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彈財富二次分配
　-----之被遺忘的下崗職工？

　　近期，“民工荒”、財富二次分配、調整收入分配的話題是怎一個“熱”字了得，再加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會上指出：“要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加城鄉勞動者勞動報酬，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也先后提及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同時，2月27日下午溫家寶總理在與網友在線交流時表示，“一個社會當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這個社會也是不穩定的”，并強調“分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是政府的良知”；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作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時說：“厚民生才能聚民心，順民意才能保民安。”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指出：“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由此使得輿論對“民工荒”，國民如何分享財富分配的關注和熱議持續的升溫。

　　據報道，“對于絕大多數中低收入民眾來說，勞動力收入是其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甚至是多數人唯一的財富收入來源”；央行2008年四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也指出：“2007年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至57.9%。而在美國，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高達70%。”而眾多已公布的資料也顯示，我國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不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次分配其比重均呈不斷下降走勢，基尼系數、兩極分化也是相當嚴重的。

　　或許是因為近期所謂“民工荒”的緣故吧，財富二次分配的“蛋糕”向“農民工”傾斜的呼聲頗高，或讓什么８０后、９０后“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就是分享成果了，等等。原因是我國今日的經濟成就，與億萬進城務工的農民有著密切的關系，在經濟危機中，他們對我國的經濟復蘇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耐人尋味的是，幾乎眾多的矛頭都指向了現存的央企和某些地方國營企業，曰為：全民分享國企的“壟斷利潤”。但是，怎樣的分享呢？幾乎又是什么深化改革，允許私、民營資本進入這些領域，等等。可這樣一來，不就成為了私、民企老板們分享財富二次分配的“蛋糕”，廣大人民群眾只不過是在分享“畫餅”嗎？

　　有意思的是，不論是建議我國借鑒日本196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十年計劃”以提高國民收入，進而啟動內需，縮小收入差距、平息社會階層矛盾、促進消費結構變化，還是如題為《同班同學畢業10年收入差10倍 折射收入分配懸殊》等報道所敘述的收入差距，或是什么“劉易斯拐點”，或所謂的什么“人口紅利論”，似乎都在有意無意的，或刻意的回避其弊端和原國營、集體、街道企業普通職工，下崗（失業）、買斷工齡“被自由職業者”職工如何來分享財富二次分配的問題；亦或者說，這個財富“蛋糕”有他們的份嗎？

　　據資料介紹：“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實施后的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超過計劃規定的目標；實施計劃的第七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1倍；人均國民收入按市場價格計算，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間實際工資平均增長83％ 。1970年該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后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于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貨膨脹 、兩極分化、大都市人口過密化和農村人口過疏化等問題愈益嚴重。”

　　那么，我國的現狀是什么呢？是不是在大多數國民的收入還沒有怎么增長的情況下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大都市人口過密化、農村人口過疏化＼老小化了呢？是不是還有教育、醫療、住房“大山化”呢？是不是還成為了奢侈品消費第二的國家了呢？一些城市是不是已擁堵不堪了呢？在如此不同的情況下實施如日本那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不是不僅不能使得普通國民的收入有所增長和化解、緩解各種業已突出的矛盾，反而會加速擴大現存在的各種問題呢？因為，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企業的責任與國家的責任基本上是等同的；也就是說，國家在讓利的同時，無論是其國有還是私有企業，提高普通職工薪酬、福利和勞保待遇等是一種常態。同時，諸多大中型私有企業還提出了一個企業是職工的家的經營觀念（這個觀念還真有些國營、集體企業的味道），或也可以稱之為是日本版的企業與職工同命運，共呼吸吧；或也可以說，“家”的經營、管理觀念成就了眾多日本企業現在的巨大成果。

