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會熱死？

近來，一些打工者被熱死的新聞報道，常常讓我驚悸不已，掐指算來，從下放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開始，我這一生在“熱中”戰天斗地，忘我干活的日子的實在掐不清楚，奇怪的是，我竟然沒被熱死，也沒有聽到過被“熱死”的傳聞，而且活到現在享受著只要“熱”就在空調房里“彎”起來的優裕生活。

于是，我就象歐陽鋒一樣走火入魔，神經錯亂地反問自己：我怎么沒被熱死。

記得1969年的雙搶時節，那個時候的激勵口號是：“借‘九大’東風，不插‘八一秧’，用豐碩成果向毛主席匯報。”。“不插八一秧”就是要在“八一”之前把早稻收割完畢堆成垛，然后把晚稻插下去，季節不饒人，這樣晚稻分蘗發棵接穗多產量高，“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是毛主席制定的建國方略，既然解放了，首先要解決的是吃飯穿衣的問題，共產黨要消滅饑寒交迫，民不聊生的社會現象嘛。

那個年代的這個季節，恕我直言，好像比現在還熱，正午時分，稻田里的水曬得燙腳，

幸虧，田野有的是風，慢慢地會把水溫吹下去。本來，隊長是不讓我們幾個知識青年正午干活的，但是，我們豪情萬丈，不依不饒非要與貧下中農同甘共苦，戰天斗地，所以嘗到了被熱的滋味。

面朝黃土背朝天，腳底板是涼的，腳背至“螺絲骨”則燙得人揪心，用現在的那些提供性服務的“暈詞”，腳部就是冰火兩重天的感覺，而背部和頸部，被陽光烤得火辣辣生痛，頭部雖然有一頂草帽遮著，但是必須用繩子系在下巴處，否則戴不牢，那個汗啊！用豆大的汗珠往下直滾一點都不夸張。

“汗滴禾下土”，古人的詩句來源于生活，真是畫龍點睛，精妙至極。不過，正午時分出工是有分寸的，隊長對全隊社員的身體情況掌握得一清二楚，對雙搶的進度以及節令的把握心中有數，一般來講，不插“八一秧”主要是起激勵作用，但是，立秋之前則必須把秧全部插下去。所以，根據隊里的雙搶進度合理調配勞動力和農活做到不誤農時，而且不能讓社員中暑是隊長的職責，否則，出了問題，立馬就會被追究。

那時，人民公社組織健全，管理得力，干部都層層蹲點，包干到隊，跟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還要帶頭干。正午時分出工的都是青壯勞動力，隊長在頭天就吩咐喂豬的大嫂燒一大擔開水放進花紅茶葉攤涼.....四十年過去了，那種被炙熱烘烤的感覺還常常在夢中出現，以至讓我坐起回憶插隊下放那激情燃燒的歲月，說句“很過時”讓現在的年輕人無法理解的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們（起碼是我們那個點的知識青年）的行為坐標。

當看到新聞報道中“熱死”的都是農民工時，我不得不為中國農民悲哀。是他們追隨共產黨打下了江山，還是他們追隨共產黨涌入了工業化進程，他們創造了財富，也用血汗填補了那些曾經的工人階級創造而被吞噬的財富，因為是他們繳納的養老金充實了社保基金，而那些被吞噬的財富本來是國家提留出來用來發展社會福利，用來發展社會再生產，用來夯實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卻都演變成了先富起來的人“改革酬勞”。

三十多年，他們用農民的質樸培育出那些追求“田園牧歌式”高質量生活的權貴富豪，而他們則從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中一年年地蛻變成毫無“階級地位”的特色階級----農民工，工業化進程中所有“臟，累，危，賤”的工作都被他們包攬了，他們在奔波勞累中消耗著歲月，在社會的大染缸中承受煎熬，不堪煎熬者，就會淪為盜賊和**，而且病痛和死亡與他們形影相隨，唉！熱死的當然是他們，不是他們，是誰？

這是社會狀況使然。

我也曾是工業化進程中的一份子，在下放兩年多后，我也被招工進入了鐵路，而且干的是裝卸工。

說來慚愧，那時，沒有現在這樣的設備，全靠肩背背扛，一個“悶罐子”車皮如果是60噸，又如果裝的是“夾子花”----就是用機器擠壓成的棉包，一件大約在45--50公斤之間，嘿嘿，通常一個班十個人分成兩組同時在兩個車皮里卸貨。兩個人“菗肩”兩個人扛，一個人在倉庫里碼堆，而且一卸就是幾個車皮。

我不想去描述在夏天干這活其中的苦累，也不想去判定“鐵悶罐子”里的溫度有多高，總之，干完后，我們的工作服（必須得穿，這是紀律。）就變成濕漉漉白花花的了，有這種體驗的人一定知道“那白”就是鹽了。

但是，幸運的是，再熱，防暑降溫的工作是很縝密的，什么冰鎮酸梅湯，鹽汽水，萬金油，仁丹，十滴水一應俱全，出工時由班里的安全員帶著，中途，還有安全值班員專門往干活現場送降溫湯水。

其實卸棉花還是輕松的，因為容易上肩，要是卸鹽包就很難受了，那個年代用的是粗鹽，硬邦邦的，梗得人肩背生痛，甚至把皮膚“羸破”，汗匝在上面，讓人會聯想到國民黨反動派往受刑的革命先烈傷口上撒鹽的情景，于是“輕傷不下火線”的革命意志陡然而生，班長越是叫我休息，我還越干越歡。

