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復興，東方文明的崛起，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也是我這幾年一直在努力思考的一個問題，現在，我把自己的思考寫下來，發到網上，希望引起廣泛關注，同時也希望各大網站能轉發一下，以便讓更多的人參與討論，讓更多的人為我們這個古老的東方文明重新崛起作出自己的貢獻。           　　

躍輝的話　　

一個古老的東方民族，一個歷經六十年滄桑的人民共和國，一個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如今走向何方？如果說二十年前我們對自己這個民族，這個共和國，這個黨最終的奮斗目標還不十分明確的話。那么今天，所有的中國人對這一切都應該看得很清楚了：我們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共和國，所有的炎黃子孫生存在這個星球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一個，那就是——傳承我們五千年的東方文明，并創造這種文明的未來。　　

一個人與古老的東方文明　　

仇躍輝，一個極平凡的名字。我們這個共和國最普通的公民， 1957年出生于黃山腳下的安徽歙縣，64年上學，75年畢業（讀書十年正值文革十年，由于父母文革中受沖擊，因此輟學多年，不大識字，基本上是個文盲。）76年下放回父親原籍安徽省貴池縣雙橋鄉洪橋村當農民，77年母親退休，頂替母親進黃山市屯溪制藥廠當工人，二十八、九歲了在廠里辦的一個夜校補習班，補了兩年文化，認了幾個字，算是掃了個盲。77年起當工人干了二十年，最后是十年最基層的足球教練，這就是我一生五十年的經歷。我的這種經歷與我的同齡人幾乎沒有差別。　　

也許是從小受父母每天都若有所思表情的影響，也許是我們這個古老華夏文明厚重的歷史文化積墊在某些特殊個體身上的反應，也許純粹是一種偶然，一個極平凡的我卻從人生的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極不平凡的心路歷程——那就是在完全不經意間建立了一個以自己內心為主體的思考與體驗機制，并以這種獨特的行為方式認識事物、了解世界。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我的一生都是在思考與體驗中度過的。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正是這種獨特的個人心理機制，恰恰觸及到了我們這個古老文明最核心的部分——東方思維。　　

心路歷程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通過學習知識了解世界、認識事物的，那么我從人生的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完全與眾不同的路，那就是自我的思考與體驗，具體的說：就是不斷給自己提出問題，想問題中的道理，解決問題，并體驗自己的這種心理感覺。以這種獨特的方式了解世界、認識事物。記得從我有了最初的個人意識那一刻起，頭腦里就沒有斷過問題：爸爸媽媽為什么生我？蚯蚓吃什么？螞蟻為什么排隊？人大一點又想：太陽為什么是圓的？人為什么要吃飯？再大一點又想：人為什么要結婚？感情是怎么回事？成人以后就想：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人為什么會衰老？人是如何認識事物的？為什么每一個人感知到的事物都不一樣？自己昨天的感知與今天的感知有什么區別？自己在以一種什么方式思考？有沒有更先進的思考方式？人與人關系的實質是什么？人類的最終幸福是什么？等等。每一個問題必須找到答案，就是一時找不到也要把問題放在心里，以后遇到類似的問題再聯系起來思考。總之，我從記事開始到五十歲幾乎每時每刻都是在對各式各樣問題的思考中度過的（連做夢都在想問題）。一生都在重復著這樣一個循環：提出問題——想問題中的道理——聯通道理——解決問題——提出新的問題。我不知道這種幾乎拋開一切以問題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對普通人意味著什么。但我一生五十年卻實實在在都是這么度過的，十歲以前思考身邊的事情，二十歲的時候思考社會上發生的現象，三十歲以后（大概是為了滿足每天不斷增長的對思考的需要），開始在家找書看，當時家里書是很多的，書架、書柜、書櫥都是滿滿的，一翻幾乎全是馬、恩、列、斯、毛的書。而且是兩套，父親一套，母親一套，除了全集、選集還有單行本、甲種本、乙種本之類的東西。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很出名的，翻出來一看，大部頭，比磚頭還要厚，再看內容真正是看得一頭霧水，簡直不知說什么，又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鬧了半天也沒搞清楚。這反杜林要反什么東西，當時就想你既然有好的道理，就應該用淺顯的語言把它表達出來。寫得人家看不懂再好不也白搭嗎？（也是三十幾歲有一個至今不知怎么認識的人叫吳惠民的給我送《圣經》，我一看，和《資本論》一樣也是大磚頭，就問他要多少錢，他說《圣經》不要錢的，翻開來一看，句句寫得明白一看就懂，而且寓意極其深刻：一個古老的以色列民族，精神上、心理上、情感上所有的期盼都明明白白的寫在《舊約》里了，而《新約》則是對這種精神、心理、情感的一種承載——一種投入了個人情感與愛的承載。再回過頭仔細一看連基督對《舊約》的理解方式、基督思想的形成過程及具體思路都看得清清楚楚，后來看到孔子、穆罕默德、釋迦牟尼、毛主席的一些書以后，我才知道，從小內心受了大真大愛，心理上有大情感要回報的人思路想法都差不多的。你的頭腦里原本就有這個東西，書上一點，馬上就通的。那馬、列全是科學理論、邏輯推理是讀書人十年寒窗，背了無數個專用名詞才寫出來的。你從小沒學頭腦里沒那些東西看不懂的。母親知道我馬、列看不懂，不緊不慢地對我說：“這馬、列呀，是寫給知識分子看的，我和你爸這些工農干部都看不懂，還是毛主席的書好，我們經常讀，一讀就懂，一讀就有進步。　　

我看毛主席的《實踐論》，就寫得特別好，有實踐有認識，一看就懂，一看心里就明白，一看就能用，我和你爸都是把工作當實踐，回來想一想，兩個人商量一下，換一個角度重新認識一下，再去工作就覺得有進步，過一段再回過頭來，又想一想總結一下，加上新的認識，人的思想也就慢慢提高了。母親隨手遞過來一本乙種本，翻到《實踐論》一看馬上就被吸引住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毛主席說的再明白不過了，人的每一個思考與認識都應該比自己的前一個思考與認識更高一級，更進一步。所謂改造“主觀世界”，實際上就是讓自己的思想每天都從低級到高級一級一級的往上走，我是一個內心誠實的人，對世界上“真”的東西特別敏感，一看就知道毛主席說出了真心話，他自己一生就是這么干的，原來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就在這里，想想自己從小每天都在想著心里的問題，以及問題背后的道理，在這些自己感受到的問題和道理中哪一些是低一級的問題和道理？哪些是高一級的問題和道理？自己的這種感受本身屬于哪一級，這些感受形成的道理又是屬于哪一級？能不能向更高一級躍進？我每天都這樣想著，沒有科學，沒有知識，沒有理論，更沒有邏輯（我原本就沒有讀書，沒有學過這些東西，）僅憑一個人內心的那一份真誠，那份執著。比較著自己每天感覺、感受理解認識上的任何細微差異，總結出更高一級更寬闊的“道理”我就是這樣走著。每天都這樣走著，每天都在改變著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說白了，就是把每天遇到的家庭瑣事，鄰里糾紛、企業管理、歷史上的朝代興亡、人的生老病死，身邊人的所思所想等等所有問題，用心里原有的“道理”去演繹，演繹不通那就是“道理”小了，再往上走，高一級的道理自然能演繹多一些的問題，這是肯定的，演繹通了再用這個通了的“道理”又去演繹更高一級的更多的事物更大的問題，就這樣循環往復。幾十年下來思想上形成的最終道理自然能夠演繹世界上所有問題。）五十歲這絕對是一個人一生的收獲季節，此時當我用改變了無數次的認識去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當我用心里那個演繹過無數事物而獲得的最終“道理”去演繹這個世界上一切問題的時候，奇跡出現了：這個世界居然是一個整體，一個從道理上完全聯通的整體，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思想、思潮、學術、流派、每個人的所思所想居然都可以通過“道理”從橫向“貫通”，一切的人、一切的事也都可以通過“道理”相互借鑒，最終連成一個整體。而這個整體最后居然可以用一個字概括起來放在心里，我知道我走到了一種文明的極至。我真正看見了伏羲、老子、孔子等一群點燃我們這個文明圣火的千古圣哲，我知道他們都是從這條路上走過來的。在他們生活的那個年代，也就完全沒有科學、哲學、理論、邏輯這些東西，連這些詞都沒有。終于我理解了“道”與“仁”；我理解了“一以貫之”；原來東方文明最本質的東西就是：用一個人內心的絕對誠實，通過不斷改變自己對世界的理解與認識一級一級往上走，最后達到用道理從思想上認識一切，理解一切。并解決世界上一切問題的最終目的，這就是我們這個東方文明最核心的部分——東方思維。　　