　　而“劉易斯拐點”又是一個什么概念呢？據資料介紹：“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后再也沒有富余勞動力了。”那么，為什么從事農業的人要非農產業轉移呢？“農業部門人口多、增長快，由于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其邊際生產率非常低甚至為零，農業部門出現大量勞動力剩余。此時，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將涌入大量勞動力至工業部門，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在此，最為關鍵的是“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將涌入大量勞動力至工業部門”這個前提條件。可我們現在的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嗎？即使是提供了，又是否能夠維持其在工業部門扎根、娶妻生子呢？由此來看，我們的一些所謂“用工荒”的地區、企業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劉易斯拐點”所論述的最基本的特征呢？沒有這個特征，又哪里來的“劉易斯拐點”論呢？

　　曾幾何時，某小品臺詞“我不下崗誰下崗！”真實的寫照了我國原國營、集體、街道企業職工下崗自謀職業的現實情景，那時的“下崗”，準確的說應該是“待崗”（除了破產倒閉的企業），意為國家和企業在經濟轉型、改制，或產業升級、換代中遇到了困難，因此需要企業職工從大局出發共度時艱，待企業好轉了，或財富“蛋糕”做大了，“下崗”的職工再上崗，或者是在招收新職工時“待崗者”優先上崗。然而，現實卻演變成為了下崗即成為了失業和買斷工齡，即所謂的減員增效。可其實質不如說是以低工資、低福利和勞保（甚至是沒有）來換取利潤，并冠以什么先進的成本管理之類的名頭；而要想上崗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須重新簽訂勞動合同，待遇幾乎同農民工一樣，可農民尚有土地來平衡，城市職工又能拿什么來平衡呢？難道現實不是這樣的嗎？或許，豐田的“召回門”事件，以及隨后發生的幾家世界著名汽車企業的產品召回事件，能夠讓此類的所謂“先進”進入歷史的塵埃中。至此，大量的派遣工、農民工進入到了非農部門中，可這種現象與“劉易斯拐點”論基本沒有什么關系，也是為什么我們的普通職工的薪酬比印度還要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說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對我國的經濟復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的話，那么，下崗失業的國營、集體和街道企業的職工，是不是對我國經濟跨越式的發展和經濟騰飛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呢？退休的員工可以從提高了的退休金中獲取財富二次分配的“蛋糕”，可眾多的工齡很長卻上不著天（不夠退休年齡），下不著地（就業市場中的廢人），又將以怎樣的形式分享這二次財富的“蛋糕”呢？

亂彈財富二次分配
　　------之切蛋糕

　　新年伊始，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發表談話明確指出，要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切實改變、扭轉勞動報酬低的問題。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域十多年來，勞動者報酬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時的1980年之17％不斷下降到2007年的11％。”也就是說，在國家與國營、私營企業財富“蛋糕”越做越大之際，企業職工的薪酬呈現出的卻是下降走勢，因而這財富二次分配改革的“蛋糕”說到底是一個怎樣“切”、怎樣“分”的問題吧，或是人人平均分還是有所傾斜和有所關照呢？

　　如當讓一部分地區和少數人先富起來，并形成先富帶后富成為了改革的一個指導方針后，以深圳為代表的諸多沿海地區成為了我國先富的排頭兵。2月28日發布的《中國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發展報告》顯示：“中國多個經濟大省的經濟總量已超過G20部分國家；2008年廣東省的經濟總量已超過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在G20各國中可排到第16位。除了廣東，江蘇、山東和浙江等省的GDP也超過了G20部分國家。”對此，輿論發出了“經濟大省‘富可敵國’，社會福利呢？”之追問。然而，問題的關鍵是不是還在于：這些先富起來的地區又帶動了幾個后富地區了呢？以極低的價格，甚至是“零轉讓”獲得了國營、集體和街道企業的私營等資本又帶動了幾個后富人呢？

　　又如，資料介紹說：“‘五一勞動獎章’和‘五一勞動獎狀’是中國工人階級最高獎項之一，1989年全國勞模大會籌委會硬性規定：在各地評選的人員比例中，一線工人不得少于32%。”應當說榮譽也是一種財富，可如今這個財富企事業單位的純一線職工又分得了多少呢？是不是面對著榮譽這個財富，我們又都成為了工人階級中的一員，進而實實在在的將“32%的蛋糕”分切走了呢？

