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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防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變成既得利益集團的工具

劉忠良 · 2010-04-1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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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防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變成既得利益集團的工具  

劉忠良  

建國后,隨著戰爭的結束和和平的到來,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新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迎來了二戰后的人口增長高峰。其實,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個育齡婦女一生的生育數)并未發生多大變化,但建國后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發展和建國后醫療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使我國的兒童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均壽命快速提高,使中國的人口再生產狀況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迅速轉變為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由此中國人口快速增長。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后,人口的快速增長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注,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大三次會議(擴大)的講話中提出抓人口問題“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的設想,中央高層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計劃地增長。1953年的《農業發展綱要》首次寫入了計劃生育內容,計劃生育開始在一些地區進行試點。從1959年開始,出現了三年自然災害,出生率急劇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現了不正常的人口負增長,計劃生育暫時被擱置。到1962年,自然災害結束后中國出現補償性人口生育高峰,于是黨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國務院于1971年批轉了《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到1978年,“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寫入憲法,計劃生育成為了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由于60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初國家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并且計劃生育工作逐步增嚴,中國的高生育率狀況很快得到改變,總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從1970年的5.8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中國人口問題得到了有效控制。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80年的2.24,生育率僅處在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的世代更替水平是指下一代人口數量保持與上一代不變的生育水平,在發達國家這個數字是2.1,在中國約是2.3,低于這個數值則意味著人口必將減少)附近,可以說這時候的中國計劃生育在控制“多生”方面已經基本完成了使命,和其他曾經實施計劃生育的國家一樣,下一步的計劃生育工作就是防止生育率下滑到過低的水平。由于當時中國的人口結構十分年輕,人均壽命快速延長,絕大多數國民離預期壽命年齡還很遠,這種人口狀況決定當時中國即使一個孩子不生人口也能增長幾年。就是這種人口結構,雖然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依舊使中國人口數量因壽命的延長而保持較快增長。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前的35歲提高到現在的72歲,也就是說中國孩子一個不多生,中國人口也會因壽命延長而增加一倍——即由5.5億變成11億。但這時馬爾薩斯人口理論開始在中國盛行,國際人口控制思潮也對中國產生一定影響,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于1974年12月10日頒布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口削減戰略——《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影響》也實施起來并通過各種傳途徑影響中國人的人口思想。受這些思想的影響,當時計劃生育主任陳慕華、一胎政策總設計師宋健等認為中國必須實施一胎政策才能解決人口問題,否則中國將面臨人口爆炸而不可收拾。宋健、田雪原等專家認為如果按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年中國人口要超過14億,205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40億;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后,才能停止增長。其實這種預測既是不科學的也不符合事實的,比如他們說“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后才能停止增長”,這是十分明顯的錯誤。但這些專家的人口預測在當時引起人口學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動,一些人甚至產生了中國要為此大動亂的恐慌心理。事實上如果考慮到70年代中國生育率的急劇下降、經濟社會發展對降低生育率的強烈作用(這是已經被世界各國的人口發展史所證明的客觀規律)、當時人口結構對人口增長的影響和科技進步對土地人口承載能力的提高,本不應該引起恐慌。但由于當時國民和決策層對人口問題了解不深,而且切身的體會到當時的人口快速增長,在人口恐慌之中一些專家的主張自然就成了國家的政策。

事實上,在一胎政策的執行中,一批人獲得了很大的權力和利益,比如罷官和撤銷國家飯碗的巨大權力,巨額罰款收入,大量灰色收入等,半月談2009年第8期就報道了一名鄉干部自曝地方計生成為當地最油水最風光最想進的政府部門。實際上,一胎政策是對計生部門的大擴權,賦予了計生部門很大的權力和巨大的利益,由此一胎政策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甚至置民族與國家利益于不顧而千方百計的維護一胎政策。姑且不論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正確性,據2000年人口普查客觀數據顯示,到了1991年中國總和生育率降到1.8,1995年降到1.48,2000年降到1.22,一胎政策也已經超額完成了歷史使命。這時中國計劃生育的任務不再是控制多生——因為多生的前提已經不存在了,而是應該挽救低生育率、鼓勵多生。但這時,由于一胎政策已經形成了一批利益集團,他們千方百計的阻止人口政策調整:一有人提出中國不應繼續實施一胎政策,一有人說繼續實施一胎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利益集團就拿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當擋箭牌。在他們眼里,在他們的話語中,在他們所塑造的輿論氛圍中,好像一胎政策本身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誰也不能碰它。結果,許多人不敢談論人口,許多報紙不敢報道人口問題,許多網站封殺討論人口的帖子,許多出版社不敢碰討論人口問題的書籍。顯而易見,利益集團已經運用自身權力和強勢話語權控制了關于人口的輿論,并用這種方法成功的保護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時中國和中華民族也付出了代價。既得利益集團已經給給整個中國灌輸了這樣的思想:一胎政策就是基本國策,所以一胎政策的負面作用不容討論;當前人口政策就是基本國策,所以在人口方面不能報道相左問題;計生專家提出的生育率就是基本國策,所以多高生育率合適不容討論;因為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所以無論計生部門無論做什么都不能討論,否則就是質疑基本國策,就像質疑皇帝的新裝是犯罪一樣。儼然,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已經讓既得利益集團解釋成了為自己利益辯護的工具和萬能的擋箭牌。

