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印象

鐘馬　

   《隨筆》的書名是矛盾先生題寫的。人們懷著崇敬的心情仰望這位熱愛共產(chǎn)黨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文壇巨擘。但是打開《隨筆》這本刊物，人們不僅是感到失望、沮喪，甚至是憤慨——一種強烈的憤慨。直覺得《隨筆》盜用了矛盾先生的名義，把原本應(yīng)該是廣大中國人民鐘愛的思想文化陣地，被生生地篡改成為一個反對偉大中國人民、反對社會主義祖國、反對中國共產(chǎn)黨，翻滾著資本主義惡濁的污水缸。
    讀完今年第四期《隨筆》，掩卷默思，越益增強了對這家刊物的這個印象。
    對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制度的本能的敵意充斥全書，如果不是灑滿每一頁、第一段、每一句的話。一些滿腦子資產(chǎn)階級世界觀，對黨、黨的哲學、理念、理想、抱負格格不入、完全對立的知識分子是這家刊物的主干作者團隊。他們對社會主義是如此咬牙切齒，必欲屠之而后快，對資本主義卻如此溫情脈脈，萬般鐘愛，真是愛之欲其生，仇之欲其死。其為文有時顯露直白，有時隱晦暗澀，但攻擊矛頭所向，只是一個，萬變不離。由于這家刊物以文學性自詡，諸般文字中刻意加上的藝術(shù)包裝，其毒尤烈。
    資中筠先生的斷想數(shù)則，傳達給讀者的是一種刻骨的、入木九分的對社會主義的深仇大恨。斷想之一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稱，“因為在專制制度下，‘匹夫’對政事既無知情權(quán)，又無參與權(quán)，如何能負起責任？”斷想之另一為“官府是中國經(jīng)濟的克星”稱，“在當前的新形勢下，民管企業(yè)的不安全感有甚于民國時期……現(xiàn)在新一輪‘國進民退’實質(zhì)上是近百年來官對商的壓制的繼續(xù)……中國人的私有財產(chǎn)始終沒有切實的保障，古已有之，于今為烈。但是不論是近百年還是近三十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從根本上講，還是靠民營經(jīng)濟的繁榮。”斷想之再一為“過敏體”，稱，“每年到敏感日期如臨大敵，似乎隨時會有洪水滔天。敏感人物有死人也有活人，堅決在一切可能出現(xiàn)的地方予以屏蔽，竭力裝作不存在，以至于照片搞換頭術(shù)，歷史被歪曲、改寫或干脆留白。”筆者在這里只摘引幾名，并非全豹，但讀后，項背上頓時生出一般寒意，如果不是對我們的制度懷有刻骨之恨，很難想象能說出如此刻薄、陰冷的話來。
    閔良仁寫的題為“胡適曾為蔣介石指導‘出路’”一文中說：“設(shè)立一個又一個禁區(qū)，在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把一種思想定為指導思想，還有什么民主可言，又還有什么思想自由可言？”“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chǎn)生教條主義。”這里公然對我們確定的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嚴重挑戰(zhàn)和挑釁。什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就沒有了民主，也沒有了思想自由，這純粹是謊言。社會主義民主明明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可以享受到的最高程度的民主；當下中國明明是為各種思想提供了自由發(fā)表的環(huán)境和條件，除非是瞪著眼睛說瞎話，是說不出這樣的話來的。
    狄馬先生的“故鄉(xiāng)在淪陷”一文中，竟然對馬克思主義發(fā)出了如此的狠話：“有人說，他們的學說和思想是戰(zhàn)無不勝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如果真有這樣一種科學和理論，向我保證，除了從它的實驗室里出來的，或被它的理性證明了的，其余一切未經(jīng)驗證的理論都是迷信，那我就寧愿相信這種迷信，也不愿相信這種科學或理論。……一個國家或社會，如果只有一種思想，不管這種思想叫‘科學’還是‘宇宙紀律’，即使你把它叫‘奶油香糕’，它也一定離法西斯主義不遠了”。把馬克思主義比喻為離法西斯主義不遠的人，那同西方資本主義把共產(chǎn)主義視同洪水猛獸一般可怖，這有二致嗎？作者說：“尤其是當這種全球性的技術(shù)文明和一種‘大一統(tǒng)’的官僚政治結(jié)合到一起的時候，它的破壞性就遠遠超過了古典的皇權(quán)專制主義時期。”