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事說理：毛時代有沒有腐敗？　　

作者：何處散仙　　

《親歷者說：為什么毛澤東時代沒有腐敗？》后邊有兩條評論。其一，“毛時代是計劃經濟，沒有市場。只有通過權力進行分配的計劃。所以肯定不存在基于貨幣的尋租行為，但在計劃體制上的腐敗，仍然很多。以為毛時代是真空世界的看法極其可笑，既不客觀，又不理性”。其二，“毛時代，老百姓人人一樣，但做官的卻供給制，連家具都是公家佩的。而且封閉言論，做官的腐不腐敗沒人知道，只知道三年大仉荒時，做官的可開小灶”（請注意，里邊的錯別字是評論者自己寫的，本散仙實在不便替人家改正，原封照用吧）。本散仙覺得，評論者雖然承認了毛時代不存在腐敗這一事實，但卻擰著脖子硬在雞蛋里挑骨頭，東拉西扯、強辭奪理，非要想方設法把毛時代與腐敗掛上鉤，居心不夠地道。鑒于其有代表性，本散仙這里一條一條擺事實講道理，幫助他們好好提高提高認識，同時以正黨內和社會視聽：　　

第一條，“毛時代是計劃經濟，沒有市場”。毛時代從1949年到1976年，共27年。1949年到1956年的7年，中國有公私五種所有制和經濟成分，實行的是全世界都承認的正牌的、標準的、通用的、“普世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到1976年的20年是什么經濟？現在左右都說是計劃經濟，本散仙卻認為，實際上根本不是“計劃經濟”。中國從來沒實行過“計劃經濟”，只是從1954年開始實施“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如果說這叫“計劃經濟”，那日本、德國、法國以及美國等國都是“計劃經濟”，因為他們都實施了純粹的、配套成龍的國民經濟計劃或者雖然不叫計劃但實質是計劃的國家發展戰略。中國與那些國家不同的，只是那些國家用計劃手段確保國民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和私有制、按資分配，而中國則用計劃手段確保國民經濟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不附屬于資本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真正純粹的“計劃經濟”只存在于蘇聯，蘇聯確實是調撥產品、配給實物，有時會出現商店里空空如也、花錢買不到東西的場面。這里需要澄清中國人一個長期認識誤區：不要以為商店貨架不豐滿，人民生活就一定困難，絕對不是的。商店里沒有不等于家里沒有，有些東西不是只有通過“買”才能擁有。直到蘇聯解體，蘇聯人民基本生活水平一直遠高于中國，包括住房、水電氣之類“發放”和低費、免費供給的東西相當多，什么上學、醫療之類更是一律免費。1956年到1976年中國有沒有市場？當然有的，因為當時中國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存在一定數量的非公有制，存在相當規模的進出口貿易，也就存在著覆蓋全社會、與國際市場相連接的商品交換關系，有相當完備的縱向三級、橫向全球的市場體系，有龐大的生產資料市場、資本市場、消費品市場，所以毛澤東直到1975年還遺憾地認為“和舊社會差不多”，所以毛澤東不愿意摸那個全中國都在使用、他本人也確實離不開的錢（貨幣）。用“計劃經濟”一頂帽子就能把毛時代干倒？想得太容易了吧。　　

第二條，“只有通過權力進行分配的計劃”。因為前面已經講了，中國從1949年到1976年一直存在商品交換關系和市場體系，“和舊社會差不多”，所以這條可以不論。但“權力”二字卻不可不論。有人的地方就有“權力”，自從人類社會形成，權力就是必然的客觀的存在。根本問題只在于，是什么權力、來自哪里、屬于誰。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掌握本應屬于自己的國家權力、經濟權力、政治權力、文化權力，是人類歷史上翻天覆地的革命變化，一切剝削階級恨之入骨。他們又不敢正面咒罵，只好以咒罵一切權力之名行咒罵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掌握國家權力、經濟權力、政治權力、文化權力之實。現在人們越來越看得清楚，各種思潮、各種理論、各種力量爭來爭去，最終是爭一個“權力”。毛時代“通過權力進行分配”，是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得了利，資產階級倒了霉。現在某些中國人極力要改變的就是它。他們所堅決主張的，就是“通過”另外一種“權力”來分配。聽見有人在那里拼命詛咒權力千萬別糊涂，一定要分析他心里真正想的、要的究竟是什么。“別人的”權力總歸是糟糕透頂，“自己的”權力那才是寶中之寶。　　