一項基本國策,必有偉大的宗旨和深遠的意義。能寫入憲法的政策,必有深遠的內涵和科學的要義。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其宗旨是使人口與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相協調,使中國走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簡單的說,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是要使中國走科學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其宗旨和內涵與科學發展觀是一致的。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這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最基本的內涵和最核心的使命。為了科學認識和正確了解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為了不使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被少數人當做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為了中國的可持續性發展和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我們需要糾正一些最基本的認識。

首先,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是為了實現人口的可持續性發展,過高和過低的生育率都不是可持續發展的。人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主體和人類社會存在的載體,人口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細胞,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是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再生產,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發展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統一體。只有持續造人,才能持續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不可能有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和人口的科學發展是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工程,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確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第一標準,也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標準。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一個無法維持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必定使未來中國面臨重老齡化,必定會危害中國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使中國未來發展面臨嚴峻的人口結構形式。縱覽人類歷史,支撐一個國家實力增長的,在于其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能力。而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長期發展,又取決于人口再生產能力。從長遠看,人口再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變化。要保證中國的成功崛起,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保證中國相對于其他大國有足夠強大的人口再生產能力。很顯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隨著中國超低生育率的到來,一胎政策已經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對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需要重新討論人口政策。所以,中國人口政策應該討論。真理越變越明。討論人口政策,為中國制定一個更符合當前條件的人口政策,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可持續性發展發展宗旨對中國人提出的要求,誰不容討論誰就背離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

其次,計劃生育是有目的人口調控,它既可以是鼓勵少生,也可以是鼓勵多生,這要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來定,比如發達國家的計劃生育就是鼓勵多生。中國人有這樣一個誤解:誤以為計劃生育就是鼓勵少生。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計劃生育就是要通過人口調控來實現人口的可持續性發展,怎樣可持續性發展就怎樣調控。過高的生育率不是可持續的人口發展,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也是不可持續的人口發展,否則會有民族滅亡的危機,日本、韓國、歐洲等國家都有這樣的擔憂。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客觀數據顯示,我們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統計客觀數據顯示,我們的生育率也僅是1.33。人口專家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僅有4.7億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的總人口數量僅為2800萬!顯然,那怕中國現在有20億人口,中國人也應該有這種擔憂。所以,不要認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是要鼓勵少生,像發達國家一樣,未來中國計劃生育也要鼓勵多生,因為這本身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可持續性發展宗旨和富民強國目的的內在要求,不能理解這一點就是在誤解或曲解我們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

第三,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某一個時期的人口政策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在一定條件下的具體實施內容,但不等于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本身,它要隨著具體社會條件的變化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精神的內在要求而與時俱進的調整。當條件變了,由多生變成少生或不愿生,由高生育率變成低生育率,這時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內在的要求調整具體的人口政策,否則就違反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和宗旨。根據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查的客觀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根本不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91年就降到1.8,2000年降到1.22,這皆不屬于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水平。按照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和精神所提出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要求,中國也應該鼓勵生育了。但這時,既得利益集團不但不提鼓勵生育的事,反而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民族未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于不顧,千方百計的維護已經不符合歷史條件的一胎政策(或:一些已經不符合歷史條件的具體人口政策)。顯然,從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來講,計生委和人口專家中的一些人員已經違背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黨的宗旨20年!但在現實中,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卻把自己描繪成維護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受害者,中國人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政治覺悟。

同樣,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科學的,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可持續發展的,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符合當時條件與時俱進的,要有充分的討論,科學系統的論證。只有這樣,才能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才能體現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黨的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才能真正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否則,就會讓既得利益集團順利的掩蓋自己不可見人的目的,讓我們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成為他們手中為維護自身利益而玩弄的工具,損害我們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聲譽,危害我們黨和政府的形象,而我們的民族與國家卻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那點利益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無論是200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還是近幾年的人口抽查,客觀調查數據均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這已經完全不同于上世紀五六年代的人口狀況,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內在要求、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這時候就需要對人口政策進行大討論,制定一個更符合當前歷史條件、更符合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精神、更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與時俱進的人口政策。否則,我們就違背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違背了黨的科學發展觀,歷史也要罵/說我們不與時俱進了。 (完)(字數統計:5000字)

   

   文后語:

計生部門作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執行者,卻實際上最大背離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精神,在執行上成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最大玩弄者,并故意篡改曲解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精神,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卷成他們的權力大棒,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做成維護自身利益的萬能擋箭牌。

他們收斂巨財,強制殺死腹中胎兒(國家明文規定這是違法的),篡改人口數據,還把民族與國家因他們的利益而付出的代價說成是功勞。其行令人發指,但我們反對他們的人卻無可奈何。因為計生委有權力,更重要的是計生委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曲解篡改打造成了維護自己利益的萬能擋箭牌。政治與經濟已經改革開放30年了,關于社會主義的真理也已經辯論過30年了,但人口領域一直未能改革開放,仍然充滿簡單而又愚昧的思想,依舊思想禁錮。為什么???就是計生委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玩弄成了自己手里的權力大棒和萬能擋箭牌,既能棒打別人又能盾擋攻擊,我們再愛國再吶喊也無可奈何!!!可悲啊!!!但是,計生部門得意的背后,我們的民族、國家、社會、民眾卻付出慘痛的代價:中國新生兒占世界的比重已經降到10%,而且仍在降低,我們的民族為此付出慘痛代價;孩子是國家的希望,現在的孩子是國家未來的力量,但中國未來的力量卻一天一天的在削弱,中國崛起的人口根基在一分一秒的受損,我們國家為此付出慘痛代價;除二胎試點地區和計劃生育較松的新疆西藏外,中國新生兒性別比持續失衡,未來5000萬光棍現在還要每年增加120萬,則對應每天有3000女胎兒被殺,我們未來的社會為此付出慘痛代價;一個孩子養兩個父母四個爺爺輩是負擔沉重的,各色罰款和賄賂成本在每天壓迫著人民,每天都發生著獨子死亡而父母老無所依,我們的民眾為此付出慘痛代價。

科學理解基本國策,走出人口思想誤區  

劉忠良  

   

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深入推行,1978年,“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寫入了憲法。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計劃生育成為一項國策,被寫入憲法已經有32年了,黨把它明確定位基本國策也已經有28年了。但現在多數中國人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誤解十分嚴重。為科學理解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也為了貫徹科學發展觀,我們需要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有一個更科學的認識。

一項基本國策,必有偉大的宗旨和深遠的意義。能寫入憲法的政策,必有深遠的內涵和科學的要義。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其宗旨是使人口與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相協調,使中國走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比如憲法第25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簡單的說,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是要使中國走科學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其宗旨和內涵與科學發展觀是一致的。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這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最基本的內涵和最核心的使命。為了科學認識和正確了解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為了不使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被少數人當做維護利益的工具,為了中國的可持續性發展和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我們需要糾正一些最基本的認識。

首先是概念的誤解。所謂計劃生育,就是有目的有計劃的調控人口發展,與無計劃的人口發展相對應。既然是計劃,它既可以是計劃增加,也可以是計劃減少;既可以是鼓勵少生,也可以是鼓勵多生,這要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來定,比如發達國家的計劃生育就是鼓勵多生。所以計劃生育有兩種:鼓勵生育型計劃生育和抑制生育型計劃生育。中國人有這樣一個誤解:誤以為計劃生育就是鼓勵少生。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計劃生育就是要通過人口調控來實現人口的可持續性發展,怎樣可持續性發展就怎樣調控。長期過高的生育率不是可持續的人口發展,而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也是不可持續的人口發展,否則會有民族滅亡的危機,日本、韓國、歐洲等國家都有這樣的擔憂。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客觀數據顯示,我們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統計客觀數據顯示,我們的生育率也僅是1.33。人口專家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中國僅有4.7億人,到2300年中國的總人口數量僅為2800萬!顯然,那怕中國現在有20億人口,中國人也應該有這種擔憂。所以,不要認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是要鼓勵少生,像發達國家一樣,未來中國計劃生育也要鼓勵多生,因為這本身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可持續性發展宗旨和富民強國目的的內在要求,不能理解這一點就是在誤解或曲解我們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

其次是對人口方面的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了解不清楚。人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主體和人類社會存在的載體,所以人口是經濟、社會、民族與國家的有機體。只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因而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和人口的科學發展是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工程,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確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第一標準,也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標準。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一個無法維持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必定使未來中國面臨重老齡化,必定會危害中國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使中國未來發展面臨嚴峻的人口結構形式。很顯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隨著中國超低生育率的到來,一胎政策已經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對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需要重新討論人口政策。所以,我們應該根據客觀條件的變化重新討論具體的人口政策應該如何轉變。真理越辯越明,討論人口政策,為中國制定一個更符合當前條件的人口政策,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可持續性發展宗旨對中國人提出的要求,否則我們就背離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

