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毛澤東時代的“上海”！　　

今天，偶爾發現一篇文章：“上海下崗紡織工人訪談錄：懷念金子般的上海紡織時代”，又勾起了我對毛澤東時代“上海貨”產品質量的無比懷念！　　
是的，在毛澤東時代，上海的紡織工人輝煌過，上海的紡織產品那確實是“狗攆鴨子-呱呱叫”！　　
其實，上海的知名品牌何止是一個紡織產品，在任何上海產的商品中，在我的記憶里，那全是“冠軍”級別的，沒有什么地方的產品能夠與之比肩！　　
那時，有親戚朋友外出，或單位同事出差，只要是經由上海，人們都會托付代買很多上海貨，人們都以擁有“上海貨”而自豪！　　
隨便舉幾個：“永遠牌”自行車、“鳳凰牌”縫紉機、“紅旗牌”收音機、“上海牌”手表、“大白兔牌”奶糖、“中華牌”牙膏（不是今天的那個名不符實的“中華牌”）、“友誼牌”香脂（鐵盒裝），還有上海產的麥乳精（今天“高科技”生產的各種類似的產品質量和純香口味至今還沒有一種能夠超越七十年代的上海產麥乳精）、上海產的皮鞋、衣服等等，那是個頂個的好哇！72年，我的一個上海老戰友，退伍前送了我一雙上海產尼龍襪子，我穿了三年，硬是一個破洞都沒有！　　
改開以來，以上的高質量產品絕跡了，那些品牌企業都姓“私”了，大量企業工人下崗了。三百六十行，上海僅紡織行業下崗工人就達55萬之眾！　　
今天，我們只能懷念“上海貨”了，我們再也見不到高質量的上海貨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時刻擔心被“三聚氫胺”，時刻擔心被“轉基因”。即使買到標有“上海產”的商品，那也不是真正的“上海貨”了，即使真是在上海生產的，那“味”也早就變了。我所知道的，無論是儀器儀表、吃穿住行，大多是打著“上海”旗號，而沒有真實的“上海”內涵了！　

　
上海下崗紡織工人訪談錄：懷念金子般的上海紡織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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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時髦的城市”——上海頂著這只漂亮帽子橫跨了兩個世紀，眼下它仍然當之無愧，但對上一輩的、再上一輩的人而言，它總少了點滋味。
因為他們懷念的是金子一般的上海紡織時代。
沿著蘇州河，今天我們仍然能注意到幾處厚重寬大的老倉庫，它們現在一般都是前衛且藝術感充足的創意園區，但那都曾經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就開始機器轟鳴的、上海灘上最古老的紡織廠。
外地人來上海，總是要買幾件衣服帶回去。鳳凰旗袍、海螺襯衫，凡是“上海帶來的衣服”就意味著時髦和高質量。上海有最好的裁縫師傅，那時候不時興講什么“設計”，但一件衣服掛起來，有講究的人一眼就能指出，這是上海貨。
紡織業在上海，從洋務運動一路高歌猛進，在那些不同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城市的支柱產業。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紡織業的光環開始慢慢被摘下了。
90年代初，上海紡織業進入了一個嚴重瓶頸期。曾經輝煌先進的機器、技術，已經變得陳舊、落后。資本投入無法收回，虧損——追加投資——再虧損，是當時難以克服的惡性循環。數目巨大的紡織工人、更多的退休工人的工資福利，全由工廠自行承擔，工廠不堪重負。當時的情況是：紡織業勞動力嚴重過剩，工人們滿足于計劃經濟下安逸的生活，變得有些“不思進取”。“鐵飯碗”一詞足以證明人們思想觀念的落后。資金的漏洞、人才的匱乏。這些改革滯后的國有企業，連年虧損，根本無法繼續經營。
上海紡織業一度的輝煌讓它占用了上海市區內大部分的地皮，紡織廠占地面積大，但單位地皮帶來的價值又很小。紡織業生產帶來的河流污染也十分嚴重。為保護環境，上海市政府規定，上海的內環線范圍內不再建廠，并下令整改被嚴重污染的蘇州河。曾經密集于蘇州河畔的紡織廠必須退出，陸家嘴、肇嘉浜路等等如今繁華的商圈過去都是紡織工廠和倉庫。