第三條，“所以肯定不存在基于貨幣的尋租行為”。首先本散仙要說“尋租行為”是拾西方余唾牙慧之語，毫無科學性和理性可言，也根本無法用來解釋毛時代的中國社會和今天的中國社會。但本散仙覺得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假定，在此基礎上讓拿“尋租理論”當真理的那班人提高提高認識。所謂“尋租理論”的核心意思就是，只要有市場，必然會存在“基于貨幣的尋租行為”，但這是以偏概全的片面說法。前面本散仙論證毛時代中國存在覆蓋全社會的商品交換關系和市場體系，就是想進而論證有市場并非一定“尋租”這個道理，但有人已經一口咬定那時候“肯定不存在基于貨幣的尋租行為”，這就讓本散仙沒辦法施展才華了，因為他們已經幫助本散仙極為深刻地指明了毛時代的中國即使有廣大的市場，仍然找不到“尋租理論”所說的“尋租行為”，也就是不存在腐敗。　　

第四條，“但在計劃體制上的腐敗，仍然很多”。已經一口咬定“肯定不存在基于貨幣的尋租行為”，卻又非說“腐敗仍然很多”，豈非自相矛盾？本散仙分析他們本意是想說，市場體制產出腐敗全世界都知道，實在沒法辯解、不可辯解，但計劃體制也不干凈呀，照樣產生腐敗呀！這就是“老鴰落在豬身上，我黑你也黑”的打法。然而，計劃體制與腐敗無緣，計劃體制千錯萬錯卻錯不到腐敗上去。你給計劃體制扣官僚主義、僵化封閉帽子可以講出道理，扣腐敗帽子卻是扣不上去。誰見過“計劃體制上的腐敗”？硬要給計劃體制亂扣腐敗帽子，只能說明沒本事把事情搞懂。　　

第五條，“以為毛時代是真空世界的看法極其可笑，既不客觀，又不理性”。毛時代是“真空世界”的提法很大膽、很新穎，卻是與事實根本不符。毛時代哪是什么“真空世界”？抓階級斗爭、搞無產階級專政干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干嘛？如果說毛時代是“純凈世界”，倒是比較合適。硬把毛時代扯到“真空世界”上去，企圖引誘人對毛時代產生歧義誤解的“看法”，“極其可笑，既不客觀，又不理性”。　　

第六條，“毛時代，老百姓人人一樣”。應該說一樣，又不一樣。一樣的是，人人工作人人勞動，都端著鐵飯碗，除了拿定息的資本家和少數名演員、大教授，99%以上家庭吃穿用住生活水平大致差不多，最重要的是沒有剝削壓迫和兩極分化。不一樣的是，個人收入有差別。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干部實行25級工資制，毛澤東月工資400多元，國務院部長、省委書記月工資300多元，一個大學畢業生月工資則只有54—56元，一個八級工月工資只有108元，一個二級工月工資只有38、39元，一個學徒工月工資只有19、20、21元。這差別難道不大嗎？農民與工人收入更有差距，農民之間收入也很不相同。當然，思想道德水平也有不小的差別。連毛本人后來都覺得中國人之間的差別太大了，他堅決降低自己的工資，要求所有干部參加勞動，意在縮小差別。可惜的是，讓人沒法理解的是，這么大的差別卻被反了“平均主義”，直到現在還有人起勁兒地在反“平均主義”。差別這么大還反“平均主義”，豈不是越反差別越大嗎？這就有點像王明路線說立三路線不是“左”傾而是右傾一樣。“平均主義”反來反去，中國的什么系數什么差別的反倒比美國日本什么的還大得多了，這是咋搞的呀？　　