對科學、文明、文化大革命的感悟　　

東方思維以誠實的心靈，用“道理”貫通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把握世界的整體，從而獲得最終的智慧。西方科學則恰恰相反，西方科學把整體的世界劃分為一科一科的具體學科，以對具體學科的研究而獲得的知識作為認識世界的依據。現在看來正是西方的這種簡單的劃分與研究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西方現代人文科學把道理上本來相通的整體世界人為的劃分為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園藝學、廚藝學等等具體學科，各科又互不聯通，一個人一旦接受了任何一科的理論或是知識整個思想就被禁錮在某個具體學科了，（學了治大國，就不能烹小鮮了，學了烹小鮮，就不會治大國了。至于烹小鮮里本身就有的治大國的“道理”就沒人過問了。）西方科學在教給人們“縱向”知識的同時卻從根本上遏制了人們用“道理”從橫向貫通事物的思路。而縱向的知識除了教一些自然與技術的知識外，就是人為的，隨心所欲的把本來統一的世界，劃分為無數互不關聯的具體科學（一個國家只要動一天你就可以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心理社會學、組織學、管理學、管理組織學、組織管理學、行為管理學、管理行為學······隨心所欲的去劃，一萬個人一萬種劃法，劃一萬個科學，人人都是科學家，只是這“科學”研究的成果大相徑庭。張三說像肉柱子；李四說像肉蒲扇；王二麻子不服氣了：“明明是條牛尾巴，我現在還攥在手里，我能不知道嗎？”大家爭論不休。）而這種對整體世界，帶著個人好惡的簡單劃分，實際上從劃分的那一刻起就決定了你得出結論的片面性與局部性。這里一定要寫清楚、國家、社會、群體、組織、市場各自都是一個個由無數個“面”組成的立體的動態的整體，而任何科學研究都只能是在某個整體里抽取某一個特定的“面”進行靜態的研究，而這種研究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整體當中你抽取的那個“面”，靜態狀態下的結論，這種結論僅僅對于靜態狀況下，你抽取的那個面是正確的，對于整體而言僅能供參考而已，（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心理社會學以及西方所有的人文科學，都僅僅是人們在社會這個整體上抽取的一個個“面”）。如果無知的把這種片“面”的研究得出的結論簡單的直接套用到整體上，那就是典型的盲人摸象，更為糟糕的是這種簡單的劃分與研究極易將人們的思想，禁錮在片面的局部的靜態的認識事物的過程中，許多人就是因為在這種片面的局部的靜態的研究與學習中被禁錮了思想至使一生都無法適應這個整體的動態的社會，俗稱書呆子（毛主席當年對這件事情極為不滿、這也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整個西方人文、思想意識形態就是在這里走入了誤區，把局部的研究結果當成了真理。并且讓這種片面的局部的研究禁錮了思想。學術、思想、文化包括意識形態已經從根本上僵死在那里，走不出來了。人類未來文明的希望只能是東方。　　

如果我們把目光放遠一點，我們就會看到：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真正的文明都是一個精神上思想上高度完美統一的整體，而形成這個整體的整套理論都是由一個像基督、真主、孔子、釋迦摩尼這樣的千古圣哲根據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氛圍統一構建的，在這個精神與思想的統一體里，人心、人性、家庭、社會實現了高度完美的和諧統一，任何一個人只要接觸到屬于你的那種文明，心靈上立刻就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因為基督、真主、孔子這樣的人對自己這個民族及人類都有巨大的情感，對人心、人性更是完全通透了的，他們的每一句話也都是從普通人人心、人性中來的，一般人只要聽了他們的話，就會在內心產生共鳴，覺得是自己心里的東西，人也就慢慢的顯示出了人性。家庭和睦了，社會和諧了，人與人也會從心靈上真正走到一起，于是整個社會就對這種文明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這也就是這些文明在我們這個星球上長盛不衰的原因。在人類所有文明中唯有現代文明不是這么回事，現代文明的理論是由一群書齋里的學者在各自的書房里獨自創造的，在這些學者獨自創造的理論中沒有那一家將人心、人性、家庭、社會統合成一個整體。基督、真主、孔子創造文明都是內心對人類巨大情感的真實流露，而學者們三歲讀書，三十歲還在讀博一生把書讀的昏天黑地，人心、人性、情感、愛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研究點理論，也就是出幾本書，掙個名頭，賺點稿費、養家糊口之類的事情，跟基督、真主、孔子完全不是一碼子事。基督、真主、孔子關注人的最終幸福、社會的最終和諧以及人類的未來，而學者們的研究只是在社會這個整體上根據個人的好惡任意取一個“面”（也就是所謂的科學）進行閉門造車式的研究，這種研究既不考慮社會這個整體與自己研究內容的從屬關系，也不考慮，相鄰學科“道理”之間的橫向聯系，至于人心、人性、情感、愛也就更無從談起了，得出的結論更是五花八門、漏洞百出，完全不能統一，（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心理社會學，學科都不一樣，得出的結論怎么可能一樣呢？）更有些糊涂“學者”書讀的太多，把人讀迷糊掉了，連“文明是使家庭和睦，社會和諧，使人心靈越走越近”，這些基本常識都不懂，閉著眼“研究”一條道走到黑，“研究”的理論引起巨大的社會紛爭，自己居然不知道，還以為自己搞得對，大家只要翻一翻幾百年的西方人文科學史，看看多如牛毛的幾萬家高論中，有那一家從人心、人性出發真正關心人的最終幸福，關心人類的未來、關心世界上其它的宗教文化、關心其他文明。沒有，完全沒有，相反，各說各理，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相互攻擊、指責、謾罵比比皆是，整個西方人文科學就這么烏七八糟的搞了幾百年，沒有人覺得搞錯了。解放后我們在一個有兩千年封建文化、思想的國度里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于是照葫蘆畫瓢把西方的整套人文思想以及教育體制一股腦搬了過來，我們也就這么跟著別人稀里糊涂的搞了十七年，也沒有人覺得搞錯了。毛主席是真正偉大的他有巨大的智慧，有極強的方向感，他本能的感覺到西方整個人文、思想、意識形態以及所謂現代西方文明，從整體上走錯了方向，我們十七年跟著別人也搞錯了方向，他知道人類在文化、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如此大的方向性錯誤，必然要有一次徹底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根本革命才能將方向真正糾正過來，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將西方人文、思想、意識形態及我們跟著別人稀里糊涂搞的十七年徹底否定，毛主席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們這個民族的下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先后八次接見1100萬紅衛兵，一遍又一遍的跟大家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讓帶著知識的大學生“學工、學農、學軍”“理論聯系實際”，讓帶著實踐的工農兵上大學，以便把實踐上升為理論，意圖極為明顯，那就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中有人把理論和實踐真正聯系起來，將所學的知識學問與生活實際“融會貫通”有機的結合成一個整體，并最終形成我們這個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因為只有形成了文化思想高度統一、真正屬于自己的意識形態，使中華民族產生強烈的歸屬感，我們這個人民共和國才能真正千秋萬代的走下去。毛主席一直在等著這個人，并一直默默地為這個冥冥之中的未來人做著可以想到的一切準備，八十歲以后身體日漸虛弱，毛主席預感到冥冥之中的這個人自己可能見不到了，于是就“聚義廳”“忠義堂”“路線是剛”“綱舉目張”“新陳代謝”“吐故納新”說了許多外人聽不懂的話，實際上是對這位未來人有所交代，遺囑就說的更清楚了：他一生干了兩件事：第一件是解放了全中國，還有幾個島嶼沒有收回，第二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兩件事情都沒有完，這筆遺產交給下一代。 　　

