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之間的關系（49）　　

聽嬋釋禪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做為讓人們即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壞事的“上方寶劍”式的根本理論依據的冤家，長期以來，以其“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生產力的發展遲早要引起生產關系的變革”這樣一條不容置疑的“鐵律”在統治和主導著信奉他的國家和人民，也一直成為人們進行“階級斗爭或是叫改革開放”之“政治斗爭、經濟斗爭、思想文化斗爭”或是叫“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文化體制改革”等爭議討論、困惑迷茫的焦點和熱點的根本理論“瓶頸或是難題”。各利益集團根據自己的實際“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的需要，各取所需地把其“打份成”適合自己口味的“圣旨或是教義”。然后就或是強權式的，或是欺騙忽悠式，或是被打成另類的人們在旁邊喊冤叫屈、不平不忿鼓噪式地各布各的“道”了。　　

盡管這個“教義”不僅在一些地方具有不能自圓其說的局限性，而且也缺乏理論上的說服力，并充滿了爭議，但做為主流意識形態卻從來都沒有對其的“正確性和真理性”有任何懷疑，并且各方總是能從各自的利益出發，牽強附會、各取所需、絞盡腦汁地為其精心地“打扮”和耐心地“忽悠”著，以便使自己一方能夠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發號施令。　　

然而，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套已上升到哲學高度并高高在上的認知體系，必竟離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等的現實經濟社會生活太遙遠了，在面對紛繁復雜的經濟社會現象時，其不僅總是顯出力不從心的疲態，而且在解釋經濟現象時也會時不時地顯現出其捉襟見肘和不能自圓其說的窘境。比如：那許多商品生產的組織形式、管理方式等問題，財富分配利益關系等問題，交換效率、交換方式和交易貿易關系等問題，居民消費能力和各種消費關系問題等等，僅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冤家”去單打獨斗，不僅會獨木難支，而且也難以更加“準確合理地解釋”這紛繁復雜的所有經濟社會現象。　　

以下需要提示的是：“紅字部分”是聽嬋釋禪的主要理論觀點和理念；“藍字部分”是傳統理論的主要觀點和理念。其它字體為論證、實證部分。　　

聽嬋釋禪在《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是社會性質的決定力量（36）》一文中就把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統治和主導人類經濟社會生活發展方向，并高高在上于哲學范疇的“教義”拉回到現實的經濟社會生活之中，并對其“內涵和外延”進行了符合其概念內在機理和邏輯關系的調整。同時，依據“市場經濟之商品或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定義里的四個環節，根據各自所發揮和表現出來的“能量、能力和關系”，進一步演化、演變、衍生并分類為：一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二是分配力和分配關系；三是交換力和交換關系；四是消費力和消費關系等的“四組”最基本的推動“市場經濟運行和調整其社會經濟關系”的能力和關系。并根據“各對關系”的特性、特點和器量等給他們都“重新分配了工作”和給相關基本概念下了內涵和外延相對鎖定的定義，明確了他們各自在“市場經濟、或是叫經濟、或是叫計劃經濟”運行里各自所處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關系。也即其“地位和作用”： 一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市場經濟中具有龍頭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分配力和分配關系在市場經濟中具有核心、命脈和靈魂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交換力和交換關系在市場經濟中具有互通有無、架構國家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文化一體化等的橋梁、紐帶和支撐的地位和作用。 四是消費力和消費關系在市場經濟中具有實現人類的生存、生活、享受，甚至是窮奢極侈等各層級消費檔次的歸宿點和落腳點的地位和作用。 而之所以對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等的“市場經濟運行體”進行如此相對細致的分類，其根本的“目的”：就是為了能更清晰明了、更恰當明確、更通透徹底、更有指向性地“準確合理地解釋和正確有效地指導”市場經濟運行實踐。本論題就是在此基本理論的框架基礎上，對“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等之間的關系再做進一步的闡述，并通過反映事物內在機理的理論論證和實證過程，把以前許多“綱目性”的理論觀點進行詮釋、豐富和完善，以便使人們對這個“論題”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認知。　　

一、對傳統“生產力的定義及其三要素”理論中過于夸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干勁、責任心”等因素就對“生產關系”的組織形式進行改變未免有些小題大作了　　

