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聞一多哪來如此骨氣,厲以寧們怎就得了軟骨病?
魯迅有骨氣,是全國民眾眾所周知的事實!
其實民國時候,有骨氣的文人何止他一個。但今天為什么出現了如厲以寧、余秋雨、王兆山、于丹式的一窩又一窩趨炎附勢的軟蛋?我常常想: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派太腐敗,打不過這些文人?還是因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男人都陽痿了?
其他那些在民眾面前氣壯如牛的精英,又能比厲大師余大師等人強到哪里去?
想不明白。還是來看看一些實例吧----魯 迅、 聞一多、厲以寧、情況簡介 :
1,蔡元培: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一生辭職無數次,其中僅在北大校長任上就先后多次辭職。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職,7月3日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抗丨議張勛復辟。
1918年5月22日,為抗丨議“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又向大總統提出辭呈。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為抗丨議逮捕學生,于5月8日提交辭呈,9日悄然離京。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北丨京各大專學校校長于5月13日齊上辭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日他在《晨報》刊發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的聲明:
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人丨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系,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丨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蔡元培的幾次辭職,誕生了兩篇杰出的宣言:《關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丨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前者為了正義,后者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擲地有聲:
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丨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于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么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么?
2,馬一浮:“我在,但我不見你!”
孫傳芳自認東南五省聯軍統帥,駐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來拜訪馬一浮。馬一浮不肯會見。家人鑒于孫傳芳的權勢,覺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圓場說:“是不是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斷然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弄得孫傳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戰期間,馬一浮在重慶辦起復性書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親去世,喪事辦得極為鋪張,一些附庸風雅的權貴還想要馬一浮寫一篇歌功頌德的墓志銘。他們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馬一浮,毫不客氣地說:“孔部長的太夫人去世,請你寫一篇墓志銘,要趕快寫成。”馬一浮客氣地回絕:“老朽已經年邁,久不執筆寫文章了,請回復孔部長,恕難從命。”來人怏怏而歸。
過了幾天,一位秘書又被派來。他說話客氣多了,先是頌揚馬老的道德文章,然后說明來意,說孔部長對母親如何孝順,懇請您老寫一篇墓志銘。馬一浮久不吭聲,來人又說:“孔部長絕不會讓您老白寫的,準備送您黃金若干兩。”
馬一浮聽說金錢交易,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冷冷地說:“我雖一介寒儒,但從不為五斗米折腰,你請回去復命吧!”秘書也是無功而返。
3, 劉文典面斥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么東西?純粹一個封建軍閥!”
1928年,劉文典擔任安徽大學校長。當時蔣介石剛掌握大權不久,想提高自己的聲望,多次表示要到劉文典主持校務的安徽大學去視察,但劉拒絕其到校“訓話”。后來,蔣雖如愿以償,可在他視察時,校園到處冷冷清清,并沒有領袖所希望的那種隆重而熱烈的歡迎場面,因為,劉文典認為,“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
后來,安徽大學學生鬧學丨潮,蔣介石傳令劉文典當面向他匯報。劉文典對蔣介石給教育部下達的文件里使用了“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詞十分不滿,自以為“我劉叔雅并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見蔣介石時,他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蔣介石沖口問:“你是劉文典么?”劉文典不僅沒叫他蔣主席,反而傲然說:“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丨產黨員名單,要嚴懲罷丨課學生。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丨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
蔣介石氣不打一處來,拍案大罵:“劉文典,你看看自己像個什么東西?簡直一個封建遺老! 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文典反唇相譏:“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么東西?純粹一個封建軍閥!”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
結果,學閥擰不過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以“治學不嚴”的罪名,把劉校長關進大牢。此事在全國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震動。安慶的學生舉行示丨威游丨行,要求“保障人丨權”、“釋放劉文典”。后來,經國丨民黨元老蔡元培等說情、力保,陳立夫又從中斡旋,蔣才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了劉文典。
4,潘光旦:主席的兒子也別想走后門進清華
潘光旦1935年起兼任清華大學教務長,負責全校的教學組織工作。他工作認真負責,不徇私情。
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劉振華想讓他的兩個兒子來清華旁聽。因他的要求有違清華校規,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絕,信中說:“ 承劉主席看得起,但清華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為它按規章制度辦事。如果吧這點給破了,清華不是也不值錢了嗎?”
