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文革是知識分子的自我救贖
——評郭宇寬“知識分子走火入魔”論
南風窗的記者郭宇寬 7月4日 在騰訊網發出了一篇題為《讓知識分子走火入魔的心靈陷阱》（http://view.news.qq.com/a/20100704/000007.htm）的文章，文中說“汪暉、張宏良、崔之元他們能夠十年如一日地干一件事，旁征博引地論證‘文革’是好的”，并說“一個教授，一旦走火入魔，愛上‘文化大革命’，把一些偏執的個體經驗，轉化為學術追求，除了指望其內心的自省和超越，別人都無法幫得上忙。模仿魯迅絕望的口吻，我想說‘救救教授吧’！”
其實，汪暉、張宏良、崔之元等人從未“十年如一日地干一件事，旁征博引地論證‘文革’是好的”。這些人對文化大革命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評，只不過認為，應該正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實事求是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功過，不能像反共勢力那樣用“內亂”、“浩劫”的大棒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一棍子打死并加以妖魔化，并借此將毛主席、將共產黨共和國徹底妖魔化，這又有什么不對的呢？
再者說，就算汪暉、張宏良、崔之元等人的觀點不對，郭宇寬大可以堂堂正正的和他們辯論，以實際證據來指出汪暉、張宏良、崔之元等人的觀點怎么不對，怎么僅僅漫罵他們“走火入魔”，卻絲毫證據也拿不出來呢？這不能不讓人懷疑， 郭宇寬 先生是理屈詞窮。
尤為可笑的是，郭宇寬文中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論證自己“心目中靈臺明澈的智者” 馬克斯·韋伯有偏見，以此來證明汪暉、張宏良、崔之元等人也有偏見。郭宇寬有那個精力，為什么不直接論證汪暉、張宏良、崔之元等人有偏見呢？馬克斯·韋伯有偏見就能證明汪暉、張宏良、崔之元等人有偏見？馬克斯·韋伯是郭宇寬崇拜的人，又不是汪暉、張宏良、崔之元等人崇拜的人，他有偏見只能證明崇拜他的郭宇寬更有偏見！
文革究竟好不好？單聽右派的不好，單聽左派的也不好。先讓我們看看幾個狂熱反對文革的著名右派的觀點：
——“革命很難理性，大家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多么的瘋狂，理性幾乎無處藏身。”（《白巖松：常識、理性與信仰》 2010年02月06日 新京報）也就是說，即使在狂熱反對文革的白巖松心目中，文革也是一場真正的革命。
——“建國以后，黨逐漸變質了，前30年是專制獨裁，餓死3755萬人，（1959至1962年）后30年經濟搞上去了，出現了嚴重的、大面積的、不可遏止的貪污腐敗。‘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污穢。” （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也就是說，即使在狂熱反對文革的辛子陵心目中，文革也是既沒有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也沒有出現嚴重的、大面積的、不可遏止的貪污腐敗的一個黃金時期。
—— “篇幅空前的《漢語大詞典》、《英漢大詞典》、《中國歷史地圖集》開始集中大量人員編寫，《二十四史》第一次全部標點，《紅樓夢》英譯本出版……這些宏大的文化工程居然能在整治亂局中一一完成，我不能不對周恩來產生特殊的尊敬。……先是我家鄉河姆渡遺址的出土，帶來了有關中國人‘生存之本’的偉大命令。于此同時，兵馬俑、馬王堆的出土，帶來了秦漢文化的偉大命令。無數中國文化人立即行動起來，不管身邊有多少政治喧囂，硬是把這些世界級文化遺址保護的妥妥帖帖，并及時作出了高水準的考察和研究。……直到今天還經常有外國人問我：你們國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稱，‘文革’毀滅了一切歷史文物，但是為什么我們現在去參觀的最重要的古跡，都是在那個時候發掘和保護的？” （余秋雨《我等不到了》第134頁）也就是說，即使在狂熱反對文革的余秋雨心目中，文革也是把世界級文化遺址保護的妥妥帖帖，并及時作出了高水準的考察和研究的一個文化繁榮時期。
……
可見，如果說文革剛結束的時期人們對文革時期的歷史還有很大分歧，那么經過30多年的積累和沉淀，左派和右派對文革已經形成了一些共識：
——文革是一場真正的群眾性的革命。
——文革是一個既沒有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也沒有出現嚴重的、大面積的、不可遏止的貪污腐敗的黃金時期。
——文革是一個把世界級文化遺址保護的妥妥帖帖，并及時作出了高水準的考察和研究的文化繁榮時期。
……
那么為什么左派和右派在文革評價問題上還有尖銳的對立？原因很簡單：
左派主張正視文革是因為左派支持群眾性的革命，支持群眾反抗壓迫的權利；右派主張妖魔化文革因為右派反對群眾性的革命，認為群眾只能被剝削被壓迫而不能有絲毫反抗。
左派主張正視文革是因為左派反對經濟困難和貪污腐敗；右派主張妖魔化文革因為右派希望自己能夠貪污腐敗而認為群眾生活困難是理所當然。
左派主張正視文革是因為左派希望保護文化遺址并進行高水準的考察和研究；右派主張妖魔化文革因為右派希望自己能夠通過倒賣文物發死人財。
……
一句話，左派主張正視文革是因為左派站在占人口95%以上的工人農民一邊，愿意承認事實；右派主張妖魔化文革因為右派站在一小撮剝削者壓迫者一邊，出于的自身利益故意撒謊。
由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郭宇寬先生對工人農民怎樣評價文革不大感興趣，卻對正視文化大革命時期歷史的知識分子如此痛恨。因為在郭宇寬先生心中，知識分子就應該是國內外剝削者壓迫者的幫閑打手，因此對于汪暉、張宏良、崔之元等敢于站在占人口95%以上的工人農民一邊、敢于正視文革時期的歷史（并不是完全肯定文革）的知識分子視為叛徒，盡管拿不出一點道理反駁，但是仍然要以“走火入魔”之類的語言進行謾罵。
為什么會出現汪暉、張宏良、崔之元這種敢于正視文革時期的歷史的知識分子呢？