傳統教科書中關于“生產力”的定義：是指生產過程中人對自然的關系，它是人類用以影響和改造自然界，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的能力。生產力的三要素：一是勞動者。二是勞動資料。三是勞動對象。從理論上講，這是沒有太多異議的“定義和三要素”。其無非就是指：具有一定勞動知識和技能的“勞動者”，使用商品生產的工具和手段等的“勞動資料”，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制造，“生產”出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等的生存生活的“商品、產品或是叫財富”的能力，或者說是形成的“商品生產的效率、效益和效果”的力度。 比如：就拿機械化、規模化、科技化的“糧食種植”來說吧，其就是具有較高種植糧食作物的育種、使用化肥農藥等知識和技能，具有使用先進聯合播種、收割大機器設備等知識和技能的“勞動者”；使用“良種、化肥、農藥和大型種糧機械設備等的“勞動資料”；針對土壤肥沃和廣闊土地面積等這個“勞動對象”進行糧食作物的種植。由于“科學技術”在推動糧食種植之“良種、化肥、農藥、糧食種植、收割大型機械設備等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由此所產生的強大糧食“生產力”，或是叫形成的強大“糧食這種商品的生產能力”，或是叫形成的強大糧食這種商品生產高效率、高效益和高效果，也就與以往的糧食“生產力”不能同日而語了。　　

而傳統糧食種植的那些沒有多少種植糧食的知識和技能，從不知良種、化肥、農藥、種糧大機器設備等為何物，就更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的“勞動者”，加上只是使用傳統的“犁杖、鎬頭、鋤頭、鐮刀”等糧食生產的簡單工具和設備的“勞動資料”，并針對貧瘠且有限的土地這個“勞動對象”，由此所產生的“很弱小”的糧食“生產力”，或是叫產生很弱小的“糧食這種商品的生產能力”，或是叫產生很弱小的糧食這種商品生產的低效率、低效益和低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　　

而以上這兩種狀況，由于“生產力”三要素的不同表現狀況，所形成的“糧食生產能力，也即生產力”是有天壤之別的的。而“勞動者”這種要素中的所謂“積極性、干勁、責任心”等因素，對“前者”的“生產力”的影響必竟是微不足道的，只要相應的組織體的有效“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到位，特別是利益分配關系處理得公平合理，再加上思想政治工作和社會公共道德的弘揚”等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其在一個什么組織形式、規模和所有制形式的組織體里，其“生產力”又能有多大的差別呢？而我們之所以要非要搞“分田單干”，并再次恢復到封建社會的“家企合一”的糧食這種商品生產的組織形式之中去，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在“勞動者”這個要素的所謂“積極性、干勁、責任心”等因素上。這也是我們要改變較大規模且可以普惠更多人的“集體經濟”的“政企合一”組織形式這種互助合作的“生產關系”組織形式、規模等的根本原因吧。　　

其實，無論在小規模的“家企合一”的家庭組織體里，還是在較大規模的“政企合一”的“集體經濟”組織體里進行商品生產活動，只要是具有了高知識技能的“勞動者”、使用了先進的商品生產工具和手段等的“勞動資料”、又有了相應豐富廣泛的“勞動對象”，都是可以產生很強大的“生產力”的。而“家企合一”的這種“化整為零”的“商品生產組織形式也即生產關系”，對于通過采用現代商品生產手段和工具地實現規模化、機械化、科技化等來大幅度提高“生產力”，也即大幅度提高商品生產的效率、效益和效果方面，是缺乏“組織形式理論”依據的。　　

因此說，中國農村從可以實現規模化、機械化、科技化種植，并可以普惠更多人的“政企合一”的綜合性大企業組織形式，倒退到很難實行規模化、機械化、科技化種植，并會產生貧富兩極分化的“家企合一”的小型企業組織形式，不僅違背了社會大生產可以產生高效率、高效益和高效果的商品生產規律性，而且僅僅因為要調動“生產力”中“勞動者”的“積極性、干勁、責任心”等這種因素所實行的商品組織形式的倒退，在許多方面也就未免有些太小題大做了。　　