5,熊十力:想讓我歌功頌德可不行
蔣介石過50歲生日時,特地讓邵力子出面請熊十力到總統府祝壽,想利用“熊圣人”的名望來為自己涂脂抹粉。壽宴開始時,熊十力旁若無人,毫不謙讓地坐了正席,狂飲飽食一陣后,故作瘋言醉語。酒酣之際,眾高官顯貴爭相寫賀詞為蔣歌功頌德。輪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陣后,揮毫疾書了一首《倒寶塔詩》:
脖上長著癟葫蘆
不花錢買篾梳
蟣虱難下口
一生無憂
禿禿禿
凈肉
頭
熊十力寫罷,又是一陣狂笑,提著褲子裝著急著解手的樣子奪門而出,揚長而去。蔣介石,面紅耳赤,哭笑不得,但對這位名重一時的“熊圣人”也無可奈何。
6,聞一多:我自清貧,絕交官僚
在西南聯大時,聞一多雖然生活艱難,但從無怨言,也不去求得別人的同情和幫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慶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對他表示過“關懷”,但他從不顯露自己的貧寒。他一個年輕時代的朋友抗戰前就混入官場,已經當到大學校長、教育部次長等要職,多次想拉聞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專門去看望聞一多。眼見聞一多那清貧如洗的處境,他再次提出建議說:“何苦這樣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慶休養一段時間,我負責接待。”
聞一多回答說:“論交情,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過去不分彼此,你來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棄簡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兒我不能去!”
好友問他為什么?他回答得很簡單:“你那兒和過去不一樣了,那是衙門,那里有官氣!”
為了不沾這“官氣”,從此以后,聞一多毅然與這位好友斷絕了來往。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鎮壓民主運動的倒行逆施,特別是1946年7月李公樸、聞一多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動和悲憤。他不顧個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舉行的李、聞慘案追悼大會,并報告聞一多生平事跡。
1946年10月,他從四川回到北平,11月擔任“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召集人。經過漫長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現實的教育和愛國民主運動的推動下,他終于成為堅定的革命民主主義戰士。在反饑餓、反內戰的實際斗爭中,他身患重病,仍簽名于《抗議美國扶日政策并拒絕領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囑告家人不買配售面粉,始終保持著一個正直的愛國知識分子的高尚氣節和可貴情操。
1948年8月24日 ,朱自清死于貧病交迫之
7,馬寅初: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抗戰期間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指責孔祥熙大發丨國難財。1940年他給陸軍大學將官班講抗戰財政問題,他說: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存亡的嚴重關頭,全國上下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國難。但是現在不是這樣,現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錢,“上等人”則既不出錢,又不出力,囤積居奇,發丨國難財。還有一種“上上等人”依靠權勢,利用國家經濟機密從事外匯投機,大發超級國難財。這種豬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須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職,把他們不義的家財拿出來充作抗戰經費。
馬寅初連續發表文章與演講,揭露國丨民黨的腐敗,痛斥孔宋之流的無恥,使國丨民黨政丨府大為頭疼,也遭到很多權貴的忌恨。宋靄齡、宋美齡等人向蔣介石施加影響,要求對馬寅初進行嚴厲處置。
一天,蔣介石召見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狠狠訓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請馬寅初當院長?你知道他在外邊罵行政院長孔祥熙嗎?他罵的話全是無稽之談!他罵孔祥熙就是罵我。”末了,蔣介石說:“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這兒來,我要當面跟他談談。他是長輩,有是同鄉,總要以大局為重!”