再次,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某一個時期的人口政策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在一定條件下的具體實施內容,但不等于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本身,它要隨著具體社會條件的變化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精神的內在要求而與時俱進的調整。所以,鼓勵少生不是基本國策,當前人口政策不是基本國策,一胎政策本也不是基本國策,否則那就是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僵化理解了。而討論當前人口政策是否還適宜、是否放開生育或放開二胎、是否鼓勵生育,都不能阻止或蓋上反對基本國策的帽子,因為這本身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可持續發展內涵和黨的科學發展觀對中國人提出的內在要求。當條件變了,由多生變成少生或不愿生,由高生育率變成低生育率,這時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內在的要求調整具體的人口政策,否則就違反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和宗旨。根據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查的客觀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根本不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91年就降到1.8,2000年降到1.22,這皆不屬于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水平。按照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和精神所提出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要求,中國也應該鼓勵生育了。

同樣,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科學的,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可持續發展的,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符合當時條件與時俱進的,要有充分的討論,科學系統的論證。只有這樣,才能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才能體現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黨的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才能真正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無論是200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還是近幾年的人口抽查,客觀調查數據均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這已經完全不同于上世紀五六年代的人口狀況,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內在要求、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這時候就需要對具體人口政策進行討論,制定一個更符合當前歷史條件、更符合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精神、更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與時俱進的具體人口政策。否則,我們就違背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違背了黨的科學發展觀,歷史也要說我們不與時俱進了。(完)

(字數統計:2500字)

   

   

文后語:  

建國后,隨著戰爭的結束和和平的到來,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新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迎來了二戰后的人口增長高峰。其實,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并未發生多大變化,但建國后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發展和建國后醫療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使我國的兒童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均壽命快速提高,使中國的人口再生產狀況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迅速轉變為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由此中國人口快速增長。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后,人口的快速增長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注,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大三次會議(擴大)的講話中提出抓人口問題“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的設想。1953年的《農業發展綱要》首次寫入了計劃生育內容,計劃生育開始在一些地區進行試點。從1959年開始,出現了三年自然災害,出生率急劇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現了不正常的人口負增長,計劃生育暫時被擱置。到1962年,自然災害結束后中國出現補償性人口生育高峰,于是黨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國務院于1971年批轉了《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到1978年,“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寫入憲法,計劃生育此后就成為了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由于60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初國家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并且計劃生育工作逐步增嚴,總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從1970年的5.8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80年的2.24,生育率僅處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由于發達國家的嬰兒兒童死亡率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為2.1,但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就比這高),和其他曾經實施計劃生育的國家一樣,下一步的計劃生育工作就是防止生育率下滑到過低的水平(注:計劃生育既可以是鼓勵少生,也可以是鼓勵多生,并不是計劃就要減少,也可以是計劃增加)。由于當時中國的人口結構十分年輕,人均壽命快速延長,絕大多數國民離預期壽命年齡還很遠,這種人口狀況決定當時中國即使一個孩子不生人口也能增長幾年。就是這種人口結構,雖然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依舊使中國人口數量因壽命的延長而保持較快增長。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前的35歲提高到現在的72歲,也就是說中國孩子一個不多生,中國人口也會因壽命延長而增加一倍——即由5.5億變成11億。但這時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在中國其代表人物是馬寅初)在中國盛行,國際人口控制思潮也對中國產生一定影響,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于1974年12月10日頒布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口削減戰略——《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影響》也實施起來并通過各種傳途徑影響中國人的人口思想。受這些思想的影響,當時計劃生育主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一胎政策總設計師宋健等認為中國必須實施一胎政策才能解決人口問題,否則中國將面臨人口爆炸而不可收拾。宋健、田雪原等專家認為如果按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年中國人口要超過14億,205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40億;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后,才能停止增長。其實這種預測既是不科學的也不符合事實的,比如他們說“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后才能停止增長”,這是十分明顯的錯誤。但這些專家的人口預測在當時引起人口學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動,一些人甚至產生了中國要為此大動亂的恐慌心理。事實上如果考慮到70年代中國生育率的急劇下降、經濟社會發展對降低生育率的強烈作用(這是已經被世界各國的人口發展史所證明的客觀規律)、當時人口結構對人口增長的影響和科技進步對土地人口承載能力的提高,本不應該引起恐慌。但由于當時國民和決策層對人口問題了解不深,而且切身的體會到當時的人口快速增長,在人口恐慌之中一些專家的主張很容易成為國家的政策。

