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們曾經策劃過一個圖書選題，名叫“駐京辦”，不是后來出來的那個特別火的《駐京辦主任》，為什么這個選題我們準備得非常早，卻失敗了呢？因為我們這位作者朋友的寫法和思維是非常不對的，寫法不對，會造成一個非常好的選題白糟蹋了，東北話說：瞎了。那個小說有很多令我們困惑的地方，這里就舉一個例子，小說一上來就出來一個級別很高的官員，表面挺廉潔，卻有十個大小老婆。我們跟作者溝通，說現實中有妻妾成群的案例，但是這不是一個生活的常態，這也不是一個常態人物，按照術語的講法，“這一個”沒操持好。小說好比一道菜，你上來這么加佐料，讀者肯定會對你的功力不信任。總之，小說靠這個來呼隆，不是一個好的走法（地攤文學這么表現倒可以）。在常態中揭示非常，揭示非常之所以然，這才是社會小說寫人狀物的合理路徑，也體現令人信服的功力。
我引這個頭的意思是，我們的思維品質，不應該被獵奇文學的套路所左右，雖然生活時時在模仿藝術，雖然我們在當下看到的荒誕，不比荒誕劇更遜色。我們也可以因為失望盡可能嘲諷，盡可能展現我們“消解”的功夫，我們可以以辛辣的口吻評置八方神圣，然而“消解”了以后怎么辦？就如李澤厚所追問的：“解構之后總得有所建構吧？不能僅僅剩下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自我’‘當下’吧？文學是最自由的領域，它可以走極端，往解構方面走，但是在倫理學以及整個社會建設方面，就不能只講解構，不講建構。如果把一切意義都解構了，把人類生存的普遍性原則都解構了，那社會還怎么生存發展？”
我經常和朋友們交流這樣的問題，中國是一個窮國，中國人的生活質量比西方人差得遠，中國人的人生困頓嚴重得多，現代化進程還有待普濟，有待完成。然而為什么偏偏是一些中國人，最愛顯露出一副超級嬉皮士和后工業棄兒的樣子？為什么偏偏輪到某些中國人，對什么都不在乎，把缺乏敬畏當作瀟灑、當作人格強大？我所知道的美國人，那么單純地愛慕著自己的戰斗英雄和國家的圖符，那么傻里傻氣地愛戴自己的體育英雄，按照我們的標準看，他們哪是洋人啊？個個土鱉，整個一個幼兒園嘛！我所看到的日本人，交際語言不像中國人那樣富有文學潛力，更缺乏我們所說的“職場智慧”。他們確實“小”啊，一望就看到底啊，愣頭愣腦，個個都像“新來的”。且不說韓國人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排隊貢獻金銀首飾的表現，韓國人會這樣由衷地贊美自己的祖國：“我們國家山清水秀，四季分明，比起那些連水都喝不上的國家來，我們生活在多么好的國土上啊！”——這類語言，在我們的語言系統前面，多么“老帽”啊！為什么偏偏是我們，顯得那么不純樸，應景催情的修辭手段這樣發達，在很多很容易解決的基本概念上，卻永遠是反向思維？為什么偏偏是我們在這里作態撒嬌？
我們時代的流行口號是“讓生活更精彩”，誰也不會去拒斥精彩，我理解的精彩，并非咋咋呼呼的“秀”，它存在于大量的日常性規律和穩定心理掌控的情緒節奏當中。這就是我說的“沉默的大多數”具有的品質。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沉默的大多數”這個詞，我個人的理解，“沉默的大多數”，并非單指人群，也不能簡單理解為選票*中暫時未顯露的民意，“沉默的大多數”可能還是一個心理上的概念，如：個人內心中沉睡的感情，也許是更接近真相的感情——至少是作為落點和支架的正常感情。一個人變得憤慨而無理的時候，他距離他個人的真相是很遠的；大多數時間我們是依托正常的感情來判斷事物，說白了，就是理性——雖然現在，“理性”這個詞兒被上流社會的時髦人物們糟踐得不成樣子。