校長怕碰釘子,讓侄子去向馬寅初轉達蔣介石的意思。馬寅初一聽,火冒三丈地說:“叫我去見他,我不去!讓憲兵來陪我去吧! ”又說:“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面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就叫他來看我!”
蔣介石知道后很生氣,又無計可施,只好對校長說:“我是想同他談談經濟問題。你回去告訴他,以后有時間,隨時都可以來找我。”但馬寅初始終置之不理。孔祥熙為了拉攏馬寅初,想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也遭到他了的嚴詞拒絕。
8,喬大壯:“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戰計劃,行不行?”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總參謀長白崇禧聘請著名教授、翻譯家喬大壯當參議,并講明不過問政務,只做些不相干的應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將喬大壯的文稿改動了幾個字。喬大壯立即面見白崇禧,嚴厲指責:“閣下是總參謀長,我是中央大學文學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戰計劃,行不行?”
白崇禧無言以對,只得把改過的文字又改了回來。
9,眾學者拒絕“奉旨選舉”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位空缺,需要補選。按當時程序,應先由數十名資深學者組成的中研院評議會推舉候選人,再由政丨府遴選任命。胡適、翁文灝、朱家驊三人被學界目為主要候選人,其中又以胡適呼聲最高。
中研院長原為無權無錢的閑差,本不至于引發連最高層都卷入其中的風波。但胡適此時正擔任駐美大使,力促美國對日作戰。“駐美大使”卻是個各方趨之若鶩的“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權勢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覬覦已久,想乘機以親信顏惠慶取代。由于孔氏一家向為學界所鄙薄厭惡,所以,孔氏圖謀一經披露,便引起學界公憤。不少人雖然希望胡適回國領丨導中研院,但又不愿讓孔氏得逞,便不擬投胡適的票。此時蔣介石也想對選舉施加影響,在選舉前親自下條子要“舉顧孟余出來。”
此舉觸怒了學界,學者們就此對權貴進行了堅決的抵丨制。選舉前夕,擔任評議員的學者聚會,陳寅恪大談學術自由主義,主張“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他的意見得到大家的一致贊同。
學界的態度為蔣介石所知,他雖很不高興,卻又無可奈何。最終,評議會正式選舉的結果是:
翁文灝、朱家驊各二十四票,胡適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顧孟余只得一票。
顧氏慘敗,實乃蔣介石幫了倒忙的結果,也反映了學界對權勢的漠視、對學術自由的珍視及維護這種自由的風骨與勇氣。依據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候選人,經過一番躊躇后,蔣介石等最后決定由朱家驊代理中研院院長,胡適仍為駐美大使,這場風波始得平息。
10,柳詒徵訓斥教育廳長:“你不配做民丨主國家官吏!”
抗戰勝利后,柳詒徵當選為江蘇省參議員,凡與國計民生有關之事,他總是仗義執言。一次,參議會開會時,省主席及各廳廳長均列席被質詢。會上,教育廳長為一件事指責參議員吹毛求疵,柳詒徵當即拍案而起,手指著他,聲色俱厲地說:“你是我在高等師范時的及門學生,何以這樣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須知道參議員時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務,你們不過暫時負一時治權責任,應當小心,敬聽主人翁代表的意見。沒有民主修養就不配列席會議,就不配做民主國家官吏!”
教育廳長一時被訓斥得面紅耳赤,呆如木雞,不知所對,而全場則掌聲雷動。
11,傅斯年:“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傅斯年在國民參政會經常對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弊端做激烈的抨擊,人稱“傅大炮”。他曾多次要求罷免孔祥熙的行政院長職務,對孔提出質詢案。蔣介石為了保護孔祥熙,親自出面宴請傅斯年,想為孔祥熙說情。
在宴會上,蔣介石問傅斯年:“你信任我嗎?”