第七條，“但做官的卻供給制，連家具都是公家佩的”。供給制是什么意思，現在的普通人已經不了解了。供給制就是公家把你的生活包下來。共產黨從井岡山時期到延安時期在黨政軍中實行供給制，最根本原因是因為太窮、沒錢發工資。這種供給制，意味著生活待遇上的中低水平，而從來不意味著生活待遇上的高水平。共產黨窮則思變的供給制，帶來了自由平等民主博愛同心同德艱苦奮斗，因此毛分外懷念供給制。延安時期的供給制，吃飯分大中小灶，大部分是大灶，吃中小灶人很少。有的人如王實味等，因為吃不上小灶還寫文章鬧了一鬧，但在黨政軍中沒什么市場，大家都覺得來革命來抗日，不是奔著吃穿二字，比吃什么灶沒有境界。中央委員或相當于這級的干部、重要技術干部、知名文化人士（特別是黨外的）每月津貼5元，其余人依次為4元、3元、2元、1元。新中國成立后頭幾年黨政軍全體干部、士兵、工勤人員都是供給制，并非只是“做官的”實行供給制。這個供給制，不要說與資本家地主比、與小資產階級比，就是與工人農民比，與社會平均水平比，仍然屬于中低水平生活，絕對不是高水平生活。每月的津貼，比照現在的收入標準，高的約一二百元，低的不足百元，不過是買牙刷牙膏襪子針頭線腦下飯館吃碗面條愛看書的買兩本好書的零用錢而已。房子、衣服、用具全部由公家發給，但房子僅夠擠住而已，衣服冬夏不變就是單棉、黃黑各一套，夏天衣服可以洗干凈再穿，冬天棉衣沒法洗就那么臟乎乎的，想愛美根本無從談起。用具基本是全社會最低檔的，湊合著用吧，誰也別想講究。1955年供給制改為工薪制。實行工薪制后，黨政軍干部、士兵和工勤人員收入和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當然用什么都花錢買。房子不白住了，每月按工資百分之幾的比例交房租費。科級以上干部確實配家具，但都是極普通的木板床、木桌椅、木箱柜，有的是本單位木工自制的，連油漆都不刷，每月按工資比例或一定數目交家具使用費。高中級干部配的家具有少數是鋼絲床，家具使用費收得也多。少數高中級干部（一個省約一二百人、一個市約幾十人）配電話、配汽車，這是公費的。極少數高級干部配警衛員、炊事員（部分省部級干部、市廳級干部不配），當然也是公費的。軍隊干部配備警衛、炊事人員另有一套辦法規定。這些做法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無論怎么硬往腐敗上扯，也確實扯不上去。　　

第八條，“而且封閉言論，做官的腐不腐敗沒人知道”。說這話的人，對那個時代的言論情況或是太不了解，或是有意丑化。那個時代，黨內和社會上言論自由開放到什么程度，官民之間、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同級之間的批評自我批評嚴厲到什么程度，是現在的80后、90后們根本無法想像甚至無法理解的，批評自我批評聲色俱厲，被批評誠惶誠恐、心悅誠服，哪里有什么言論“封閉”？“做官的”不要說腐敗，就連某天遲到、某日早退這樣在今天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當年都絕對會被明察秋毫揪住不放，肯定有人當面大提其意見，肯定有人會向上級以至越級反映報告，而下級同級肯定會一擁而上連批帶幫，上級肯定會大事查問，生活會一開，想不檢討根本不行。那個時代，是人心向善的時代，不是人心向惡的時代，不要說干壞事，就連干好事不積極不主動不踴躍都會覺得虧理欠情，不用別人講，自己就會鄭重其事提出來，好好反思一番。那個時代，誰能腐敗、誰敢腐敗？那個時代，又有誰能想到和用到“反腐敗”這個倒運的敗興詞？“反官僚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個人主義”已經很嚇人了。那個時代，成天抓“私字一閃念”，私念“一閃”都視為離經叛道，即使不趕緊回頭是岸，也四下張望別讓人發現了丟不起那個人，又有幾人會生出腐敗之念？　　

第九條，“只知道三年大仉荒時，做官的可開小灶”。前面說過，“小灶”出現在延安時期，供給制取消后，“小灶”根本不存在了，從毛劉周朱陳林鄧到國務院部長、省委書記，家里買米買菜全是自掏腰包。人人都知道，毛澤東無論走到哪里，都是把飯賬結清、分毫不欠的，連身邊工作人員的賬不結都不行，如果有“小灶”，還用得著一五一十地結賬嗎？人人都知道，少奇同志家庭人口多，幾乎入不敷出，日子過得是相當緊的喲，如果有“小灶”，就端起碗去吃嘛，還緊個啥子嘛？人人都知道，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喝茶都交錢，如果有“小灶”還整這個景干嘛？到了“三年大仉荒時”，“做官的”們仍然未“開小灶”。但當時高中級干部、高中級知識分子和一些患有重病慢性病的干部、知識分子有“特供”卻是不假——每月比別人多供應幾斤到十幾斤大米白面細糧（用購糧證購買，抵扣等量粗糧的份額）、一斤白糖紅糖什么的，分配到人頭，不買不行，給家里人吃也不行，必須自己吃，為的是確保他們不喪失工作能力和不死掉。這是應急的辦法，但一向也不神秘保密，哪個人有多少“特供”，全都掌握在本單位行政科手里，全都掌握在每個糧食供應站、每個副食品商店的營業員手里。到1962年形勢全面好轉，“特供”基本就停止了。　　

毫無疑問，毛時代的中國官員們無論在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均屬于無與倫比的廉潔，而且這種廉潔不是被逼迫而是自覺自愿。現在中國愈演愈烈不輸晚清民末的腐敗，是一種歷史的否定，一定會有新的歷史否定來否定這次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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