“大一統(tǒng)”指的是什么，顯然是指的社會主義了，在狄馬先生看來，這個“大一統(tǒng)”的罪孽，它的破壞性甚至遠遠超過了封建王朝。“‘大一統(tǒng)’的官僚政治挾技術(shù)文明之威，張計劃管理之狂，足跡所到之處，幾乎不可能聽任任何事物按自然的有機力量去發(fā)展。”在狄馬先生看來，社會主義扼殺一切生機，扼殺世上萬事萬物的發(fā)展，還有什么制度比這個制度罪孽更深重的呢？簡直是超過中世紀恐怖和法西斯專政了。文章還說：“在‘大一統(tǒng)’的官僚社會中，只要領(lǐng)導點頭，就沒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這里的“什么事情”絕非指的是好事，那就是干盡一切壞事，無惡不作了。更有甚者，作者說：“一個社會要人熱愛家鄉(xiāng)當然也可以，但前提是這個家鄉(xiāng)有可熱愛的東西。如果生我養(yǎng)我的地方?jīng)]有一寸土地是我自己的，我所住的房子隨時有被拆遷的危險，即使不拆遷也只能住70年，我為什么要熱愛？”狄馬先生為遮人耳目，此處故意把愛國主義說成愛家鄉(xiāng)了。但是這個家鄉(xiāng)，也就是這個國家，是不值得愛的。狄馬先生的思想甚至如同尖脈沖的高頻振動一般急劇上升到了這個程度：“比如‘亡國奴’，就會使人誤以為‘有國’就一定不是奴隸。”這句話稍稍解讀一下，就能使人明白，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是做著奴隸。狄馬先生對這個國家的憎恨真是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了。筆者此時此刻產(chǎn)生了一點敏感：狄馬先生的名字似乎也有點來頭，“狄”、“敵”同音，狄為者，以馬為敵也。這恐怕是筆者的神經(jīng)過于敏感了，狄馬先生的本意并非于斯，該一笑而過，辜勿見怪。狄馬先生有來頭不假，《隨筆》編輯部就是對狄馬先生格外高看、格外青睞的，何以為證？本期封二，就是鄭重介紹了狄馬先生為《隨筆》影像人物的。
    《隨筆》還十分嫻熟于對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辱罵和攻擊，多篇文章里幾乎所在皆有。閔良仁寫的“胡適曾為蔣介石指導‘出路’”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蔣介石之后，比他更有‘聲望’的人物不僅沒能做到像胡適所說的這些，反而卻反其道而行之，并且比蔣介石走得更遠——盡管曾在一個時期段得到了山呼海嘯般的愛戴，然而人民終究還是覺悟了。”此處雖未指名，但讀者一看便知指的是誰。在閔先生們的心目中，中國人民竟然有這樣的“覺悟”：毛澤東比蔣介石更壞，蔣介石比起毛澤東來簡直是小巫比之于大巫了。一個最普通的只要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或者生在新社會卻熟知舊社會痛苦的中國人民會認同閔先生們的這種言詞嗎？
    另外一方面，在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推崇宣揚，柔情蜜意，把資本主義捧到九霄云天之上去了。種種美化、神化資本主義的筆墨在翻閱《隨筆》中，不僅是第四期，而且是以往各期中，也幾乎是隨處可見。一則以惡毒攻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一則以百般美化資本主義，這如同一枚錢幣的兩面，原本是站在同一立場上的必然表現(xiàn)，無足為奇。
    《隨筆》秉持當前辦刊宗旨，在中國這個社會中存在著已多年了。它有發(fā)表自己獨特見解和觀點的足夠的自由度，并無人去干涉它的自由度，它擁有自己的讀者和市場。這些，姑且稱之為《隨筆》的現(xiàn)象，已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一種尋常現(xiàn)象。但是任憑《隨筆》宣揚的思想恣意發(fā)酵、泛濫，卻對它很少開展正確的必要的（絕對必要）的批評則是不正常，或者說是很不正常的事。凡熱愛這個社會制度的，熱望我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興旺發(fā)達的，熱愛祖國熱愛家鄉(xiāng)的有識之士都有責任和義務(wù)去把持這種不正常狀態(tài)。這確實關(guān)乎到國家的興亡存敗，也庶幾對得起矛盾先生的題詞并告慰先生在天之靈。這里套用一下資中筠先生的“警語”，匹夫有責呵！(2010年7月20日)
    （《環(huán)球視野》2010年8月30日第306期）