不過，在利用體力和采用手工、簡單生產工具等的商品生產企業、商品交換企業、商品消費企業里，“勞動者”的“積極性、干勁、責任心”等還是起很重要的積極作用的。如果這種類型的企業在“管理監督方式方法、法度和政治思想、公共道德”等方面上不能取得明顯成效，那么采用與“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私有制”形式，還是符合人性的“自私自利”的天性的，并也能有效地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干勁和責任心”的。而對于現代化的大機器、大生產線等的“機器一響，黃金萬兩”的現代化大中型企業，無論是采用“公有制”，還是采用“私有制”，對“生產力”的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也正是由于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極其不平衡，也才由“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干勁、責任心”等所分野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組合形式。而那種對完全不影響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狀況的可以適用“公有制”的企業，還硬性的改制，則就有點別有用心了。而這個“所有制”，正是本論題關于“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這兩家，將要討論“由誰家所擁有”的重大而關鍵的問題。　　

也即“生產力及其三要素”是沒有階級性和歸屬性的。不管是好人壞人、雇主雇傭工人，還是私有制、公有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里的“勞動者們”，只要使用了相應的商品生產工具和手段，并作用在豐富廣泛的“生產對象”上，都是會產生大致差不了多少的“生產力或是叫商品生產能力”的。而其所生產的商品，無論是誰，只要有相對應的“錢、物或是叫財富”，都是可以通過交換獲得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去進行消費的。只有這個“錢、財富或是叫分配”，才是有階級性和歸屬性的，誰的就是誰的，決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是沒有什么可異議的地方。　　

由此，聽嬋釋禪對“生產力”下的定義：就是指在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過程中人類進行商品生產的知識技能、手段工具、方式方法、效率效益效果和資源等因素綜合效應所形成的能力。并認可先哲們提出的“生產力包括三個要素：一是商品生產者、商品生產組織體。二生產資料。 三是生產對象”的論斷。這里需要提示的是，之所以把“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改成了特稱的“生產者、生產資料、生產對象”，是因為還有“分配者、交換者、消費者，分配資料、交換資料、消費資料，分配對象、交換對象、消費對象”等也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等的內容，這樣分門別類的特稱，也是為了使以后的論述不籠統、不含糊其辭。同時，還要通過增加“商品生產組織體”來擴大其外延。這主要是為區分、周延和分類論證的方便。　　

但這里必須注重的是：“科學技術”不僅在“提高生產者知識和技能等素質、推動商品生產手段和工具的進步、對生產對象的發現和改造”等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重要推動作用，而且在“提高分配者、交換者、消費者知識和技能等素質、推動商品或是財富分配、交換、消費手段和工具的進步、對分配對象、交換對象、消費對象的發現和改造”等方面更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重要推動作用。這就是“聽嬋釋禪”常說的那種無與倫比的“科技主義文化”的豐功偉績。而新中國建立六十多年來，不管中國其它方面有多大改變，但在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方面始終是堅定不移的，不過有時拋開“以人為本”這個人類生存生活的根本，走極端的“唯生產力論或是GDP論”也是挺能折騰的。　　

而那種把“政企合一”并可以進行大規模商品生產和交換等的組織形式，倒退為“家企合一”并只能進行小規模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組織形式，則是對“聽嬋釋禪”常說的豐富而厚重的中西方“管理主義文化”優秀成果的忽視和歧路指引。也即把某些因為沒有采用先進的企業管理監督法度措施和公共道德教育等，而使企業等組織體和其成員中出現了出工不出力的懶惰渙散，缺乏干勁、積極性和責任心等現象的責任，推給了所謂的“所有制或是叫產權”上，實在是“自私自利者們”的別有用心了。　　

二、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生產關系的定義及其三要素”的缺陷和局限性　　

傳統理論關于“生產關系”的定義是指： “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人們之間的關系”。生產關系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指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關系，所有制劃分為：公有制和私有制等。二是勞動者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 三是產品的分配形式。　　

為了討論的方便，聽嬋釋禪也把給“生產關系”下的定義和包括的三個方面先羅列出來，以方便對傳統的“定義和三要素”進行討論和批駁。所謂“生產關系：就是指人類在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互助合作的社會協作關系”。并認為“生產關系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組織形式。二是不同的商品生產者和商品生產組織體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 三是對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管理方式方法和法度”。　　

