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說：“：“文革”開始我14歲，結束時24歲，正好是世界觀形成的過程。那段時間我父親被打倒，我由原來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一下子就跌入到了黑幫子女的隊伍中。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文革”讓我們去思考，黨真正有力量到底在哪里？那段時間黨和領袖犯了那么多錯誤，把國家帶到災難里頭了。”
其中有一個觀點我認為不符合當時宣傳的事實，那就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和“黑幫子女”，當時雖然處于極左錯誤階段，但是，也并不是要妖魔化那個階段的理由。在文革中從未有過主流媒體公開宣傳過“黑幫子女”的概念，當時我在上中學，我們班里就有的子女是富農子女，也有被打倒的人的子女，當時的活動并沒有什么歧視，當時對全班的學生，表現好的和不好的，表揚和批評，和現在的中學沒有什么不同，我和幾個階級敵人的小孩也是交了朋友的，并沒有他們低人一等的概念，當時的宣傳，無論什么家庭出身，都是“共產主義事件的接班人”，從未宣傳過階級敵人的子女就不是接班人。當時有一個宣傳，叫“可教育好的子女”，是專指“階級敵人”的子女的，但是當時的這個宣傳，反而是幫助了許多階級敵人的子女免受迫害的。一個人如果說“我是可教子女”，反而成了一個好的擋箭牌，因為可教子女，那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人民內部矛盾，就只能夠是“只能說服而不能壓服”，就只能是用討論的辦法，說服教育的辦法來管理。
金一南的書是要給后代看的，比如一百年以后如果有人看他的書，就會誤以為文革中有什么“黑幫子女”，會誤以為黑幫子女受到什么迫害。這樣，歷史就被曲解了。當時沒有這種概念，只有“可教子女”和“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概念。
還有，金一南說“父親被打倒”，要知道打倒也有兩種，一種是失去權力，另一種是定性為敵我矛盾。但是就我所知，文革中被打倒的絕大多數干部，都沒有被定為敵我矛盾。我甚至可以認為，金一南的父親，肯定也沒有被定為敵我矛盾。
在文革中的標準術語，走資派，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才屬于敵我矛盾。
在文革中，有一個術語很重要，就是政策，在我看來，一說政策，就意味著寬大，寬容。一說“講政策”，就是講寬大，講寬容。一說“落實政策”，那也是指的要給某個人寬大，要不就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只不過犯了錯誤，要不然，還有一種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那也是寬大。文革前三年社會動亂武斗不斷，人民群眾對那些造反派的行為恨恨地說“這些人不講政策”，而到了九大召開后，新政權成立后，在全國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講政策和落實政策。當時我聽到的傳達下來的各種文件，學習參考文件，都是在講如何講政策，如何落實政策的。當時有一句毛澤東的話，被編成了語錄歌，是在全國到處傳唱的，那就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現在我的理解就是講寬大講寬容是黨的生命。生命啊！
而“把國家帶到災難里”，也有不同的解釋，如果是反共分子，還認為1949年中國共產黨就把國家帶進災難里頭了呢。
因此，這句話不那么理工科，在于你沒有事先設定標準和量度。比如說，四級地震是災難，六級地震也是災難，八級地震也是災難，你必須有一個事先定好的測量方法。
你定的這個測量方法，必須具有人類社會的普適性，就是說，你認為文革是災難？你必須是根據某一個測量標準來測量出來的，是有數據的。然后，你這個數據，必須同時測量全人類一切地方，甚至測量一切時期，數據不能夠造假，要讓一切嚴肅的科學家感到信服。
而且，還要搞清楚一些時間的先后，哪一些是要付的代價。
比如說，給一個人動手術，一把手術刀把肚皮拉開，那會感到疼痛，我是指的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如果麻醉了，那肚皮割開的時候大量的鮮血涌出，對人體來講也是一種災難，但是，如果避免了后來的病死，這種手術的代價也許是正確的？但是這就要比較，其它的人是不是后來與動了手術的人比真的病死了？產生了極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流的鮮血遠比已經動了手術的那個人流的血要多得多？毛澤東為什么說“大亂才能大治”？后來的治有沒有前面的亂的功勞？這都是需要進行學術研究的。
在這里我不先入為主的給出答案，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是，非理工科的結論，我也就是聽聽。
金一南尋找答案共產黨為什么成功？其實，任何正確的道理也是簡單的，那就是共產黨“操作正確”，我這個人只關心操作，不關心動機。因為，動機有的時候是沒有辦法辯護的，是永遠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正因為如此，我干脆拋開動機，或者干脆認為所有的人動機不好都可以，我只認為，中國變好，這個操作是不是正確，才是重要的。
金一南硬要扯到其它方面去，那也是背離了科學路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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