文化大革命三十多年過去了，許多人至今還在探究文革的真正原因，其實文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解決我們政治體制上的一些弊端，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政治體制移植于前蘇聯，其特點是高度集中統一，與西方政治體制相比因為幾乎沒有內耗，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都有著巨大的優勢。（西方政治體制是一種內耗的體制，且對國家民族的未來基本上是不負責任的，四年一屆，四年以后，別說是誰執政，那個黨派都不知道，對誰負責?就這一點也就就決定了西方政治體制所有的政策幾乎全部都是短期行為，而在這種體制下產生的領導人也都必然目光短淺，四年就夠了，看長了負擔重了你選不上的。）但正像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一樣，我們這個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體制也有其巨大的弊端，那就是體制內出不了新的思想，原因也恰恰與體制有關，因為要保證體制的高度集中統一就必須有一系列與之相配套的規則或潛規則，這其中最重要的規則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潛規則也是盡人皆知的那就是論資排輩，任何一個人一旦進入體制就得從基層干起，一級一級升遷到進入決策層已經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一個人在體制內四五十年“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經歷也就決定了他不可能產生新的思想，更不可能用自己的思想去支撐起一個體制，而我們這種高度集中統一體制的領導人又必須有偉大的思想（這種體制的創建者一般都是像列寧、毛主席這樣的人，要真正支撐起這個體制也必須達到與其同等的思維高度否則是支撐不起來的）問題就出在這里，在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體制內一旦一位偉人離去，整個體制立刻就會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面體制內的新生代完全不足以支撐起體制（體制外也不可能有這種人，因為沒有這種社會需求，所以社會也就不可能產生這樣的人）于是體制內就產生了實際上的集體領導，也就是所謂的“三駕馬車”之類的領導，由于大家都沒有足以支撐起一個體制的思想，現實中的“三駕馬車”成了實際上的“車駕三馬”（不是新領導人，領導體制，而是由前領導人制定的政策建立的體制“駕”著新領導人走）這樣的狀況實際上是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只能在體制內產生越來越大的矛盾，這個時候另一些人就出現了，他們就在體制內，他們同樣沒有思想，不足以支撐起一個體制，可他們是一群投機主義分子，他們在體制內出現的目的并不是要支撐起一個體制，而是不擇手段的獲得個人權力，怎么對自己有利怎么來，體制內有人對前領導人不滿，他們就迎合這些人的不滿作秘密報告，西方“民主”壓力大，他們就跟著“民主”，國內分裂勢力強，他們就迎合分裂，社會上一些人對共產黨不滿，他們就干脆解散共產黨，他們的所有行為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獲得并鞏固自己在體制內的個人權力，至于他們的所作所為會為國家民族帶來什么，他們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這就是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類的人，他們的出現就意味著體制的沉淪與解體，他們在體制內出現的越早，體制就沉淪解體的越早，他們在體制內出現的越遲，體制就沉淪解體的越遲，不出現是不可能，因為我們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體制就是孕育這些投機主義分子的溫床。（在一個純粹服從的體制里時間呆長了，一些人的是非觀念必然淡薄，一個人如果沒有了是非觀念，在個人權利欲的驅使下，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的）而我們這種高度集中統一體制最后的結局也必然是終結在這些人手里，這就是我們這種高度集中統一體制的最大弊端。如果我把以上這段話說寫在十年前大概沒人知道我在寫什么，好在歷史走到了今天，我們這個高度集中統一體制的弊端也漸漸顯露出來了，體制內一些思想上完全不足以支撐體制，又有個人野心的人，也在開始覬覦權力了。（在我們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沒有眉目的情況下，這些個人野心家，一旦獲得了權力，到時候政治上的問題一爆發，各方面壓力一大，他們又沒有足以支撐起一個體制的思想，不做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分裂黨、分裂民族又能做什么呢？即使沒有政治上的壓力，這些個人野心家，也絕不能讓其染指權力，因為這些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內心都極度自私，他們的所作所為、一言一行，決不是為了一個政權的長治久安，而是利用一切機會表現自己，以博得個人的名聲：好話說盡，好事做絕，把整個社會個人利益的胃口吊滿、吊足，到他們一任下來，留給后任的就只能是巨大的難以彌合的社會矛盾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是我們這種高度集中統一體制的最大敵人。）加上前蘇聯解體這面很好的鏡子，有一點遠見的人一看就知道我這段話寫的是對的，我們再把歷史的時針向前撥44年，也就是1966年的5月有一個人針對同一個問題寫出了這樣一段話：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　　

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　　

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　　

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　　

注意這一點。”　　

不用說了，一切都不用說了，毛主席在44年前就對我們這個高度集中統一體制的巨大弊端看的清清楚楚，并且明明白白的知道，由于這種體制上的弊端，我們這個黨，這支軍隊，這個人民共和國最終將怎樣結束，以一種什么方式結束，由什么人來結束，多長時間結束（帝國主義把資本主義復辟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三代、四代也就是七、八十年，前蘇聯解體也就是七、八十年，這也就是我們這種高度集中統一體制的正常壽命。）毛主席知道這是體制上的問題，是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平時矛盾一點一點集聚，到時候總爆發的必然結果。　　

原來中國人民犧牲了無數先烈建立起來的人民共和國卻由于體制的巨大弊端帶著明顯的先天不足，居然是個畸形兒，而且注定在中年之前夭折。毛主席是一個對這個黨、這支軍隊、這個共和國有著巨大情感的人（黨是他親自參加建立的，人民軍隊是他帶著400人上井岡山建立根據地、雪山、草地、大渡河、八年抗戰、三年半解放戰爭一路打出來的，共和國是他親手創建的，這是一位共和國真正的國父。）他知道自己看出來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那是對這個黨、這支軍隊、這個共和國、這個民族極不負責任的，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自己這個體制的創建人對這個先天不足的體制作“外科手術”似的矯正處理，毛主席別無選擇，文化大革命勢在必行。　　

