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埃里克·維納 水木 編譯 2009-3-6 18:12:08 來源： 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許多人，包括許多政治家都認為：民主就意味著幸福。然而，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視記者埃里克·維納根據自己對前蘇聯衛星國當前生活狀況的親身經歷，在美國《外交政策》2008年3/4月刊發表的評論文章《民主會讓你幸福嗎？》中指出，民主與幸福之間不能簡單地劃等號。民主不是幸福的前提，盲目的民主化或西方化，有可能意味著持續的貧窮和絕望。
磨推驢：民主會自動地使人幸福嗎
到摩爾多瓦去旅行，等于來到了一個令人絕望的深淵。每一張臉都陰沉而拉長著。每個人都無精打采地晃悠著。天空中籠罩著完全像洛杉磯一樣有毒的煙霧。
如果要用數據來說明的話，摩爾多瓦也許是地球上最不幸福的國家。摩爾多瓦人比他們的鄰居，愁眉苦臉的烏克蘭人和羅馬尼亞人更不開心，更別談他們會比南撒哈拉沙漠的非洲人更幸福了。對于國家的管理者來講，始終不能理解的深層困惑是，盡管民主已經蒞臨，但為什么摩爾多瓦的絕望遲遲不散。
這樣的事情本來認為是根本不會發生的。摩爾多瓦的陰影，在大多數前蘇聯集團國家是普遍存在的，飄蕩在外交政策圈子里普遍接受的意見面前：民主的國家就是幸福的國家。或者，換句話說，就是認為通往國家極樂世界的路是用民主鋪成的。直到現在，爭論還依然圍繞著“如何最好地穿越那條路”和“以什么代價穿越那條路”而進行。“這樣的主張是很有吸引力的，它認為我們對于世界上大多數問題都有一種迅速的解決辦法：采納民主制度，從此生活幸福”，密西根大學政治研究中心教授、多年致力于民主和幸福關系研究的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說。
這種貌似有說服力和自明的真理其實是有問題的，它根本就不正確。英格爾哈特說，“認為民主自動地使人幸福無異于認為磨推驢”。換言之，滿腔熱情的國家建造者和民主輸出者是倒果為因。不是民主使得人們幸福，而是相反，幸福的人們鍛造民主。
蛋糕與奶油：經濟增長與民主改革
這一不同尋常的發現并非一種空穴來風的新理論。它建立在有力的數據基礎之上。在新興的“幸福科學”中，拔尖的社會科學家現在正在探討如何評估諸如信任和幸福這樣一些文化的東西，就像政治學家多年來通過比較諸如出版自由和選舉權之間的關系來評估民主的程度一樣。
這些社會科學家是通過一種使人打消顧慮的非常簡單的方法來這樣做的。他們詢問人們：“總體上來說，這些天你對你的生活感到幸福嗎？”這種方法類似于廣泛的“世界價值調查”，向80多個國家的人們、幾乎占世界85%的人口提出同樣的問題。在對這些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后，一種非常清晰的模式出現了。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幸福的國家一般是富裕的國家，有著溫和的氣候，但至關重要的是，要有著穩定的民主。
因此，問題的關鍵是，哪一個是首要的：幸福，還是民主？盡管早期的想法還存在，但不斷增長的事實表明，幸福的人群，也就是整體上對生活滿意的人們，是民主的先決條件。
20世紀80年代，幸福和民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聯系系數是0.8)，這使得民主等于幸福的理論在許多政治學家和政策決策者的腦海中根深蒂固。但隨后發生了所謂的民主第三波，一種從蘇聯和它的東歐衛星國灰燼中起來的幼稚的民主潮流。這些國家不僅沒有享受到幸福的分紅，實際上，像摩爾多瓦一樣，許多國家今天還不如他們在蘇聯時代幸福。今天，幸福和民主的聯系系數只有0.25，還不及20世紀80年代的1/3。在由“世界價值調查”所執行的200多次調查中，30個最不幸福的國家中28個是前蘇聯東歐國家。在俄羅斯，自從人們可以在相對自由的選舉中投票以來，主體的幸福和信任都急劇下降了。一直到1995年，大多數俄羅斯人還是認為他們不幸福，并整體上對他們的生活不滿意。摩爾多瓦和前蘇聯的幾個成員國都是同樣的情形。
與前蘇聯國家相反，中國卻是另一番景象。在過去的20年中，就像中國的經濟繁榮一樣，其公民的幸福程度不斷攀升，是前蘇聯國家人民的兩倍。很顯然，民主只是人們幸福的眾多源泉之一，而且它也許根本就不是最重要的源泉。經濟增長對于影響國民的幸福一點都不比民主次要。經濟增長有助于增進公民和國家之間的信任，而信任對于民主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為什么韓國等國家經濟發展先于民主改革的原因。
關于幸福的證據表明，幸福的人比不幸的人更樂意表達他們對自己國家政治體制的滿意，而不論它們屬于哪一類政體。這并不是說民主就不起作用。民主確實起作用。當眾生平等時，民主確實會提升幸福。但現實是，眾生很少平等。有一些研究直接指向世界民主中的具體幸福。如1999年，瑞士經濟學家布魯諾·弗雷和阿洛依·史督哲進行的著名研究，考察了瑞士直接民主體系對幸福程度的影響。瑞士是關于這類研究的理想試驗室：這個國家有著共同的文化和相對均勻的經濟發展，但民主程度卻隨著地區的不同而變化。弗雷和史督哲詢問了大約6000個居民(既有瑞士公民也有外國人)同一個問題：“你對自己的整體生活滿意嗎？”他們發現，直接民主的活力與每一地區主體的福利(或幸福)之間有明顯的聯系。這個研究表明，更多的民主會使像瑞士一樣發達的、已經民主的國家擁有更多的幸福。對瑞士而言，民主就像蛋糕上面那層奶油。但對于根本就沒有蛋糕的國家來說，奶油是毫無意義的。
文化塑造民主遠勝于民主塑造文化
要想避免掉進這樣的老陷阱——認為民主是這樣一種強有力的力量，它可以清掃掉任何擋它路的文化差異——還真不容易。在自由選舉和自決的顯而易見的好處面前，人們就應該像蛇蛻皮一樣將他們的文化遺產丟棄在一邊，是嗎？多么有說服力的想法，多么美妙合理的觀念，但這樣的想法和觀念恰好是錯誤的。“文化塑造民主遠勝于民主塑造文化”，英格爾哈特如是說。
確實，文化首要性的這一概念正在獲得首肯，這在像科林·鮑威爾一樣的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者那里尤其如此。“我們發現，世界上許多沒有為此類民主做準備的地方，有著同樣的吸引力。但他們在文化上還沒有準備接受這樣的民主”，鮑威爾在《GQ》雜志的最近一次訪談中這樣說道。當然這并不是說他們永遠都不要民主。而是說他們現在還沒有做好準備，他們還缺乏構造民主的許多東西。
所有這一切對于那些認為外交政策應該被理想主義所教導的人來說是一個打擊。但是，正像伊拉克所證明的那樣，催生一種制度并不必然會將一個毫無信任的、不幸的社會轉變成一個充滿信任的、幸福的社會。當然，幸福科學還處在它的嬰兒階段，因此，將外交政策建立在這一試驗性的結論之上將是愚蠢的。但這類發現確實提醒我們，只要時機成熟，民主自然會雨后春筍般冒出地面。
（摘自《社會科學報》 2008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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