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成福　　

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隨著地球村進程的大力推進，中華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因為我們的文化和教育都有很大的缺陷，一個沒有創新精神和先進文化的民族，在世界經濟大潮中就會失去自我！一個教育慘重失敗的民族，在知識經濟的大潮中只能隨波逐流！中國人總是好大喜功、孤芳自賞、自欺欺人，現在中華民族最缺少的就是反省精神、憂患意識、批判和反對的聲音，需要一大批為了民族生存和利益敢于立言和有為的勇士！　　

教育，是一個民族希望的所在；教育，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動力。　　

教育的興旺就是一個民族的昌盛，教育的失敗就是一個國家的落伍。　　

然而中國的教育，是泥古不化的科舉教育，是見物不見人的考試教育，是沒有人文精神的“教育工廠”，是嚴重扼殺學生自由思想、學習興趣和創造能力的“物化”教育和“奴化”教育。

我認為中國的近現代教育都是失敗的，是與世界教育大潮背道而馳的。它在物質上是匱乏的、體制上是落后的、觀念上是保守的、方法上是陳舊的、結果上是低效的。教育曾被譽為朝陽產業，而中國的教育已經夕陽西下，一年不如一年，已經民怨沸騰了。

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曾走在世界前列，至少有100多項領先于世界的發明；而近現代科學技術卻在中國沒有發生，作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竟然沒有一項可以說得出口的發明。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教育都沒有培養出幾個真正對中國文化做出重大貢獻的人才，更遑論對世界有重大影響的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了。另外，在社會綜合經濟實力上，我們的發達城市落后歐美50年，西北地區至少落后100年，在文化教育上也是遙不可及，對此我們應該感到羞愧。　　

中華民族本來并不是一個缺乏創造力的民族，《墨子》中就有小孔成像的記載，周赧王時的偃師就造出了能應節而舞的“機器人”，公輸般造出了連飛三日三夜而不落的木鳥，祖沖之設計了指南車、木牛流馬、千里船……截止到鴉片戰爭前，中國人的發明創造占當時世界的65﹪。但這些都是我們祖先的發明創造，是我們祖先的光榮，卻成了我們現代人的遮羞布。

我記得小時候，人們把火柴叫洋火，把鐵皮火爐子叫洋爐子，把水泥叫洋灰，把煤油叫洋油，把土布之外的布都叫做洋布……說白了它們都是從國外引起的，另外水泥、塑料等的發明，自行車、蒸汽機、汽車、飛機、火車、火箭等交通和運輸工具的發明，以及電、燈泡、電冰箱、電報、傳真、電話、手機、收音機、錄音機、錄像機、電視機、電影機、VCD、DVD、電腦、互聯網等電子產品和信息產品的發明，甚至我們現代人生活中的大多數物品，都是外國人的發明，教科書幾經改版，物理、化學課本上仍然盡是外國科學家的名字。

我在疑問：中國的人才哪里去了？中國的教育到底怎么了？我想其原因就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不然我們洋洋大國，何以沒有一項發明創造呢？　　

中國的教育體系從小學到大學都貫穿著一種結論教育，就是教給學生現成的結論或答案，教學就是照本宣科，學習就是死記硬背，如果我們的學生就這樣一代又一代地背下去，中華民族將會是一個不會思考的民族，這是多么可怕的教育制度！我們的教育方法，多的是知識的灌輸，少的是能力的培養，因此學生們走上社會崗位后，不要說發明創造了，就連普通的工作崗位都很難適應。　　

國外教育理念的精髓是明確個體的權利與義務，培養獨立的人格，養成自由的思想！而我們上學就是“讀死書，死讀書”，把學校辦成了工廠，把學生當成了產品，至使培養出來的學生大多數都成了碌碌無為的庸才。不是嗎？現在中國有幾個思想家，有幾個科學家，有幾個文學家？為什么沒有獲得過諾貝爾獎？中國人笨嗎？不，有許多華裔科學家就做出了許多發明創造，而且有多人獲得過諾貝爾獎，還有許多留學生就曾經是新中國建設的棟梁。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21種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后來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了創新的活力，被歷史淘汰出局。1876年，美國慶祝獨立100周年的時候，在費城舉辦國際博覽會，有37個國家參展，當時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覽團。在這次博覽會上，英國展出最新的蒸汽機車，美國展出大功率電動機和發電機，德國展出加工槍炮的精密機床，中國展出的是純銀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腳繡花鞋，這就是國家的差距！

