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私有制”
《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黨人可以把我們的理論慨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這是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講的,這一理論一直指導著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每個革命者都抱著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愿望。可是,什么是“私有制”呢?誰都難以講得清楚。這樣說法,會使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覺得可笑,他們以為這是誰都知道的問題。這樣講是太幼稚與太無知了。我完全承認這一點,確實是知識太少了。為了得到這一名詞的確切含意,我找遍了能夠找到的,如:《哲學簡明字典》、《字典》、《詞匯》和一些哲學著作等參考資料。看到的解釋都含糊其詞,不夠確切。這也可能正像學者們認為的那樣,己經是很清楚的問題,都不去認真地研究它,也不值得解釋它。正因為這個很多人認為是司空見慣的老問題,而不去認真地研究它,就草率地按照自己的解釋運用到革命實踐中去。結果,只能使自己的觀點抹糊,對象不清,給革命帶來很大損失,自己仍不得要領。我以為當前公與私的矛盾充滿著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必須認真地研究它,弄清楚它的確切含意,以利于指導革命實踐。以下是我自己的淺析:
(一),“公有制”與“私有制”的不同質。
(1),人們通常的糊塗觀念。
人們通常認為“私有制”是個人的,自己的;“公有制”是大家的,共同的。這種認識法是不確切的,這是問題的表面現象。如果按照這個論奌來推斷,那么家庭所有制也可以說是公有制了。因為家庭的一切財富是整個家庭所有成員人人有份,如果分家人人都有分得一份財產的權利。家庭人口多少不等,多的可以達到幾十口,而每人都有權取得自己的一份家業。按以上論點來推斷家庭所有制應該叫做公有制,因為它不是個人所有。但是,人們習慣把家庭所有叫做私有制,
如果把家庭所有制叫做公有制,人們怎么也不會答應,這樣的話,也就沒有了私有制。這時候會有人說:“私有制是個人所有”,可個人又有些什么呢?如:舊社會的大地主某人,有多少土地;大資本家某人,有多少資本,按照習慣的說法這是個人所有。實際上他的叔、伯、兄、弟等只要是沒有分過家的成員,在法律上都有分得一份財產的權利,這能算是他個人所有嗎?又如:在家庭的成員中某些成員搞了點私人積蓄,人們通常說:這是私人財產。實際上也是他們夫婦共同所有,有的則是為了分家后的小家庭創造的條件,仍不是他個人所有;個人穿的衣服、用的器具也完全是家庭的共同財產,起碼來說是他夫婦的共同財產。一句話,在階級社會里,即私有制存在的社會里,個人成為單獨的經濟結構是不可能的。像小說《魯賓遜漂流記》那樣的魯賓遜,是藝術家的虛構。
有人用立場的觀奌來解釋這個名詞,他們說:“站到集體的立場上可以把家庭所有叫做私有制”,那么按照這一論奌來推論,站到生產大隊的立場上,可以把生產隊集體所有叫做生產隊私有制;站到人民公社的立場上,又可以把生產大隊、生產隊叫做生產大隊私有制和生產隊私有制;站到縣、市、地、省、全國的立場上,都可以把下一級叫做私有制;站到共產國際的立場上也把我國的全民所有制,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私有制”。哪里還有公有制,沒有了公有制共產主義世界觀豈不被否認了。這種論奌顯而易見是不對的。這是以集團大小表面現象區分公與私的,而未涉及到本質。所以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2),人們為什么提出了“個人所有制”這個名詞?又把它看作是公有制對立的矛盾呢?