毛主席提出了“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偉大思想，為社會主義國家改造知識分子指明了方向，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工農群眾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工農化”。在建國以后，毛主席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多次思想改造，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通過進行下放工作讓知識分子體會工人農民的生活，努力使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
而“特別是”30年來,隨著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的深入, 掌握政治權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權力的知識分子和掌握經濟權利的資本家構成了一個共同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利益共同體。知識分子為剝削壓迫腐敗賣國等等惡行的辯護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勞動創造財富嗎？否。……這個世界上誰勞動得最多？應該是工人和農民。如果說勞動創造了財富，那么他們應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現實不是這樣。（茅于軾）
——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茅于軾）
——由大眾來搞社會改革、社會轉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來掌這個舵。（茅于軾）
——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茅于軾）
——房價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開發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錢。（茅于軾）
——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厲以寧）
——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厲以寧）
——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厲以寧）
——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厲以寧）
——“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樣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劉曉波）
——“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劉曉波）
——“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它的第五十一個州。”（焦國標）
——“我建議美國考慮把中國切分成七個國家，讓她回到秦統一以前去。這有兩個好處：一，這對世界安全，這對中國人民安全，免得再有像朱成虎這樣的狂妄之子挾持大中國，抵御世界文明；二，到那時，河北小伙找個湖北媳婦，就可以自豪地說：不才找個外國妞，楚國的。你一聽說一個德國人找個法國媳婦，肯定覺得很羨慕，實際上等于湖南小伙找個湖北妹子。中國人要過跨國婚姻的癮，最簡單的辦法是把中國分成歐洲那么多個國家，四十多個吧。要實現這一夢想，還得等東亞恐怖主義被平定之后，就請未婚的中國男女們快快伸出援手吧。”（焦國標）
——“假如能再來一次，日本軍隊又占據了中國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處？我就會學習汪精衛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漢奸！曲線救國實在比直線救國好。”（焦國標）
……
看看這些南方系為中心的妖魔化文革的“主流”知識分子，恐怕才是真正的走火入魔了吧？
如今，在官學商三位一體的壓迫下，占人口95%以上的人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包括：2億失業，1億精神病，3000萬“結石寶寶”，2000萬“小姐”，每年800萬人“非正常死亡” 、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養不起老、甚至死了喪葬費都付不起……而在“主流”知識分子瘋狂為剝削壓迫腐敗賣國等等惡行的辯護的同時，占人口95%以上的廣大人民也清楚的認識到了知識分子對當前社會災難的責任。知識分子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已經由前些年的專家、教授等令人尊敬的形象，跌落為當前的“磚家”、“叫獸”等受人唾棄的形象。而一個受人唾棄的集團如何能長久的了呢？如此下去，不僅中國的社會危機、民族危機會不斷加劇，中國的知識分子走向毀滅恐怕也是無可避免的。
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了汪暉、張宏良、崔之元等人跳出“內亂”、“浩劫”的框框，正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的行為。因為他們經過正反兩方面的比較，逐漸在不同程度上理解了毛主席“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偉大思想的意義，明白只有正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站在占人口95%以上的工人農民一邊，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才可能解決中國的社會危機、民族危機，也才能拯救日益受人唾棄的知識分子自己。
生活在地獄的人，會更加渴望天堂。每一個出身在罪惡時代的有良知的人，都會情愿讓群眾運動的烈焰焚化自己身上沾染的罪惡，讓自己的心靈得到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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