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
意思就是說:人民不怕死,不要用死去嚇他。
從古代的帝王治理國家的書中一路走來,會發現這是至理名言,治理國家,統御官吏,不能光靠懼怕和恐懼的力量,真正具有深根固本的辦法是文化所營造的精神氛圍。
我們都知道男人最怕戴綠帽子,引以為奇恥大辱,在男人看來,戴綠帽子是恥辱的,無能的,生不如死的,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戴那個帽子。那么,難道貪污就不可恥嗎?別人用本領掙來的錢,你卻像一只老鼠一樣,躲在背地里辦公室里偷走了?你自己沒本事去掙嗎?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無能?你自己不學無術,沒有服務社會的本領來賺錢。我想很多官吏不會這樣想,他們這樣想:“我能偷證明我有本事,我偷這個錢不需要破門而入,而我之所以不需要破門而入,是因為我在官場的勾心斗角拼命往上爬中獲勝,這就是我的本事。”,所以貪污反而不是無能,而是有能力。壞就壞在中國人認為心機很重,最會勾心斗角的本事是本事,認為是一種智力。這要是拿到美國人那里,恐怕就會很不同,他們或許會認為這是下三爛的本事,其實我們也知道,這是下三爛的,因為古往今來,凡是外敵入侵,貪官的那種智力在拯救民族被滅絕上一點本事也沒有,這難道真是一種本事嗎?我看是假本事。一次又一次,都是我們的清正廉潔的漢族英雄拯救了我們這個民族。這使得我們認清了一個道理:“也許最能往上爬,最能貪的人恰恰暴露了他的無能”,具體的道理我也闡述不清楚,但是我相信,貪污走邪路的人,并不具有真正的力量和智慧。
李世民寫的一首詩如下: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勇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賜蕭瑀】
“智者必懷仁”,按照這句話來說,有智慧的人一定是個好人。那么如果一個人真有智慧,真有能力,他怎么會走邪路去貪污呢?這就是說:“貪污的人并不具備真正的能力。因為他不明白人世間最光明最幸福的道路是正道,他正道不走而要走陰暗小道,說明他的腦子不明,這種人是沒有真正的本領的,實際與小偷無異”。
如果人民都認為貪污是一種本事,并且心中不是厭惡,而是推崇,那么貪污的人就不會覺得這是恥辱,這是無能。
如果人民厭惡貪污犯,那么貪污犯就會覺得這是極端可恥的事情,因為貪污犯其實并不強大,也不獨立,他也是被社會的潮流裹夾的人。
貪污犯有沒有對人民的責任心? 有沒有考慮過這樣做對國家隊人民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顯然是沒有。那么他們的愛國心去哪里了?如果人民之間有著一股愛國的氛圍,一股愛人民的氛圍,恐怕貪污犯也要被裹夾吧,因為我已經闡述了,真正強大的人是不會被裹夾的,他本來就不貪,而貪的人是不強大的,他一定會被裹夾,治安好搜啊絕大部分會被裹夾,要視精神氛圍的裹夾的能力的強弱而定。
中國封建歷史上有這樣一個王朝,她絕少貪污,這個王朝就是唐朝,她是怎么做到的?
唐朝是一個謎幻一樣的王朝,這個朝代的人,盛產詩人,書法家,推崇老子的《道德經》。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青史留名。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但量刑時太宗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于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貞觀王朝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范,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并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盡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唐王朝的國際威望也達到了頂峰,對外戰爭取得連綿的勝利,連續百余年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態勢,疆土極度擴張,朝鮮、漠北、西域的遼闊疆土相繼并入中國的版圖,西部疆土直達咸海東岸的石國(中亞細亞塔什干城)。除了這些人所共知的豐碩成果外,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在當時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使大漢民族成為當時已知世界最最優秀的民族。