a,資產階級哲學家,為了確立資本主義世界觀,否認共產主義世界觀,故意混淆本性與意識的區別,胡說什么,“人本來是自私的。小孩生來就知道吃東西,拿著東西先往自己嘴里放,還知道什么東西好吃,什么東西不好吃”。唯物主義者認為:“一切動物(包括人)沒有意識的行為叫做‘本性’(或本能)。兔子穴居、鳥鴉筑巢、虎狼食肉、牛羊吃草都是本性” 人是髙級動物,當然有動物的本性,知道吃東西,有味覺。如果生來就知道吃東西,叫做自私來推斷。那么老鼠、貓生來都知道吃東西,難道他們也是有了資產階級意識?可是從來沒有見過把老鼠與貓指為資產階級的學者。這決不是意識,是適應生存的本性。如果某種動物沒有適應生存的本性,很早就被大自然的發展變化而淘汰了。(被自然所淘汰的理論,達爾文有過深刻的研究);資產階級還說:“人不為己,天殊地滅,人人都為自己”。而他們這種論奌,不能解釋某些大地主、資本家為了積累財富,增加生產資料括大再剝削,自已一輩子省吃儉用。但是他們對孩子卻嬌生慣養,有求必應。他們還不能解釋,家庭婦女絕大多數人,一天忙忙碌碌做出來的好飯好菜,上敬公婆丈夫,下盡兒女子孫,為什么他們不盡好的自己先吃呢?他還不能解釋,有些人為了家人生活過的舒適,去冒險、去犯罪。
以上的論調都是剝削階級的理論家,故意混淆意識與本性的區別,盡一切可能把意識---私有觀念,解釋成人們不能改變的本性。借此來否認共產主義世界觀、確立資本主義世界觀。
B,個人是家庭的代理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表現為某些個人,積極地與社會上的其他個人爭奪財富,目的是為了建造好自己的家庭;在推翻了剝削階級的私有制后,又表現為某些個人與集體和全民所有制爭奪生活資料,仍然是為了自己的小家庭。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個人所有制”,“個人財產”之類不確切的名詞被廣泛使用。
由于以上原因蒙蔽了一些人。如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課書》等不少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很多地方使用了“個入所有制”,“個人財產”這類不確切的名詞。我國的政治經濟學界也隨之使用了這樣的詞句,給人們畄下了錯覺,使人們認為“私有制”即“個人所有制”,又使人們認為“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矛盾”己被人們所認識,規律被人們所掌握而不用去研究它。但是,不完全深刻地了解這一種矛盾的特性,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就抓不住要害,只能抓住一些表面現象的問題在那里糾纏不休。
(二),如果把本性混淆為意識,就會導至否認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后果。
如把愛美觀、愛吃美味的東西批判為資產階級意識,是不對的。資產階級追求那種腐化墮落的生活方式,這是事實。難道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人們具偹了相當完整的無產階級意識以后,美的衣服就沒人穿了、好的東西就無人吃了。都要比比誰穿的破、誰吃的壞嗎?肯定是不會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改善無產階級的政治地位與生活條件,并且也愛美觀。不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追求的美本質不同,但不能說不愛美。如不這樣認識,就不能解釋自然界的現象,如公雞不時用嘴整理自己的羽毛,牲畜有料而不吃草。而它們不會有資產階級意識,這只能是本性。同樣人是髙級動物,更應該具備這種本性。
我們認識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應該從兩個階級的不同本質來認識。通常說“前者是勞而食,后者是不勞而食”。我認為“勞與不勞”是兩個階級不同的本質,后面的“食”則是兩個階級相同的本性。因為他們都是人,是人就要食,否則就不能生存。因此我們認識兩個階級應當從勞與不勞的角度出發,才能抓住重心。我們認識兩種社會制度----公有制與私有制,也應該從勞與不勞的角度去認識,否則是不正確的。
如果把本性混淆為意識,那將如老前輩哲學家論《人民公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幾個問題》一文,錯誤的認為“個人與集體所有制,是一個永性的矛盾”(見該書第38頁) 。“永久性的矛盾”,這個詞看起來就使人不舒服。毛澤東主席在《矛盾論》中講了“矛盾的普便性、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就沒有講矛盾有永久性。永久性的矛盾,不合乎矛盾發展的規律---“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括新的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地球上的事物都是不斷發生、發展和死亡。難說一種矛盾能永生不滅嗎?作者錯誤地認為“個人”與“集體”是永久性的存在著,兩方面誰也不能消滅誰,就是永乆性的矛盾。