傻呀！但是我卻在“傻”中體會到被關心被愛護的同志親階級情，這種情意不是在災難發生之后，而是融合在點點滴滴的日常工作中。因為，那時的社會，人們的衣食住行，工作休息，事事有人管，行行有規章，那種管不是驅逐你去完成任務，而是讓你享受主人公的權利；那種規章不是讓你成為奴隸，而是無不體會出對勞動者的保護。

我記得，我們班里有位身體素質較弱的工友，也是插隊下放招工入路的，出于照顧，班長安排他擔任班里的安全員，就是每次被派班后，他便攜帶脫軌器，信號旗、燈去進行安全設置，等到他發出信號后，我們就開始作業。這樣，他就可以少干一點活。

但是，他投入干活后，卻總是想把這種虧欠補回來，不聽大家的勸阻搶著干。

在一個秋老虎肆虐的晚上，我們整個夜班的八個班突擊搶卸整列40輛煤車時，這位工友在干活中出現了中暑現象，頭暈，想嘔吐。由于我們是兩個人包干一輛車，恰恰他被班長安排跟我干，我急忙放下鐵鍬，把他扶下車，背到通風處，灌他喝了一瓶十滴水后，趕緊向班長報告。

至今想來，我還忍俊不住想笑，因為我們在晚上卸煤時，哪怕在冬天基本上是赤身裸體，有時，連褲衩都不穿。我就這樣光著身子一邊跑一邊喊。班長聞聲從他干活的車皮里跳下來，他五十來歲了，也是光著身子，臉上身上黑乎乎，整個一黑猩猩。

他隨手提起放在路基上的保溫桶跟我來到這位同事身前，把里面的冰鎮綠豆湯往他臉上倒了一點，然后用萬金油在太陽穴抹了抹，就輕輕地按摩起來，柔聲的問：怎么樣？好不好些。工友回答說：好多了。班長又掐了掐他的人中，拍了拍他的身體，然后站起來說：安心躺一會，再喝點綠豆湯，做做深呼吸，活就不要干了。又囑咐我：你在這里守著，有情況喊我。我說：那，這車誰來卸。班長擺擺手，急促地說：你把他看好就行了，這車自然有人來卸。

那天晚上，我沒有再干活了，我們的活被班長和其他工友干了。雖然，中暑的工友多次叫我去干活，但是，我不敢離開，假如他真的出了情況，我豈不“掉得大”。

煤車卸完后，班長把全班人召集過來，點名報數，然后把中暑的工友背起來，笑呵呵地說：老猩猩背小猩猩，黑成一坨了。

我們出行干活是有紀律的，列隊、點名、報數，清點工具，安全員在前，班長押后。這天情況特殊，押后的班長背著中暑的安全員走在隊列的前面。我試著叫班長讓我背，他嘿嘿地說：這里黑古隆冬的，你要是腳踩空了，摔到鋼軌上，弄得見紅了，豈不讓我丟盡老臉，到卸煤線大門再說。

是啊！安全是有考核指標的，每個當班日都要插旗，有紅黃黑三種，誰都想插紅旗，呵呵，這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的心理特征，無論現在的理論家們如何糟蹋它，但是，它實實在在讓人產生出一種奮發向上的精神和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自豪感。

我們的班長在舊社會就是扛碼頭的，他的爸爸參加過二七大罷工，他的工資據說比貨場主任的高，還是黨總支委員，每次干活，他總是干得最多干得最累。現在想來，那就是他的本色吧！

因為，他在間歇室里（專門設置的待工的休息室，床鋪臥具等一應俱全，沒有活就躺著睡覺，睡不著就天馬行空胡思亂想。）常常給我們講舊社會扛碼頭的苦澀，講林祥謙的故事，把林祥謙被砍頭的地方指給我們看，他當然不希望他的班有任何差錯。

秋后十八盆，盆盆都燙人，我們在散發著熱氣的股道路肩上慢慢走著，如果是平時，我們卸完煤后，就會從煤堆上滑到煤場平地上。因為這卸煤線一邊是低煤場，另一邊則是與卸煤線平行的貨物線。今天只能在路肩上蹭了，腳下的道渣匝得腳底板生痛。

到了卸煤線的大門處，其他班的工友們都光著身子正在自來水管旁嘻嘻哈哈地洗身上的煤灰。顯然他們都是從平地上走過來的。

此時，班長已經把中暑的工友放下了，其實，在中途，他就囔著要下來自己走，只是班長沒有依從罷了。我們也到了自來水管前，幾位班長互相打著招呼，開著玩笑。我們班里的工友也一擁而上沖起涼來，當然，我沒有忘記照顧那位中暑的工友。事過境遷，我敲出來的只是在農村在江岸貨場的在熱中“我為祖國獻青春”的魚鱗半爪，后來，我支援新線來到黃石市，依然干裝卸，還干過機械作業，同樣經受了烈日的炙烤.....從來沒有產生過會被熱死的意念。

再后來，我有更刻骨銘心的在“熱”中干活的慘烈經歷，慶幸的是我熬過來了，我想，我之所以能熬過來沒有被熱死，最重要的原因大約是我不像農民工那樣居無定所，睡不安寢，食難定時，心不安寧吧！

可憐的農民工，你們的剩余價值造就了改革開放的輝煌，你們卻無法融入城市，還可能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誰來拯救你們------

（今天是全國哀悼日，據說，舟曲的搬遷曾經被作為議案提交人大，縣政府也有動議，卻因為資金缺乏而被束之高閣。市場經濟呀！你究竟是誰的福星；然而，計劃經濟肯定是老百姓的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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