如此說來,李世民用于治理國家的不是恐懼,而是他自己的以身作則?光靠以身作則是不夠的,君不見“道光皇帝”自己窮得打補丁,下面的官吏卻奢侈得天昏地暗。那么是李世民的精明?精明到對官吏了如指掌?辦得到嗎?確實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辦到的。如果是這樣,這就是一種威懾,意思就是說:“誰敢在我眼皮底下雜耍,等于玩火自焚”。這種力量歸根結底還是恐懼的力量。但是光光依靠恐懼還是不夠的,君不見明朝開國圣君“朱元璋”的事情了?朱元璋何其精明,他知人之明不需懷疑,而且他簡直是對貪官污吏抓了就殺,直至剝皮。朱元璋將恐懼的力量發揮到無以復加,也僅僅是在他自己的治理的時候還算可以,他死了之后,就一塌糊涂了,他曾經感慨:“這些貪官污吏怎么就殺不盡呢?刑法不可謂不嚴峻,可是早上殺了,晚上又生出來了。”,那么顯然,李世民肯定具備朱元璋所不具備的。李世民在治理國家上要勝過朱元璋。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恐怕就是文化。李世民出自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這就使得他有可能比較早就注意到文化的價值和作用,您可以想想看,在中國的歷朝歷代,推崇老子《道德經》的朝代是比較少的,一個是西漢,一個就是唐王朝了,不管你怎么想,你認為唐王朝想和老子攀親戚也行,但是老子的名聲也不是很大吧,在漢光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孔子的名頭恐怕是最大的,不管怎樣,唐王朝是認同老子的,而老子確確實實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不世出的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我想,唐王朝的早期一定是貫徹了《道德經》的清正的原則了。
李世民這位君王實有過人之處,他是文韜武略兼備的一位人物,李世民多次以少勝多,經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單騎嚇退突厥10萬精騎,就對比宋真宗在寇準一再堅持和請求下才勉強在大軍護衛下到達澶州南城,而又要戰戰兢兢的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別啊!在戰爭的輝煌上,毛主席曾經贊嘆道:“古之能軍者,首推李世民,其次朱元璋爾。”。
除了武略之外,李世民也有極好的文化修養,堪稱一位藝術家,工書法、富文詞,太宗皇帝個人修養及天賦極高,在書法同文詞上也頗有名氣,在他大力宏揚和鼓勵支持下,才有唐代書法、文學、藝術之盛;
李世民倡導廉政、節儉、樸素、重視農田水利,再加上良好風氣的宣傳和行政監督,及時預防了官員犯錯,因此當時的官員相當奉公守法、廉潔自律;不濫用民力、注意與民休息,當時社會形成了一種樸素求實的作風;
唐朝的邊塞詩派,誕生像“年年戰骨埋荒外”這樣的詩句。而至于“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愿得此生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回?”這種豪言壯語,這是一種愛國主義的情懷,這是一種積極向上,內心純凈的表現。
毫無疑問,李世民營造了一種非常積極的,清正的精神氛圍。
相比朱元璋,朱元璋,精明,有思想,有魄力,有武略,但是在文化事業上則相去李世民甚遠,這就是為什么朱元璋的貪官污吏總是殺不盡的原因。朱元璋畢竟起于草莽,這當然不是說他笨,他是絕頂聰明的,但是由于這樣額成長環境,使得他不容易很快就意識到精神文化氛圍的作用有多大,以及怎樣去營造它。
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也像李世民一樣締造了一個沒有貪污的新中國,他是怎么做到的?很多人認為毛澤東殺氣重,毛澤東如此明察秋毫,望穿秋水,又如此殺氣重如山崩地裂,誰敢動呢? 其實不是的,毛澤東的威懾,像李世民,像朱元璋,都是具備的,官吏都知道,他們有一位不能被蒙蔽的君王。但是就因為這樣,官吏就不幸存僥幸了?絕對不會,中國人是不怕死的。李世民也許是提倡節儉,提倡愛國,使得官吏在愛國心面前罷手,使得官吏沒有被各種欲望所誘惑,不得不提的是,古代的誘惑肯定比現代的少,我們人的物質生活隨著時代前進肯定是越來越色彩斑斕。朱元璋只運用了恐懼的威懾力量,在文化建設方面,他肯定是最少的,所以他也是做得最失敗的。毛主席的治理國家的手法,可以用《道德經》來說得很清楚。
《道德經》第三章 :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毛主席的時代提倡艱苦樸素,不貴什么車子房子,不貴小三等等,沒有什么東西特別讓人心煩意亂的,也沒有什么好爭的,這樣的話,斷絕了各種各樣的誘惑,人心就變純潔了,心態就向上了,再輔以愛國愛民的動員,貪污的動機就大大變小了。這就是毛主席的策略,而且毛主席實實在在把這回總氣氛營造出來了。他怎么做到的,這是需要不斷研究的。
不過在我看來,還是要使得人民 ,真正理解“貪污為什么是無能可恥的”這樣一句話,就像躲綠帽子一樣躲著“貪污受賄”。而事實上,西方人已經達到這一點了,西方社會,有史以來,普遍不怎么貪,就在于他們認為貪污無能和可恥,而影響他們形成這種觀點的也許有一部分是受宗教的力量影響。我不是說中國要有宗教,我是說要真正理解那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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