毛主席看的很清楚，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不搞這個政權幾十年就走到頭了，怎么搞毛主席有辦法，我們這個高度集中統一的體制不是要出赫魯曉夫嗎？赫魯曉夫不是不擇手段的要權嗎？那么好，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各種文化界內，誰要權就給誰權，要多大權，就給多大權。黨、政、軍、中央文革、各級領導機構所有的權力都是你們這些大大小小赫魯曉夫的，你們有了權，想怎樣搞就怎樣搞，想整誰就整誰，毛主席清楚得很“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我們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體制專出赫魯曉夫，這林彪、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黃、吳、葉、李、邱、王力、關鋒、戚本禹，還有自己哪個唱戲的老婆，哪個沒有野心？哪個不會搞陰謀？哪個還有半點人格、道德是非觀念？沒有，完全沒有，這些人統統都是赫魯曉夫，全部都是赫魯曉夫，這些人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他們才是共和國真正的死敵，文化大革命就是先讓，這些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統統跳出來表演一番，充分暴露，相互傾軋一批，然后再徹底清洗一批，毛主席知道只有徹底清洗掉了這一大批黨內、政府內、軍隊內的赫魯曉夫，這個黨、這支軍隊、這個人民共和國才能保持一段時間的相對穩定，其實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　　

毛主席是個有自知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思想上有些東西，但這些東西都是中國革命不同歷史時期的產物，零零碎碎的不成系統：井岡山時期紅軍的成分一半以上是國民黨投誠部隊、軍閥作風、流寇思想、盲動主義嚴重，不聽指揮，兵不好帶，他就搞了一個《古田會議決議》“支部建在連上”“黨指揮槍”抗戰時期一些知識分子到陜北不是為了抗戰而是把自己關在屋子里“鉆”自己的藝術象牙塔，還跑到窮的一半后生都找不到媳婦的延安演什么“羅娜出走”，把延安的老百姓“演”跑了一大半，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毛主席又去搞了一個《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抗戰服務”為了追掉張思德講了“為人民服務”為了推翻三座大山，又寫了“愚公移山”49年急著進京趕考怕山溝溝里的“泥腿子”進了城，忘乎所以，中了“糖衣炮彈”作了李自成，又搞了兩個“務必”，到了六十年代一個民族男女老少幾億人，兩個“務必”顯然又文不對題了，于是又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毛主席清楚地知道自己這些零打碎敲的東西對于一個政權來說維持一陣子是可以的，但要支撐一個民族幾百年幾千年的走下去還必須另有一個統一，完整的意識形態，毛主席真正是誠心誠意的希望有一個人把中國共產黨人幾十年奮斗的偉大實踐和自己思想上的這些東西形成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支撐著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走下去，這就是毛主席一生最大的愿望，也就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目的。　　

關于文革后期批鄧的真實原因，這里也索性寫個清楚，毛主席在黨內很早就看好小平同志的，為人正派、正直、對黨忠誠、無私，這都不用說了，但毛主席也知道體制內的人，思想僵化在體制里，你讓他拿出整套的思想、形成意識形態去支撐一個民族顯然是不可能的。廬山會議以后毛主席慢慢退居二線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馬上就按照自己的思路搞起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類的東西，小平同志也跟在后面說了“白貓、黑貓”之類的話。毛主席一看不對，共和國雖然建立了，但與之配套的意識形態并沒有形成，自己幾十年思想上的東西零打碎敲的不成體系，“三自一包”讓人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發財，“白貓黑貓”讓人相互爭奪利益，加上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前兩套意識形態又那么強大（孔子一套、周公一套）這個共和國自己的意識形態又沒有形成，在這樣的環境下搞“三自一包”每個人都回家顧著自己發財，這個政權只能是越搞越弱的，毛主席看出來了。劉少奇對自己的每項政策會使人們產生什么想法，而這些想法又會導致什么樣的社會行為，以及產生什么樣的社會后果，這類事情完全不懂，毛主席知道由著劉少奇這么搞下去，這個政權用不了幾十年必垮無疑，中國共產黨人所有的努力也將毀于一旦。再考慮到我們這個高度集中統一體制上的一些弊端。毛主席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是把體制里的問題徹底暴露出來。二是希望通過這種“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運動把群眾真正發動起來，在幾億青年人中搞出一個人來，把這一系列的問題一并徹底解決，但毛主席也知道這樣的人不是隨隨便便說來就來的，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了劉少奇，保護了鄧小平，把小平同志放在革命老區江西保護了起來。　　

東方思維最本質的東西就是一個人內心的誠實，“誠可化育天下萬物”， 我用內心絕對的誠實，逼近歷史，還原歷史的真實，歷史也必將證明我內心的誠實。　　

五十歲的思考　　

五十歲以前，自己每天都在改變或是尋求著改變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方式、理解方式。五十歲的時候，我看到了世界的整體性，秩序性，以及統一性。于是又開始了對我們這個共和國的締造者，對東西方文明的創始人，以及人類的未來，進行了更為深度的思考。　　

我理解了毛主席。　　

他深知一個東方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要有自己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聚義廳”上沒有自己的東西跟著別人起哄，一個政權怎么可能長期維持下去呢？老百姓也不滿意呀。宋江改“聚義廳”為“忠義堂”跟著別人“替天行道”，幫著“朝廷”打方臘，最后賜給他的不就是一杯毒酒嗎？毛主席看的很清楚：體制內的人整個思想都僵化在現有體制里了，你讓他拿出整套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去支撐一個東方民族是不現實的，于是果斷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把自己一生所思所想巨大的智慧全部融入文化大革命，他希望有人沿著自己的思路為我們這個東方民族確立符合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全新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并通過文化大革命為未來的這次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清除了可能遇到的一切障礙，同時為這次全新的革命做好思想上、組織上、輿論上的一切準備，最后批林批孔、批周公。交待的明明白白。中華民族前兩套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是當時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產物硬搬到今天和“忠義堂”一樣就是兩杯毒酒，飲之必亡。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沿著自己的思路另外確立一整套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毛主席為共和國打下的真正是千秋萬代的基礎。如果我們從更深的層面思考，就會發現毛主席在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東方民族，發動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人類幾千年愚昧、落后、保守、封閉、自私、狹隘、局部、片面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徹底否定，并為中華民族下一次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崛起拉開了序幕。在一個如此偉大的東方民族繼之而起的是什么呢？必然是一次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最強有力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崛起，他的影響也必將波及全人類。　　

