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歲月——我歷文革（三）　　

1970年4月24日，我們初二年級段正在本縣學大寨先進單位——位于海拔四百多米的四明山區某生產大隊參觀學習和勞動，晚上抬頭遙望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天上緩緩地飛過，大隊的廣播喇叭里傳出來《東方紅》的樂曲聲，頓時間我們歡呼雀躍，興奮不已，高呼起“毛主席萬歲！”，“無產階級*****勝利萬歲！”，響亮的口號聲沖破夜空，回蕩在群山峻嶺之間。衛星的上天，是對帝修反的沉重打擊，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巨大鼓舞，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回過頭來想想，改開中的某些人說什么“1967年氫彈爆炸成功和1970年人造衛星上天，絕不是文革的成果”，其實是多么地缺乏說服力和幼稚可笑；試問，哪是誰的功勞呢？難道是走資派的功勞不成？歷史已經自豪地記下了這堂堂正正的一筆，是任何人都抹不去的一筆。　　

同年的八月，恢復了高中的招生，當時叫高中試點班，全縣共招五個班計三百名新生，本鎮分配到二十個名額，我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員。學校在距本鎮十六公里外的D鎮，那是一所N地區內頗具名望的重點高中，向來以師資力量雄厚、教育質量高而著稱，我的二兄曾就讀于該校。兩個班級各有六十名學生，當然那時不叫“班”而稱作“排”，我被分在“二排”。（但我們仍習慣性地喜歡叫班級）課程的設置與初中時差不多，只是多了一門英語科。高中的學習自然比初中緊張了許多，晚上是有兩小時自修課的，平日里的考試也不少，考得好的學生的試卷會被貼在走廊里，供大家閱覽。實事求是一點地說，老師講課前的“文革化”儀式還是存在的，一般是“萬壽無疆”加“永遠健康”（到1971年 9月某日起，此句取消了，原因大家都知道），在英語課里用英語講。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教我們英語課的老師（一個寧波人）有一次向我們解釋英語的“萬壽無疆”，他說，“A  long long live是指一個很長很長的生命，所以A long long  live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萬壽無疆了”。我們的班主任是浙江某縣人，畢業于上海某名牌高校，由于家庭成分較高，故他在上課時格外的謙虛謹慎；他教的是數學，每每在黑板上徒手畫好一個圓弧后，總要反復地說，“對不起，同學們，畫得不夠好，沒有用圓規，草圖”，引得我們直想笑。但他的自身水平與教育水平畢竟是高的，以前他一直是高三畢業班的數學教師。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一個魯迅先生的崇拜者，寫過不少相關的文章，后又出了書。他自身的水平沒得說，最大的缺憾是他上課時語言的表達能力不太強，被我們稱為“說大大不如寫”的老師。而教我們歷史的易老師就不同了，他是北方人，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他在課堂上講起課來，總是滔滔不絕口若懸河，把歷朝歷代的帝王將相與宮廷爭斗乃至相互殘殺的事例講得生動有趣入木三分，因而上課的時間也仿佛過得特別的快。他也曾是我二兄的班主任。　　

除了正常的文化課學習，我們還有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其主要形式是去鄰近的農村演出文藝節目，一般演出一次需要兩個小時左右。我們兩個班級有著兩個文藝宣傳隊，各自都能演出整臺的小戲等節目，例如，反映農村公與私矛盾斗爭的《半籃花生》（越劇）等，還學演京劇樣板戲，如《紅燈記》，《沙家浜》等，另外有朗誦，三句半，群口詞，小組表演唱和獨唱，器樂合奏和獨奏等等。演出確實是很辛苦的，演出前的準備工作則是更辛苦，文宣隊的成員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但我們的勁頭仍然十足，偶爾遇到停電的夜晚，我們也照常摸黑進行排練，我所付出的個人精力更多一些，因為我是文藝委員兼文宣隊長，有時候還要教大伙兒唱歌、學普通話，雖然我的普通話也很蹩腳，是不合格的“地方普通話”。如果用現時的標準來衡量，那時的我們充其量只是一群活脫脫的大傻子，“年輕的極左分子”。　　