這個時侯，中國即將加入WTO，上海紡織業開始面對來自國際市場的壓力。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在這種競爭中顯然不具有優勢。紡織業在最初一陣追加投資失敗之后，紛紛開始減員、停產，然后就是賣地，最后關廠倒閉。
城市的改革需要穿上新衣，要有符合國際都市的美好環境。高樓大廈、繁華商圈都需要土地。 當時政府對紡織業也提出了“關、停、并、轉”。
一個巨人緩慢倒下，帶來的震動是巨大的。20世紀80年代，上海有大量從事紡織行業的人群，尤其以閘北區、閔行區為典型，幾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紡織業工作。他們都是經歷了社會動蕩的一代，他們上有老下有小，沒有其他的生存技能。他們突然被放逐了，“被迫”進入市場經濟，他們恐懼、迷茫、不知所措。
55萬的下崗職工給上海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如何分配勞動力，又如何培養新勞動力？在保證市場經濟順利轉軌的前提下，如何去落實“政策無情，操作有情”的口號？那些下崗的紡織女工如何再就業？一時間，“空嫂”、“巴嫂”、“房嫂”等等都涌現出來。
十幾年間，在政府、紡織業老領導、媒體等各方的幫助下，55萬下崗工人如今只剩下2萬。
上海的陣痛也帶來了紡織業別樣的崛起。上海本就不是產棉地，原料造成競爭力弱。退出紡織業后，上海周邊地區棉產地的紡織業開始興隆。紡織業走向民營化，上海則擔負起了培養設計人才的重任，創意產業園區在蘇州河畔興起。這是合理的分工合作，從經濟角度來說，也是紡織業發展的必然趨勢。（貝佳）

原上紡九廠廠長宋琴芳：開廠難，關廠更難
宋琴芳：上海紡織博物館黨支部書記 原上海紡織九廠廠長
想離開，又舍不得
上海紡織九廠是當時上海紡織業中名聲最響亮的一個。
它的歷史很久，建于1878年。洋務運動時期，由李鴻章批示建立的。它是上海第一個有“機械織布機”的紡織工廠。20世紀90年代初，廠里有7500名紡織工人，還有退休工人8000人；80年代，上紡九廠每年上繳的稅都可以再造一個九廠，下線有周圍幾百個小的織布、印染廠。
當時上海的發展口號是“三年一變樣”。是的，我們現在看到了城市每年都在發生巨大變化，新的六大支柱產業的迅猛發展。這些都是紡織業退出上海支柱行業換來的。
從今天美麗的蘇州河、各種特色的創意產業園區，到上海的標志東方明珠、2010年上海世博會，在過去都是紡織廠的領地。上海從勞動密集型向服務行業轉變所付出的代價中，最慘烈犧牲的正是上海紡織業。
1979年，經過10年下鄉后的宋琴芳，進入上海紡織九廠，在它無比輝煌的時候，從一名工人到組長，一步步做到廠長。她也是一年一年看著巨人的大起到大落。在工廠困難的時候，她有很多機會可以離開，和其他人一樣轉崗、轉業、轉行。可她說，“我是真的舍不得啊。后來，我在領導崗位上了，想離開也離不開了。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要為大家、為工廠盡可能再做多一些，再多一些。”
上紡九廠破產后，宋琴芳很長一段時間不愿意回顧過去。有一段時間，她一概不接受記者關于90年代的采訪，因為那時對于她來說只有四個字——“不堪回首”。
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我進廠的時候，廠里有近10萬紗錠、2萬多線錠、1000多臺布機、5200頭的氣流紡紗機。我們廠的工人都很自豪自己是九廠的工人。可到了后來，不是我們想倒閉，當時的情況就是，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最初國家有補貼，投了些錢給我們。可我們投入一塊錢，在生產線轉一圈，價值就只剩8毛錢了。若再追加投資，就只有兩條路：一是銀行貸款，二是員工集資。員工在開始的時候都非常愿意出錢，她們對廠子有很深的感情。我接手廠長位子的時候，面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償還2000萬的職工集資款。
