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人的思想受至于環境的約束。我出生于海峽西岸的一個小村莊——村莊的后面是無名的山丘、村子的前面是有著福建第三大河之稱的晉江河。東溪的清澈、西溪的渾濁在這匯流，這就是雙溪，也是我的故鄉！
以故，我骨子里帶著寧靜渴望，又有著彭湃的期望。
多年以前，當我還是孩提的時候，常常依偎在爺爺的身邊聽著那古老的故事、那古老的辛酸；從那時候起，我心中就有一個信念，長大后一定把守著來之不易的幸福、堅守著社會主義事業；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也一天一天的長大了。
這么多年來，日子是一天一天的好起來。村子里的房子大多重新修建了、水泥路也接到了家的門口、在某一年的春節，村路上裝上了電燈……
99年，也就是我初中畢業的那年，家里的房子終于修繕一新，從此我有了自己的房間；
02年，也就是我高中畢業的那年，農業戶口終于成了居民戶口，多年后找工作的時候，我總說來自豐澤區的，盡管我是來自農村、是農民的兒子。
這么多年，世道是一天一天的壞起來。“現在壞人很多，不像以前了”依稀在耳。幾曾何時，村子是那么的寧靜、那么的安逸，現在入室搶劫、入室盜竊聞著多矣；
有一天，我讀高中的時候，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錢、僅有的五十元借給了路人，因為我相信他還我。最終我不再相信任何陌生人了；
多年以前，村子改選。選舉成了利益的分割，盡管我家并不是利益的受害者。印象中那親切的人民公仆蕩然無存，最終我不在相信當官的了，是故干部在我腦子里成了腐敗的代言詞。
《蘇共亡黨十年祭》曾經說過，蘇聯的解體在于蘇共的墮落。人民的政黨成了人民的吸血鬼，蘇共拋棄了人民，人民也最終拋棄了蘇共。正如《蘇維埃俄羅斯報》的政論家謝爾蓋曾寫道：“由于種種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羅斯工人群眾之間，醞釀了一種信念，認為摧毀蘇維埃制度并放棄與蘇共的團結一致將對人們有利。人們為什么會這么想？————這是一個千古之謎。目前沒有誰給這個謎作了明確的解釋。”
書上說是因為制度的原因，“對蘇共亡黨的原因，我國理論界已談得很多，如帝國主義的顛覆破壞和和平演變活動；蘇共長期拒絕改革開放，堅持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導致的經濟停滯和落后；還有后來推行錯誤的改革路線，背棄馬克思主義原則，削弱黨的領導等等。但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實，人們談得相對較少，即蘇聯共產黨不僅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搞垮，還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拋棄。而這后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我不敢做任何的評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社會主義是以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幸福生活為宗旨的，但現實是人人的能力、環境各不同——總統的兒子再不濟也比平民的兒子過得好。為了實現共同富裕不得不使用“統籌的手段”（我不同意用“獨裁”這個詞，“獨裁”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做使用的一種手段），但當這“統籌的手段”落入“投機人”的手中，就成了“獨裁的行為”，這也是為什么現在俄羅斯的寡頭實際上都是蘇聯時期高級的領導干部，也是為什么現在我們的社會中，當官的（或當過官的）最富有。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本質上是遏制當時已經出現的利用“統籌的手段”進行“獨裁的行為”，知識份子（有相當多是領導干部子女，試想下真正的農民兒子有幾個？）上山下鄉、高級領導干部及起家屬進廠工作不正是要黨和人民同甘共苦嗎，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嗎？
有一個辛酸的笑話，國有企業在整個社會的比重已經很低了，主流媒體還是吹噓著國有企業如何控制著國民的經濟命脈；國有企業成了少數人斂財的工具，國企們還在堂皇告之我們是全民的企業。
或許，如何解決“先富”與“共富”之間的矛盾是新的社會主義的新的基本矛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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