越是在信息的迷霧中，越發顯示出達到真相的常態路徑的可貴。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數”，首要的意思，就是十多年前在“說不”一書里講過的話：中國人的“沉默的大多數”在領略熱鬧場面后，正在為追求個人幸福而勞作著，而這恰恰是構成偉大國家基礎的原動力。我還說過這樣的話：“是到了重估我們勞動成果的價值的時候了。是到了正確估量我們勞動成果的價值從而正確估量我們國家價值的時候了。”“需要滌清彌漫在我們周圍的普遍的怨恨情緒，以痛楚后的清醒來審視中國社會中的不公正、愚昧、瘋狂和欺詐。”一切負面的因素，其實在豐富著我們的感情，激勵我們趨善避惡，而不是導向失敗主義。其次我認為，“沉默的大多數”是一種思維方式，就是此時，此刻，現今，現地，讓飛越的情感落地，就是我們以常態心看社會，以常態心看人，甚至以常態心看待我們的敵人，這就不容易了。當年分析李登輝，我們就盡量先去接近他的世界。道理很簡單，假如上來就公告李登輝心理扭曲，這也未必公允，他走過的道路，可能是一代求索真理的知識分子的必由之路。他和司馬遼太郎描述“二二八”血腥之夜的驚悸心情，也是厭惡黑暗的中國人的共同心情。所幸這段話出版社沒有給刪掉。臺灣人告訴我，這樣的表述，至少比“把*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那樣的時評容易讓人認真對待。當然，我舉這個例子，還不是單說宣傳的可信度的問題，極端并非常態，人不能老靠激越的感情活著。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一個哥們兒化了點緣，到都江堰一所學校去捐。殊不知人家學校不太領情，他憤怒，開始“吁天”，罵人家利用愛心牟利。我趕快告訴他你別再發短信散帖子了，別再搞興奮點喚起網民興奮至死了好不好！你不能指望人家老是在凄慘的心情里任由擺弄，今天我們為死者哭泣，明天一切還是要繼續，人家還不是要為自己的單位經營，要算計下面的日子怎么過，你不能因為人家遭災了可憐了，就剝奪人家從長計議的權利。況且還不說你也有圖謀在里面，你就更沒有必要這么理直氣壯，認定了自己道德上比人優越。這事兒后來我問了當地一個副縣長，說很多單位拿錢，指名道姓就是捐那一兩家學校，當地民政部門只好搞個排名，誰捐得多，誰拿這個冠名。雖說變了味兒，但也可恕。要以常態心來看這個事，你要拿這個制造興奮點，就未免太不通人情了。這個就是自以為是的憤懣主義。
查遍百度，找不到“憤懣主義”這個詞。但這個詞大概也不是我生造的，忘了出處，但確實是一個很強大的心理現實。何謂自以為是的“憤懣主義”？就是為找興奮點而“義憤”，如今，興奮點帶出的言論盛筵花團錦簇，時時刻刻觸摸到的日常生活中的“憤懣主義”，是一種時髦。但是不斷堆砌群體感情的興奮點，引導憤怒的撕擄和咆哮，制造廉價的恐懼和絕望，這種情感又和娛樂消費有什么區別？
憤懣主義與失敗主義是孿生兄弟
也許在庸庸碌碌的生活現狀中，憤懣作為一種個性，自有它正義的依托，自有它的特殊的感染力，網絡文化、酒局文化和無厘頭文化，造就出了非常多的可愛的事物和可愛的人物，可是任其泛濫，也造就了為“反”而 “反”的文化標簽，造就了薩哈夫式的民間語言大師，造就了嫻熟的批評和圍繞這種言論的狂歡，供我們消費，供我們打發時間；但如果永遠不打算把憤怒號列車駛向另一個軌道的話，我們就離失敗主義不遠了！
到了2009年，*性的語言、暴力語言也許會進入“審丑疲勞”階段，因為表演得太過余了，抖機靈抖過頭了，不給人希望的指向，為“反”而 “反”，必將會遭到厭棄，因為它不符合人們正常的感情。我已經從日常細節中看到對憤懣的逆反，一位女士跟我說了這樣的話，我覺得很入理。她說：常聽某些人談某些事，聽了一整天我心情都不好，因為覺得他們特別獵奇，總愛把一系列的黑的、假的、丑的、無望的綴在一起講，憤恨切齒，“撕著烏賊下酒”，做革命黨狀。其實不能解決問題的絲毫，徒增郁悶。他們也會講得很精彩，諷刺的才華很高，我承認一開始聽了后情緒挺激越，但時間一長，覺得自己的負面情感也多了起來。很迷茫……這位女士表示不再參加這種“話局”了。
憤懣主義，普遍的實際效果，就是僅僅教諭人怎么去絕望，去助長懷疑和不信任的氣氛；憤懣主義表面上做出一副占據了道德制高點的樣子，其實細分析一下，這一點也是大成問題的，甚至從一般社交意義上說，他也是缺乏友善的。因為憤懣的勁頭兒上來，人的狀態是賴了吧唧的，認定了自己的信息是最充足的，智力是最卓越的，認定了所有持有不同反應態度的人都是愚民。因此，即使造成了不愉快，他也不會去省察究竟為什么。