我理解了基督。　　

這是一個內心有大真大愛、有大情感要回報的人，他一生都沉浸在自己童年、幼年與父親約瑟、母親瑪利亞巨大的愛之中，他一生也都在尋求對這種愛的回報，他想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一樣得到這種愛，他一生都在為此奮斗，因為基督的內心除了大真大愛外，沒有任何一絲一毫個人的雜念，因此，基督是真實的，他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他看出了每一個人內心的孤獨，他知道每個人都渴望一份心靈支撐，一份誠心誠意的關愛，他知道什么樣的組織形式才能讓人得到這種關愛，他知道什么樣的信仰才能讓人心靈真正得到支撐，讓人不再感到孤獨，但基督更知道人性的另一面，人是在伊甸園偷吃了禁果帶著犯罪基因來到人間的，我們每一個人天性中都帶著自私、貪婪、嫉妒、殘忍，這些惡的東西，只要一有機會人性中這些惡的東西就會立刻表現出來（現代DNA測試也顯示：我們人類有90%以上的基因等同于獅子，那山上的猿類98%的基因也都跟我們人類一模一樣。人類沒有什么高貴血統，人類就是一群動物。只是因為我們有了宗教、文化、國家、意識形態、核心價值體系這些東西，我們人類才從整體上顯示了人性。）于是基督訂立了“原罪”，我們每個人到這個世界上來都是為了贖罪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負責。因為我們將面對最終的審判。基督就是用這種方式把人“道德”化了，“格式”化了，他創立了基督教，基督教影響了西方，整個西方因此走向文明（現代西方民主是在基督教的氛圍中發展起來的，在人人都被“格式”化了的社會里，民主彰顯的是“道德”、是愛、是彬彬有禮、是同情、是關懷，但這種民主一旦離開了基督教的氛圍那簡直就是災難。在一個沒有被“道德”“格式”了的社會，簡單的照搬民主，人們天性中那種自私、貪婪、嫉妒、殘忍這些惡的東西在“民主”外衣遮蓋下肆無忌憚的大爆發，整個社會一片黑暗。看看從西方照搬過來的“民進黨”從陳水扁到那些大佬們，辦哪一件事不是為自己，講得哪句話不是為自己，走得哪一步路不是為自己，自私、貪婪、嫉妒、殘忍、爾虞我詐，無所不用其極，感謝“民進黨”大佬們的表演，是你們讓中華民族真正看清了自己未來的方向、看清了唯有“正心”“誠意”我們這個民族才能真正從心靈上走在一起。）　　

我理解了孔子。　　

這是一個對我們這個民族有著巨大情感的人，目睹“春秋”以來，諸侯并起、天下大亂的局面，痛不欲生。“春秋無義戰”沒有道義、沒有是非、沒有人格，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所有的人都唯有個人利益。孔子不是　國　君，他不能制止戰爭，你說他能怎么辦？只能是用自己巨大的智慧為這個苦難民族制定一套，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是呀！一個民族沒有一個所有人都共同尊崇的東西。每個人都想著自己的利益，怎么可能不天下大亂呢？孔子知道“春秋”以后“禮崩樂壞”在巨大利益誘惑面前“禮樂”已經沒有辦法約束人們的行為了，要使社會真正穩定下來，還必須尋求更高層面的維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子親、夫婦順，農耕文明，男耕女織，秋收冬藏，每一個人都必須依賴家庭而生存，而在家庭中每個人又都有父母、兄弟、妻子兒女。親情關系是人性的一部份，同時也是人們感情生活的需要，用拓展家庭親情關系的方式來鑄就人格，使人人變得和睦，變得有親情，用親情關系代替利益關系，社會自然就穩定了，然后再將家的意義擴大成國“君君、臣臣、夫夫、子子”，“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每個人都像家人一樣相處，每個人都像家人一樣有親情，社會才能穩定，孔子知道有了這一層拓展的家庭親情維系，國家自然也就不至于天下大亂了。（這里要說清楚“家”和“國”本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沒有任何必然關系，親情與社會穩定也沒有必然聯系，但孔子是千古圣哲，是對我們這種文明從伏羲開始到《周易》都“通透”了的人，世界上一切事物，一切道理，他都是徹底“貫通”的，他可以根據當時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人們的實際生產、生活狀態，重新確立所有關系的輕重主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重新“開物成務”形成新的“天下之道”。）但孔子更知道如果要讓一個民族真正從心靈上走到一起，除了親情維系，還必須有更高層面的心靈維系，于是孔子又把自己從普通人到千古圣哲含著“正心”“誠意”“自省”“克己復禮”最終“天下歸仁”的整個認識世界過程總結了出來，作為個人智慧與修養的一部份放進了這套核心價值體系孔子知道只有每個人都有個人智慧與修養，都“正心”“誠意”誠實、守信一個民族才能真正走到一起。（這里也要說清楚孔子在給了人們巨大智慧的同時也把約束自己的責任交給了我們每個人自己，這一點跟基督完全不同。孔子沒有對“人格”作整體“格式”化約束，而是把這種約束自己的責任交給了我們自己，所以，在東方這種文化氛圍，一個人如果想為社會做點事情，那么首先就必須對自己作自我的心理、行為約束，不作這種約束，人性中惡的一面會無時無刻顯露出來，最終違害社會，這是人的本性決定的，這是我們人身上90%以上野蠻動物基因決定的，沒有辦法的 。）孔子根據當時生產力、生產關系為這個民族制定了一整套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四處推銷，無奈當時的人們都被眼前利益蒙昏了眼睛，無人響應，孔子這樣的千古圣哲居然也四處碰壁。于是天下大亂，只能是天下大亂，秦統一幾十年又亂，漢統一七王之亂，八王之亂也沒斷過，血淋淋的事實一次又一次的告訴人們：一個東方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只能是天下大亂。　　

漢武大帝，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真正的千古一帝，他清楚地知道，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是不可能長期站住腳的，于是頂著所有的壓力，罷黜百家、打倒黃老、獨尊儒術，把父親、祖父，還有那個頑固不化的竇老太后及滿朝文武信奉了幾十年的黃老學說全盤否定。用董仲舒搞意識形態“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舉目張”把孔子的整套理論幾乎全搬了過來，從此不僅漢王朝得以鞏固，同時也確立了中華民族未來二千年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孔子與漢武帝共同為我們這個東方民族構筑了一道真正的“心靈長城”誰也沒想到當年楚霸王貶著劉邦封的那個“漢中王”的“漢”字，卻被千古一帝漢武大帝真正刻在我們這個民族每一個人的心靈上了，以至于二千年以后的今天，我們每個人填表時還脫不了一個“漢”字。　　

我理解了伏羲。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八六十卦。”　　

“暈暈乎乎”看了這段文字，誰不“暈暈乎乎”的確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多少人能說清楚這段話的確切含義，如果硬要從字面上解釋，我也說不清，要真正理解這段文字的真實含義，還得多費點筆墨，從我個人的一段親身經歷說起。　　

二十歲以前生活在父母身邊，那樣的父母，那樣的環境，自己感到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完全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假的東西，黨、毛主席、共和國、五星紅旗、父母、弟妹、叔叔、阿姨、人民軍隊，清晨伴著嘹亮的軍號醒來，睜開眼，就是雷鋒那陽光般燦爛的笑臉（母親說雷鋒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榜樣。她想讓我看著雷鋒長大，專門買了雷鋒畫像掛在墻上。）每天都是父母、弟妹、叔叔、阿姨晚上隨著熄燈號就寢，一切的一切比童話還真，比童話還美。二十歲以后，離開了父母，走向了社會，立刻就覺得社會跟家庭不一樣了，社會上的許多事情好像是假的，有些人說話也是假的，自己一不留神就要上當，慢慢也就知道了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假的東西。于是就開始對遇到的事情，在心里分真假，每件事情都分，聽到的每句話都分，并在自己的內心想著這到底是什么原因？這些事情的背后又到底是什么“道理”，就這樣分了好幾年，也想了好幾年，內心自然裝進了無數個“真”“假”，無數個道理（真有一萬件事情，一萬個“真”“假”，一千個“道理”，）都擠在心里，（當時也不知道分級）頭腦里千頭萬緒的，如一團亂麻，半點秩序也沒有，人也渾渾沌沌的，但心里總覺得這些事情最終應該有個秩序的，三十歲看了《實踐論》才知道人的“認識”“道理”“真假”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分級的，一級比一級高，大的“道理”管中的“道理”，中“道理”管小“道理”。“真假”也有大真大假，中真中假，小真小假之分，認識到這一點，加上自己心里也急于找到秩序，于是就開始歸納：把無數的小“道理”歸納為中“道理”再把中“道理”上升為大“道理 ”。“真”“假”也簡單，舍掉“假”的尋著真的走就行。通過一段時間的歸納、提煉、上升，心中剩下的，也就那么幾十個大一點的“道理”了，一個大“道理”可以管一大片問題。心里的秩序也漸漸顯現出來了，用這些被高度提煉過的“道理”去思考問題也還挺管用，不論什么問題找到相應的“道理”往里一套就行。再看看身邊的人好像也是這樣的。母親就常說:“做人嘛就是那些東西，轉來轉去的用。”父親也常講“辦事、講話大的原則心中有數是不能動的，小事情可以機動靈活。”我是個用心思的人，想想父母一生也確實是這樣：掌握了一些原則性的東西靈活應用。再看看身邊一些有成就的人及自己單位的領導也是這樣，掌握了那么幾十個自己摸出來的哲理性的東西，加上一些在本單位很適用的方法，在自己單位熟習的部門靈活運用，方方面面應付自如，如今自己也走到了這一步，這大概是人性使然，只不過父母和周圍的人心里的東西是針對某一個單位，某一項工作或生活而摸索出來的。而我總結歸納出來的“道理”是針對天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僅此而已。　　

