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正紅旗下
從明英宗時期的喜寧兒到明末的吳三桂，整個大明朝似乎一直不缺賣國賊。堅固的堡壘最容易從里面崩潰，有了這些人的存在，明朝的國運想長一點都不行。尤其是在與明對峙的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他們父子非常專業地收買了大量的漢人細作，對明朝進行了長期的間諜戰。在沈陽、遼陽等一系列重大戰役中，這些間諜起了非常大的破壞作用，甚至袁崇煥的死都跟這些人有關。《三朝遼事實錄》中就曾大量出現“奸諜滿遼陽”、“間細廣布”等描述，足見當時后金的間諜活動之猖獗。不過，這些間諜中大多數人屬于貧民、流民，給后金做眼線純屬混口飯吃，真正厚顏無恥的是富甲天下的晉商集團。他們屬于有組織、有目的，且非常自愿的賣國團伙，堪稱明朝賣國賊中的佼佼者。
晉商最早可以追溯到武則天的父親武士貜，他當時是山西有名的木材大商人。在李淵父子起兵反隋的過程中，武士貜是最大的贊助商，從財力上進行了全面支持。事成之后，武士貜作為股東之一，進封公爵，成為開國重臣之一。太原作為唐朝的龍興之地，統治者將其定名為北京，進行了長期的政策優惠，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大城市，韓愈當時形容道“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到了宋朝，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并稱全國兩大財團，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代言人。當時，山西地處宋遼邊境地帶，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制造品。據記載，宋朝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游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到了明朝，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一省就占太原、平陽、蒲州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到了明末，后金崛起，戰事不斷，河北、山東等地的人民飽受戰亂之苦，唯有精明的晉商不僅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大發國難財，攫取了更多的財富。當時明朝政府疲于應付努爾哈赤父子的鐵騎，對軍火、馬匹等等的戰爭必需品需求量最大，山西偏偏地處黃土高坡，除了產煤就是不產馬和軍火。偶爾產點晉祠大米、沁州小米，還只生長在巴掌大的一片地上，勉強夠給皇帝做貢品而已。再說當時明朝財政困難，官員也很無賴，跟政府做生意只能賺點白條而已。所以在本國做生意是沒指望了，于是他們把目光瞄向樂努爾哈赤。要說當時的東北，可謂一片狼藉。在印度神話中有三位主神：創造神、破壞神和調和之神，創造神主管創造，破壞神專管對前者的勞動成果進行破壞，調和之神居中進行協調。而努爾哈赤先生則是個純粹的破壞神，在遼東大地專搞破壞，不搞建設，占一塊地方就搶光一片，當時的遼東連老鼠都沒發生存。當然，努爾哈赤不是不想搞建設，而是他的手下除了打仗和打獵在行，對種地、打鐵一竅不通。更糟糕的是當地自然災害連年不斷，溫飽成了最大的問題。據記載，自萬歷年間開始的“小冰河時期”，CPI一路飆升。當時后金統治區雖然只有七十萬人口，但百姓易子而食，米價曾高達八十兩一石，布也要二十兩一匹。
晉商看中這一點，就以張家口為基地，從全國各地采集商品，然后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后金政權大量輸送糧食、衣物、炊具等基本生活物資。努爾哈赤也不虧待他們，把人參、鹿茸、獸皮等貴重物品交換給對方，讓這幫唯利是圖的奸商們高興的不得了。漸漸的，雙方建立了很深厚的利益關系，重視間諜戰的努爾哈赤就把雙方貿易內容從食品衣服擴大到情報。據《清實錄》記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由此可見，后金政權對晉商的重視程度有多高。皇太極的戰爭機器所需的全部的火藥、八成的糧食和超過六成的金屬，都來自“誠信”通天的晉商。
對雙方而言，這是一筆雙贏的買賣正是通過晉商，后金才可能把劫掠來的財物、古董和金銀購變成糧食，來養活被擄掠來的幾百人人口。遼東的米價最終降到了一兩四石，人口增加了數倍，糧價卻壓到了最峰時的幾百分之一。而交易另一方的晉商集團，僅在在崇禎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萬的銀兩，這些功績在清廷入關后得到了進一步提升，被御賜了皇商地位。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晉商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亳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后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的諺語。如果說晉商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跡，那么這個奇跡的背后是一張張丑惡的賣國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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