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巨人
張西洛
《人民日報》1994年1月2日第5版
網摘編發
他為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所建立的不朽功勛，我們應當永遠銘記。
在毛澤東善于掌握時機上，使我終生難忘的，是1939年9月我作為重慶《新民報》記者與中央通訊社記者劉尊棋、《掃蕩報》記者耿堅白在延安訪問毛澤東的事。
我們三記者都是從國民黨統治區去的。在國統區難得聽到共產黨的聲音，特別是黨的領袖毛澤東的談話。我們到達延安后，9月15日劉尊棋同我商量訪問毛澤東的事。我們擬了一個訪問提綱，向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和一直陪同我們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處長金城，提出訪問毛澤東的請求并遞交了問題表。出乎我們意料，第二天我們三記者剛吃過早點，金城迎面走來，向我們傳達毛澤東的話，說：“我十分歡迎記者來到延安，可以同記者談一次話。”金城告訴我們，會見的時間就在當天下午6點，地點就在我們的住地新市區邊區政府交際處的窯洞。
16日下午，按照原來的安排，我們去參觀一個工廠。還不到6點鐘，當我們返回交際處快要登上土坪的時候，猛抬頭，一個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原來毛澤東已經站在那里等候會見我們了。毛澤東一邊同我們緊緊握手，一邊熱情地說：“歡迎你們，請到窯洞里面坐吧！”
毛澤東同我們談話的地點，是交際處五孔窯洞中居中的一個。窯洞里面，一張木長桌，十幾個小木凳，兩盞油燈已經點著了。桌上擺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產的香煙。毛澤東坐在長桌的上方，我們三記者緊靠著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的負責人柯慶施、肖向榮，以及新華通訊社的向仲華和《新中華報》的李初梨等參加會見，另有兩位青年擔任記錄。不大的窯洞里坐得滿滿的，大約有十七八個人。
據金城在1986年撰寫的《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一書中寫道：“三記者找到我，提出要求見毛主席。我知道，他們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摸摸我們的底，我讓他們擬一個提問題的提綱。他們推劉尊棋、張西洛負責起草，很快就拿來了。問題分三部分：一，抗戰的相持階段是否到來；二，關于兩黨的磨擦；三，關于統一戰線問題。劉尊棋當時與我黨有關系。張西洛是進步分子。這三個問題，正是當時全國人民最關心的重大問題，最迫切要求知道我黨的態度和政策。我把提綱很快轉送給毛主席，主席在第二天（9月16日）下午接見了他們。”
毛澤東為什么這樣迅速地接受了我們訪問他的請求？依我看，就在于他抓住了有利時機。
第一，我們三記者代表的，一個是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一個是國民黨政府軍事系統的報紙，一個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報紙。這樣，黨、軍、民俱備，他對我們發表談話，無異于對國民黨及其軍隊以及國統區的人民講話。這種機會在當時來說是很難得的。
第二，當時正處于1939年12月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已經發生了驚動全國的“平江慘案”，張蔭梧在河北、秦啟榮在山東也不斷制造同八路軍的磨擦。公開明確向國民黨反動派發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嚴正警告，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時的。
第三，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重慶，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受到種種限制和迫害，不少稿件被新聞檢查所“免登”或“刪登”，國統區的人民很難聽到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的聲音。利用這個機會，讓國民黨的傳播媒介，替共產黨傳播最新主張，也是巧妙的一著棋。
第四，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有非常鮮明的針對性：主張盡快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民主政治，這是蔣介石最不愿意提起的；揭露國民黨軍隊制造磨擦，破壞團結，要求取消反共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嚴正警告國民黨反動派，宣布中共對待磨擦的態度；斥責了一些反動分子要取消“邊區”的胡言亂語。
我們進窯洞坐定之后，毛澤東把我們寫的那張問題表，在桌上攤開，深沉地說，國共兩黨之間的關系，的確是一個人人注意的問題。不僅兩黨中間，就連社會上一般人士中間，對這個問題也非常關切。他按我們提出的問題表，一一作了回答。
在談到第二部分問題，即關于所謂“限制異黨”問題的時候，他說：“先生們關心這件事是很對的。關于這件事，近來情況雖然好一點，但是根本上沒有什么變化。國民黨搞的那個所謂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是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各種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共產黨和進步勢力的反動行為的根源。”毛澤東說到這里十分激動，站起來有力地揮動著手臂，望著大家說：“你們知道，共同抗日的軍隊叫作友軍，不叫做‘異軍’，那末，共同抗日的黨派就是友黨，不是‘異黨’。抗戰中間有許多黨派，黨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限制’。什么是異黨？日本走狗汪精衛的漢奸黨是異黨，因為它和抗日黨派在政治上沒有絲毫共同之點，這樣的黨，就應該限制。”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口號一定要同汪精衛的口號對立起來，分清敵我，而決不能和他相混同。他就這個特定的問題，第一次公開提出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的政治原則，震動了中外。
會見后，毛澤東還同我們合影留念，并送我們每人一本簽上我們的名字和署上他的名字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
我們記錄的毛澤東的談話，由劉尊棋執筆、耿堅白和我補充，共同整理出一份完整的記錄，給范長江主持的重慶“國際新聞社”寄去一份。后來我們看見，延安的《新中華報》在10月6日以《毛澤東同志與中央社記者劉先生、掃蕩報記者耿先生、新民報記者張先生的談話》為題，把這篇重要談話登在第一版上，占了整整一個版面。各抗日根據地的報刊，都刊登了這篇重要談話。重慶《新華日報》是10月19日刊登的，國際新聞社發到海外的毛澤東談話記錄稿，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的華僑報紙，都在顯著地位刊登。果然，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一字未提及毛澤東會見三記者的事。
毛澤東會見三記者的談話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時，還配發了毛澤東的一張照片。當天，《談話》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國民黨內部極度驚慌并引起軒然大波。蔣介石看見了當天的這張報紙，大發脾氣，罵新聞檢查官是飯桶，責令檢查失職的責任。
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中，每個時代都產生了自己的英才，杰出的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學者、詩人，以毛澤東為代表,他們站在時代的前沿，把歷史推向前進。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將永遠垂諸史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歷史轉折時代的偉大遺產，值得我們認真地深入地全面地加以研究、繼承和發展。無疑，這是一項值得延續幾代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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