中國教育在道德教育上完全可以用一敗涂地來形容。　　

一個人病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個社會都染了病，那就很難治了。　　

我覺得中國的教師有愧于“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美稱。由于中國教育對人的“物化”，使人們普遍拋棄了精神追求，只求物質享受，已經到了“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就有錢”和“笑貧不笑娼，有奶就是娘”的境地；由于教育對人的“奴化”，使人們都失去了一顆平常心，要么騎在別人頭上當爺，要么跪在地上當孫子，因此當了官就成了土皇帝，作老百姓的就心甘情愿當奴隸；有錢人就成了“爺”，沒錢人就成了“孫子”。這并不是危言聳聽，你不見妓女已經占領了每一座城市，賭徒早就密布了每一個鄉村，中國大地遍地都是賊嗎？　　　

領導驕奢淫逸，干部腐化墮落；知識分子追名逐利，無知者冥頑不化；富人為富不仁、一擲千金，窮人窮兇極惡、膽大妄為……近些年來，敵敵畏火腿、蘇丹紅食品、陳餡月餅、問題豆芽、毛發水醬油、石蠟火鍋底料，劣質奶粉吃死人、工業酒精喝死人，還有許多致人死命的食物和藥品瘋狂傾銷，以及賣官鬻爵、包二奶、貪污腐敗、假公濟私、假貨猖獗、學術道德敗壞、虛假文憑泛濫，就連“白衣天使”都變成了“白衣屠夫”；“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都變成了“吸血鬼”；而擔負社會公正最后一道屏障的司法隊伍，也執法犯法出現了信任危機……各類道德淪喪的事件層出不窮、罄竹難書啊！　　

賴昌星遠華走私集團案，曾經使廈門特區“官場”大面積淪陷，一條龍走私的背后是一條龍的腐敗。當打私風暴席卷廈門島時，1000多人因涉嫌與走私分子相勾結或為走私分子保駕護航而被專案組“問話”，專案組共審查涉案人員600多人，成功抓獲潛逃犯罪嫌疑人200余人，僅海關偵查部門的案卷材料就有2000多卷，摞起來有10層樓高。后經司法機關審理，共有300多名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其中包括部級干部至少４人，廳局級干部23人，處級干部84人。另外，紀檢監察機關還對196名涉案的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做出了黨紀政紀處理，涉案干部之眾創下了共和國經濟犯罪案件的最高紀錄。這是已經挖出來的大案，沒有挖出來的大案還有多少呢？ 　　

目前我國的社會自行車保有量達到4.7億輛，而據抽樣調查，近幾年來，全國每年被盜自行車近400萬輛，經濟損失超過20億元。你能想一想那是多少個賊在作案嗎？這不成了全民運動了嗎？中國不成賊窩了嗎？這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世界奇觀啊！更讓全世界的人都觸目驚心的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文明社會里，卻在山西省洪洞縣和運城縣還有上百家奴隸磚窯，竟然非法倒賣拘禁著1000多名“黑奴”，而且大多數還是未成年的孩子。先不說黑窯主的喪盡天良、禽獸不如，那么多年光天化日之下的非法生產活動，難道當地政府就一無所知嗎？難道當地群眾就一無所聞嗎？這是對生命的漠視，這是對人權的踐踏，這是政府職能的喪失，這是大眾良知的泯滅。　　

19世紀中葉，英國有個叫紐曼的大教育家，他在出任大學校長時便說：“真正的大學教育是什么？不是專業教育，不是技術教育，而是博雅教育。大學的理想在于把每個學生的精神和品行升華到博雅的高度。這樣的人首先在精神上就是健康的。”紐曼還說，“大學不培養政治家，不培養作家，也不培養工程師，大學首先要培養學生的靈魂，健全地到達博雅的高度，即具有完整的人格。一個心靈健康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一個靈魂健全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更容易勝任。”　　