他不知道“個人”與“集體” 的存在都是本性,不能叫做矛盾。如果兩種東西并存,都叫做矛盾的話。那么“鋼筆與人”也同時并存,也可以叫做“鋼筆與人”或“人與鋼筆”的矛盾嗎?。這豈不成了笑話!問題在于他不懂得“矛盾的同一性”,兩種事物沒有“同一性”就構不成矛盾。如人與人也是一個個獨立地存在著,什么時候也不會只剩下一個人,人與人能叫做永性的矛盾嗎?不能!人與人在階級社會里,是存在著,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這是階級社會造成的。可是到了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就會自然消失。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追,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解決了。毛主席說:“沒有別的,就是因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條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條件,就沒有任何的同一性”。該書還接著說:“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他還是基本矛盾之一”。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人與人的利益是一致的,當然和社會利益也是一致的”。是否還有茅盾呢?舊社會遺下來的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產生了,又要開始它新的矛盾發展史。這是矛盾發展的普遍規律,共產主義社會仍然如此。但是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矛盾(非對抗性矛盾),決不會有什么永久性的矛盾不能解決。如課錯誤地認為“共產主義社會還存在著永久性的矛盾不能解決”,那就要等到非共產主義社會才能解決。從而否認了共產主義世界觀。
我們必須承認,人是有意識的高級動物,有求生存的要求,有用勞動改造自然的要求;同時為了生存他們必須消費和占有一部份社會財富,直到死亡為止。這都是人的“本性”。而且不但現在是這樣,將來是這樣,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是這樣。人們將根據物質條件的許可,打拌得更漂亮,更講究生活條件的改善,占有社會財富的量會更多。只要承認這一點,根據我們曾經存在過的所有制情況,就不難找出公有制與私有制矛盾的本質。
(三)公有制與私有制矛盾的本質。
為了弄清楚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矛盾本質,必須從我們存在過的所有制逐個進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弄清楚本性與意識,知道階級社會中,單獨的個人經濟結構是不可能有的。所謂“個人所有制”的說法是不科學的。實際上人們所指的“個人所有制”即“家庭所有制”,所以就讓我們先從家庭所有制著手研究。
有些人認為毛澤東時代,特別是“人民公社”時期,家庭己經沒有了生產資料不能算是所有制。這種認識法是不切合實際的。家庭在歷史上、在舊社會,曾經是生產單位又是消費單位,是人們非常深刻的意識形態。當時雖然不是生產單位,但人是以家庭為單位,參加到集體組織或國有工礦企業生產單位中去勞動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困難補助,是以家庭平均收入劃線的;老年人退休,直系子女可以接班;夫婦不在同一地方工作的,每年可以享受一次探親假,“人民公社”發放零花錢、消費品、食品,也是以家庭為單位發放的。這都充分說明了家庭是一個單位,它還控制著消費品的消費過程,而且它還有積累剩余消費品遺傳給下一代的職能,就不能不算作所有制之一。我們研究公有制與私有制必須從家庭所有制著手。
我們的家庭是以父親的血緣關系組織起來的,家庭的領導權與財富的支配權,是以父親的關系繼承的。父親死后,由兒子繼承、兒子死后,由孫子繼承。我國法律也公佈了新的繼承順序,但也不外是繼承制。有人說“現在這種繼承關系己經不太嚴格了”,這只能說明幾千年來的繼承制己經到了風燭殘年,但法律上沒有否認這種制度。根據以上內含,我們可以把這種家庭叫作“父系財產繼承制家庭”(以下簡稱“繼承制家庭”)這種制度無視人類本性。“只需占有一定量的社會財富,到死為止”的自然規律。它主觀地規定了父親生前沒有消費完的財物死后由子女繼承。這樣就超出了本性占有的范圍,人為地延長了財富在個人手里占有的年限。而且擴大到占有的年限越長越好,代代相傳永無止境;把本性占有僅夠自己生存所必須的量,也擴大到越多越好,無了止境。這就是無限的私有欲望產生的思想源泉。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皇帝---蠃政,自己稱作“秦始皇帝”、兒子為“二世皇帝”、孫子為“三世皇帝”、四世、五世、代代相傳永無止境的皇帝世襲制。另一方面,各個皇帝的金銀財寶,均堆積如山仍不知足,還要在貧苦的勞動人民身上,加之種種苛捐雜稅,壓榨血汗充作己有。一些帝國主義者,榨取本國財富還不滿足,還要侵畧其他國家,更變本加厲地奴役殖民地人民,掠奪那里的一切財富。這就是封建霸頭與壟資本主義的根源。再從兒子繼承父親的財產看,也是不勞而獲。