事實上,在一胎政策的執行中,一批人獲得了很大的權力和利益,比如罷官和撤銷國家飯碗的巨大權力,巨額罰款收入,大量灰色收入等,半月談2009年第8期就報道了一名鄉干部自曝地方計生成為當地最油水最風光最想進的政府部門。實際上,一胎政策是對計生部門的大擴權,賦予了計生部門很大的權力和巨大的利益,由此一胎政策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甚至置民族與國家利益于不顧而千方百計的維護一胎政策。姑且不論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正確性,據2000年人口普查客觀數據顯示,到了1991年中國總和生育率降到1.8,1995年降到1.48,2000年降到1.22,一胎政策也已經超額完成了歷史使命。這時中國計劃生育的任務不再是控制多生——因為多生的前提已經不存在了,而是應該挽救低生育率、鼓勵多生。但這時,由于一胎政策已經形成了一批利益集團,他們千方百計的阻止人口政策調整:一有人提出中國不應繼續實施一胎政策,一有人說繼續實施一胎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利益集團就拿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當擋箭牌。在他們眼里,在他們的話語中,在他們所塑造的輿論氛圍中,好像一胎政策本身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誰也不能碰它。結果,許多人不敢談論人口,許多報紙不敢報道人口問題,許多網站封殺討論人口的帖子,許多出版社不敢碰討論人口問題的書籍。顯而易見,利益集團已經運用自身權力和強勢話語權控制了關于人口的輿論,并用這種方法成功的保護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時中國和中華民族也付出了代價。既得利益集團已經給給整個中國灌輸了這樣的思想:一胎政策就是基本國策,所以一胎政策的負面作用不容討論;當前人口政策就是基本國策,所以在人口方面不能報道相左問題;計生專家提出的生育率就是基本國策,所以多高生育率合適不容討論;因為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所以無論計生部門無論做什么都不能討論,否則就是質疑基本國策,就像質疑皇帝的新裝是犯罪一樣。儼然,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已經讓既得利益集團解釋成了為自己利益辯護的工具和萬能的擋箭牌。  

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某一個時期的人口政策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在一定條件下的具體實施內容,但不等于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本身,它要隨著具體社會條件的變化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精神的內在要求而與時俱進的調整。當條件變了,由多生變成少生或不愿生,由高生育率變成低生育率,這時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內在的要求調整具體的人口政策,否則就違反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和宗旨。根據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查的客觀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根本不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91年就降到1.8,2000年降到1.22,這皆不屬于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水平。按照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和精神所提出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要求,中國也應該鼓勵生育了。但這時,既得利益集團不但不提鼓勵生育的事,反而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民族未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于不顧,千方百計的維護已經不符合歷史條件的一胎政策。顯然,從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來講,計生委和人口專家中的一些人員已經違背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黨的宗旨20年!但在現實中,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卻把自己描繪成維護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受害者。

計生部門作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執行者,卻實際上最大背離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精神,在執行上成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最大玩弄者,并故意篡改曲解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精神,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卷成他們的權力大棒,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做成維護自身利益的萬能擋箭牌。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她的根基是什么?我想,它不是領土,因為若無人,再大的領土也沒有意義。我想,它不是資源,因為若無人,再多的資源也沒有意義。我想,它也不是制度與文化,因為若無人,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文化也沒有任何意義。我認為,它是人。又由于決定人口的主因是原人口數量、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鼓勵或抑制生育),所以我進一步的認為,它是人口、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人口與生育,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根基。歷史上,曾有90%的氏族因人口太少和生育不足而滅絕了。物質財富是人生產的,科技是人研發的,軍事是人裝備的,民族與國家的力量是以人為基礎的。人是一切的創造者和最終所有者,人口是民族與國家的力量之源。沒有人口就不能稱為國家或民族,沒有生育就不會有國家與民族的延續。歷史的演變一再證明,人口與生育才是一個國家的根基。沒有人,能談什么?什么都不能談。人的力量才是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力量。所謂物質力量,那都是暫時的,那都是人創造的。有了人,什么都可以有;沒有人,什么擁有的東西都會失去。縱觀人類歷史與未來發展趨勢,一切經濟的優勢都會成為過去,一切科技的先進都會落后,一切軍事的強盛都會衰落,一切國力的強大都會被送進歷史的課本,只有子孫興旺延綿不斷的民族才是永恒的。只要人在,一切還有機會;缺乏人口,一切機會都不屬于你!人在,機會便在!人在,機會在,強盛的希望便在!古今中外五千年的歷史表明:人旺人強,她一定會強;人衰人弱,她一定會弱!歷史的機會總是大而重,歷史的機會最終只屬于擁有強大人口與生育的民族。缺少人口,缺少孩子的民族,要么走向消亡,要么逐漸淡出。

任何一個民族,只要他的人口與生育文化雄立不倒,哪怕她被打倒一萬次,她還能站起來繼續跟你打;如果他的人口和生育文化萎縮倒下了,你打他一次,他就完了。眾多人口與強勁生育文化,才是一個民族最持久的生命力。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留著人口在,不怕沒機會(翻身、發達);留著孩子在,不怕沒希望(翻身、發達)。青山不再,柴火必盡;人口不再,族火必衰;孩子不再,希望必失。