也難怪，憤懣主義的表征就是以對立態度活著，永遠顯得清醒而對立，清醒而偏執，我2003年在《新周刊》上說的一種精神現狀，“清醒到了偏執的程度”，把形而上的孤憤演變成豐富多彩的現場秀，對一個個現實問題，總會有些奇談怪論。
奧運會期間，傳說有外國人要在某些場合預謀打*旗幟，我們議論這件事。
一位朋友說：要被我撞見，我肯定抽他。
憤懣派朋友打斷他：你憑什么抽人家？啊？
兩個人吵起來了。
我跟憤懣派朋友講道理：你動不動玩“棒喝”的心態是成問題的（憤懣派總愛棒喝，就是自以為隨時承載著催別人猛醒的使命，別人都是奴化教育下的侏儒，唯有他見識高過眾人）。我倒問問你：憑什么不能抽？有意識地冒犯別人，一準兒就是找抽的。肆無忌憚羞辱我們，就該抽！
憤懣派朋友回答：羞辱了誰？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是誰的？你的？我的？
“這個國家是誰的”“但是這個國家愛我嗎”這一類乍看有力的反詰，永遠是憤懣派的法寶。它的有害性已經不需要從邏輯上辨析，這么些年，“逢中必反”在思考層面上幾乎沒有任何進步，它存在的理由，引起喝彩的可能性，都是我們可以想見的：體制的不爭，怪現象的層出，丟人現眼表演不斷，都會給“逢中必反”的老貨色“青春勃發”提供新依據、新理由。但是憤懣派想沒想過，自己有可能陷入悖論，在鞭笞丑惡的同時，有可能把自己也變得丑惡無比呢？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余世存的文字凸顯中國部分知識精英的自虐心態
永遠“清醒”而對立的“本土憤懣”，熱衷于以憤懣制造絕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憤恨的對象，把一切譴責的議題，引導向“逢中必反”的決然對立，對立了又看不到他滿意的效果，于是乎虛無主義，于是乎惡念膨脹。這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兒，不過是上世紀80年代的自虐史觀在借著其他的殼延續著而已。
在余世存那里，在以“布道”之殼施行對種族、對社會的自我咬嚙——
生為一個中國人，實在太慘了。如同太湖邊七歲的中國男孩劉輝看著自己的妹妹落水死亡所說的：“活著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如同××筆下的朋友：“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搖著我的肩膀哭喊著質問——這就是我們留給孩子們的一個國家嗎？”（余世存《成人之美》）
不明就里的人，會為這樣淚水盈盈的抒情觸動，多么杰出的悲情表演啊，多么崇高的情懷啊！最有煽情效果的畫面這么一剪貼，知識精英的圣潔偉岸高大和這個國家的污穢卑劣渺小昭然如此了！
盡管為戲劇化效果而喝彩吧！
可是這種招數，和另外一種“底層智慧”有什么區別呢？生命的原動力，驅使我們欣欣然于這樣的“童話”，而對自己通體的骯臟不能覺察。這個廣泛流傳的“童話”就是：蛔蟲在肛門口對它的后代實行“愛國教育”。 “本土憤懣”憤懣到了這個程度，居然有人喝彩，從這個意義上說，余世存對蟲豸的想象，倒是符合他那個圈子的中國子民的真實狀態。
最野蠻的種族主義分子炮制出的下流文字，就這樣在興而未艾的國民劣根性中借尸還魂，“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這就是邪惡的憤懣主義對中國民族品質和民族現實的最終診斷：