“我絕對信任。”傅斯年回答,“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說。”
說到這里,傅斯年有些激動,在座的人都為他擔心。蔣介石也為之動容,最后只得罷免了孔祥熙的包括行政院長在內的一切實際職務。
1945年12月間,西南聯大學生因反內戰活動而與當地軍警發生沖突。時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趕過去,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劈頭便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厲以寧患“軟骨病至癱”的根由:
厲以寧,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中共黨員兼民盟副主委。 何玉春,厲以寧夫人,北京大學高級工程師,中共黨員。1997年3月兼任深圳延寧發展有限公司監事,于1999年1月變更后不再任。 厲偉,厲以寧之子,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中共黨員。1992年調入深圳寶安集團工作,曾任深圳市安信投資發展公司和深圳市安信財務顧問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寶安集團總經理助理,1997年離開寶安集團。同年3月,任深圳市延寧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崔京濤,厲偉夫人。大學畢業。原在工商銀行深圳分行信托投資公司工作,后任神華期貨經紀有限公司董事長。 焦點單位之一:深圳市延寧發展有限公司(注冊號4403012014894,執照號深司字S1203),地址:深圳市福田區振興路四號華勻大廈B座2G室。注冊資本6800萬元。 焦點單位之二:神華期貨經紀有限公司,在國家工商局注冊,地址同上。具體資料待查。 二、難以置信的暴富家族 根據目前已經暴露情況,厲偉自調到深圳工作后,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通過各種手段斂集的個人財富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主要表現在: ⑴,1996年下半年在深圳羅湖區紅崗路銀龍花園7棟購置501、701兩套復式結構住房,加上裝修費用,合計約達到200萬元左右。⑵,1996年購置進口吉普車一輛。⑶,1997年3月,厲偉在深圳市延寧發展有限公司中出資2380萬元。以崔京濤名義出資2040萬元,合計達4420萬元,占有65%股份。⑷,1998年初在深圳購置高級別墅一幢,加上裝修費用,約400多萬元。⑸,1998年初又購置進口凌志轎車一輛,價值80多萬元。⑹,以厲偉名義在深圳市神華投資有限公司出資150萬元,占15%的股份。⑺,厲偉等人在神華期貨經紀有限公司中已經控股。出資情況待查。⑻,厲偉等人以各種名義在其它公司中的出資和在外地購置的房產、汽車,以及在境內外的存款若干。據估計,該暴富家族總資產已經超過1億元。 三、耐人尋味的時間表 厲偉從1992年7月調入深圳寶安集團以后的主要經歷頗為耐人尋味:1993年9月,厲偉開始擔任由寶安集團投資1000萬元設立的深圳市安信投資發展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1994年3月,深圳延寧實業有限公司成立,注冊資本為300萬元。1994年9月又兼任深圳市安信財務顧問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注冊資本由500萬元增加至2000萬元,并且在經營范圍中明確有“企業上市策劃、咨詢、上市推薦服務:投資興辦實業。”開始操作廈門龍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活動。 1995年,厲偉開始任中國寶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1994年-1996年,由深圳市安信投資發展公司承包經營深圳市鷺亞投資有限公司(廈門龍舟股份公司投資3000萬元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投資200萬元成立西安安華東郊洗車有限公司,并墊付469.24萬。 1996年2月,深圳延寧實業有限公司變更為深圳市延寧實業有限公司,由崔京濤任董事長,厲偉等3人任董事。 1996年3月,深圳市神華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注冊資本為1000萬元。深圳延寧實業有限公司和厲偉各出資150萬元,崔京濤為董事,厲偉為監事。 