集體所有制---生產隊與合作社,雖然不是全民所有制形式,但集體所有制的最髙領導機構是“社員委員會”、“社員大會”。領導人是社員選舉出來的,社員還有權罷免領導,它不是繼承制。老隊長(領導)死后,兒子只能以他本身的資格參加到集中去工作,而不能繼承父親生前的任何職務與待遇。這個所有制本身沒有任何繼承制人與人的關系,不會引起不正當的私人拉攏,只能產生同志式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不過,這種所有制關系與原始社會或任何時代的“自發性集體組織”相比,有根本性質的不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不是幾個人合伙經營,而是在全民所有制經濟領導下進行生產經營的,還具有與全民所有制相同的地方。如:人員變動不帶投資,不帶公共積累;在城郊的某些地方的農業合作社,手工業合作社,己經實行了工資制或部分工資制。這些特點,都是原始社會和自發性集體組織所辦不到的。這些所有制組織形式目前還不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只是因為本身條件和人們的思想水平,還沒有完成其質變過程,但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很大成份,是全民所有制發展的起點,不久的將來它必然地要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我們應把它看作公有制形式。相反,如果我們的家庭不是繼承制,那就等于生產隊集體所有制,不過是范圍小了點,再說生產隊的范圍大小也不盡相同。假設生產隊長是繼承制,隊長死后由兒子繼承這個位置,財產也是繼承制,那就要產生本性外占有,范圍再大也只能是私有制,。如封建皇帝是繼承制,他的財產所有權是繼承制,范圍己經大到整個國家,人們仍叫他私有制家天下。
我國全民所有制的工礦、企業沒有任何繼承制關系,是完整的公有制形式。但是由于企業的工礦人員本身,又兼著繼承制家庭成員,所以他還存在著相當的私有觀念,這種私有觀念必然地要反饋到全民所有制的單位中來。正因為如此,在那個時期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到處充滿了公有觀念與私有觀念的矛盾與矛盾斗爭,得不到解決。為了限制這些矛盾斗爭的擴大化,黨中央不得不采取每隔一段時間,搞一次群眾性運動的辦法來解決。
公有制與私有制矛盾的本質,可以明顯地暴露出來了,這絕不是什么多數人和少數人所有的問題。而是公有制不要繼承制,為了建立完全的公有制社會,必須首先廢除繼承制,哪里有繼承制,哪里就有私有制;哪里廢除了繼承制,哪里就是公有制。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公有制與私有制并存的時代,構成了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矛盾與矛盾斗爭,在矛盾發展史上又發展成主要矛盾。目前的形式是:公有制要建立,是進步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建立公有制的社會制度;而私有制是落后的,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它企圖延緩被消滅的命運,要盡量掩蓋它的根本---繼承制,讓人們看不見它,不去消滅它,以備東山再起。所以,目前有沒有,要不要繼承制,成為兩個世界觀,兩種社會制度的根本矛盾。這對于我們中國歷史悠久,傳統文化影響至深,特別看重親情的國家更容易忽視,也更迫切需要認識這個源遠流長的矛盾問題。應該認識到繼承制這個曾經蔭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制度,是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產物。目前正在日益阻礙著社會主義的進步。
(四)從建國后生產關系改革看繼承制家庭。
“土地改革”是我國建國以來第一次生產關系改革。黨在農村中發動了廣大的人民群眾,向地主、富農開展了激烈的階級斗爭,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輝煌成果。把地主、富農多余的生產資料沒收后分給了種田者,從根本上推翻了幾千年來所固有的封建土地主所有制。實行了耕者有其田,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解放了生產力。如:土地掌握在少數地主的手里,他們沒有勞動力,而是雇傭勞動力,勞力投入少。勞幼者因受壓迫與剝削,勞動消極,造成勞力不足、肥料少,因而菅理不善,不能精耕細作。單位面積產量低的可憐。就河南省新鄉地區來說,小麥畝產一般不會超過60公斤。土改后,家家有地種,人人有田耕,都關心農家肥料的收積。特別是一些老貧農,一旦有了自己的土地,祖祖輩輩的理想實現了。真是處處經心,精耕細作,使莊稼棵棵有肥,單位面積產量有了大幅度增加。
