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一詞的最好注腳　　

“無”對于一個人來說倒還不要緊，人都是以無產者的形態出世的，無可以變成有；而當“無”與“恥”字搭檔后，情形就質變了，無恥者，不管翰林還是富翁，都成了一泡狗屎，為正直的人們所不齒。但令人值得同情和可憐的卻是，無恥者并不知曉自己無恥，還以為自己很正確，很合西方的意；另方面值得人們痛恨和批判的卻是，無恥者的那一套無恥的理論毒害了中國的青少年。因而，無恥者們的所作所為，成為了“無恥”一詞的最好注腳。幾十年來，中國人已浸泡在被污染了的思想道德觀的河流中，有些同胞在精神上已經奄奄一息，幾近溺亡了。救救這些同胞并非易事一樁，非到其真正臨近死亡時被人相救得以繼續存活，腦子是不大會清醒過來的。但難歸難，天地良心還是得講，反反復復地講，與不懂羞恥為何物的精英教授們不停地“拼殺”，即便倒下也不屈服；這其實也是你死我活的斗爭！　　

從毛澤東時代的“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茅大經濟學家，到盛世今日的上海財經大學“才大氣粗”的裴大教授，他們嘔心瀝血地將資產階級的人生觀道德觀演繹得精妙絕倫，就差把他們自己的發黑發臭的心肝掏給當今的人們了。但在韓德強先生看來，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實際上是一種豬生觀，它所強調的不是自己應該付出多少，而是自己能夠更多地享受到多少，集中到一點，那就是：人是自私的動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也。三字經首句曰“人之初性本善”，但若按照現在通行無阻的理論，可改為“人之初性本貪”了。那幫子鼓吹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共產主義是烏托邦的人，正是抓住了資本主義制度是徹底的私有制度，卻總是以假慈善真罪惡的面目來蠱惑世人這一點，無恥地攻擊毛澤東時代，大肆毀謗新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度，與此同時，他們又把人都看作了一個個天生自私的動物，忽視了螞蟻都能夠做到互相幫助的基本事實，還把“向雷鋒同志學習”污蔑為“極左思潮”、“反動”。那么，究竟誰反動？誰是真正的反動？　　

向雷鋒同志學習，并非要求人人都成為雷鋒；一個人做幾件好事并不難，有時可能是舉手之勞；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裴毅然認為：“1960年代的‘學雷鋒’更強調單向付出，忽視利益雙贏與價值回流，無視‘雷鋒’的自身價值實現。純粹單向付出的事兒，總是無法堅持長久。極左思潮的反動實質就是碼錯價值順序——抽去個體，片面強調集體。而失去單元個體的支撐，集體價值就成了空洞之物”。我猜想，裴一定是留過洋的海歸，或者是文革的“受害者”，你看他的言論仿佛是滿腹牢騷的發泄，又像是痢疾似的傾瀉，排泄物盡是極端自私自利思想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東西。當然啰，他的理論畢竟是高深的，但不管如何，今天咱得跟他計較計較了。所謂的“利益雙贏和價值回流”，即是裴毅然將“學雷鋒做好事”看成了一樁什么買賣，比方，“我”幫你搬十塊磚，你得給“我”吃一粒糖；“我”把你從地上扶起來，你得給“我”十元錢，“我”總不能“單向付出”吧，“我”總得有“價值回流”吧，“我們”總該“利益雙贏”吧——這就是他的“做好事觀”，也是他用高深的理論來闡述“學雷鋒做好事”的純市場哲學。說他理論的高深，是僅就我自己而言的，因為我不懂得市場經濟的法則，更對做好事前須用這套法則權衡一番一無所知，怪不得中國“市場”后有人下水救人之前先得談妥價錢，看來方招等三名大學生是“愚蠢”的，而大江更無情，竟然沒有給三人“回流價值”，白白地單向地吞噬了他們的生命。裴毅然高，實在是高；我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了。　　

關于個體與集體的關系問題，可以說已經爭論了幾十年，然而這是一個無需爭論的問題，答案早就有了，只是有人死不承認，還要睜著眼睛說瞎話而已。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的末尾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是為什么？在這里，資產階級的政客們就不會強調無產者個體的重要性，而要轉而強調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重要性了。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也是一個集體組織，一個殘暴地鎮壓無產者的集體組織。一個本來很簡單的道理，被資本主義的衛道士們解釋得面目全非，“集體”成了“極左”的產物，成了所謂的剝奪個體利益的非文明組織。小崗村之所以能成為全國改革的樣板，是因為“特色”中國的需要，依舊掛著“社會主義”的牌子，販賣的已經是資本主義的貨物。十根筷子比一根筷子的力量強大無數倍的道理，連小孩子恐怕都懂得，而資本主義的衛道士們就是“不懂”。撇開他們所說的“集體”的含義，現在在中國進行的各類商品的生產，難道是“個體”的經營么？那兩億幾千萬的農民工都在城里搞“個體”經營嗎？顯然不是，他們在資本家掌控的工廠這個“集體”里出賣著自己的勞動力，以換得微薄的收入維持生計，而他們中的每一個“個體”并沒有得到裴毅然所說的“單元個體的支撐”即每一個農民工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的最大貢獻事實的承認，反而認為是資本家養活了工人們，這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資產階級很懂得封建主義的最大弊端在于生產力的低下，幾乎全是分散的“個體”經營，且規模很小；而資本主義搞的是大規模經營，用的是“集體”的力量，使無數工人的血汗汩汩地流入資本家的囊中，但資本家從來就沒有重視過“單元個體”——工人的作用，只是把工人當做會說話的勞動工具來使用。這是罪惡，絕不是什么“現代文明”。　　