1996年5月31日,廈門龍舟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代碼為600711。 1996年7月2日,深圳市安信財務顧問有限公司進行變更,厲偉不再擔任法定代表人,但仍任深圳市安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后調任寶安集團總經理助理。 1996年7月24日,神華期貨經紀有限公司在深圳特區報登出招聘廣告,稱其為“經國家工商局核準登記注冊的全國性大型期貨經紀公司,由國家部屬公司共同投資興辦,資金雄厚,實力強勁。” 1996年7月30日,廈門龍舟股份有限公司召開第二次股東大會,厲偉、羅飛等7人擔任第二屆董事會董事。 1996年9月,由羅飛與其妻子喻琴合伙成立深圳市佳定實業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為300萬元。
1996年12月,厲偉離開寶安集團,轉入深圳市實業有限公司工作,以回避其原來具有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1997年1月,深圳市安信投資發展公司變更為深圳市安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原公司1000萬元注冊資本僅存150萬元,而由深圳市安信財務顧問有限公司再出資1000萬元,注冊資本變為1150萬元。企業類型由“股份公司投資”變為“非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厲偉不再擔任法定代表人。 1997年3月,深圳市延寧實業有限公司變更為深圳市延寧發展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由300萬元猛增至6800萬元,企業類型變更為“非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私營)”,法定代表人由崔京濤變更為厲偉,其母何玉春參加監事會。該公司由厲氏家族控股,其巨額資本來源不明。 1997年5月28日,廈門龍舟股份公司召開1996年度股東大會會,免去厲偉等三人董事職務(同時被免職的兩人為羅飛、莊伊明,現均已被捕)。從此,厲偉與原工作單位完全脫勾。 1997年開始,厲偉開始公開以延寧公司名義進行各種投資活動和商務活動,并擔任多個公司董事或監事,有的則以崔京濤名義出任董事或監事。 1997年8月,延寧公司與佳定公司、香港智源企業有限公司一起出資170萬美元收購控股深圳紅光奧康光電有限公司(現更名為深圳智同指紋技術有限公司),延寧公司占有55%的股份。1998年2月,厲以寧在深圳時到紅光奧康公司“視察”。 1998年4月下旬,延寧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羅飛在深圳被廈門檢察院來人拘捕,厲偉第二天就派人前往營救。 1998年4月29日,廈門龍舟股份公司公布1997年年報,該公司上市第二年就虧損3904萬元,平均每股虧損0.647元。 1998年5月13日,各證券報公布廈門龍舟股份公司副董事長吳守潔、副總經理莊伊明因涉嫌受賄罪和商業受賄罪被捕。羅飛因已離職轉在延寧公司工作而未公布。 1998年6月-7月,厲以寧前往廈門講學期間,厲偉前往廈門檢察院聞訊,事后到處宣稱羅飛事與其無關。 1998年9月,深圳市佳定實業有限公司將注冊資本從300萬元增加至700萬元,羅飛出資從120萬元增至280萬元,其妻子喻琴出資從180萬元增至420萬元,崔京濤仍任監事。 1998年10月底,羅飛被取保候審返回深圳,并公開露面。 1998年11月5日,各證券報刊登寶安集團公告,稱將其關聯公司深圳市安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等5公司所持有的廈門龍舟股份有限公司39.76%股份(總計2400萬股)轉讓給深圳市雄震投資有限公司(私營企業),不再占控股地位。 1998年11月24日,廈門國貿(股票代碼600755)發布公告稱與深圳市延寧發展有限公司、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團合資成立廈門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延寧公司出資807.5萬元,占有16.15%的股份。 1999年1月,延寧公司在年檢時將何玉春、岑池明分別從監事和董事名單中去除。 1999年4月,寶安集團(股票代碼0009)發布公告稱,因連續三年虧損,自4月30日起對其股票交易實行特別處理。 1999年5月,厲偉親自聯系將經營不善已難以為繼的智同指紋公司轉讓給北大方正集團,尤其作為投入深港產學研基地的高科技項目。與此同時,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在職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班也被列入該基地項目。 1999年6月,厲以寧在深圳特區報舉辦的經營管理高級研修班上大談“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 1999年8月,厲偉竟然將別人寄給北大黨委的舉報信公開示人,氣勢洶洶地指責有人竟敢舉報厲以寧。 1999年9月,厲偉再次派遣律師趕到廈門。