中國人的作風敗壞，道德淪喪，自私自利，竭澤而漁，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大自然是最公正無私的，瘋狂的掠奪，必然導致無情的報復。恩格斯曾經在《自然辯證法》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不要過分地陶醉于我們對于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1998年的大洪水，就是中國人肆意破壞大自然的天遣；2003年的非典大流行，就是對中國人貪婪食用野生動物的懲罰……　　

科舉是中國人的發明，選舉是西方人的傳統。　　

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而科舉制被譽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　　

中國的教育都是一脈相承的，最早的是科舉，后來是應試教育，再后來叫素質教育，但名詞換來換去，卻是換湯不換藥，其實質內容并沒有多大的改變。素質教育是個筐，沒有什么不能裝的。由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完成的，現在素質教育的風過去了，什么可持續發展教育、研究性學習又成為風靡教育界的新名詞。聰明的中國人呵，就善于做這樣的文字游戲！可憐的中國人呵，人人都會阿Q的精神勝利法！

中國的現代教育從形式上，曾經借鑒和模仿過蘇聯和日本的教育，現在又模仿美國，但骨子里還是中國的傳統教育，是一種照搬照抄不倫不類的教育。現在的素質教育實質上仍然是應試教育，因為現在的中小學教育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應付高考，如果“一考定終身”的高考體制不變，應試教育就無法改變，素質教育就不能真正實現。　　

應試教育是以純粹的升學為目的的教育方式，衡量的唯一標準就是分數，教師和學生都只能為這個最終目的而努力奮斗，否則就會被它無情地淘汰。由于僵化的教學模式，我們的大學，在理科方面，還能勉強培養一些普通的技術人員，卻培養不出有創新精神有創造能力的人才；尤其在文科方面可謂一敗涂地，人們都說大學里培養不出作家，確實如此，文科大學生除了能寫點“八股”文章之外，就剩下夸夸其談了。這種教育體制下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高分低能，循規蹈矩，惟命是從，在工作崗位上很難有大的作為。　　

由于受到教育上的影響，在整個社會上都形成了重分數輕素質、重知識輕能力、重文憑輕實踐、重資歷輕實干，這種重物不重人、重外在不重實質的不良風氣，曾經淹沒了多少真正的人才，扼殺了多少中華民族的精英啊！一道道繩索織成了一張天羅地網，把一大批“學業有專長、術業有專攻”的杰出人才都拒之網外。

假如孔老夫子生于今日，也會因文憑不達標而難以取得教師資格；如果是當今社會，僅僅讀過一年書的齊白石，怎么可能當上大學教授，成為大畫家呢？如果是現在，小學畢業的沈從文怎么可能到三所大學當教授，怎么會成為現代著名的作家呢？假如沒有蔡元培執掌北大，就沒有陳獨秀、胡適在北大執教的可能，他們的新文學運動就很可能夭折。如果沒有熊慶來的賞識，僅僅初一學歷的華羅庚，怎么會當上清華大學的研究員，怎么會成為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數學家呢？

中國應該完全改變這種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教育，借鑒繼承揚棄創新一種熔古今中外優秀的教育體制，適應當今社會發展、培養“人才”全面發展的嶄新的教育體制，在培養學生學習興趣、自學能力、動手操作能力、創新創造能力、民主思想、獨立思考、挖掘潛能，以及怎么做人成材和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健康的心理狀態上下功夫。　　

中國教育管理存在一個失誤，就是行政干預太多，教育沒有一點自主權。　　

中國政府歷來在教育投資上都是非常吝嗇的，以至影響了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　　

關系教育發展的財權和人事權、規劃權三大權力都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政府說給你錢就給你錢，給你多少就是多少，沒有一點法律保障；政府想調誰就調誰，完全脫離了教育的需要，往往變成了權錢交易；教育的發展需要長期的努力，而政府官員為了任期內的政績，常常對學校大撤大并，為所欲為，異想天開，以至把全國的教育都搞得一塌糊涂。　　