從傳統理論對“生產關系的定義及其三要素”的認知上看，其缺陷和局限性有：　　

一是傳統理論在“定義”中僅用“人們之間的關系”來籠統概括復雜的商品生產互助合作的社會協作關系。只提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回避了勞動者與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的“人與組織”之間的關系， 回避了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的“組織與組織”之間關系。這顯然是一種給概念下定義時的邏輯上“不周延”的缺陷和局限性。因為既然是談“生產關系”，那么與商品生產過程有關的所有“社會關系”都是要包括進去的。　　

二是傳統的“生產關系”理論，對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紛繁復雜的“商品的生產關系、社會財富分配關系、商品的交換關系、商品的消費關系”等也是掛一漏萬的。不僅把相對簡單的商品“生產關系”弄復雜化了，而且還搶了紛繁復雜的“分配關系”的飯碗并進行了力不從心的越俎代庖；不僅對現代商品生產已不在話下的“過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更為紛繁復雜的“以交換為綱”的“交換力和交換關系”之商品的價格、質量、數量、品種、安全等所形成的價格機制、競爭機制、供求關系等的“交換、交易、貿易”重要因素不聞不問，而且還把“消費力和消費關系”這種人類全部市場經濟活動的最終落腳點、歸宿和最終目的給拋到了“爪哇國”里了。這即是一種不符合“生產關系”特定身份和器量的牽強附會的承載過重并缺乏了其概念的含蓋性和周延性。也具有不能“準確合理地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并“正確有效地指導”市場經濟運行實踐的缺失、缺陷和局限性。　　

三是從傳統理論關于“生產關系”的第一方面所說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也即公有制和私有制”上看。這種所謂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實質上就是代表著一種“商品或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取向或是流向。“私有制”必然通過“按資分配”等分配方式使社會財富的“大頭”向資本家手里流淌；“公有制”必然通過“按公權力分配和按勞分配”等分配方式使社會財富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相對公平合理的分配。 “公有制和私有制”只表明誰占有了“生產資料”或是叫“產權”，也即誰占有了“資本、資金、資產或是資源”等，其“剩余價值或是叫利潤”就會向誰傾斜和流淌，其并不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商品生產或是交換”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方式方法等。所以說，把“分配關系”所應該具有的“所有制形式”要素，放在“生產關系”這里就很有些牽強附會和驢唇不對馬嘴了。　　

四是從傳統理論關于“生產關系”的第三方面的“產品的分配形式”上看。其也是指“商品或是社會財富”之“按勞分配、按資分配、按公權力分配、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等的最基本的四種分配形式。由此來說，其是把“分配關系”所包括的方面給喧賓奪主了。而把“生產關系”中的本職工作之“對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組織形式；不同的商品生產者和商品生產組織體在商品生產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對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管理方式方法和法度”等內容給丟棄了。而這些“內容或要素”也才是“生產關系”應該干的活。也即把“生產關系”這個通過政府、企業、家庭等組織體對“生產者、商品生產”活動進行“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等的沒有“歸屬性或是叫階級性”的組織管理活動，硬給弄成“有歸屬性或是階級性”了。更具體一點講，就是不管是公有制企業，還是私有制企業，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勞動者通過“下級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都是要組織形成商品生產分工合作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社會互助協作關系的。　　

五是傳統說法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是一切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對抗性的、也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對于這種說法，從現實的市場經濟運行實踐經驗上看，就針對“生產關系”來說，是不能成立的偽命題。 “富士康”是運用“泰勒制”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的純種私有制“代工”式的現代化、規模化、科技化并由成千上萬管理科技人員和工人組成的“社會化大生產”的電子類聯合性商品生產企業。如果要是不涉及到其中的“資本占有所形成的利益分配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的實質問題，那么這個大型私有制企業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是并沒有影響其“生產的社會化”的，其商品生產的高效率、高效益和高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至少其在“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同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并不是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是固有的、對抗性的、也是不可克服的矛盾”。　　