讓我們反觀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集體”又是怎么一回事吧。　　

新中國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度，這是引導城鄉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毛主席說：“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于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所謂‘合作化發展速度超過了群眾的水平和干部領導能力的水平’，這對于遵化縣的情況怎樣解釋呢？那里的群眾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誰能在遵化縣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險來呢？難道在三年內，由于一步一步地實現了合作化，糧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點四，果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點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點一，這就算是一種危險嗎？”在這里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出了個體與集體的關系，只有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才能改變貧下中農經濟上的落后面貌。毛主席在這里所說的還不是后來更高級的人民公社組織形式，對于在政治上徹底地翻了身的新中國農民來說，他們是愿意將自己的個體力量投入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去的，歷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草民也是一個見證人。個體的價值只有和集體的價值聯系在一起，才能真正地最大限度地體現出來，猶如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永不干涸。如是講裴毅然當然不會贊同，那就看看小崗村吧。它是改開的發源寶地，“現代文明”讓它回到了幾千年前的時光，“集體”連影子都趕跑了，可以說，這對“個體”夠重視的了，但我們在今天有沒有見到一個讓大寨人眼饞的小崗村呢？倒是迷途知返重操“極左集體”舊業的南街村，真的成了富裕小康村，而且是共產主義式的，著名的“二百五”、班長帶頭人王宏斌早就放出了豪言，要讓南街村人富得銀行里沒有一分錢存款。如果照裴毅然的意思，南街村人應該外逃去討飯才對。以小崗取代大寨，本身就不光明磊落，根本就不是陽謀，更不是什么文明進步。資本主義衛道士們的無恥就在于信口雌黃，硬是將腐朽落后吹捧成文明進步，為在中國實現西化制造輿論。　　

回到“學雷鋒”上來。“為人民服務”是毛主席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要求每一個共產黨人努力踐行之；當然，并不排斥非黨群眾也來踐行“為人民服務”。作為普通共產黨員的雷鋒同志，立志做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創造了光輝奪目的雷鋒精神，雷鋒精神是共產主義崇高思想境界的巔峰，是毛澤東時代精神文明的制高點，是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就是人人難以都成為雷鋒的關鍵所在，資本主義的衛道士們正是利用這一點，拼命地詆毀與攻擊雷鋒精神，以可恥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妄圖得出“單向付出”難以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結論；并且將“學雷鋒”污蔑成具有“反動”實質的“極左思潮”。然而經驗告訴我們，越是心地陰暗狹窄的小人，就越是不能理解思想崇高之人的寬闊胸境，假如人人都成為了雷鋒，共產主義不就是明天的事兒了嗎？“向雷鋒同志學習”，偉大的普通一兵、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正是毛主席高瞻遠矚地總結了雷鋒精神之后，為新中國人民樹立的很高的共產主義道德標兵和做人的楷模。學不學雷鋒，并不影響到個人經濟利益的得失，在那火紅的年代里，自然能涌現出無數爭學雷鋒做好人好事的先進模范人物。他們的“單向付出”是心甘情愿的，正因為樂于“單向付出”，他們的形象才顯得高大，感染力也才顯得強大。不要說先進模范們，就是草民，那時無數次上縣城去的車子上為他人讓座是經常性的事兒，若按“市場學”，我買的是同其他人一樣價錢的車票，為什么要讓座呢？讓了座我又沒有得到任何的“價值回流”，但我始終覺得這是應該的，很微不足道的事情。直到了80年代，有一次我為一位白發老人讓座時聽到了很稀奇的聲音：“現在還有這種人啊？”當時我就感覺到，世道莫非要變了。　　

再談談當今志愿者。我認為，志愿者無疑是好樣的，但裴毅然說：“當今志愿者的價值基礎是‘被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在貢獻自我的同時實現自身價值。就社會發展而言，這一內涵深刻的價值定位，這一雙向共贏的志愿者理念，本身就是現代文明才能分泌的高級產物”。試問，雷鋒和雷鋒的追隨者們做好事時就沒有“被尊重”？為國為民做好事難道不能算作是“自我實現”？真正的為人民服務和做一般性的好事，首先是不應當考慮其他雜念的，在單向付出的同時，自己已經得到了最大的快樂，如同有人所說，在獻愛心的同時，自己也得到了精神上的升華。作些奉獻一定要考慮“雙向共贏”，實在是太自私太功利，有違奉獻的初衷。事實上，志愿者精神是雷鋒精神的延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雷鋒精神在今天的發揚光大，又是今天的一個難得的可貴的亮點。有人一定要給“志愿者理念”冠以“現代文明才能分泌的高級產物”，這不僅可笑，而且更為荒唐。1960年代就有了的樂于奉獻的共產主義精神，竟成了“現代文明才能分泌的高級產物”，這真是讓人笑得涕淚俱下了。裴毅然穩坐在象牙塔內，兩目一抹黑，知不知道如今有人恩將仇報，對做好事者反咬一口，而且已經幾成常態，使得現在那些想做好事的人也不敢做好事了，這又算不算“現代文明”呢？進一步而言，那種英雄流血又流淚的咄咄怪事，又算不算“現代文明”呢？……？　　

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要學習白求恩大夫“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為此，我請教裴毅然們：在“現代文明”了的特色中國國度里，有幾人成為了毛主席所說的這五種人呢？　　

向雷鋒同志學習！　　

雷鋒精神光照千秋！　　

        2010.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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