過來人都知道，四十歲的男人是頭驢，拉磨轉圈的驢，單位棘手的事就不用說了，兒子外語沒考好，丈母娘拉肚子，朋友夫妻吵架，都是要找到你的。老婆燙了個頭，回來在你面前晃了一下，你在思考問題沒在意，那臉色就晴漸多云轉陰了。我在四十歲的時候跟所有的人一樣，工作、生活、家庭、朋友、身體、娛樂一個都不能少，每天就像那拉磨的驢兒一樣被事情趕著轉圈，容不得你有半點多余時間思考，為了應付每天層出不窮的瑣碎事物，只得又把自己歸納起來的那幾十個“道理”重新“修整”一翻分別納入工作、生活、家庭、身體、朋友等幾大塊，每塊一個主要原則幾個大的“道理”平時就想好，遇到事情哪一塊歸哪一塊往里一套就行。你別說還真實用，方方面面，得心應手，應付自如。就這樣又過了幾年，事情雖然應付的不錯但心里總是別別扭扭的，常在想：一個人每天就這樣被事物牽著鼻子走，一生下來，豈不是一事無成嗎？于是又對自己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自己從小就立志要找那個世界上最終的“道理”并且整個認知體系也是按認識一切的模式建立起來的，這是自己的最大優勢，也是今后前進的方向，自己應該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經過幾十年的思考到這個時候，想法與想法之間的依存關系，事物與事物之間的排斥關系，想法與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都已基本通透了，也知道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最終都能統一在一個“道理”上的，即所謂“一以貫之”于是下定決心，排除一切干擾集中力量思考，到了四十八、九歲更是打了提前退休報告，清除一切與思考排斥的因素，集中力量思考，思考的內容也基本是一些感知、認識、思路等抽象的概念，（人到這個階段對自己每天需要思考些什么內容，已經有了“自覺”了。）說白了，就是把孔子、毛主席、基督、真主等偉人的思路與自己的思路結合形成新的思想，再把自己昨天形成的思想與今天形成的思想對比，去偽存真，舍一取一，每天都形成新的思想，每天又都又取又舍，時間一長，低端的東西進不來，高端的東西又不斷地被取舍、更新而走向更高端。留在頭腦里的自然是人類思想的精華了，也就是那個最終的“道理”了，而且這個“道理”是屬于自己的，是自己無數次的對自己的思想去偽存真、舍一取一，取來的。是針對世界上一切問題而有目的形成的，因為是最終的，所以說“道”也是“道”，說“太極”也是“太極”。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　　

五十歲當我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立刻就明白了，這是一個人內心通過無數次思考所得的最終產物，這是一個認識體系，一個高度開放的認識體系，一個從整體上認識世界的認識體系，依據這個認識體系，人從認識身邊的事物開始，由近及遠，由淺入深，從低級到高級一級一級往上走，最終人是可以認識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無疑伏羲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用“道理”既“太極”徹底貫通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人，那句話是他思想成熟后，思維過程的體現。我這里不妨再寫出他的思想形成過程，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萬事生千“理”（這個千“理”必須包括世界上盡可能多的“道理”，此時如果就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某個專業、學科、地域、或某個時間、空間段那等于從一開始就作繭自縛了。）千“理”“練”六十四卦（橫向思維是“易”最基本的思想，也是“易”橫向貫通所有事物的依據。易經六十四卦所有的卦相也全部是橫向的。“革卦”代表世界上所有的除舊布新，“復卦”代表世界上所有事物的重復，“未濟”代表所有未盡的事業，“太極”既代表宇宙，也代表人體，同樣也代表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及與之配套的核心價值體系。讀“易”最基本的就是要確立這種橫向思維的觀點。）六十四卦推八卦（沒有人管著你，但你內心必須絕對誠實，如有半點私理夾雜在里面進了八卦極度抽象說有就有、說無就無，自己“糊”在私理里對自己有利的就覺得是對的，對自己不利的就覺得是錯的，那就永遠也走不上去了。）八卦進四相（四相囊括了世界上一切人的感知、認識、思想、思路、一切善、惡、美、丑、一切世事滄桑，你必須根據你所要認識事物的具體內容來確定四相的基本組成，既可以是東南西北、寒熱溫涼，也可以是善惡美丑、春夏秋冬。）四相入陰陽（在易的思想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非陰即陽的統一模式，這就為現實生活中所有相關、不相關，相連、不相連的事物橫向、縱向的比較，從道理上貫通、互易奠定了基礎。人們在為一個社會確立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核心價值體系時，只要把當時人們的所思所想，社會現實直接“代入”陰陽“兩儀”重新組合、平衡，“開物成務”形成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統一的意識形態核心價值體系及與之配套的政策系統就行，中國歷史上夏、商、周及孔子四套意識形態也都是這樣形成的，關于這一點孔子在《易經》系辭里也寫的清清楚楚的。）陰陽歸太極（一個人一旦進入太極，也就意味著，他從根本上擺脫了陰陽矛盾、兩極對立，思想上達到了理解一切、認識一切的思維高度。天下一切人、一切事、一切“道理”了然于胸。此時他所感受到的就只有一個民族文明的進程、人類前進的方向這類東西了，其他的所有事物已經一目了然，無需去感知了 ，他們的言行也將作為一個民族文明的標志留在人類歷史上。伏羲、軒轅、文、武、周公、孔子無不如此。）伏羲分陰陽、劃八卦，體現了他高度的智慧。同時也確立了我們五千年東方文明對世界，對事物的最基本的認識方式。　　

其后的文王、周公、老子、孔子無不受伏羲思想的影響，文王演《周易》周公制禮作樂將易的思想予以實施。老子五千文其中有幾十句直接源于《易經》，孔子對《易經》更是手不釋卷，他的“一以貫之”《大學》、《中庸》無不真實的體現了伏羲的基本思想。正是伏羲的思想、智慧，以及高度實事求是的精神深深地影響了我們這個民族。　　

 我真正理解了東方文明。　　

 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用了一千三百年完成了一部《舊約》，寫出了一個古老民族所有的苦難、愿望與期盼。　　