 現在整個世界的絕大多數企業，特別是遍布第三產業的大中型“流通和消費企業”，包括那些世界五百強企業，其生產資料又有幾家不是被私人或是私人集團所占有，可又有誰見過幾家不是“規模化、現代化、科技化等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的大型企業或大型企業集團呢？資本家“需要的”是私有資本所產生的“按資分配”的剩余價值，其并不反對規模化、現代化、科技化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化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也只有企業采用了“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化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才能為資本家的“私人資本”帶來更多的“按資分配”剩余價值或是叫高利潤。　　

 只有把“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所代表的“以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為主的所有制分配方式引入其中，才表現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財富需要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分配之間所固有的、對抗性的、也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可這“活”又是“生產關系”的實際“內涵和外延”所承載不了的。這實際上應該是具有“階級性或是歸屬性”的“分配關系”所干的“活”。　　

也就是說，傳統認知體系里的“生產關系”，就是這樣一個對紛繁復雜的經濟社會現象說不清、道不明的“定義和其三個要素”等的模棱兩可的內涵和外延的理論存在，其也確實用這種模糊不清的“概念定義和三要素”等的理論存在“忽悠”了人們好幾個世紀，這實在是對人類思想創造力的最大諷刺。先哲們在當時那種“短缺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做出這種概括和總結，是與當時市場經濟運行實踐情況比較相符合的，也是沒什么可值得報怨的地方，可幾個世紀以來的后人們，面對發展了的“市場經濟”出現的欣欣向榮的、豐富多彩的新情況、新問題，卻還是那樣一如既往、樂此不疲地照本宣科、不求進取地搞“終極”教條主義，這就實在有點說不過去了吧！　　

綜上，如果從聽嬋釋禪給“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賦予的嶄新含義后的意義上講，去談那個所謂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生產力的發展遲早要引起生產關系的變革”的問題，也才有點意思了。也即“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會引起代表一定“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以及不同商品生產者和組織體在商品生產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的變化和變革，是可能的。當然，也會成為推動市場經濟之“分配、交換、消費”環節的變化和變革的“基礎”力量，但卻不是‘決定“力量。　　

三、對聽嬋釋禪關于“生產關系”三要素創新理論的詮釋　　

一是從創新的“生產關系”第一要素的“對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組織形式”的方面上看。比如：“家企合一”的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組織形式；“政企合一”的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組織形式；以各類資金、資產、資本等入股形成的“股份合作制”的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組織形式”等，都是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固的“商品生產組織體”或是叫企業。雖然在這里“生產資料由誰占有”對形成這種“商品生產組織體”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對“整體事物”進行分類研究的兩個方面之一的“生產者、商品生產組織形式”來說，“股份合作制”就是根據各個“出資人”出資的多少而形成“董事長、董事會”等的商品生產、交換的組織管理形式的。這種組織形式，其“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成分就更濃厚了一些。　　

而“政企合一”的商品生產組織形式，更多的是由代表國家和集體行使公權力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做為“出資人”（如村級政府出資的是土地、山林等），從而必然要由政府主導并任命或是選舉形成“經理制、或是叫廠長制、或是叫隊長、村長制”的商品生產組織管理形式。這種“政企合一”的組織體，因為會把“資本”的全部利潤通過“按公權力分配和按勞分配”方式都分配給其相應組織體的全體成員和用于擴大再生產等，因此就更具有“公有制”的濃厚色彩了。　　

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央企”、“省企”、“市企”、“縣企”、“鄉企”、“村企”和“隊或組企”。這些不同級別類型的“政企合一”的商品生產組織體或是叫“利益共同體”，都具有“公有制”的性質和特點，區別只在于他們所能“普惠”的社會成員的“多少”是有很大區別的。中央國有企業形成的利潤和稅收“普惠”于全國人民。比如：國家通過財政撥款，“按公權力分配”所建立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公益和糧食等農副產品、水電路氣暖公交通信等的“生活必需品”的免費和補助的“社會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體系”，就是普惠于全體中國人民的。而對于一個具有“公有制”性質和特點的“政企合一”并以種植糧食等農副產品為主業的農村綜合性企業的“生產隊”來說，干好了也只是“生產隊”那個范圍的社員們受益比較多。但其必竟是比“家企合一”的家庭組織形式能普惠于更多的社會成員。　　