以色列雖然打贏了五次中東戰爭,但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族的比例在不斷的升高,幾十年后以色列的猶太人將成為少數民族,最后猶太人打來的土地都成為阿拉伯人的了,結果阿拉伯人用生孩子的方式不戰而勝。為什么以色列那么強,打了一次又一次勝仗,卻始終不能擺脫滅亡的可能陰影?而阿拉伯人那么弱,敗了一次又一次,可以色列卻無論如何連滅掉阿拉伯的可能都沒有呢?不正是因為阿拉伯人多和阿拉伯的生育率高嗎?因為阿拉伯人多、生育率高,所以他們能在失敗一次又一次后而卷土重來。而以色列因為人口少生育率低,所以不管贏多少次,只能爭扎求存,只要輸一次,就是亡國滅種!這就是人口與生育的意義。

許多中國人認為中國人喜歡生孩子,尤其是認為漢人喜歡生孩子,所以必須對其進行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才能解決中國人口問題。但在全世界的現實表明,現在中華文化圈和漢人最不愿生孩子。縱觀全球各國各地區,華人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體。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09年的《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數據顯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個婦女生2.6個孩子,發達國家為1.7個,欠發達國家為2.7個,最不發達國家為4.6個,而扣除中國后的欠發達國家為3.1個。在已經大力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09年臺灣澳門總和生育率僅為1.0,香港也僅為1.1,連排世界倒數前三名。縱覽世界現實,豈能說中國人或漢人喜歡生孩子?現在漢族生育率僅1.2左右,這意味著漢族人每過一代人口大約減少45%,7代之后(約200年)人口減少為原來的1.5%(大約1800萬人),10代之后(約300年)人口減少為原來的0.25%(大約300萬人),況且還是老齡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兒比例極低。也就是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漢族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可以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弱小民族,漢族幾千年來建立起來的民族人口基業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毀掉。漢族的生育文化是古代先賢通過“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養兒防老”、“傳香火”、“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等思想文化元素策劃出來的。但是,這些傳統思想文化幾乎已經全部被戴上“思想落后”的帽子,被中國人自己嚴重破壞。在思想大解放、社會道德墮落、計生宣稱鋪天蓋地、現在經濟社會運轉機制和社會養老的作用下,漢族的這些傳統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經流失殆盡,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沒有形成,必然導致漢族生育率處于危險的超低水平。漢族人喜歡生孩子,早已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五千年來,我們中華民族,尤其是主體漢族,歷經入侵,歷經戰亂,歷經災難,多次亡國,多次瀕臨亡族,多次損失慘重。但我們卻敗而不亡(亡國),亡(亡國)而不死(民族仍延續),損而不折,依舊頑強的生存延續著,難道不是因為我們人口眾多、生育文化強勁嗎?眾多人口讓我們經得起戰亂,經得起損耗,經得起折騰;強勁的生育文化讓我們在戰亂之后、巨損之后、折騰之后隨即補充眾多的年輕人口,讓我們依舊有力量依舊頑強的生存著。這就是我們敗而不亡,亡而不死,損而不折,五千年來強勁延續下來并最終成為勝利者的秘密所在。但是,讓我們民族尤其是讓漢族倔強延續的強勁民族生育文化卻已經離我們遠去了!  

人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主體,人是人類社會所有競爭活動的承擔者,人是人類社會所有實力的最終承載者,人是人類社會一切的創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所有力量的最終源泉,因而人口實力(指包括數量、質量和結構三位一體的人口。以下皆同)是民族與國家實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與國家力量的源泉和實力的載體。

人是力量的源泉和承載者,人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和擁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識技術和物質資源使用無國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實力和財富。未來大國長期競爭的實質不是經濟的競爭,也不是科技的競爭,更不是軍事或政治的競爭,因為這些競爭歸根結底都只是人的競爭,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競爭。未來大國長期競爭的實質是創造競爭主體——人口的競爭。由于相互學習和不斷發展,后發國家和地區人口素質的提高會使世界各國人口素質具有趨同趨勢,未來很難再有今天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巨大人口素質差別。當人口素質的鴻溝消失時,人口數量和結構就是人口實力的一切。創造和吸引競爭的主體——人口,才是未來大國最根本的競爭。保持或促進人口再生產能力的發展將是未來大國競爭中最具根本性的競爭。由于相互學習和發展,制度因素趨于同質化,經濟基礎差別鴻溝消失,人口因素將更趨于主導地位和決定性地位。在人口這個競爭上勝利了,其他方面的競爭就跟著勝利了。而在人口競爭上失敗了,其它一切就必然失敗。無論過去他多么強盛多么輝煌,人口競爭的失敗將注定一切的失敗。失去人口,所有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成果(主要是知識技術)只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