中國人作為一個種族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在近代以來確實是在一種德性的陷落過程中，它的智力和道義水準不再上乘，它既非優秀又非高尚。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它們合群稱大，以量的優勢取代品質，個體的存在在種群的存在面前忽略不計。中國人口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蟲，像垃圾堆上的蒼蠅，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沒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種群。（余世存《成人之美》）
表面上看起來，這是一個極端的案例，然而，所有的看似怪誕的情緒的源頭就在此。憤懣主義愛好者如果嫌自己的辱罵修辭欠火勢的話，盡可以從這樣的 “天厭中國”的決裂中找到共鳴，并獲得醍醐灌頂的快感。看到這樣的文字，想著他那異常的亢奮，忽然聯想到朱蘇進早期小說《第三只眼》中那個在廣播里搞“心戰”的窺視愛好者，他如此洋洋得意，把臟的、丑的、惡的一一展列，意圖讓一個陣營崩潰，殊不知在興奮之中袒露了自己的惡、險、穢，讓人把他看低。孔子說的，少正卯“行僻而堅”“記丑而博”，大概就是中國文獻最早關于變態的揭露。讓惡念擠對著自己迸發出這些文字，不去抑制自己啃指甲的沖動，把歪曲和侮辱當成詩性（或許他認為還有“神性”，不過走偏了，神叨叨的，看著像人民圣殿教的語言），早些年火旺的書《中國“左”禍》，引用了一個外國評論家的話，大意是，有缺陷的文字會潛伏著不祥的命運，這話很妙。我借來這個說法，我認為文字的生態會流露出某種秘密，特別是一個人有一半可能非人的秘密，比起非人之畜類更不如的是，他要跟自己過不去的變態心理。至少我從余世存先生的文字中領教到了此言非虛——
作為世界知識下的地方知識，中國知識也是最為錯亂，充滿罪性，人類知識含量最為低下。經過了當代中國生存的原始積累和現代積累，絕大多數中國成年公民都犯有這樣那樣的罪錯，但他們不經修省、懊悔，反而主動被動地做了專制大家長懷抱里的類人孩，求取或暫時分享了中國發展和全球化經濟的紅利，變本加厲地加入了中國繁榮或崛起一類的合唱。……導致大陸中國上干天和，下遭人譴，生態、世態、心態污染而匱乏，使得真正的孩子們，那些有機會蒙面的網民或實名的青年學生，發出了青春本能即注定多為狼狗們的聲音。（余世存《成人之美》）
一個有數千年文明的種群，在近代以來淪為畜群，淪為病夫弱民，淪為流氓無賴，這還不是最悲慘的。最悲慘的，在于它無力正當地分享文明，無意服務于國際社會，而以自身內部的整肅、殺戮、剝削、壓榨、污染為生存手段，如此釀成的中國劫使得其中的每一個中國人在劫難逃。今天，在自然環境的崩潰性災難中，中國人又在收獲更大更長遠的劫數報復。這一中國劫甚至跟次法西斯主義的卑怯一起，污染了文明和國際社會。（同上）
這是知識界頒給“漢語貢獻獎”的杰出人物對中國面貌的描繪。羅森堡對波蘭人的詛咒都不曾切齒如此之極，所不同的是法西斯理論家所攻擊的是別的民族，余世存詆毀的是他自己的民族。
憤懣不合作主義者歷代有之，甚至說了：魯迅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座偉大的憤懣象征。然而魯迅會寫信給一位懷才不遇的書生，勸告他：你們現在的所作所為，“有悖于中國人的道德”。對于滑向“別處”的當代憤懣不合作主義，則可以這樣評判：有悖于人的道德。
而這里更加非同尋常的是，一般的當代憤懣主義，基本上只是拿我們的傳統、歷史、體制。而像這樣的怨恨的劍鋒直指80 后，可謂是把失敗主義推向極致。他都不要青年了，沒心思去爭取青年了，不是失敗主義的極致還是什么？
“賤民的時髦”
咬嚙，仇恨，卑劣的沖動，可恥的抽搐，這種陰冷的景觀，負面的情緒，難道應該支配我們的情感嗎？你別以為跳踉著咒罵的，一定就是悲情使然、可貴的文人孤獨感使然，我看到的，是押寶，是押仇恨勢力的寶，是借助仇恨的能量抖摟自己的私貨。因為仇恨，是有天然的“場能”的。
然而陳永苗說得好：“仇恨不可能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共同情感，如果是那樣就意味著內戰，應該從這樣的狀態走出，讓自己成熟起來，讓自己長滿胡子。超越仇恨理性起來，超越仇恨是不把仇恨，而把理性當作政治抗爭的基礎，政治決斷不能基于仇恨的激情，而應該基于理性，否則沖天怨氣都達不到目標，相反還壞了大事。這是一個政治成熟的擔當，雖然這高于常人。……是要喚起全體普遍認可的訴求背后的愛，而不是擴大仇恨。”