二是從創新的“生產關系”第二要素的“不同的商品生產者和商品生產組織體在商品生產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的方面上看。 “不同的商品生產者與商品生產組織體”在商品生產過程中也必然要有“領導與被領導、管理與被管理、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等的不同地位，以及勞動者與勞動者，勞動者與管理者等之間的互相分工合作、配合協作的相互關系。也即即使是被剝削，你也得在商品生產過程中進行工序、操作等的分工、互助、協作和配合，這也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要求。　　

三是從創新的“生產關系”第三要素的“對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管理方式方法和法度”的方面上看。東西方社會里的泰勒制管理方式、信息化網絡管理方式、矩陣式管理方式，承包責任制等，同時還有“企業與企業、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家庭、企業與家庭、或是政府、企業、家庭等多組織體”的配套互助合作等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企業進行“商品生產”的管理形式都是屬于形成了“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等之間的“互助合作的生產協作關系”的表現形式。而其商品生產采用怎樣的“節約資源、低成本、生產線、機械化、制動化、信息化和商品之質量、品種、安全、數量”等的生產方式、方法、手段和法度等，則對企業的競爭力等有重要影響和作用的。　　

而“生產關系”的這三個方面，也是企業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特別重視的方面，否則傳統概念的一個“生產關系”，就只是管管“分配”的事，其它方面豈不成了“大不管”了嗎？這種創新理論把“生產關系”恢復到反映其內在機理和所能管轄范圍的內涵和外延中來的過程，是對其的一種理性回歸和復原。使其不再是“抽象對抽象地空喊口號”式的政治硬棍地到處橫掃亂打了。特別是把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所進行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的非程序性活動，通過由大政府、企業本身等建立健全所形成的各項“法律法規政策、規章制度和公共道德”等（簡稱：法度），就為這種生產關系的“組織形式、地位和相互關系、管理方式”等進行了程序化、規范化和強制化了。　　

這里之所以采用把“生產者、商品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通過分別劃歸“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對整體事物劃分為兩個不同方面的分類研究方法，就是為了讓人們更清晰明確地了解事物的內在機理，并針對整體事物的“不同方面”出現的問題采取更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應對措施。至于對于那些以“商品交換、消費、分配”為“主業”的商品流通企業、商品消費企業、財富分配企業、政府等，其運行運作機理也與此類“商品生產企業”大同小異的。　　

四、恢復“分配力和分配關系”的本來面目　　

一是分配力的定義和三要素。所謂分配力：就指是人類在市場經濟之社會財富分配過程中創造和分配社會財富的能量、水平、多少、手段、方式、流向、實行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分配的力度和社會效益效果等因素綜合效應所形成的能力。分配力包括三個要素：一是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力度。二是社會財富。三是分配對象。為了讓人們加深對“分配力”的理解和認識，就以2010年泛濫成災于全國各地的大洪水做為例子吧。一是做為組織社會財富分配的“政府、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的“分配力”的第一個要素，通過強大的“組織管理力、規劃計劃力、調節調控力、監督約束力”，把各種“商品或是叫財富”匯集到各災區。 二是之所以領導們在視察災情時對戰勝洪災那樣有信心，是因為其所領導的國家里有著充足豐富的“商品量或是叫財富量”這第二個“分配力”的要素供其支配。 三是把這些匯集到各災區的“商品或是叫財富”分配給“災民”這第三個“分配對象”要素。由此，這種“有強大協同能力的組織體對社會財富的迅速高效組織力和分配力，整個社會里有可供支配的充足豐富的商品量或是財富量，特定的財富分配對象”，也就形成了“強大充足、迅速高效和分配相對公平合理的“分配力”。其它類型的“分配力”的描述也不過如此。　　