這是共產黨中央毛主席領導著中國人民在廣大的農村推翻了地主、富農的壓迫與剝削,取得的豐碩成果。從此農民可以揚眉吐氣了,真正變成了土地的主人。但是,實質上建立的并不是公有制。而是把少數地主、富農繼承制家庭多余的生產資料沒收后,無代價地分給了廣大農民繼承制家庭,使過去根本沒有土地或有很少土地的大多數農民,由無權過問農業生產,變成了人人關心生產,擴大了生產資料占有成員的數量,增加了生產力發展的動力。積極地推動著生產力的發展,形成了生產力發展的突飛猛進之勢。但這些農民的家庭不外是繼承制。
這種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方式,比土地主所有制優越的多。有些人力強、畜力壯,農具齊全的人家,很快的富余起來了。有的造新房,有的買土地,就產生了一些新富農與富余中農,長此下去又會形成新的階級向兩極分化。同時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方式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不久,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根據社會發展的規律,領導著中國人民開展了“合作化”運動。經過了幾個階段,實現了“合作化”,(由于農村“合作化”的實現,也促進了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這是建國以來第二次生產關系改革。這一次生產關系改革,更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條件。因為土改后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農民雖有奮發圖強之志,但因人力、畜力、農具不足很感吃力。合作化后,這一問題解決了。同時產生了以下優奌:<1>勞動集中,黨對群的教育鼓舞比較方便。能夠很好的開展勞動竟賽,勞動者精神愉快、情緒髙漲,形成了勞動積極性髙潮。<2>畜力、農具合理調配、土地合理種植、產量大幅度增長,年終分配比單干強。<3>能抽出一定數量的人力、物力興修大型水利,從事農業科學研究,發展了農業。<4>農民從此不怕一時的天災人禍造成破產的危險,也就是鞏固了農民繼承制家庭。以上四種情況形成了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力量,達到了1958年前的空前豐產。一些上了年紀的人,至今還不斷回憶當時人們的勞動情緒,是如何的髙漲,現在看不到那種熱火朝天的情緒了。言下之意還非常惋惜。
這一次生產關系改革的性質,有兩重性。第一,建立了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創造了生產力發展的條件;第二,黨對人民大眾的教育鼓舞培養了集體主義感情。年終分配比單干強,發展了農民繼承制家庭利益。第三,農民再不怕天災人禍造成破產的危險,鞏固了農民私有制家庭利益。正是這三個方面形成了生產力的躍進。根據“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來看,決定生產力躍進的根據,主要是黨的領導,發展與鞏固了農民私有制家庭利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一次生產關系改革,與上一次土地改革不同的是,前者完全是私有制觀念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甪;后者是建立集體所有制的同時,私有制觀念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兩者相同的都是私有觀念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立建“人民公社”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的第三次生產關系改革,又是毛澤東主席的偉大創舉,毛主席說:“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就是好。如果,實現了“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的各項制度,就可以象哲學編緝部主編的《人民公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幾個問題》一文那樣,消滅城鄉差別,改變人們的精神面貌,為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條件。可是,實際上產生的效果很不理想。兩年多時間,生產力上不去,人們的生活水平低到了食不裹腹的地步。
在城市里工、商業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不菅是合資經營還是定息贖買,生產資料全部變成公有制;小企業,手工業組織成合作社,生產資料也變成集體所有制。在農村里農業合作社,變成了“人民公社”一切生產資料歸公社所有,甚至有的連鍋碗瓢勺都交給了公共食堂,農民變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按照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社會性質這一理論來推斷,就應該算是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第一階段),公有制生產關系應該發揮出能夠超過資本主義的生產能力。為什么會得出很不理想的結果來?下邊我們試用毛主席階級斗爭的學說與《矛盾論》的觀奌來認識一下這個事物。