那時，許多印染廠、織布廠的流水線已經提前關閉，上海南部的徐家匯、肇嘉浜路的織布廠也早就關閉了。他們也欠我們的錢，許多三角債無從討起。長時間下來，已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債務像雪球越滾越大。到最后關廠的時候，我們已經欠了原來的公司近1個億。
除了生產壓力，還有員工的成本。7500名員工和8000名退休工人的工資和福利，也像山一樣壓在工廠身上。因為當時不像如今有較為健全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當時這些全部都由工廠自己出。
領導班子整整開了兩天會，分析利弊。我們在算，哪些產品肯定會虧，哪些還能盈利。我們沒有一個人愿意關廠，反復算，反復算。最后算下來，所有的產品都要虧本，再難過，我們只能選擇關廠。”
開廠難，關廠更難
對于工廠領導們來說，工廠關閉，比工廠運行時的工作量要大了數倍。工廠運行時，有著積累下來已經成熟的流程安排，一切運行有條不紊。可關工廠，卻整整花掉了十年時間。從1996年中，上海紡織九廠停止生產，一直到2005年12月正式宣告破產。工廠的廢舊物資更是直到2006年才全部清理完。
“工廠關停后，有大量的紡織存貨，還有清理資產——從固定資產機械設備到工廠食堂的鍋碗瓢盆，這些物資能變現的我們都變現掉。工廠那么大，清理工作量很大。做了廠長才知道，那是真沒辦法。廠一關，各條線方方面面都來討債了，而我們自己也有專門的兩個人去討債。”
“沒有錢了，我們就賣地。上海當年占地面積最大的就是紡織行業。我們一塊一塊地賣地，賣一塊地養一段時間。現在紡織博物館旁邊的月星家居也是我們曾經的九廠，東方明珠有兩只腳都站在曾經的紡織倉庫上。誰又能料到，如今房地產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可即使想到了，也沒有辦法。不賣地，就撐不下去。”
這些，還不是最麻煩的工作。最為復雜的，是當時宋琴芳負責的幫助下崗工人轉崗。
“當時的政策，調整無情，我們有情操作。我們設立了專門的‘安置辦公室’，幫助下崗工人介紹工作、為她們做心理咨詢。當時紡織工人真是很可憐的，她們剛上完夜班，就全部坐在弄堂由值班長組織開會，會開完就去更衣室收拾，下崗。值班長自己也下崗，卻還要去安撫勸導工人。她們都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偏低。最好的青春年華都在計劃經濟下度過，年紀大了卻要去社會闖蕩。”
生是紡織廠的人，死是紡織廠的鬼
有個工人，廠子關了，仍然每天去工廠報到。她只說，我生是申九（上海第九紡織廠）的人，死也是申九的鬼。工廠關停，她就搬個小凳子坐在廠門口。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最后機器拆掉、廠房也拆掉。宋琴芳騎著自行車，一家一家和別的企業談，希望他們能夠接受九廠工人的動力。每到年底，她都要挨個去找企業領導。懇請他們“裁員的時候不要裁我們紡織女工”，希望博取他們的同情，對她們多寬容一些。
“那時候也沒有職介所，沒有現在多種多樣的找工作的辦法。她們只會來找領導。我們要為那些紡織女工做培訓，教她們如何面試，教她們基本的禮儀，教她們化妝。其實都是很小的事情，但要改變習慣和觀念，對她們來說很不容易。比如紡織工廠出來的女工因為常年在機器旁，說話都很大聲，我們要她們改變習慣。有工人被推薦去做了公交售票員，按報站按鈕還以為那就是操作電腦，她說那‘太難了’；還有去梅龍鎮廣場保潔的，認為下過雨地面就不需要再沖刷，結果挨批要被開除……”
這些例子，宋琴芳能說上許多許多，但也有一些很不錯的轉崗，比如“空嫂”、“房嫂”。
“我們有個紡織女工，組織了一個‘永昌女子管弦樂隊’。在此之前，他們連五線譜都不識。40來歲了卻開始學吹打，每天都練到嘴吹腫，頭吹暈。演出服裝買不起，就去拉贊助。她們當時還管這個叫”化緣“。后來她們成功了，經常被各企業和市里請去表演。現在她們都退休了，也還會聚在一起偶爾參加老年活動表演一下。吹奏只是娛樂了。”