基督創立了基督教，從心靈上解脫了人們的苦難，從精神上承載起了一個民族的愿望與期盼，基督教教義也成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整個西方因此走向了思想與文化的高度統一、并最終走向文明。　　

東方的情形則完全不同，伏羲為我們提供的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個高度開放的認識體系，這個認識體系，可以將人們的思想觀念，認識意識，從“道理”上互“易”并在思想上完全貫通，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并由這個意識形態支撐著一個民族往前走，文王吃透了伏羲的認識體系演《周易》周公制禮作樂，用“禮樂”形成意識形態支撐著周王朝走了八百年。孔子“韋編三絕”，“五十學易”吃透了這套認識體系，確立的意識形態，支撐著一個民族走了兩千年，再往上看，夏有《連山易》以重尚人性中的忠厚、誠實形成自己的意識形態走了四百年。商有《歸藏易》以對天地、祖先、父母的恭敬形成自己的意識形態走了六百年。我們五千年文明就是這么走過來的。雖然夏、商、周、到孔子各自形成的意識形態不盡相同，但其核心的核心、主體的主體無不體現了伏羲的思想與精神。　　

我們是人民共和國，不是封建王朝，但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也在續寫著中國歷史，我們也必將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也是一個朝代，如果我們也想讓我們的共和國幾百年、幾千年的走下去，我們也必須有一個所有人都共同尊崇的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毛主席為了“意識形態”四個字，拼到最后一口氣，他心里清楚地很，要拼不出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來，共產黨人的所有努力，幾十年就煙消云散了，正所謂“興也勃也，亡也忽也”。）而這個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的主體也必須從伏羲這里來，這是肯定的，其他的路也都是走不通的。　　

基督是偉大的，他用上帝、耶和華、天堂支撐起了西方民族，使整個西方走向文明，但隨著人們對自然的了解，隨著技術的進步，即使在西方，現在也有一些人開始懷疑上帝的存在了，是呀！上帝在哪兒？天堂在哪兒？“哈勃”怎么沒看見？　　

伏羲是偉大的，他為我們這個東方民族留下了一個高度開放的認識體系，這是一個實實在在存在的東西，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只要你內心足夠誠實，你都可以從認識身邊的事物開始通過不斷自覺地改變自己地認識方式，一級一級往上走，最終走入太極認識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國古代圣哲老子、孔子也確確實實都是這么走過來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我們每個普通人只要經過努力都能做到的，伏羲的偉大就在這里。　　

摩西出埃及三千年、伏羲分陰陽五千年，人類還要三千年、五千年、一萬年的往前走，還必須有新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支撐，而這個新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在哪里呢？只能是來自東方，來自古老的東方文明。　　

使命　　

中華民族從1840年以來，無數的仁人志士，為了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彌留之際的中　山　先生，幾天幾夜用國語、英語、家鄉方言一遍又一遍的呼嚷著：“和平、奮斗、救中國”。 “和平、奮斗、救中國”。　　

是毛主席領導著我們父輩那一代共產黨人經過無數艱苦卓絕的努力，犧牲了無數的先烈才使我們這個東方民族真正站了起來，我們有了五星紅旗，我們有了人民自己的共和國。　　

毛主席是偉大的，我們的父輩是偉大的，他們完成了歷史賦予他們的神圣使命，他們無愧于時代。　　

人民共和國六十年，五星紅旗六十年，我們這一代人面臨了一個與我們父輩完全不同的時代，由于科學在技術領域的進步，我們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信息時代，但恰恰又是因為科學在人文思想領域里的禁錮，使人們的思想大大落后于這個全新的時代，改革開放三十來，隨著西方人文思想、學術思潮、意識形態的大量涌入，加之我們原有的思想、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大大落后于時代，使一些人思想上陷入了迷茫，精神上空虛，許多人覺得無所適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冷漠，整個社會明顯的感到了一種“信任危機”。我們急需一整套、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支撐，（毛主席當年頂著所有的壓力發動文化、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把西方錯誤的東西一起否定掉“贊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現在恐怕連當年反對的人都看出來了，如果再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支撐，我們已經是很難走下去了。）時代賦于了我們這一代人比我們的父輩更為崇高與神圣的歷史使命，那就是：用東方文明最核心的思想徹底“貫通”現代人的思想、觀念、認識、意識、所思所想以及世界上各種政治體制形成的意識形態，各種宗教信仰、學術流派，并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的形成共和國的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最終用《黨章》《憲法》的形式將其從根本上固定下來，使我們這個黨，這個共和國，這個東方民族有一個強有力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支撐，同時也使人類文明有一個最終的前進方向。　　

中華民族歷史上，夏、商、周、意識形態是完全“貫通”的，（一個朝代意識形態與所有的政策、法令“貫通”為一個整體才可能走幾百年，相互矛盾，自己都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不思改革，到時候矛盾一爆發亡黨亡國，那都只能是短命王朝。）文王、周公、孔子思想上也是徹底“貫通”的，（史籍上記載的再清楚不過了。）伏羲分陰陽劃八卦思想上是“貫通”的。群經之首的《易經》道理上也是“貫通”的（關于《易經》的思想，歷史上一些人以為是算命的，這里也一定要寫清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易經》是天下“道理”的總和，是可以把天下所有事物從“道理”上徹底“貫通”的最終“道理”，是可以解決世界上一切問題的最終方法。在中國文化所有的經典里，《易經》幾千年來一直被冠為群經之首。）系辭說的再清楚不過了，《易》可“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孔子說的更明白：“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開物”是什么？就是首先溝通世界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觀念、想法，然后重新確立夫妻、父子、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人與國、國與國、人與媒體、人與網絡的所有關系，這就是“開物”，“成務”世界上最大的“務”只能是意識形態。“成務”自然是形成新的意識形態了，“冒天下之道”天下之道不是核心價值體系又是什么呢？“如斯而已者也”沒有任何疑問，孔子自己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的整套理論就是他重新“開物成務”而形成的“天下之道”，正是這個“天下之道”支撐著中華民族整整走過了兩千年。孔子的東西放在那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至于有人說《易經》是算命的，那實在不知是那個街頭擺地攤騙錢的算命先生，別人“見智”“見仁”“見”意識形態核心價值體系，“天下之道”。他胸中無“智”無“仁”滿腦子算命騙錢坑人，一“錢”障目，不見泰山，自己“見”出來的，跟《易經》無關，也不值得一駁。）共和國六十年，世界也正發生著急劇的變化，我們也實實在在走到了一個急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的時代了，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只能用《易經》的思想，徹底“貫通”現代人的思想、觀念、認識、意識，然后重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就是形成我們這個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這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也是我們政治體制改革唯一正確的方向，同時也是我們這個黨，這個共和國在這個星球上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其他所有的路都是不通的。　　