若干年前，我也寫過這樣的話：問題就在這兒 ——某些在國內、在海外把自己打扮成“為民請命”的代表的書生，披著偽善的民生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包裝，在這種合法性的外衣后面，拋出他們對現代中國歷史的基本估計：不講道理，不修仁愛，對人類文明基本上沒有什么貢獻！一句話，百年慘無人道的中國歷史罪孽深重，叫別人滅了去也沒有什么可惜。
我并沒有把憤懣主義一棒子打死，我想還是得重復這樣的觀點：必須承認沒有一個人為做一個20世紀的中國人而感到特別慶幸。在這個世紀里的很長時間，我們走了許多彎路、歧路。由這種沉重的歷史而生出的憤懣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必須求索。然而求索的目的是什么，是渲染仇恨嗎？是讓我們看不到希望么？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主義嗎？為了顯示一種學理上的新穎，把整個民族的歷史和美感抹殺得一文不值，把我們民族刻畫得卑鄙而渺小。我們的民族現實被描繪得如此卑鄙而渺小，并以此為出發點判斷我們的國情，形成一部分人最基本的世界觀，成為部分中國人永久性記憶和常識的一部分，一種比較普遍的深蘊于我們心理中的幾乎約定俗成的心理現實，幾乎成為我們基本知識的一部分。這里面有一個聲音在說話：我們民族的歷史是一部晦氣重重的歷史，幾代人都像*似的活著，我們多冤哪，所以我們有理由不愛這個國，我們有選擇離棄她的自由。
我們的歷史悲情，就這么延續下來。至少證明了，這么一個龐大的國家，一個龐大的知識集團，在精神構建方面，在自覺不自覺地渙散著某種熱情。而讓人最為失望的是，在觀念交鋒方面，我們只看到“非此即彼”的兩端，而很少那種沉穩的中間值。大家的思維沒有明顯的進步，因為知識精英們的興趣，總是把一個國家劃分成對立著的兩方面。這還不是競選政治里的常態的對峙，也并非人們標榜的“多元”，往狠里說，是武俠小說的殺伐。我們時代的普遍的、蘊含在日常經驗里的悲劇，我在后面還會講到。
2009年是建國60周年。60年，30年，在一個時間走廊里，盡管遭受了挫折，國家的存量是一順兒碼下來的，就是央視播的《復興之路》唄。 2006年張小波和我接受《*》采訪，關于毛澤東去世30周年的感想，我們認為毛澤東時代中國在國家獨立、社會革命（包括婦女解放）、工業革命和國家基礎建設方面是有貢獻的。首先最大的功勞是實現獨立，有點遺憾的是，“獨立”現在好像是一個充滿了異質感的名詞了，古舊得大家感覺不到它有什么：“獨立？獨立還需要說嗎？就好像我們呼吸的是空氣，還需要特別說道嗎？”血跡已經淡漠，時代多么太平，這是心理悲劇還是歷史悲劇？再舉一個不大妥當的例子，改革開放初國家實行價格雙軌制，突然變現出那么多財富，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你把它一刀切得那么齊整，也太不厚道了點吧？我們不想否定毛澤東，也不會假裝不理解“傷痕派”的情感。我們也明白，心中有不同立意的派別，會有意無意拿這兩個時間段來對打，來“對沖”。到了2009年，兩種情緒對撞可能又會熱鬧一陣。毫無疑問，我們是擁護改革開放的，而從歷史邏輯來看，改革開放是前30年流變的自然結果，我們應該為中國人的整合修復能力而自豪，為我們比某些鄰國幸運得多的運道而合掌。這不是和稀泥，各種各樣的“記憶”描述，應該體現一種溫暖的友善的態度。退一步說，不友善也行，對撞出一些有益的結論也挺好的，但我基本持悲觀態度。什么這個派那個派，什么焦點之爭，有好些個，都是一幫文科知識分子自己幻覺出來的，場能有多大，經得起幾分的歷史檢驗，還得看。還是1996年的話，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數”。