“我現在在紡織博物館工作，也是希望能在紡織行業再出點力。其實當時有55萬下崗工人，如今剩下不到2萬。我們只能說，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 （貝佳）
紡織女工變空嫂：15年來痛并快樂著

吳爾愉：上航勞模 原紡織印染機械廠檔案設計工人

主動要求下崗做空嫂
吳爾愉出生在一個紡織世家。她的祖父母、父母都在紡織行業工作，哥哥原來也是上海紡織大學的老師，從小耳聞目染的都是紡織業。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在上世紀80年代初，吳爾愉也進入了紡織業。在當時，能夠進入紡織業可是很讓人羨慕的事情。
那時的紡織廠，工資雖然不高，但福利非常好。生病了，只要拿著醫療單去醫院劃賬就行，自己完全不用付費；過年了，廠里分發的年貨，多到自己都不需要再買；家里蓋的鴨絨被、穿的鴨絨滑雪衫、用的鍋碗瓢盆、甚至是住的房子，都是廠里發的。整個廠里大家彼此之間沒有攀比性，沒有競爭性，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當時的生活：安逸。
當大家開始下崗時，一下都慌了。
吳爾愉是幸運的。
當時上航的副總范宏喜先生表示希望可以放寬空乘的年齡政策，能夠幫助到部分下崗紡織女工。本來空乘的招聘年齡限制應當是18-24歲的范圍，在婦聯、媒體和上航等多方促動下，1994年底上航開始招“空嫂”。幾項主要的招聘條件：年齡在28-36周歲，必須已婚已育，同時對體型和視力等其他的要求比現在的要高。
其實，當時下崗這件事還沒有落到吳爾愉的頭上。當年32歲的她在科室里是年紀最小的一個，按慣例也是干活最多的一個。而一般每個科室會有一個名額留下，通常都會是最年輕能干活的。但吳爾愉說，一來當時覺得上航的機會不錯，自己可以去試試；二來，看看科室里其他人，她們沒有一個人能夠面對的了下崗。她們都是老三屆，初中、高中生，頂替回滬的，農場過來的……下崗對于她們來說，就是沒有飯吃。吳爾愉想，更應該把位置留給別人。
吳爾愉很清楚，早走晚走都是一條路：走。起初，廠里領導找吳爾愉談話，希望能夠挽留。但當時在旁的一位紡織系統領導說：“算了，還是放她走吧。你現在不放她走，她會恨你一輩子。”這句話，吳爾愉一直記得。
在等待結果的三個月里，她拿著下崗工資，在工作崗位上堅持到最后一天才去了上航。
3個多月的等待是煎熬的，但顯然對吳爾愉來說是值得的。
此次招聘，最終一共18位紡織工人轉行成為了“空嫂”。她們于1995年的3月8號。一個特殊的日子，正式進入上航工作。
紡織工作經驗助其順利轉型
“其實，在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每次被人問到，你是空嫂吧？我的心都是被刺痛的。”吳爾愉說，當時的壓力除了來自社會，也來自行業內部，更不要提家庭了。
那時候社會上對紡織女工的理解，普遍認為她們都是說話聲音很大、沒有知識、沒有素養、沒有技能。所以每當被人問及，對方的那種口氣和眼神，都讓吳爾愉暗下決心，一定要努力工作，要為這個行業的人爭口氣，要證明給所有人看，其實紡織廠出來的人，只要給她空間，一樣是可以做好事情的。吳爾愉說：“不僅僅是空嫂，當時很多轉崗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心態，把痛變為努力。”
吳爾愉剛進上航的時候，她的女兒才6歲。第一次飛行也是她的女兒第一年讀書。可當時吳爾愉在外地做培訓，半年都沒有回家。別的學員有探親假，可吳爾愉覺得自己基礎差，一次探親假也沒有用過。丈夫也在那年自主選擇下崗自謀生計，女兒沒有人照料，便送去了寄宿制學校。“每次送她走，她都哭得厲害。對我們說，她會自己做飯，會自己回家。等她走了，我和我丈夫回到家里都覺得胃疼。那是累的，身體累，心更累。”