　　耐人尋味的是，曾幾何時，我們眾多的主流經濟專家、教授，什么社會精英一直在不厭其煩的大肆鼓吹薪酬應該向國企管理層傾斜，或管理層持股，或什么ＭＢＯ，高薪攬才等等；可要扭轉勞動報酬低和進行財富二次分配了，怎么又開始非常籠統的大肆抨擊起國企職工薪酬、福利、勞保等高來了呢？可反過來，幾乎還是這些人，卻又對私企職工的低薪籌、低福利和低勞保，超時加班，甚至是“血汗工廠”、“包身工”和“黑磚窯”的重現，以及對題為《江蘇某工廠下班女工解褲腰帶安檢 不堪侮辱辭職》、《大學生臥底打工迪士尼代工廠 曝其勞工工傷頻發》等問題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且還時不時的抨擊一番《勞動合同法》... ...這是不是才是真倒退呢？因此，面對著我國做大了的財富“蛋糕”，他們的財富二次分配向“農民工”傾斜論、什么賠償論等是不是又會成為一種道具，最終演繹為切下來的“蛋糕”“掉”到自家的盤子中呢？

　　題為《墨電信大亨全球最富 中國富豪數量僅次于美國》一文道：“201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10日在紐約發布，墨西哥電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赫魯成為全球首富，而比爾·蓋茨則從榜首位置跌落到第二。這也是近三年來世界首富的第三次易主。在新公布的排行榜中，來自中國（包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的富豪共有107名，上榜人數首次達到第二，僅次于美國。...中國大陸富豪們的表現尤為搶眼，從2009年的28人增加到了今年的64人。”大陸富豪是很搶眼了，可其普通職工的收入是否也搶眼呢？因為，從一些公開的資料上可以看到，世界富豪所控股＼或所在企業的普通職工的薪酬也是很搶眼的，并且也是隨著企業財富的不斷增長基本上隨著同步增長，也就是說財富的共享。而我們不少富豪所控股＼獨股的企業中普通職工的收入多不會隨之增長吧？也正因為如此，才造成了題為《無錫一買家豪擲2千萬一次買22輛寶馬車引熱議》、或什么“富二代”問題，或大陸富豪海外狂賭、某企業家一擲萬金賭輸幾十億，或煤老板和一些富人成為了某種負面代名詞等問題層出不窮的一個重要成因吧。

　　由此就不由得聯想到了我們的證券市場，無論是什么性質的企業，“鐵公雞”比比皆是，且都說要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可最終損失慘重的卻又都是他們；而某些城市已經“富可敵國”了，回老家買房，“有錢人不想跟沒錢人住在一塊，沒錢人更不想跟有錢人住在一塊”等高論也隨之而來了。當美國華爾街的貪婪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后，窮人（納稅人）救助起了富人（銀行家），可金融危機稍微有所好轉，高薪、高獎金又加身到誰的身上了呢？真可謂，有難同擔，有福獨享呀。這是否對我國財富二次分配的“蛋糕”怎樣“切”有所啟示呢？

　　題為《分析稱國企高管與職工收入差距擴大至17.95倍》一文道：“統計顯示，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  員平均勞動報酬為2.9萬元。從事紡織業年均收入只有1.6萬元，而電信業和石油天然氣開采業都是4.6萬元，電  力業為4.2萬元。此外，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據上市公司年報分析，208家國企高管與—線職工的收 入差距，從2006年的6.72倍擴大到2008年的17.95倍。”而題為《財政部稱全國個稅納稅人僅9000萬 暫不調起征點》一文道：“據財政和稅務部門統計，目前起征點為2000元情況下，個人所得稅納稅人只有9000多萬，占比較低。‘如果起征點上調到3000或5000元，個人所得稅納稅人將減少到三五千萬人。’一位財政部官員說。”由此數據來看，眾多人士籠統的抨擊國企職工薪酬高是不是很不公正呢？反過來說，無視諸多私企、私有控股企業的普通職工低薪籌、低福利和低勞保，超時加班等問題，難道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義嗎？難道就是我們共享的“改革成果”嗎？難道就是某些人張口閉口的什么世界潮流、“普世價值”嗎？

