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改革開放以來若干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一）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這不僅是因為：我們黨能夠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中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后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系統化理論——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我們黨能夠一切從實際出發，團結和帶領絕大多數群眾開展轟轟烈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始終貫徹執行一條正確的群眾路線；我們黨能夠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正確地把握敵我力量的對比與變化，在分清黨內政治是非的基礎上，引領群眾斗爭的正確方向，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不斷把黨的事業推向前進。而且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推翻了長期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并有力地支援了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解放斗爭的結果。回顧黨的89年來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我們黨走過的是一段極不平凡而又極為曲折的道路。黨的歷史一再表明，黨的路線問題決定黨的興衰成敗，凡是在黨的指導路線正確的時候，黨的事業就能夠順利發展；凡是在黨的指導路線出現錯誤的時候，黨的事業就要遭受挫折，有時甚至是重大損失，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的錯誤路線都曾把我們黨推到了失敗的邊緣，黨就是在這樣不間斷的路線斗爭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二）
1976年9月9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真正朋友毛澤東同志與世長辭，毛澤東同志的逝世給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以及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BR>（三）
……
（四）
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確立了鄧小平同志在黨內的第二代核心地位，并開始了改革開放。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卻形成了一股以胡耀邦為頭子的翻案勢力和一股以趙紫陽為頭子的資本主義復辟勢力，這兩股勢力利用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有錯必糾”、“改革開放”，大做文章，騙取鄧小平同志的信任，一方面把昔日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和人民群眾監督改造的對象不問青紅皂白、不加任何甄別地統統釋放出來，加官進爵，一夜間以胡耀邦為頭子的翻案勢力成了所謂“平凡冤假錯案”的圣君明主，從此中國進入所謂的“大翻案”、“大平反”時代。另一方面他們編織謊言，說什么文革十年已經把國民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借以蒙蔽欺騙全黨、全國人民，并開動一切宣傳機器鼓噪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頂禮膜拜，把以“市場經濟”為潛臺詞的資本主義魔力追捧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為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理論根據，拼命鼓吹資本萬能理論和精心雕琢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和“資本主義補課論”，絲毫不顧及可能產生高昂的社會代價，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開辟道路。
這兩股勢力雖然干著不同的政治勾當，但他們有著一定的共同之處，那就是：完全不顧我們黨的一切勝利都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新中國的一切進步這一基本客觀歷史事實，把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上由于某些同志所犯的一些錯誤別有用心地栽贓到毛澤東同志頭上，千方百計地詆毀毛澤東思想，把堅持毛澤東思想這一放之四海皆準真理的同志污蔑為思想僵化的教條主義者，把工農群眾同毛澤東同志的深厚階級情感污蔑為個人崇拜，卻把自己打扮成實事求是的英雄好漢，悍然掀起對毛澤東同志進行以歪曲歷史為目的的所謂評價狂潮，從此中國進入丑化毛澤東的時期，一直到現在都有人在不遺余力地在做這件事情，李銳、辛子陵、李慎之之流就是當今的這類領軍人物；完全無視新中國在27年間，僅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接著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建成了相對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和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并創造了以兩彈一星、核潛艇、激光技術、大型計算機技術和大飛機制造技術為代表的50多項世界尖端科技成果，把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地組織起來形成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充分發揮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使社會主義中國迅速擺脫了舊中國貧困落后、處處挨打的被動局面，把新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強大國家，從根本上徹底改變了舊中國的一窮二白面貌這一基本客觀歷史事實，別有用心地把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說成暗無天日，把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描繪成漆黑一團，以此為基礎強迫解散人民公社，強迫工人下崗，把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棄之如敝履（“運十”的悲劇就是當時制造的中華民族永遠的傷痛），大肆吹捧洋奴哲學，一味依賴美國人，不惜屈膝求取美國人的垂憐，完全拋棄自力更生、勤儉建國的原則，一廂情愿地妄圖以市場為代價換取西方技術，結果除了換回西方一些落后的、早已被淘汰的工藝技術和設備，并付出環境被嚴重污染和資源能源被嚴重浪費的慘痛代價，博得一個中國制造的空名外，處處受制于人，一步步淪為美帝國主義的附庸。事實證明：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看，這些都是極端錯誤的，嚴重歪曲了黨的光榮歷史，嚴重損毀了黨的光輝形象，嚴重違背實事求是這一基本要求，對黨的理論和實踐都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這兩股勢力是在把整個中華民族一步步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五）