四、發人深思的關系網 分析以上涉及的各關聯公司歷次變更登記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發現,這里存在一個以厲氏家族為核心,以原寶安集團和金融證券部門人員為骨干,以深圳市延寧發展有限公司和神華期貨經紀有限公司為據點的暴富集團。這批人在身為國家工作人員的短短幾年中所斂集的資產遠遠超出其正常收入,一般都已擁有數百萬元至數千萬元的資產。他們在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后就很快離職進入早就注冊好的私營企業,利用這些來歷不明的資產作為資本進行新的“創業”。 一方面將這些資產通過各種方式“清洗”或者轉移,另一方面繼續利用其斂集更多的資產。 根據初步調查,與上述焦點企業有關聯的企業有:深圳市佳定實業有限公司,注冊號:4403012007432,注冊資本700萬元,崔京濤任董事;深圳市神華投資有限公司,注冊號:19242080-X,注冊資本1000萬元,崔京濤任董事,厲偉任監事;深圳智同指紋技術有限公司,注冊號:企合粵深總第102613號,注冊資本200萬美元,厲偉任董事;深圳市澤爾達貿易有限公司,注冊號:19243532-3,注冊資本60萬元,崔京濤任監事;香港智源企業有限公司等。 另有與厲偉及廈門龍舟股份公司(現更名為“雄震集團”)關聯的公司:深圳市安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安信財務顧問有限公司,深圳市鷺亞投資有限公司,西安安華東郊洗車有限公司,深圳九州方圓有限公司等。 在上述公司中對厲偉的斂財活動比較了解甚至直接參與的關聯人物有:羅飛、肖朝君、劉暉、李麗、孫景明、岑池明、張新華、張鴻健、賀德華等。五、難以選擇的判斷題 1,1997年3月,厲偉及其家人在延寧公司的巨額出資和擁有的巨額資產是來自個人的合法收入?自籌資金?還是親友資助?或是非法所得? 2,從1997年以來,延寧公司資產的快速增值是由于厲偉等人經營有方?有高人指點?或是尋租的“碩果”? 3,延寧公司與神華期貨公司、佳定公司等關聯公司究竟是什么關系?僅有正常業務關系?有控制關系?或有不正常關系? 4,厲偉在寶安集團工作期間為公司做出了重大貢獻?近由一些負面影響?還是造成了巨大損失? 5,根據厲偉在推薦廈門龍舟公司上市過程中的作用,他和該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經濟犯罪案件有沒有聯系?有一般問題?或有嚴重問題? 6,厲以寧及其夫人對其子擁有的巨額資產是一無所知?或略有所聞?還是知情不報?聯系其近年來的一些奇談怪論,是否可以品出另一番意味? 7,作為中共黨員和全國人大常委的厲以寧及其夫人,在申報財產和子女情況等問題上是否執行了中央的有關規定?是陽奉陰違還是明知故犯? 8,寄給北大黨委的舉報信竟然會落到厲偉手上,厲以寧是否與此無關?厲偉如此有恃無恐,是因為其神通廣大,與眾不同?或是因為有了保護傘? 9,綜合以上情況分析,這伙暴富族在斂財過程中是各自為戰?還是互相利用?或是協同作戰? 10,對照中共黨紀、我國的法律法規,如果上述情況屬實,我們將會發現的是創業的新聞?斂財的秘聞?還是違法亂紀的丑聞? 六、無法結束的結束語 面對如此膽大妄為的暴富一族,人們瞠目結舌。環看四周遵紀守法的普通百姓,人們唯有唏噓。我們的政府和經濟學家到底應該總結推廣這伙人的“致富經驗”、研究他們的“成功秘密”,還是應該追究他們違法亂紀的責任?太多的問題使人們完全有理由一再地質疑,但太多的現實卻使人們一次次地失望。 人們呼喚法治,人們盼望民主,人們希望能真正地看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們希望人民的國家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為了這一天,人們已經等了很久很久…
朱冂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拿人家的手軟,吃人家的手短!
骨氣來自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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