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的沒落

文/呂偉明

    當我們細數中國歷史上的大統一時代，會發現最不費力氣的統一是西晉王朝：司馬懿將魏國軍政大權傳給司馬師和司馬昭兄弟倆，又從司馬昭傳位于司馬炎，接受了魏國傀儡小皇帝的禪位。司馬炎優哉游哉十余年，命王濬率樓船部隊順流而下登陸石頭城，東吳孫皓出降，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完成了統一。晉武帝司馬炎當政時期，天下太平，無所事事，連后代唐朝名臣房玄齡都羨慕不已：“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然而，奇怪的是，最窩囊的大統一帝國也是西晉王朝：司馬炎死后，身為富二代的晉惠帝卻是一個草包。惠帝時期的真正掌權者是皇后賈南風，賈后亂了朝綱，八王之亂依次上演，晉帝國開始永無寧日。

    一個王朝是如何由盛轉衰的？在盛衰之變逐漸坐實之際，有沒有最初的跡象可以追尋？我們從歷史中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晉書卷三十三·何曾》有一段這樣的記載：“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后來的歷史進程果然被何曾不幸而言中：第一代是始作俑者，第二代僥幸茍活一世，但到了第三代必然會遭遇一次天翻地覆。晉武帝繼承了祖輩的基業，坐享其成，一切來得風調雨順，自然不會再有什么雄心壯志、“經國遠圖”。當肉食者都不再謀慮長遠，國家自然被淹沒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問題就出現了：當國家最高決策者不再有宏偉志向，沒有遠慮，自然會生出近憂。近憂如果不能及時解決，那么就會養癰遺患。

    晉武帝的近憂是什么？當時他唯一的隱憂或許只是太子司馬衷的智商問題，但近臣詭辯說太子有“淳古之風”，在一個升平時代皇帝不需要雄才大略就可以垂拱而治，晉武帝也就放心了。剩下的工作便是維持帝國的正常運轉，司馬炎畢竟是開國君主，也有些手腕，比如在大臣任愷和賈充之間也能做到一碗水端平。《晉書卷四十五·任愷》就記載得很清楚：“愷有經國之干，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于諸公，諮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為。”武帝初期的朝政雖無大作為，起碼有任愷忠心耿耿地在主持大局。后世的我們看到這一幕便會明白：任愷與賈充并非同道，《晉書》里的任愷是忠臣，則直指賈充是個小人。果然，“后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武帝雖然聽從賈充的進言，但并未將任愷調離中樞機構，賈充的第一次謀劃宣告失敗。后來，接著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當時秦雍一帶屢被敵寇侵擾，晉武帝憂心忡忡。按照《晉書》的記載，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于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勖計得留。

    荀勖獻的是什么計呢？那便是向武帝“稱充女之賢”，使得賈充之女得以與太子定婚。“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這樣一來，作為皇親的賈充就不必冒著風險去西北進剿流寇了。可是，對晉王朝而言，以賈南風為皇后無異于引狼入室，此女“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與此同時，賈充與任愷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充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颙、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于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為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賈充的第二次謀劃便是采用了捧殺的計謀，先向武帝高調推舉任愷做吏部尚書，武帝自然認可任愷的才干，任愷做了吏部尚書，自然不能再兼任侍中，也就是不能再做武帝的身邊人，從而為賈充進讒掃清了障礙。

    時勢的發展就完全落入賈充的預謀，“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趁任愷因公務在身不在武帝周圍，“充與荀勖、馮紞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仆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為人通敏有智局，舉為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歷史白紙黑字，言之鑿鑿，賈充的小人嘴臉躍然紙上。當時的賈充是皇親國戚，自然勢力會迅速膨脹，當任愷最后擔任光祿勛一職后，“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并忠公士也，知愷為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任愷失勢之后，賈充氣焰熏天，“時以愷有佐世器局”，卻僅僅位列散卿，“莫不為之憤嘆也”。

    其實，我們認為，歷史的發展方向并不是只由幾個人就能決定的。然而在晉初，賈充和任愷對壘分明的態勢的確也象征著黑白兩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兩者之間的較量竟然以賈充完勝而告終。當時的晉帝國對失勢的任愷雖然優容，卻并不是仁政的體現，而是晉武帝一統天下之后就做了一個和事老。當最高決策者得過且過的時候，朝政從清明走向污濁便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公元290年，晉武帝死，惠帝即位。次年，皇后賈南風命東安公繇殺皇親楊駿，滅其族，廢太后楊氏為庶人，并最終迫害致死。當年就肇始了“八王之亂”。299年，賈后誣太子謀反，廢太子，殺其母謝氏。次年三月殺廢太子，而四月趙王倫便殺賈后，滅了賈氏。306年，“八王之亂”結束，惠帝中毒死，太弟司馬熾即位，是為晉懷帝。當時的晉帝國已經分崩離析，各地軍閥尾大不掉，鮮卑與匈奴騎兵已經近在咫尺，中國已經走進了十六國時代。311年，劉曜軍團攻入洛陽，遷懷帝至平陽，兩年后懷帝被殺。

    我們讀史自然不難分辨兩千年前帝國興衰的前因后果。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誰忠誰奸后人都能分得出來：晉武帝想做一個厚道君主，既想要忠臣，又離不開弄臣，最后成全的卻是奸臣；賈充雖說有功于社稷，但卻為了一己私利置天下蒼生于不顧，致使后來自己的女兒禍國殃民，幾乎傾覆了西晉王朝；最倒霉的是任愷，最后因為不得志，竟以憂卒。在這個三角關系中，當賈充的利益集團一形成，附炎趨勢者紛紛緊跟權杖，國家的腐敗便無可避免了。一千年后，蒙古帝國也出現了幾乎同樣的盛衰之變：1281年，忽必烈東征日本，大將范文虎統率4400艘戰艦在長崎登陸，漫天遍海，旌旗蔽日，卻遭遇了臺風，戰艦幾乎全部沉沒，范文虎逃離戰場，任由十余萬登陸部隊全軍覆沒。忽必烈聽信了范文虎的辯解，死難者親屬向政府的申訴聲音太微弱，忽必烈根本聽不到，蒙古帝國的高層已經開始腐爛。

    歷史總是出現驚人的相似。《晉書·五行下》有載：“太康五年五月丙午，宣帝廟地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現在看來，晉帝國所發生的山崩地裂在往后兩千年內屢見不鮮，而太康八年深數丈的地陷也未必比今年南方屢屢出現的天坑更深。然而，兩千年前后的區別是：兩千年前，儒者借天象來向君主預警朝政的失誤；兩千年后，在央視大樓火災熊熊燃燒、全國灰色收入達到5.4萬億元之際，卻再沒有一個人拿著《易傳》做出這樣的解釋：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

    兩千年前，晉武帝問司隸校尉劉毅自己能比擬漢朝哪個皇帝，劉毅回答可以比漢桓帝與漢靈帝兩個昏君。“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兩千年后，這樣的直言已經成為空谷足音。

              2010年9月3日2點23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