吳爾愉反復提到，紡織廠給她們一輩子留下的印記，叫做吃苦耐勞。她們有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通俗點說就是“做好了規矩”。以這樣的品質，空嫂們為自己贏得了大家的認可。從1995到今天，當年的18個姐妹除了有人退休之外，沒有人轉變行業，都在繼續飛行。她們中間一些人發生事故，有人發生了車禍脾臟被切除，有人甲狀腺瘤被切除，有人膽囊被切除。但到現在，她們都在第一線，都堅持在飛行。她們沒有人會多請一天假。
當時上航與她們簽訂的第一份合同期是5年，合同約定5年后讓她們重回到紡織業。但18位空嫂花了三年的時間，通過在各方面的努力，讓上航所有人信服了。他們說，上航不能沒有空嫂。于是，第二次上航再她們簽的便是無年限的合同，她們會在上航一直工作到退休，并且和上航最老資格員工享受同等待遇。
以前民航業空嫂到45歲退休。但公司員工集體給老板發信息：SOS，空嫂不能走。她們是上航的財富。為此，上航第一次把45歲的條例變成50歲。然后，民航業也陸陸續續轉變。吳爾愉這時顯得十分自豪：“這就與社會上其他行業女性退休年齡相同了。我們改變了社會的就業觀，也改變了民航的就業觀。”
15年來，痛并快樂著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這樣的機會，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這樣的努力。
“一部分人和我一樣是幸運的，成功地走了出來。但在當時每個人仍然是面對了巨大的困難，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那些安于現狀的人，他們‘犧牲’了。他們是被動的，他們現在就很慘。”
吳爾愉說了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在馬路上碰到曾經一起進廠的小姐妹。我很開心，主動上前和她打招呼。但她看見我的時候，她的臉色很復雜。她用上海話說著，‘你現在不要太好哦，日子過的開心來，現在我么也就等著到退休年齡拿拿退休工資了。’但實際上她還不到退休年齡，拿的是社會低保。她的話語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很大的痛。后來我還一直在想她的話，倒過來想這十幾年自己在干什么——不斷的面臨著挑戰和考試，面臨工作的壓力。因為我是半路出家，必須很努力才能趕上別人。每年公司都有大量的鑒定考；沒有文憑，還要補文憑，回到大學和可以做你孩子的同學一起上課……我們當年就是這樣，一邊要工作一邊要學習，絲毫不敢松懈。”
是的。轉崗給每個人帶來的是陣痛，而這種陣痛的影響是一輩子的。
當說起原來的紡織廠，每個人對吳爾愉的第一個反應都是興奮的說：“我原來是某某單位的！”
這是一種心酸的共鳴。國家有陣痛，老百姓也有陣痛。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下崗轉崗，它改變了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
習慣了安逸生活的工人們，不知道前面等待你們的是什么，而后面的路已經斷了。恐懼和忐忑、憤怒和茫然充滿了他們的心。他們從來沒有自己走出門找工作，那是真真切切的、有著對于工作的渴望。這種渴望是發自內心的、最原始的，是要吃飯、要養家糊口，家里夫妻若同時下崗，那是真的要揭不開鍋了。不像現在，工作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
吳爾愉把那15年，稱作“痛并快樂著”。
“從我需要工作到愛上工作，再到享受工作，我明白了工作不僅僅是經濟收入的渠道。工作帶來的是經濟、經歷和經驗。在民航60周年的活動上，我和他們說，前15年我還著忐忑和恐懼，但現在是從容。我知道了我可以去做。在當時，下崗工人們不知道除了做這個自己還能做什么。但現在不會了。我還有3年的飛行期，我知道我退休后還可以為社會還能做什么。”（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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