不得和全國其它地方一樣做出自己的痛苦選擇，大寨經驗，大寨榜樣打入冷宮。１９８0年《人民日報》的一篇《再不能干西水東調那樣的蠢事了》的文章，成了陳永貴人生的轉折點，在輿論一邊倒的背景下，人們不問青紅皂白把大寨好的東西，先進的經驗說的一無是處。這時的陳永貴有口難辯，孤立無助，心情郁悶，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實在太大了，這年又解除了他的國務院副總理，其后的黨的十二大又落選了十二大代表，晚年的陳永貴就是這樣懷著數不盡的心事走完了他的一生。　　

陳永貴死了，他靜靜地躺在那里，黨和國家領導人沒有向他的遺體告別，沒有給他開追悼會。給他的評語上沒有提他曾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也就是說政府壓根就不承認他當過黨和國家領導人。　　

陳永貴死了，他靜靜地躺在那里，廣大人民群眾的感情最純樸，對自己的階級兄弟最愛戴。曾經給毛主席、周總理的遺體整過容的馬艷華主動向組織請纓，希望組織上批準他為他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陳永貴的遺體整容。全國著名勞動模范耿長鎖專程從饒陽縣趕到北京向陳永貴的遺體告別。陳永貴的遺體火化后，親屬們要抱著他的骨灰盒回大寨，陳家人為了不驚動樓里的居民，打算天未亮就悄悄出發，誰能想到，電梯工早早等候在電梯旁已經準備好為陳永貴及其家人送行。　　

陳永貴死了，他靜靜地躺在那里，向他的遺體告別的只有２00來人，對于一個曾經叱咤風云的中國農民英豪，對于一個曾經擔任過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人來說，人們免不了生出幾許惆悵，幾許失望，幾許悲傷。　　

陳永貴死了，他靜靜地躺在那里，遺體穿的是中山裝，家里人是怎樣考慮的，為什么臨終不讓他穿上他一生常穿的中式服飾走呢,這是為什么？為什么？　　

陳永貴死了，子女們護送著他的骨灰盒到了大寨，大寨那天是人山人海，周圍村莊的人們都來了，人們爭相撫摸著他的骨灰盒，少年文藝隊奏起了哀樂，那樣地哀惋，那樣地凄涼。從老少組就跟著陳永貴干的村干部梁便良，對著人山人海為陳永貴送行的場面，哽咽著只說了句：“我代表永貴同志，謝謝大家”，就昏厥過去，第二天上午才蘇醒過來。　　

陳永貴死了，靈魂擺脫了他那沉重的軀體，隨風飄去，散往太空。高大的英雄身軀濃縮在了一只小小的骨灰盒里。不久又拋向太空，灑在了他曾經戰斗過的虎頭山上，他的墓地。　　

陳永貴死了，他頭上扎的那條白毛巾，身上穿的中式白布褂，黑布褂，黑棉襖，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記消失在歷史的舞臺。　　

陳永貴死了，他的同事，他的村民，花多少錢也不吝嗇，要為他建一座象模象樣的墳墓，以示永久紀念，千言萬語的贊許敬佩濃縮成兩句話“功蓋虎頭，績鋪大地”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陳永貴死了，人們來到他的墓前，心中充滿著敬仰，如果那個對陳永貴敢有微詞，立即遭到責罵。　　

陳永貴死了，他是毛澤東那個時代的名人，是名人就免不了遭到別人的評頭論足和指指點點，孰是孰非，任由人評說。　　

我十分敬仰陳永貴一向把他當做我心目中的偶像來崇拜，現在一提及陳永貴，眼前就浮現出一位頭扎白毛巾，身著中式黑棉襖笑聲爽朗的老農形象。大寨是我魂牽夢繞的地方，昔日的輝煌而今變的怎樣？大起大落，從天上跌到地上，我最喜歡這樣的人生落差。為了去大寨拜訪，我事先做了精心的準備，請當地的老裁縫給我做了一白一黑兩件中式服裝，于２004年清明節（清明是祭奠英烈的節日）來到了心中久仰的地方，――虎頭山上，來到了陳永貴墓旁，向這位中國農民英豪默哀并鞠了三躬，然后參觀了大寨展覽館，陳永貴故居，大寨的村居民落，每到一處都拍照留念。　　

我常對人講，建國以來，共和國的副總理浩如星漢，若問副總理中誰最獨特，誰最知名，當推咱們的陳永貴伯父，再過幾百年，幾千年依然如此。　　

永貴伯父，您在天堂過的還好嗎？生活的愉快嗎？您一定會象在人世間活著時那樣，叱咤風云，壓倒群芳，我相信，憑著您的口才，您的魄力，無論走到那里，那里的人們都會敬仰您！喜歡您！　　

２00８年５月３0日上午　　

說明：此文引用史料出自《陳永貴傳》、《扎白毛巾的副總理陳永貴》兩本書，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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