用階級斗爭的觀奌看“土地改革”是階級矛盾。是廣大農民群眾與地主、富農之間的階級斗爭;“合作化”也是階級矛盾,是土改后農民繼承制家庭能不能鞏固的矛盾,是矛盾的進一步深化。建立“人民公社”更是階級矛盾,是合作化發展到了髙級階段,是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站在階級的立埸上來認識矛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這種簡單的觀察方法,在合作化以前是完全可以的,能夠認識清楚矛盾的實質。合作化以后,階級矛盾己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再簡單地用這種粗糙的方法來分析矛盾的不同質,就不能認識清楚。當然解決矛盾的方法也不能夠正確,處理矛盾得出的結果,就不夠理想。如:用階級的觀點看以上三種事物,都是階級矛盾。甪同樣的方法去解決矛盾,卻得出了不同的結果。由于矛盾的復雜化,我們必須按照列寧的教導“人們思想由現象到本質,由所謂初級的本質到二級本質,不斷加深下去,以至無窮”(見《哲學簡明詞典》第104頁)仔細地去觀察,研究矛盾的不同質,從而采取不同質的方法去解決矛盾。階級是由很多同類型繼承制家庭組織起來的,在農村,封建地主、富農繼承制家庭組成了壓迫、剝削階級;廣大農民繼承制家庭組成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土地改革是廣大農民與地主、富農的階級斗爭,也可以說是廣大農民繼承制家庭與地主、富農繼承制家庭的矛盾斗爭。這一矛盾解決的辦法,黨中央采取了“土改”的辦法解決了。“合作化”是解決“土改”后農民繼承制家庭能不能鞏固的矛盾。這是兩種現象不同的階級矛盾,也是階級矛盾發展的兩個不同的階段。前者是農民反對老的地主、富農的階級矛盾與矛盾斗爭;后者是農民反對新、老地主、富農的矛盾與矛盾斗爭(特別是新的),黨中央解決矛盾的方法,前者是“土改”,后者是“合作化”。方法不同,但都是采取了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維護廣大農民繼承制家庭利益同一的質的方法解決的,都得出了很好的效果。
建立“人民公社”是要把所有生產資料歸公社,公社按人發放生活消費品。如:1958年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采用“在保證公社全體人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吃飯、穿衣、住房、生育、教育、醫療、婚喪等費用)的基楚上,實行按人分配的等級工資制”(見《人民公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幾個問題》)這樣就廢除了繼承制家庭擁有剩余消費品的職能。這一矛盾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廢除農民繼承制家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矛盾,是公與私的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兩個世界觀的矛盾。從階級觀點看來是階級矛盾。但這一階級矛盾與前兩種階級矛盾不同。前兩種階級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廣大的農民繼承制家庭;而后一種階級矛盾是要建立人民公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農民繼承制家庭在矛盾中的地位,卻變成了矛盾的次要方面。處理前兩個矛盾的方法,采取了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維護廣大農民繼承制家庭的利益,受到了廣大農民繼承制家庭的熱烈擁護,農民情緒非常髙張,解決的很好。但用同一種方法來解決后一種矛盾,后果則不理想。因為廣大農民繼承制家庭,是革命的朋友、是革命的同盟軍、是革命的力量。國內戰爭以來,上層建筑的一切觀奌,都是維護農民繼承制家庭利益的。農民繼承制家庭還合法存在。如果不加任何改造,要求他們立即放棄自己的利益,怎么也不會想得通,而他們人數眾多,所以遲遲不肯退出歷史舞臺。
要想解決好這一矛盾,必須根據矛盾的特殊性,采用不同質的方法去解決。也就是說必須首先攺變上層建筑的一切觀點,特別是人們的思想觀念,到完全符合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利益,才能著手處理這一矛盾。只有這樣人們的思想才能適應矛盾處理后,新的生產關系的生產力的發展。