隨著世界融合的不斷發展和世界資源貿易(包括間接資源貿易——除直接資源貿易外的其他實物貿易和所有起到資源轉移作用的非實物貿易。幾乎可以說所有非實物貿易也在發揮轉移資源的使用,如電力貿易、技術貿易等,因為電力、技術等的生產過程也需要資源的消耗)的持續擴大,單個國家的資源越來越變成世界的資源。而我們中國少生孩子無論是節約中國的資源還是節約了世界其他國家的資源,其實只不過是把我們中國少生孩子節約資源服務于其他國家的人口,是以消弱中國而強大他國。世界其他國家皆不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世界其他國家皆不實施強制的計劃生育減少人口,為何我們中國要如此“奉獻世界”呢?憑什么讓中國獨自做這個強他人弱自己的“世界君子”? 所謂“少生4個億推遲世界65億日人口4年到來”對世界貢獻巨大的說法是十分愚昧的,即便是中國從1980年一個孩子不生也僅能推遲世界65億人口日8年到來,但世界65億人口日還會在2010年出現。而此時,中國最年輕的育齡婦女也已經40歲了,中國作為一個民族也幾乎快失去了生育能力。

人口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是社會經濟的細胞和存在基礎。若制度等基本不變,則人口發展變化主導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變化,經濟社會變化主導一個國家的各方面變化,進而主導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變化。人口主導大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大國經濟變化主導世界經濟變化,大國經濟競爭主導世界經濟格局轉變,因而人口最終主導世界經濟格局的轉變和大國的起落沉浮,新興國家的崛起實質是人口力量的崛起和爆發。加拿大領土面積比中國大,沒有人說加拿大崛起;澳大利亞比印度領土面積大,沒有人說澳大利亞崛起。由人類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無論看中國、印度或者說巴西,當今大國崛起的實質是人口大國的人口力量不斷被釋放出來,從而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任何國家崛起的根基在人口,這是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的。

無論是經濟的競爭,科技的競爭,或軍事的競爭、政治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一切國家的競爭都必須由人來進行。因而國家間競爭的實質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作為國家整體的人,就是人口,它包括人的數量、質量和結構,因而國家間競爭的實質就是人口的競爭(暫不考慮制度等因素,或認為制度是同質的或制度的結果是同質的),人口是國家競爭力量的唯一真正源泉。保持強大的人口實力,是國家強大的根本保障,是國家未來競爭的根本保障,是中國崛起最根本最基礎的保障。

為進一步了解人口問題,首先介紹一下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個育齡婦女一生的生育數。如果一個社會長期處于人口數目不變的狀態,那么這個數字自然就是2,也即是生育率(本書以下所說的生育率皆是指總和生育率)處在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但是考慮到新生兒成長到生育期之前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最終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這個數字會高于2。在經濟發達、社會保障比較好、性別比正常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比如西歐國家、日本、中國港澳,這個數字是2.1;而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經濟落后、醫療保障差、性別比嚴重失衡的國家,這個數字要高得多,如中國需要在2.3以上,更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需要2.5到3.3個左右。由于有的人不愿生孩子或不育,有的人只生一個,并且孩子無法完全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所以一般國家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比如說1/3的夫婦生3個,1/6的夫婦生2個,1/6的夫婦生1個,1/6的夫婦由于不育或不愿生育從而一個不生(中國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婦不育,而且還在增加),最后剩下的1/6夫婦生4個及以上(按4.5個計算),則1/3×3+1/6×2+1/6×1+1/6×0+1/6×4.5=2.25,暫時還達不到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等到性別比正常、兒童死亡率下降以后可以達到)。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人口將不斷萎縮,直到種族滅亡。但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統計,我們的生育率也僅是1.33。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05年的《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數據顯示:2005年全球平均每個婦女生2.6個孩子,發達國家為1.5個,發展中國家為2.8個。2005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

低生育率有多大危害呢?為簡化分析,我們首先假設新生兒性別比是100:100,兒童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每過30年為一代人。如果生育率是1.0,假設第一代是800萬人,則第二代是400萬人,第三代是200萬人,以此類推。可以簡單的認為這時的人口結構是800:400:200,總人口是1400萬人。而30年后人口結構為400:200:100,總人口是700萬人。可見,1.0的生育率可以使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0%,90年后人口減少到原來的1/8(即12.5%),180年后減少到原來的1/64(不足1.6%),300年后減少到原來的1/1024(不足0.1%)。如果中國每個婦女只生一個孩子,則7代人之后(約210年)中國人口就會從目前的13億降到1000萬,再過7代人的時間就會再下降到不足8萬,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幾乎可以說就已經絕種了。事實上,新生兒性別比不可能是100:100,兒童不可能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大約至少0.1的生育率是無效的(隨社會發展程度而不同,發展中國家則比這要高)。也就是說1.1的生育率就可以使人口每過一代就減少一半。如果是1.2的生育率,則每過一代人口減少45%。如果是1.3的生育率,則每過一代減少40%。以此類推,1.4的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35%,1.5的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30%,1.8的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15%,而2.1的生育率在發達國家則可以維持人口世代不變。

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統計,我們的生育率也僅是1.33。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僅有4.7億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的總人口數量僅為2800萬!若在此基礎上再過一二百年,中華就接近亡族了。以這樣的人口形勢下去,我們中華民族何談復興世界第一?