說話之間來到了1971年9月的下旬，一天傍晚，班主任神秘兮兮地對我們幾個說：“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老二’也會出問題，想不到啊！”。我們當時是丈二和尚莫不著頭腦，但幾天后終于真相大白了，林彪一伙因猖狂出逃摔死在異國的沙漠上。于是，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活動高潮在全校迅即掀起，對林彪這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的陰謀家、野心家，我們表示了極大的痛恨。政治課老師又在這個時候充分發揮了他的才能，談古論今，有針對性地剖析了林彪這個隱藏在毛主席身旁的小人的陰毒心理，同時也幫助我們深刻理解了毛主席關于“三要三不要”指示的精神實質。“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三要三不要”對于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無疑有著更深刻的指導意義與現實意義，一經與這個光輝指示背道而馳，中國就必定滑入修正主義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社會主義就會失去原有的燦爛光輝，無論誰貼上去“特色”的標簽，終究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有意無意的背叛，終歸是不得人心的行為舉止。　　

短短兩年制的高中學習階段，對我人生的啟迪是不可言喻的，雖然在我的一生中沒有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例，但卻使我始終堅守著做人的道德底線。不損公利己，不損人利己，做到了這兩點，即使上不了光榮榜，也不能算是一個壞人了。　　

兩年的高中生涯，是艱苦樸素的代名詞，我們來自四方八面，每逢“大禮拜”（休息一天半）回家和返校，十有八九靠的是“11”號“車”，陽歷的六月已經是驕陽似火，回家時是面向西下的太陽，汗流浹背；返校時背部被太陽曬得火辣辣地灼疼，吃晚飯時依舊嚼著霉干菜覺得香甜可口。同學們親如兄弟姐妹，學習和生活上互幫互助，思想上相互鼓勵和促進，像是在一個真正的大家庭里面。在與老師們的關系上，我們既批判師道尊嚴，又十分地尊重老師，沒有一個同學直呼過老師“臭老九”。令我終生難忘的是，1992年7月時逢高中畢業二十周年，由我們當時的班長等同學發起，組織了一次本班全體同學的聚會，請來了班主任等七位老師到場，宴席過后合影留念。我因當時正在病中，沒有去參加聚會，幾天后班長他們一行七人來到了我的家中探望，帶來了老師們的問候、同學們的關切，并將一本影集和同學們的合影照片贈送于我，此物也已成為我的最珍貴的藏品之一。——聽了我的這一番敘說，你還堅持認為當年的“紅衛兵”是一群蠻不講理、只知道“造反”的“憤青”嗎？同為從文革走過來的人們，只要你不抱有任何的偏見，只要你肯舍棄個人的恩怨，自然就能成為一個豁達大度的人。只有不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人，才會正視歷史，理解文革。否則，即便你在今天得勢受寵，哪一天一旦從空中摔下來，將會更慘。　　

      難忘的歲月——我歷文革（四）　　

度過了畢業后的兩年，我進入本鎮中心小學工作，是農村義務教育“兩條腿走路”的其中一條“腿”——民辦教師職業。全校教師隊伍里有近半數的民辦教師，工作時間最長的已超過了二十年，其中還有幾名代課教師。就這樣公立教師、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組成了一支合唱式的教師隊伍，教育和管理著十四個班級的六百多名學生。　　

這里是我接受啟蒙教育的母校，校舍是當年本鎮第一大地主的宅院，總計占地有將近四千平方米，房屋建筑雖為木結構，但仍不失氣派與堅固；其本身就是當時進行階級和階級斗爭教育的極好教材。當然我作為民師再次踏入校門時，已經物是人非，感到既十分地熟悉又非常地陌生。那時學校里有“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小組”，專事師生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文化科目的教育管理仍有校長、教導負責。這就是后來有人所說的“外行領導內行”，但我以為是說得不夠確切的，“貧管小組”從來都不插手文化教育管理工作，對學生們唯一的“上課”，就是在憶苦思甜大會上講述其在舊社會所受的壓迫、剝削，繼而歌頌毛主席共產黨的英明偉大，和新社會的無比美好，僅此而已。　　