　　我們的一些人士今天一個月沒有幾千元無法活了，明天一個月少了幾萬元無法生存了，后天再來個什么這了哪了的又如何如何了... ...那么，一個月只有百元、一千多元的廣大普通職工（包括什么農民工）又將怎樣的活、怎樣的生存呢？對中國經濟起到騰飛作用的、且還沒有什么保障的廣大下崗職工又將怎樣的生存呢？

　　而問題的關鍵或許還在于，眾多的央企、國營控股企業多已是上市公司，他們所獲得的利潤是不是首先應該是證券市場中的投資者分享呢？詭異的是，我們的一些媒體、專家學者、教授和諸多精英們，總是在不厭其煩的籠統抨擊國企職工薪酬高了、福利和勞保高了，諸如此類，可當養老、醫療等改革似乎要與企業接軌的風聲見諸媒體后，好家伙----如捅了“馬蜂窩”一般。不是這也高，那也高嗎，怎么要與企業接軌了，就一百個不愿意了呢？所以，當面對著題為《寧波代表曝國企干部退休金不足縣機關門衛一半》、《一個工薪家庭的收支賬本：每個月根本攢不下錢》、《居民收入僅占GDP43% 委員坦言降至歷史最低》等此類的報道，抨擊者們的“法眼”緊閉，三緘其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吧。

　　題為《全總：國企高管與職工收入差18倍 2成職工5年未加薪》一文道：“來自全國總工會的張世平委員發布了一項總工會關于職工收入的專項調查，據上市公司年報分析，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調查顯示，兩成職工5年間從未漲過工資＼調查顯示，被調查職工月均工資2152元，為全國城鎮在崗職工月均工資88%。其中低于此標準的占67.2%；低于標準50%、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的占17.3%；低于最低工資標準、每月只拿幾百元的占4.8%。”對于此調查，我們又將做何感想呢？

　　百思不得其解和要領的是，一些人士每月沒有萬元都沒法活了，某些人士一年的服裝費、化妝費等就讓企業的職工望塵莫及；一些人士在抨擊他人的同時，自己卻不務正業的四處“走穴”撈錢；某些人士每月的煙錢、一頓飯的酒錢就值一名企業職工月薪酬的幾倍、甚至是幾十倍等等，不一而足。為什么國營、國有控股企業的職工就不能薪酬高點，福利和勞保好點呢？為什么諸多的私企老板都不知怎么吃、怎么玩了，花天酒地、包“奶”成風，豪賭不止且成千上億的輸錢... ...怎么就不肯給職工漲點薪呢？號稱是中國的良知們，又怎么對此種現象熟視無睹呢？難道國營、國有控股企業的職工個個都成為了所謂的“農民工”，我們的社會就有消費能力了？就和諧了、公平了？就過上更加幸福和有尊嚴的生活了嗎？

　　近段時間以來，豐田“召回門”事件余波不斷，輿論也是沸沸揚揚；可由各類報道來看，最終“害死”豐田的，不如說是其什么“精英思想”、或管理。因為，不少報道都在說著一個事實就是，豐田的普通員工早就發現了相關的問題（看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這句話，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他們卻都不敢說，不敢說的原因就是怕會被其上司、或主管解雇。但是，從很多電視新聞報道上看，豐田的普通員工卻又拿出了與企業同存亡的架勢。這又給予了我們怎樣的啟示呢？

　　而增加勞動者的勞動收入、或收入初次分配，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企業的責任，二者缺一都將是跛腳的。或許，如今“農民工”所存在的很多矛盾和題為《杭州高薪難聘縫紉工 “85后”挑戰“中國制造”》、《沿海一些地區開出超預期福利條件招攬農民工》等報道中所述的諸多而難題，其癥結就在于原國營、集體和街道企業下崗、買斷失業職工身上吧？這個癥結解開了，財富二次分配的“蛋糕”是不是就很易“切”了呢？

　　據人民網北京3月14日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時說，“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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