一篇高調(diào)諂媚西方民主制度的“力作”——評《隨筆》第四期“十二怒漢”一文

時且遠　

    《隨筆》今年第四期發(fā)表謝宗玉寫的“《十二怒漢》：民主國家建立的桌面推演”一文，講的是通過一部美國電影《十二怒漢》的故事，推演一個民主國家應(yīng)該如何建立，正面頌揚民主制度如何體現(xiàn)人類理性如何維護法制尊嚴。按作者預(yù)計，“這部片子能達到的功效，相當于大學四年教程對一個政治系學生所產(chǎn)生的影響”，評價是很高的。
    《十二怒漢》的故事，講的是用十二個陪審員判定一個男孩從十一比一認為有罪，經(jīng)過六輪表決，到十二個陪審員一致認為男孩可以無罪釋放，來推演美國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多么崇高，具有理性，迫求公平公正，體現(xiàn)“人文關(guān)懷”，呼喚正義良知……一切美好的字眼都加之于民主制度之上了。而對于所謂專制制度的國家，文章則貶斥有加，什么所謂“意見領(lǐng)袖”在觀念上鉗制民眾，文化獨裁，文化愚民、慘無人道的“洗腦活動”，從一種專制走向另一種專制，從一種僵化走向別一種僵化，從一種黑暗走向另一種黑暗……在作者心目中，這個專制制度就是社會主義的同義語。作者對這個制度的攻擊已經(jīng)達到了異常放肆的地步了。
    從這部影片出發(fā)，作者做了有層次的剖析。
    一曰無視一切權(quán)威。文章說：“樹立權(quán)威和對權(quán)威的崇拜，同樣是通往民主可怕的攔路虎。一個人不論對社會、對‘民族解放事業(yè)’作出過多大犧牲和貢獻，我們都不可以將他樹為權(quán)威。權(quán)威與獨裁只有一步之遙。專制國家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政府不斷地向民眾制造權(quán)威、楷模和學習榜樣……而民主國家則是將社會不斷涌現(xiàn)的‘權(quán)威和英雄’平民化……而不是拉到全國各地風風光光地作‘巡回演講’”。這一番對權(quán)威的議論固然是有影射的。人們知道，權(quán)威是相對的，從來也不是自封的。但是人民群眾在為爭取美好生活，建立人民民主國家的過程中承認并肯定權(quán)威的作用——當著這個權(quán)威(先進的工人階級政黨和公認的民領(lǐng)袖是其杰出代表)完全代表人民意志、為人民大眾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奮斗犧牲，是不可或缺的。至于說到“權(quán)威和英雄”的平民化，難道我們的勞動模范、功臣、先進工作者，這些人民群眾中的楷模和學習榜樣，盡管有著精神上的巨大榮光，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是完全的平民化的嗎？
    二曰竭力反對革命，詛咒革命。文章說：“各國歷史已多次證明，欲圖在民族內(nèi)部用‘革命風暴’來完成民主制度的改革，那無疑是癡人說夢。‘革命’其實是民主的最大天敵，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會和思想的多樣性，而民主恰恰需要社會和思想多樣性。歷史上任何一個剛經(jīng)歷過‘革命風暴’的民族必定會迎來一個專制或形似民主實是專制的政府。”這句話顯然是指桑罵槐了。經(jīng)歷過無數(shù)苦難，用人民革命的烈火焚毀了吃人的舊制度的中國人民會讀不懂這句惡意咒罵的含意嗎？通過革命風暴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著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無與倫比的社會主義民主，盡管這個民主還需要完善，但這個事實是無法改變的。至于說社會思想多樣性，恰恰是當下社會的一個特征，作者怎么能這樣不顧事實、信口胡言呢？
    作者對西方民主制度“優(yōu)越性”的吹捧則是刻意的，可謂達到了至高的程度。作者認為：“理性才是民主最大的朋友”，12名陪審員全體投無罪票，“這方是民主制度下民眾真正的合作方式。……只要我們時刻保持理性，始終堅持公平公正，就可以通力合作，調(diào)動每一個人的學識經(jīng)驗，你一塊我一塊，將‘大象’的全貌盡可能復(fù)原。”作者認為，民主制度的另一個優(yōu)越性是其“糾錯”功能，“民主國家看起來至少比專制國家更具糾錯功能，民主制度比專制制度更具有求真求實的強大推動力，民主制度始終給一個民族提供無數(shù)選擇方向的機會……這正是民主國家之所以能煥發(fā)特有魅力的真正原因。”請注意，在作者眼里，民主制度比專制制度好到不知哪里去了，又能保持這么大的理性，又具有這么完備的糾錯功能，民主制度完美到具有如此無可抗拒的特有魅力。作者真是如同喝醉了酒一般，昏昏然，陶陶然了。
    作者顯然并不止于對西方民主制度的陶醉和“嘆服”，他的最大抱負和愿望是把這個具有如此特有魅力的民主制度引進到我國來。作者認為，“建立一個民主制國家，其實也并不需要這個民族的人們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準，只要民族中的精英分子加以合理引導，一個嶄新的民主國家就能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出現(xiàn)。”看看，建立民主制國家有多么容易，它的民眾都無需有很高的文化水準，那怕是文盲也可以吧。但是最關(guān)鍵的問題是引進這樣的民主制度得仰仗于這個民族中的精英分子的引導作用。謝謝呵，作者給我們指明了一個方向。看來，只要具有作者謝宗玉先生這樣的“精英”分子的引導，我們國家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指日可待、可保無虞了。但是萬幸的是，中國人民從飽經(jīng)的苦難中得到的寶貴教訓是必須徹底拒絕謝宗玉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甜甜蜜蜜、貌似善意的妖言蠱語，絕不相信也絕不可能讓謝先生崇拜得如此五體投地的民主制度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出現(xiàn)。近代史一百多年的苦難，以及往前上溯幾千年的封建主義吃人統(tǒng)治，中國人民是長記性的。一個強大的保衛(wèi)世界和平為最大目標，與一切平等待我的友好國家、民族友好相處的社會主義中國，將以自己對世界人類不斷作出貢獻(包括國家制度貢獻)，矗立于地球的東方。(2010年7月20日)
    （《環(huán)球視野》2010年9月2日第3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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