那時候學校對學生們的德、智、體、勞四方面的教育抓得很緊，并且堅定地貫策執行著“五七指示”，指示的精神之一是“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我僅舉勞動一例。我們每一個班級都有三只以上的長毛兔飼養，籠舍在學校專門建造的飼養屋內，賣兔毛所得的錢用作班會費。另，每年的上半年都會去田地里撿麥穗，下半年都會去摘棉花，撿稻穗。學校里還有一支年級段文藝宣傳隊，聞名于全縣各學校，而指導的老師就是班主任們，那個辛苦是可想而知的；若放到現在來看待，真有點天方夜譚的感覺，然而那時的教師就是這么的忘我，不身臨其境，當然誰都不會相信。　　

學校里的政治學習抓得非常的緊，這一周進行本校的學習，下一周就是全鎮性的集中學習，學習的內容有毛主席指示，中央的紅頭文件，加上全國性黨報的社論以及一些重要文章；有時還要到縣城里去開會學習聽報告。高頻率的學習討論自然會引起心里的厭煩，但又誰也不敢胡言亂語，一不小心而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這就能詮釋當今的人們為何對政治學習深感厭惡，卻又不懂得真正的政治理論，成為恍恍惚惚地活在世界上的人的成因。我也如此，等到迫切需要理論支持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對毛主席的著作讀得實在太少，原有的四卷《毛選》也找不到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列寧的教導太正確太深刻了。記得大概是在全國四屆人大召開以后幾個月，我剛進校門不久，大家都在悄悄地議論周總理的身體問題，盡管是小道消息，但總歸是無風不起浪；當時有一句話傳得特別帶勁，說毛主席說了，“這棵大樹（指周總理）不能倒”。毛主席到底說沒說過此話，誰也無法考證，但周總理對于當年中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實，那個時候周總理已經病得很不輕了，在無奈之下，毛主席解放了“二號”，這就為次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埋下了伏筆。走資派沒別的愛好，就是喜歡“修”與“資”，不懂真馬列，偏愛貓和鼠，自以為比毛主席更高明，最后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把中國引上了奔赴腐朽資本主義的道路。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是毛主席生前領導的最后一場全國范圍的政治運動，其浪潮也波及到了學校里，每一個班級都召開批判會，我是班主任，批判會發言之前早在黑板上寫下了一排粉筆大字：批判XXX，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批我的當年的學生，今天已經是年富力強的社會中堅，他（她）們在干些什么，對其中多數的人不了解，畢竟這群人當年還只是孩子，長大后都各奔東西了。　　

1976年注定是中國的大慟之年，可以用“淚飛頓作傾盆雨”來形容。1月8日周總理與世長辭，舉國哀悼，人民哀傷，京城十里長街兩旁的無數群眾送別敬愛的周總理；7月6日朱德委員長隨周總理而去，中國又倒下一棵參天大樹；9月9日毛主席竟也撒手人寰，頓時間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哭聲一片，黑紗匯成了哀浪，花圈聚成了海洋，真有一種天塌地陷的感覺縈繞在我們的心間；不要說咱中國——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就是在整個世界上，毛主席的逝世都引起了強烈的震動，聯合國即刻下半旗致哀了。我們學校也在大禮堂里搭起了靈堂，最最沉痛地哀悼毛主席逝世。　　

毛主席的逝世，宣告了毛澤東時代的（基本）結束，后毛澤東時代會給我們帶來什么，當時我們只知道有華國鋒同志接班，紅色江山肯定還是穩固的，我們都十分相信文件里傳達下來的毛主席的話：“你辦事，我放心”。　　

就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時候，10月間傳來了王張江姚“四人幫”被打倒的消息。誰能在今日里說，毛主席逝世后中國沒有了“政治斗爭，政治運動”了呢？揭批“四人幫”不就是一場浩大的政治運動和政治斗爭嗎？　　

文革已與我們漸行漸遠，紅太陽卻仍升起在人們的心頭，千秋功過誰評說？不是靠幾個人的信口齒黃，也不是靠一兩紙什么文件；人民，只有人民心里的那桿秤最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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