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萬;2003年1‰調查顯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萬。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轉型,房價和養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別比失衡的持續發展,2001-2010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會比2000年及以前進一步的減少。扣除死亡、不育、單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幾年來每年新生可以為中國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萬。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萬左右。也就是說今后每年實際加入生育隊伍的育齡婦女將從2015年及以前的1200萬左右快速下降到2025年左右的500萬。中國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將從2010年的1.1億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億,到2023年只有0.65億了。現在在大力鼓勵生育的情況下,香港每個婦女只生育1.1個孩子,臺灣澳門只生育1.0個孩子,韓國只生育1.2個孩子。考慮到中國大陸的生育文化破壞遠比港澳臺和韓國嚴重,中國又處在急速的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和高房價高醫療高教育成本的時代,生活工作壓力極大,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和養育能力只會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勵生育,中國大陸的生育率依舊會非常低,港澳臺和日本韓國等國家現實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現在不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勵,那我們很快就會錯失時機。現在每年進入生育階段的育齡婦女是1200萬左右,但每年新生兒童數量還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遲疑下去,到時候每年進入生育階段的育齡婦女只有500萬,那時候我們每年新出生兒童數量會達到世界的4%嗎?一個一直占人類人口1/3左右的偉大民族將快速的衰落,我們中華民族還何以立于世界強族之林?80后是中國的最后一次嬰兒潮,如果錯過了,中華民族也許真的要萬劫不復了。

人口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細胞,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是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再生產,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發展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統一體。只有持續造人,才能持續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不可能有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確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第一標準,也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標準。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一個無法維持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中國現行僅為1.38的政策生育率和自1990年代以來的超低生育率是不可持續發展的人口再生產,必定使中國面臨重老齡化,必定會危害中國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使中國未來發展面臨嚴峻的人口結構形式。很顯然,中國人口政策已經到了需要徹底改變的時候,而不是一味的要少生孩子。像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國家一樣,中國也已經到了需要大幅轉變人口政策的時候。

人口是一個民族與國家的力量之源,中華民族要復興,中國要崛起,最根本的是要維持這個力量之源的強大。支撐一個國家實力增長的,在于其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能力。而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長期發展,又取決于人口再生產能力。從長遠看,人口再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變化。要保證中國的成功崛起,必須保證中國相對于其他大國有足夠強大的人口再生產能力。沒有足夠的人口再生產能力做支撐,中國崛起就無從談起。

 但是,在這個時候,計劃生育既得利益集團仍千方百計的阻止人口政策的調整,許多國民因對人口的錯誤認識卻看不到中國超低生育率的危險,依舊認為中國人口多麻煩重重。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人是社會存在的載體,人口問題的變化必然要引起其他各方面的變化。中國超低的生育率,必然會危害到中國的各個方面。

計生委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曲解篡改打造成了維護自己利益的萬能擋箭牌。政治與經濟已經改革開放30年了,關于社會主義的真理也已經辯論過30年了,但人口領域一直未能改革開放,仍然充滿簡單而又愚昧的思想,依舊思想禁錮。為什么???就是計生委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玩弄成了自己手里的權力大棒和萬能擋箭牌,既能棒打別人又能盾擋攻擊,我們再愛國再吶喊也無可奈何!!!可悲啊!!!但是,計生部門得意的背后,我們的民族、國家、社會、民眾卻付出慘痛的代價:中國新生兒占世界的比重已經降到10%,而且仍在降低,我們的民族為此付出慘痛代價;孩子是國家的希望,現在的孩子是國家未來的力量,但中國未來的力量卻一天一天的在削弱,中國崛起的人口根基在一分一秒的受損,我們國家為此付出慘痛代價;除二胎試點地區和計劃生育較松的新疆西藏外,中國新生兒性別比持續失衡,未來5000萬光棍現在還要每年增加120萬,則對應每天有3000女胎兒被殺,我們未來的社會為此付出慘痛代價;一個孩子養兩個父母四個爺爺輩是負擔沉重的,各色罰款和賄賂成本在每天壓迫著人民,每天都發生著獨子死亡而父母老無所依,我們的民眾為此付出慘痛代價。

面對如此,作為中國的一員,作為炎黃子孫,作為愛國有責任感的我們:我們應該做什么,我們力所能及能夠做什么?但我的文章沒有一個報社敢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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