二是分配關系的定義和三要素。所謂分配關系：就是人類在市場經濟之社會財富創造和分配過程中所形成的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利益分配社會關系。分配關系包括三個要素：一是所有制分配形式和按公權力分配兩大分配格局。也即國民經濟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二是不同社會人和社會利益集團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 三是分配方式。其中，社會財富分配方式可劃分為：按勞分配、按公權力分配、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等四種最基本的分配方式。比如：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公有制”的政府、企業和家庭等的組織體，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等之間是平等互助、和諧共存共處、當家作主的地位和相互關系，“按勞分配和按公權力分配”主導和統領絕大多數社會財富的分配，“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處于極為次要的地位；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私有制”的（資本）家天下政府、私有企業等的組織體，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等之間是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掠奪與被掠奪的不平等、不互助、不和諧、資本家和官僚地主等當家作主的地位和相互關系，“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主導和統領絕大多數社會財富的分配，“按勞分配和按公權力分配”則處于極為次要的地位。由此也就解讀和詮釋了“分配關系和其三要素”的內涵和外延所包羅的大概含義。其實，這方面的解讀和詮釋在以前的文章里可以說是比比皆是。  由此，也就推演出了“分配力決定分配關系，分配關系對分配力具有反作用，分配力和分配關系的矛盾運動，才是推動社會性質、社會形態變革的決定力量”等的分配理論原理。　　

 五、“交換力和交換關系”和“消費力和消費關系”的定義和內涵　　

為了給人們一種“理論體系”完整性和連貫性的感覺，在此只概要介紹一下“交換力和交換關系”和“消費力和消費關系”的定義和內涵，限于篇幅本論題暫不做深入討論。　　

一是交換力的定義和三個要素。所謂交換力：就是指在市場經濟之商品交換過程中人類進行商品交換交易貿易的能量、水平、手段、方式、多少，流暢、效果、效益、效率和運用商品之價格、質量、數量、品種、安全等屬性參與市場競爭等因素綜合效應所形成的能力。  交換力包括三個要素：一是商品交易者、商品交易組織體。二是交換資料。如：飛機場高速路港口商場和飛機輪船汽車信用卡等的交換設施和交換工具。三是交換對象。如：各種商品和服務。  　　

二是交換關系的定義和三個要素。所謂交換關系：就是指在市場經濟之商品交換過程中通過價格、競爭、交易、貿易、流通、供求等要素所結成的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等之間的社會交換貿易關系。交換關系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交易者、商品交易的組織形式。二是不同的商品交易者和組織體在交換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 三是商品交換的管理方式方法和渠道等。由此，也就推演出了“交換力決定交換關系，交換關系對交換力具有反作用”的交換理論原理。　　

三是消費力的定義和三個要素。所謂消費力：就是指在市場經濟之商品消費過程中的能量、水平、手段、方式、品質和效率效果等因素綜合效應所形成的能力。消費力包括三個要素：一是商品消費者、商品消費組織體。二是消費資料。如：飯店、旅店、旅游娛樂場所等的消費手段、工具、設施等。三是消費對象。如：衣食住行用娛樂等的商品和服務。　　

 四是消費關系的定義和三個要素。所謂消費關系：就是指在市場經濟之商品消費過程中通過解決人類“衣食住行用娛樂”等的生存、生活、享受等消費活動而形成的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等之間的社會消費關系。 消費關系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消費者、商品消費的組織形式。其中，“家庭”是消費關系的最基本組織形式。 二是不同的商品消費者和商品消費組織體在消費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 三是商品的消費方式。 由此，也就推演出了“消費力決定消費關系，消費關系對消費力具有反作用”的消費理論原理。　　

綜合而言，聽嬋釋禪從“經濟基礎：就是生產關系的總和”的傳統“經濟基礎”的定義出發，也就推演出了更具有“準確合理地解釋”市場經濟運行實踐廣闊空間的“經濟基礎：就是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消費關系的總和”的關于“經濟基礎”的嶄新定義。　　

  總之，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雖然是推動“社會性質、社會形態”變革的“基礎”力量，但不是決定力量。“分配力和分配關系”的矛盾運動，才是推動“社會性質、社會形態”變革的“決定力量”。由此也就發現了：“成也分配，敗也分配”的最終可以導致“皇族或是執政黨，朝廷或是政府”或是暴力革命式的，或是和平演變式更迭變換的千古周期規律性。 這就是那些不管是貧窮，還是富裕的想搞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政黨、政府和人民最重要的思想理念依據和根本的理論基礎。　　

　2010年8月25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