當時沒有這樣做,“人民公社”建立了,農民雖然沒有了生產資料,但繼承制家庭關系還存在,人們的思想深處還是繼承制家庭觀念。這樣按人發放生活消費品,但決定不了消費過程與消費方法。如:人們從公社領來了消費品,還要拿回家里統一調配(特別是兒童與老人) 人們就不能不按照這個單位來計算得失。勞力多的家庭成員,看到別的人家一個人干活,領取數口人的生活費用,以家庭為單位計算,自己遠沒有人家領的多。于是他們認為給別人養了家,自己吃了虧。因而采取少干點活少吃奌虧的態度,勞動消極;家庭負擔大的勞動力,他們則不這樣算帳。他們要按照公社分配制度來算帳。他們看到別人勞動消極,照樣領取同樣的生活費用,雖有等級工資的差別,但差幅很小,自己多干活,自己吃虧了。也采取少干活少吃虧辦法。都產生了向后看齊的勞動態度。這樣就產生了“干不干三頓飯,每月還有兩塊半”(七里營人民公社每月最低工資為2.5元)的怪話。
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并不是參加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不夠使用,不能把地里的莊稼收回來,主要是人們思想深處私有觀念沒有得到解決,不能與公社公有制站到同一個立場上來。如:合大伙吃食堂開始階段物質條件是相當豐富的,拿河南省新鄉縣來說,白面饅頭、油條、油炸丸子、豬肉是不定量的,吃多少給多少。可是人們根本不珍惜食堂的食物,有不少人吃一半扔一半,還互顯能事,造成了極大浪費。在田間勞動卻出勤而不出力。情況是:合作社時期,由于生產關系適應農民的要求,勞動熱情很高。加斑加奌有很多是在勞動竟賽的情況下,農民自發地形成的。人民公社建立后農民思想有了情緒,可是領導并不知道。看到地里活干不完,認為加班加奌是最好的辦法,就把農民自發性的加班加奌,變成領導命令式的加班加奌。農民抗拒不了命令,只有出工而不出力來應付。加班加奌,作用不大,農活自然還是干不完,干不完更要加班加奌干。這樣加班加奌干活就成為習慣,由于經常性的加班加奌,無疑形成了人們的疲勞。疲勞的不只是農民,生產隊干部更為疲勞。他們要參加生產會議,還要提前打鐘集合社員,組織社員勞動等等。所以,當分配完社員工作,都去參加勞動了,隊長就找個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去睡一覺解解疲勞。慢慢地這個秘密被社員知道,當看不見隊長時,社員也都自行找地方或草叢或莊稼地里去睡覺,您睡我也睡,大家都睡,地里的活更干不完。越干不完,越要加班加奌,這樣惡情循環,地里的活總干不完。那時候過來的人都知道,棉花地里白花花的棉花無人摘;紅薯爛到地里無人挖,不能不說是豐產不豐收的主要原因。
那時候建立“人民公社”的辦法,可以說是“家庭大合并”,把數百個或數千個,甚至數萬個(河北省徐水縣一縣一社)(見《中國革命史教課書》第642頁,髙教出版社91年版) 農民繼承制家庭不加任何改造的情況下,合并成一個大家庭,叫做“人民公社”。這種方法違背了家庭這種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繼承制家庭問世以來,它一方面是推動著私有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好象分離子降生到人間,一旦到了能夠分裂成家的條件(娶兩房幾媳)就必須分家,方能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否則就影響生產力的發展。遠在我國列國時代,大改革家秦國的商鞅,為了富國強兵,在他著名的變法中就規定了“民有二男者,即令分異,不分異者,一丁出二課”。那時候他就認識到這一奌,所以對不肯分家者給以懲罰,一個人要交兩個人的“人頭稅”。再一個,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仔細觀察一下自己左右的大家庭,什么“五世同堂”,“四世同居”,他們的家除了家長外,還有幾個人是為了家庭致富在努力生產呢?可以說幾乎沒有人。可是他們一旦分了家,一夜之間都像變了個人一樣,積極為小家庭致富而操心。
當然“人民公社”的失敗,還在于有一部分壞人混進了領導層,利用這個新生事物的初試階段,辦法不夠成熟,趁機大刮共產風;還有一部分人私有觀念濃厚,趁龐大的家族關系存在,大肆任人唯親,私人拉攏,發放生活物資時利用職權貪污、走私、揮霍浪費也引起了群眾的極大不滿,種種原因造成了生產力低下的后果。恰巧又置自然災害嚴重、蘇聯的背叛、世界帝國主義與臺灣的反動派聯合反華,種種困難壓在了中國人民的頭上,使人民到了食不裹腹的地步。
我國的政治經濟學界,把建立“人民公社”的失敗,全部歸咎于大煉鋼鐵是不夠全面的。試問目前我國沒有大煉鋼鐵,如果再把家庭大合并起來,效果會如何呢?肯定也是行不通的。大煉鋼鐵只能說是其中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人心的背向。
在城市里,生產資料都變成了公有制,再沒有可以憑借生產資料的占有去剝削其他人的人。可是由于繼承制家庭的存在,公有制的生產資料的菅理者與操作者(工人)又兼著繼承制家庭的成員,他們有兩重性。一方面為公有制而勞動;另一方面還要為繼承制家庭來運籌。因為生活的好壞與家庭運籌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他們把思想與精力大部分放到了繼承制家庭的一方。如:繼承制家庭成員為公有制而勞動,勞動者不用為生產計劃而操心,也不用計算經濟效益的好壞。只是單純的,被動的為完成上級交給的生產任務而勞動,在生產關系中不再是主動力量。由于他們是私有者,當遇到不符合他們本身利益時,就會討價還價、打拆扣、消極怠工。除此之外,在原材料使甪上,就不像對待自己的那么關心。