我還是認同韓毓海那句話：能不能把中國的問題當成現代性的問題？這個話的意思是怎樣看毛澤東時代，且不說“開創”“奠基”，僅從經濟建設上看，那至少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渡時代，而某些“傷痕學術”的做法是，把互相對立的事件都涂上一種色彩，這種手法也是極其粗暴的。基于這個觀點，我覺得應該把 60年的國家歷史一順兒碼下來，嚴肅鄭重地審視我們幾代人的努力，而不是把它割裂開。我在一個三線的山區工廠里長大，那是一個造軍艦的工廠。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位中央領導還去了這個廠，站在一個船塢上，拿著擴音喇叭對工人們說：這個廠一定要保。工人們那個欣慰啊，可是沒多長時間，這個廠就保不住了，破產了，把老工人給異地安置了。那些參加早年創業的老工程師、老技術人員，早就回了北京、上海、大連，退休了以后，作為旅游者回到老廠，凄惶得不行。他們的青春、他們的奉獻，就投在這段江灣里了，他們有資格緬懷激情燃燒的歲月。聰明人會嘲笑這種感情，而我笑不起來。上下嘴皮子一翻，把幾代人的努力貶為烏有，那是很容易的事。普京說了一句話很好：想回到過去那是沒有頭腦，而不懷念過去，那是沒有良心。引發開來，這還不是一個什么樣的感*彩的問題。關于三線建設，我有我的看法。我也知道，喜歡對著歷史賣俏的知識分子經常說“勞民傷財”，說“世界大戰要打起來”是個錯誤的推斷，我們窮兵黷武了。這是一個很容易討好聽眾的說法，而我知道李新中先生到北京某個大學演講，講到三線建設問題，剛剛開個頭，就被熱烈的掌聲打斷了。他說了一個比喻，一家人生活挺困難，但是還是安裝了一個防盜門，防盜門裝上了，家里沒有鬧過賊。時間長了，兒子抱怨：這門安個啥勁兒？你看根本就沒有賊，這不是勞民傷財嗎？以這種邏輯評價三線建設，公正嗎？——鄙薄我們的歷史而對著現世賣乖的說法，就有點像這個輕浮的兒子。防盜門的比喻當然簡單了一點，把這個歷史一順兒碼下來看，我們的核彈，我們的北方公司，現在看來，對國家的底牌，對國家命脈的延伸多么重要！這還不僅僅是怎樣看待我們的軍工遺產的問題，而是怎樣更公正地對待前一個時代的歷史遺產的問題。
我希望在60周年紀念的時候， 趁著整合一部大歷史的機會，盡量懷著一種“不能忘懷”的敦厚，本著一種歲月和解的胸懷，給我們的上輩人多一些致敬，給盡量大多數的人一些致敬。60年間，人民的勤勞、軍隊的忠勇，造就了這個國家的不凡。早在20世紀70年代，我就在《參考消息》上看到外國觀察家這樣的話，中國是“有一等抱負的三等國家”，幼小的我竟然有些氣短的反應。事實上，這些年來，抱負、崛起、雄心，還有張小波、宋曉軍等人說的“英雄國家”，這一類自我表征，在主流敘述里，已經非常溫柔敦厚，幾乎歸于零了。我在想，假如時光倒轉，我們的上一輩能夠從他們的年代放眼看過來，看著我們的舒坦（據說還挺富裕——不是說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富翁了嗎？），又看著我們此時此地的精神狀態，看著我們睿智的處世，看著我們無休止的自我責難，看著我們機會主義的“事大”身段兒，他們將作何感想？
所以我們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的失敗主義。
失敗主義的調值，撒嬌式的玩憤懣，相輔相成，不知不覺成為“賤民的時髦”，這就是中國當代社會的心理性悲劇。歸到底，就是煽動大家都不負責。這種精神現實，對中國的復興和民族利益是有損的。說出這個，也不怕誰起哄，我就高調了，怎么著？憤懣孿生的失敗主義對待正面的價值，口頭禪是：裝逼。我覺得不妨這樣回答：要是誰都不裝逼了，這世界就亂套了。這話說得不好聽，可話糙理不糙。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heji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