這兩股勢力的上臺帶給中華民族的是一場真正的劫難，在他們的操控下：1978年12月下旬，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生產隊分田到戶，單獨耕作；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對越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戰斗的通知》，發動所謂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爭，數以萬計的解放軍戰士被這場戰爭奪去了生命；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為“楊、余、傅事件”公開平反的通知》；1979年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無視在民族問題上階級斗爭的存在，把黨對西藏原本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污蔑為極左路線對于黨的民族政策、經濟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嚴重破壞，使西藏人民和全國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遭受了苦難；1979年7月，國務院發出5個文件擴大企業自主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對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平反、改正問題的通知》；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全會討論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議》定本中，將“不許包產到戶”六個字刪除，表明分田單干合法化；197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關于處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干部審查材料問題的通知》；1980年 1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國營工業企業進行全面整頓的決定》，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國營工廠廠長工作暫行條例》；1980年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央書記處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討論西藏建設的方針、任務和若干政策問題； 1980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決定在廣漢縣向陽公社進行體制改革試點，摘下了“廣漢縣向陽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的牌子，掛上了“廣漢縣向陽鄉人民政府”的牌子；1980年5月22日至30日，胡耀邦到西藏進行考察，為西藏后來所發生的動亂埋下了禍根；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印發了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1980年9月，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關于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情況和今后意見的報告》，把擴大企業自主權在工業全面推開，造成越來越多的企業嚴重虧損，發不出工資，負債累累，社會主義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失業工人；1980年10月，國務院通過《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允許和提倡各種經濟成分和各個企業之間開展競爭，在競爭中無數工廠停產，工人大量失業；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0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由胡耀邦接任黨中央主席；1981年12月中央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全面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1981年底，全國農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產隊建立聯產承包制，分田單干成為中國農業生產的主要形式；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肯定包產到戶分田單干，廢除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道路，把農業推向全面私有化，八億農民重新淪為半自耕農，農業經濟倒退為小農經濟；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廢除人民公社領導下的三級核算、隊為基礎的公有體制，農村社會主義上層建筑被徹底改變；1984年5月，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運用農村私有改革經驗，在企業推行承包責任制，實行上繳利潤遞增大包干辦法，將國家與企業分離成主仆關系；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分離，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推廣承包制，徹底毀壞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1985年1月，國務院發出《關于國營企業工資改革問題的通知》，以增強企業活力、調動職工積極性、克服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弊病為理由，決定實行職工工資總額同企業經濟效益按比例浮動，造成工人收入失去保障；1986年11月，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使企業破產合法化；1988年6月，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確定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宣布國家保護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在中國培植私有制企業，發展資本主義；1988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解決公司政企不分問題的通知》，規定公司必須將經營權與行政權嚴格分開，把企業推出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管理和保護的懷抱，不問興衰存亡。

（六）
這兩股勢力的倒行逆施理所當然地受到全國人民的抵制和反對，尤其是當鄧小平同志發現這兩股勢力所帶來的必然的嚴重后果后，相繼清除掉了附著在我們黨肌體上的這兩個毒瘤。但是，一方面由于這兩股勢力長期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仰仗著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以及他們所騙取的鄧小平同志的信任，使這兩股勢力得以在黨內進行長期統治，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黨的歷史上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另一方面由于鄧小平同志對這兩股勢力的認識不夠徹底的緣故，這兩股勢力并沒有受到徹底的清算，對當今中國的影響依然很大。