我們的政治體制構建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鑒于當時的國際環境我們政治上是“一邊倒”的《黨章》《憲法》與之相適應，也是“一邊倒”的。改革開放以后雖幾經修改，但那也是為了“發展經濟”“解決溫飽”“摸著石頭過河”的需要，即沒有考慮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沒有從人性、人心、人的本性出發，將道德、智慧、人格、家庭、社會、國家，聚合成一個整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真正的文明，都是人性、道德、智慧、家庭、社會完美的聚合，孔子、基督、真主的思想就是這種聚合的典范，如果我們的共和國也代表了人類歷史上的一種文明，那么我們也必須完成這種聚合）。更沒有考慮世界上各種政治體制形成的意識形態及宗教信仰、學術思潮、流派的兼容（一種真正的文明必須是兼容的）。我們的政治體制的確大大的落后于時代了，這樣的政治體制繼續維持下去給我們帶來的只能是思想上理論上的巨大混亂，而這種混亂的結果必然導致巨大的社會動蕩（中華民族一旦動蕩起來就是百年甚至幾百年， “西周”從那末代昏君，無知幽王為討褒姒歡心一把烽火點散了人心，社會進入“東周”，開始動蕩“春秋五霸”“戰國七雄”至秦統一整整動蕩了550年，漢末從那“無謀何進”招董卓進京“清君側”動了刀兵，三足鼎立、魏、晉、南北朝、五湖、十六國直殺到李淵起兵，太宗手上才算穩定，又是一個400年，上一次大的社會動蕩大家都看見了，從1840年到1949年整整110年中華民族何嘗有一天安寧過。）　　

歷史腳步匆匆，三十年前這個世界還是東西對峙兩大陣營，今天連當年東方陣營的領袖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及亞都要加入“北約”了，如果我們還抱著五十年代的政治體制，和一些僵死的“教條”不放，那我們的結局也就真的只有“天知道”了。歷史給了我們三十年我們基本上完成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接軌，歷史不可能再給我們三十年了，如果我們不盡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那么等待我們的只能是巨大的社會動蕩，事到如今，那怕還有一點政治遠見的人對這一切都應該看得很清楚了，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這是一個極普通人的政治觀點，我的這種觀點和時下流行的觀點可能有所不同，跟西方一些“學者”的觀點更不一樣，但我知道我是對的，因為這是一個內心絕對誠實的人一生思考的最終結果，歷史也必將證明我是對的，我的每一句話，每一行字，對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負責，對一個無數英烈用鮮血、生命、頭顱換來的人民共和國負責，同時也對中華民族子孫后代負責，對人類的未來負責。白紙、黑字留給歷史。）　　

世界的變化始于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互聯網更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我們以一種完全不同于古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在這個星球上。　　

當年玄奘，為取真經從長安出發，白馬相伴，一路西行，歷盡千辛萬苦，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才看見“那蘭陀寺”那尖尖的塔頂。　　

今天我們在首都國際機場用過早餐，迎著初升的太陽踏上波音747的旋梯。黃昏，當落日余暉灑滿大地的時候我們已經是坐在新德里的某家餐廳里用晚餐了。真正的“朝發夕至”，如果還有誰想到“西天”取經，那也完全不用受“唐僧”當年那番“辛苦”經那“九九八十一難”了，只需回家打開電腦，點個什么三w、什么西恩之類的東西，要不了幾分鐘，那“真經”可就“下載”了，比那孫猴子翻筋斗云還快。遠在天涯海角的人們如需聯系，打開掌上的“3G”立刻就可以當“面”交流。世界太小了，地球太小了，以至于我們每個人坐在家中都可以親眼目睹社會主義的朝鮮與足球王國巴西在“曼德拉”的故鄉進行的世界杯小組賽，我們生活在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球村”，人類正進行著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熔合，這種大熔合需要與之相配套的全新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需要從根本上“開物成務”重新“界定”所有的關系：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家庭與社會、人與宗教、宗教與宗教、人與國、國與國，歷史在等。　　

中國古代圣哲是偉大的、基督、真主、釋迦牟尼是偉大的，他們用他們自己的精神、思想支撐起了自己的民族，讓一個民族真正從心靈上走到了一起，作為思想、作為宗教他們將永遠存在下去，他們是無可替代的，但他們也有他們的歷史局限：老子的理想是“小國寡民，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而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絕對是“封建王朝”的“政治基礎”，基督所承載起的也僅僅是一個民族，1300年的愿望與期盼、、、、、、他們的思想可以被借鑒，他們的宗教應當有人繼承，但如果把他們的思想、宗教直接照搬過來作為我們這個世界今天以及未來的主流意識形態，那顯然是不適合的。   　　

歷史呼喚著一種新的文化與思想。　　

人類期盼著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中國應當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三十多年了，我始終記得毛主席的這句話，這個貢獻是什么呢？那就是用我們中華民族博大的胸襟與氣度以及“東方文明”深邃的思想，為人類的未來確立全新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讓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國家與國家真正從心靈上走到一起，讓世界真正走向和平。（西方一些視野狹隘的人在完全不了解其他民族文明進程的情況下，強行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致使一些民族傾刻之間分裂為無數為個人利益而爭斗的派別，相互攻擊、指責、謾罵，一些個人品質極為惡劣的人沉渣泛起，走入社會頂層，于是謊言、欺騙、腐敗盛行，人與人之間勾心斗角，爾虞我詐致使一些需要道德與智慧引領的民族陷入巨大的社會動蕩，西方社會道德智慧由基督精神引領著，甚至使一些民族陷入長期內戰，這顯然是不對的，而人類歷史上真正正確的思想，如基督、真主、孔子、釋迦牟尼的思想，只要傳到哪里，那里的人們就會立刻變得真誠、團結、和睦、寬容、信任，人與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并且從心靈上走到一起而導致社會紛爭、人與人勾心斗角、離心離德、互不信任、互相拆臺使人們的心靈越走越遠，那必然是錯誤的，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一說就通的）。　　

“人猿相揖別，磨過了幾個石頭”我們人類起源于非洲，但自從我們的祖先和他們的歐洲兄弟，阿拉伯兄弟攜手走出非洲，由于時空的巨大間隔，我們人類各民族不得不在各自的土地上磨著各自的石頭（人類各民族分別按著自己的方式開始了自己的文明進程，并形成了特定的地域性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又由于工業革命，由于互聯網我們猶太人、阿拉伯人、盎格魯撒克遜人、亞立安人、蒙古人、“北京人”還有我們的非洲兄弟，以及世界所有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又不期而遇走到了一起，如果我們每個民族還是抱著過去巨大時空間隔狀況下形成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視其他民族為異端、為洪水猛獸，那么我們人類永遠也不可能從心靈上走到一起，如果人類真正想從心靈上走到一起，那還必須有一個發自所有人內心，使所有人都共同認同，并能產生歸屬感的東西，這個東西是什么呢？決不是奔馳、寶馬、阿迪達斯、可口可樂，更不是“尼米茲”、“俄亥俄”、“戰斧”、“F-22猛禽”、“激光制導”，而只能是蓄含著巨大智慧，讓人類能夠真正微笑著面對祖先，面對未來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　　

歷史選擇了東方，因為東方有一個高度開放的認識體系，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智慧。　　

   歷史選擇了中華民族，因為唯有中華民族有如此寬闊的視野，博大的胸襟。　　

歷史選擇了我們這一代人，因為我們的父輩艱苦卓越、前赴后繼用鮮血和生命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擁有完整主權，政治上完全獨立自主的人民自己的共和國。　　

我們也必將像我們的父輩一樣完成我們的歷史使命。　　

中國文化的復興，東方文明的崛起，以及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絕不應該是一個人的所思所想，而應該是一個民族實實在在的行動，希望我個人的一點思考能發在你們的網上，并希望能開辟一個專欄，讓更多人參與討論，我將繼續就中國文化的復興、東方文明的崛起，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股市、房地產等所有重大熱點問題及理論問題，通過你網站與廣大網民溝通。　　

聯系電話：15212317718，身份證號碼：342701195704080414　　

姓名：仇躍輝  住址：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荷花池新村21幢4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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