五十年代有一則漫畫,“一邊是自己的牙膏,為了把牙膏擠干凈,擠凈后再用園棍子搟一遍;另一邊是公家的自行車放在露天被雨霖,無人菅理”,形成了很好的對比。由于生產上不需要很多精力,把剩余下來的精力使用到小家庭方面來。表現在利用公家的原材料、設備做自己的私活,拿公物據為己有,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費;私有者(繼承制家庭成員)管理著公有制的生產資料,他們不象資本家管理自己的工、礦企業那樣精精業業。因為,資本家對管理的企業要承擔全部后果的責任。有一些資本家由于企業虧損,不得不采取跳樓自殺的手段一了百了的解決辦法。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管理者,是上任接權,不清奌、不核資;離任交權,不審計、不核算,虧損設責任。這種情況,在毛澤東時代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次群眾性的運動,群眾監督著領導,這些領導者還有所雇忌。改革開放以來即變本加歷。即便是實行的風險承包責任制,交的風險金也是象征性的,對企業管理不善造成的損失,根本不成比例。所以造成有沒有管理企業的能力,都千方百計地設法爭奪企業的領導權。趁著當前不正之風,做一任廠長或經理起碼可以過一過官癮,還可以從中撈一把,可以利用手中的權,謀劃自己的私事。另一方面他們為了保官、升官不惜弄虛做假欺騙上級,把連年虧損的企業,上報時說成盈利。有些己經資不抵債,還報著年年無虧損。致使中央公佈的統計資料包含著大量水份。他們為了比闊氣不惜去銀行騙取貸款,購買高級小轎車坐。還拼命地在吃喝上大下功夫。上級來人或外地來客,名正言順地吃、沒有客人,想盡辦法地吃。吃的檔次也越來越髙,一餐數百元,數千元者有之,據說數萬元者也有之。喝,喝便了名酒、洋灑、什么補酒、壯陽酒,各種形形色色的飲料名目繁多,不可勝數;玩也玩的出奇,玩遍了中國的三山五岳、名山大川還不夠。還要巧借出國之機,游玩世界名勝。玩的內容也五花八門,歌舞廳、游樂園、音樂茶座、桑那浴、有的甚至異性按摩、更有甚者連嫖娼宿妓吸毒也在其中。這些人雖然手中沒有可以繼承的生產資料,直接從事剝削無產者,但他們的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同類規模的資本家。資本家吃與玩用的是自己的錢,他們捨不得,即便是花也是為了更大的盈利。而這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管理者,花的是公家的錢,不需要他個人掏一奌自己的要包。所以現在流行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吃白不吃,不玩白不玩;吃了也白吃,玩了也白玩”的口頭語。這些口頭語說明了,繼承制家庭成員,不只是普通工作人員對公有制的工、礦企業起著消極作用,即便是到了領導岡位,也同樣不是全心全意為了公有制而工作。
如果,當時認識請楚了“私有制”即“繼承制”。首先開展一個批判“繼承制家庭”的群眾性運動(改變一下上層建筑的觀奌)使人們認識清楚這種普遍存在著的“繼承制家庭”是阻礙著人們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障礙,再把老人安排集體養老、沒有成年的兒童,由社會統一養教,把他們與成年人(產業軍)割離開來,根據當時黨的威信,人民大眾是會接受的。這樣很有可能我們長驅直入地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惜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沒有打破歷史的局限性邁出這一步。(我在“文化大革”時,看到過一個四川紅衛兵,拿著一份油印的毛主席《成都會議講話》上邊說他曾經設想過“廢除家庭”。只是沒有付諸行動。后來我到處找這份文件,找到的都沒有這樣的話。莫明其妙)。這是歷史局限性。如果沒有“人民公社”失敗的經驗、前蘇聯解體的教訓,我們也不得出這樣的論奌來。
“家庭”如果沒有繼承制,只是一個組織的形式。家里上無了老人,下無了子孫,只剩下夫婦二人。他們就不會再有貪得無厭的心理,通常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人們就會占有物質僅夠自己生活的量適可而止,死后就不再占有了。這種組織形式在共產主義社會建立的過程中,也不一定要馬上消滅它。
只能到此為止。因為建立“人民公社”失敗后,好像似向共產主義前進沒有了方向。直到現在再沒有大張旗鼓地進行某種生產關系改革。毛澤東時代的“四清”運動,以至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都是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來的生產關系改革,沒有別的幾乎都是重新發揮私有制的作用,站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來說,沒有什么直得研究的。
孫錦云
河南省新鄉縣小冀鎮中街村 郵編45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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