這種影響在意識形態領域，在政治上、經濟上、在組織上、在外交政策上都又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他們炮制反革命輿論，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圍剿革命文化，不惜采用下流無恥的手段惡毒地攻擊、詆毀毛澤東思想。在政治上，瘋狂地反攻倒算，打擊陷害革命派，把大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眾送上了法庭，與美帝國主義者相勾結，全面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上，他們徹底摧毀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私有制。在農村，一方面他們利用一部分農民殘存的小農意識，掀起了瓜分社會主義集體財產的狂潮，脅迫已經走向集體化道路的中國億萬農民再次走上分田單干——這個幾千年來農民受苦受難的老路，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興修起來水利工程要么成了一部分人壓榨農民的搖錢樹，要么年久失修被荒棄。在城市表現為外資、三資和民營企業對國有企業的侵蝕，國有企業大批破產倒閉，職工主人翁地位的喪失，利益嚴重受損，長期得不到保障，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在組織上，任人唯親，排除異己，打擊有正義感的同志，瘋狂地培植翻案復辟的黨羽。外交上一腳踢開窮朋友，投身美帝國主義的懷抱，把寶貴的自然資源源源不斷的輸入到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由此不難看出，這兩股勢力是被推翻的帝、官、封舊勢力的歷史殘余，是新中國最為兇殘的敵人，這兩股勢力的上臺是中國政治的倒退，必然要在各個領域產生顛覆性的歷史影響。因此，清算這兩股勢力的遺毒是我們黨的一項長期、復雜、艱巨的歷史任務，不徹底清算這兩股勢力的遺毒我們黨的事業就不能順利推進，就要出現類似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錯誤路線所造成的重大的波折。
（七）
鄧小平同志由于長期受到這兩股勢力的影響而形成的片面認識，錯誤地估計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客觀歷史形勢，在政策上造成嚴重的誤判，主要集中表現在南巡講話上。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不正確的，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方向問題造成極為嚴重的政治后果，對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概括起來表現在這樣十個方面：一是過分夸大了經濟特區的作用，嚴重忽視了經濟特區內外國資本對我國工人階級的盤剝與壓迫，嚴重忽視了經濟特區內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命脈的壟斷與控制，無視國際資本主義對中國人民進行的血腥掠奪是舊中國貧困落后和一切屈辱的總根子這一客觀歷史事實，過分夸大了外國資本對于發展我國經濟的正面作用，甚至錯誤地認為外國資本“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由此一味依賴和仰仗外國資本來發展我國經濟，導致我國經濟的畸形發展；二是過分夸大了生產力的作用，嚴重忽視了人的積極因素，嚴重忽視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進步意義，并武斷地地認為“只要我們的生產力發展，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堅持兩手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可以搞上去”；三是過分夸大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沒有能夠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形成一個正確的辯證的客觀認識，更沒有能夠從社會發展的歷史角度客觀公正的看待這一問題，并武斷地認為“誰想變也變不了”，世界哪里有一成不變的東西，這是完全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四是嚴重混淆了政治是非，片面強調不問姓“社”姓“資”的問題，完全無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完全無視深圳所發展的是資本主義這一基本客觀事實，一意孤行地吹捧所謂的深圳經驗，甚至把深圳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當成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楷模；五是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樣的大是大非面前，片面強調“不爭論”，大搞一言堂，嚴重違反了黨的民主原則；六是打著反對大帽子旗號，說什么“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而鄧小平同志本人卻可以單憑個人的好惡制造大帽子壓人，完全無視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在改革開放后對于中國的嚴重危害，給那些對這類問題保持清醒認識的同志動輒就戴上“左”的大帽子加以指責；七是片面的認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我們知道實事求是屬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范疇，并不為無產階級所獨有，只要掌握了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資產階級也可以做到實事求是，而鄧小平同志卻有意回避并否定了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精髓這一根本問題；八是片面地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將社會主義與共同富裕等同起來，完全喪失了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九是過度迷信經濟發展，片面地提出“發展是硬道理”這樣的狹隘發展觀，錯誤地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就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嚴重忽視了思想改造的作用，這也是今天思想滑坡、道德淪喪、物欲橫流、紙醉金迷、貪污腐敗成風的社會根源；十是過分迷信法制，片面地提出“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錯誤地認為有了法制就可以包打一切，完全認識不到“黃、賭、毒、腐、黑”等丑惡現象沉渣泛濫、卷土重來的真正歷史根源，完全忽略了我們黨在同黑惡勢力斗爭中、在同犯罪分子斗爭中、在同反腐敗分子斗爭中廣大人民群眾的重要作用，片面的依靠黨和政府孤軍作戰，而沒有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作用，最終導致當前黑惡勢力做大和經濟犯罪、刑事犯罪以及腐敗大案要案層出不窮的嚴重局面。當然，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中的錯誤并不止這些，這里所列舉的只是主要的幾點。
（八）
正是由于胡耀邦為頭子的翻案勢力和以趙紫陽為頭子的資本主義復辟勢力的倒行逆施，以及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錯誤影響，造成了目前極其嚴重的局面：徹底葬送了社會主義中國的錦繡前程，使當今中國的兩級分化迅速擴大，經濟泡沫的迅速膨脹，干群矛盾的激化、群體事件徒增，外交局勢迅速惡化。在國內方面，各類社會矛盾相互交織，不斷積累，形成了當前刑事案件多發以及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的嚴重局勢。在農村突出表現為三農問題和農村貧困化問題，由于土地過于分散、條塊分割，不利于農業機械的推廣應用，不利于農業的規模經營，耕作、灌溉困難并增加了農業生產成本，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農村集體化經濟的解體，利益分化，造成嚴重的三農問題和農村貧困化問題，原本根深蒂固的小農思想、農村宗法觀念以及農村黑惡勢力等封建落后的東西又紛紛卷土重來，造成當前農村各類矛盾的尖銳對立，造成了當前農村經濟空前的大蕭條；在城市，造成了大中專畢業生及城市青年的就業問題、房地產開發及城市擴張過程中的占地問題、教育產業化過程中出現的教育問題、醫療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就醫問題、住房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住房問題、收入差距的懸殊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在城鄉之間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更為重要的是工農聯盟被嚴重削弱了，進而嚴重影響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在國際方面，導致了大使館被炸問題、南海撞機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諸島問題以及美軍增兵阿富汗并在中國周邊不斷增兵，新建、擴建軍事基地，從軍事部署上形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合圍。實踐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在實際工作中是不斷碰壁的，從一開始就已經在很多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群眾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尤其是到了鄧小平同志逝世后，這種懷疑和不滿迅速增長，以至于就連那些曾經擁護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錯誤立場上來了。大量的事實表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在今天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輝煌成就”，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與事實真相，是不可取的。
（九）
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還是因為我們這個黨不僅是一個敢于堅持真理的黨，而且是因為我們這個黨還是一個善于修正錯誤的黨。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這個黨的優良作風，多年來一直是我們黨團結與進步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內確實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這就是在群眾工作問題上，在宣傳教育問題上，在黨內關系問題上，在國際關系問題上的個人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洋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命令主義、宗派主義、懲辦主義、洋奴主義的方式方法與不良習慣的存在嚴重影響了黨的正義事業的發展，這就迫切需要我們黨在堅持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方向的基礎上，對改革開放以來若干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采取整黨建黨的辦法，著手整頓黨的各級領導班子，肅清兩股勢力的流毒，落實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發動群眾清算兩股勢力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逐步清理干凈那些灰塵污垢，并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那些缺點和錯誤全面系統地加以解決，以全新的面貌積極應對目前業已極其嚴峻的國內外形勢，準備迎接新時局的到來。實際上，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從不同的程度糾正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錯誤，使的黨各項路線、方針、政策逐步轉向正確的軌道上來。只是即將到來的國際、國內新的時局迫切要求對改革開放以來的這些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在思想認識和路線、方針、政策上來一個徹底的轉變，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都在期盼這一偉大轉變的實現。

作者簡介：張長陽，男，漢族，生于1973年11月，山東巨野人，1994年畢業于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文秘專業，先后在巨野縣委政策研究室（借調）、巨野縣環保局（辦公室副主任）、山東省交通運輸集團勞動人事處、山東省交通廳（掛職鍛煉）、山東省委信訪局（掛職鍛煉）。發表有《中國新興階層分析》（《半月談》2002年12期內部版）、《論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以及《靈魂的叛賣者》（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深刻懷念毛主席》（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重慶的天是艷陽天》（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抗日游擊戰爭的歷史作用及其深遠影響》（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論在釣魚島問題上對日斗爭的新動向》（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巧舌如簧的政治僵尸——評辛子陵<走出兩個誤區>》（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薄熙來在重慶兼論重慶的二次解放》（求是理論網、馬克思主義評論網、毛澤東旗幟網）、《一個及其危險的戰爭信號》（求是理論網、馬克思主義評論網、毛澤東旗幟網）、《何謂真理——再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求是理論網、馬克思主義評論網、毛澤東旗幟網）、《告美國民眾書》（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腐敗不除 亡黨亡國——評<居安思危重在反腐敗>》（求是理論網、馬克思主義評論網、毛澤東旗幟網）、《中國問題的癥結》（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踏著先烈足跡，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奮勇前進》（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多余的表白——評<李銳談“周惠談話”>》（求是理論網、馬克思主義評論網、毛澤東旗幟網）、《復辟與反復辟 倒退與反倒退》（毛澤東旗幟網，后被廣泛轉載）、《我的倡議書》（求是理論網、毛澤東旗幟網）和《沉痛悼念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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