　2003年9月9日　至21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報告員托馬舍夫斯基，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考察了中國的教育狀況。托馬舍夫斯基提出“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過低”。她在向新聞媒體公布材料時，稱“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僅占ＧＤＰ的2％”，而且政府的教育經費預算只占實際支出之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47%則要求家長或其他來源去填補。而據中國官方的數據，“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已達到了3.41％”。　9月23日　下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這位報告員沒有公布中方提供的正確資料，而是使用了一些與事實不符的數據。”托馬舍夫斯基此次在中國，對農民工子女教育、一些學校亂收費等問題提出了批評，認為教育事業的責任被下放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財政費用用于公共教育，這導致中國的家庭的教育費用負擔越來越重，她對中國的一通批評，引起了軒然大波。　　

二戰后，德國和日本都處于國弱民貧的地處，但他們卻能夠迅速崛起成為經濟強國的原因，就是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投入。日本直到1962年的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國大陸水平，他們那一代有的孩子是光著腳丫上學的，現在日本的老一代老是喜歡用那時的艱苦求學來告誡孩子們勤學進取。其實，正是日本政府這種光著腳丫的孩子也有學可上的努力，才使日本在經濟起飛時才有了人才基礎。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萬夫曾經指出：“從明治以來，一直到今天，我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戰后經濟的發展非常驚人，為世界所重視，造成此情況的重要原因，可歸結為教育的普及和發展。”　　

事實上，中國的教育經費多年來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左右，僅是聯合國規定最低標準的三分之一，列在全世界倒數的幾位，較印度和巴西等國也遜色，比非洲窮國烏干達還低。早在1999年，美國教育總投資已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7.7％（當年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10％），達到6350億美元；臺灣在經濟起飛之際，GDP的12％到22％都用來辦教育了。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是怎么起飛的，教育對經濟的作用有多么重要了。

盡管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就提出，要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但10多年過去了，我國在義務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沒達到4％這個比例。1991年至今，中國經濟平均增長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

在2006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殷鴻福痛陳，2005年已從2002年3.41%的峰值跌至2.16%，稱“一邊是財政收入逐年大幅度提升，一邊是全國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下降。這個‘降法’應該有說法。”他接著說：“我查了一下，1995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是5.2%，高收入國家平均在5.5%以上，低收入國家平均為3.6%。國際上當人均GDP達到800美元至1000美元時，這個比例的下限是4%。”真是不比罷了，一比驚心。1993年定的目標顯然毫不為過，到期落空、到迄今連10年前世界上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也沒達到過，只能說政府投入嚴重不足。　　

人大代表紀寶成算賬，拿4%衡量中央和地方的投入，過去五年至少少了7000億元；政協委員沈士團指出，對政協十屆二次會議有委員提的盡快實現4%的提案，財政部2004年9月回復說一定使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增速高于財政收入比重的增幅、爭取2007年達到7%。遺憾的是此后不但未見4%，等來的反而是跌入谷底。　　

全國政協委員王孝詢提出了“教育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即國家對教育投入少，造成人口素質低，導致科技力量薄弱，創造發明存量少，影響國家科技發展水平，國家因此而貧窮，更無力增加對教育的投入，形成惡性循環。在這個循環鏈條中，國家對教育的投入是根本。 　　

王委員表示，以前國家對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只能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少數地區、少數單位，也就是大城市和重點校，實行的是“精英教育”。他認為“精英教育”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重點校進入投入多、設施好、師資強、升學率高、吸引力大、生源足的良性循環，而普通學校則陷入投入少、設施差、師資弱、升學率低、吸引力小、生源缺的惡性循環，使農村人口素質和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全民素質難以提高。　　

全國政協委員連英俊說，高質高價理論在不少學校乃至少數領導中仍有市場，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基礎教育對國家、地區發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就是教育產業化思路在作祟。教育產業化不僅導致了教育不公，而且直接影響了教育評價體系，倚重升學率，對素質教育的開展形成了極大的阻礙。 　　

教育組織的衙門化、學校的機關化，校長的政客化，使教育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壟斷知識、學歷、文憑的官僚機構；在教育的實踐中，政治目的代替了教育目的，政治規律代替了教育規律，用政治原則來組織和規范教育，致使教育的政治功能無限膨脹，教育本身所應該具備的功能在教育為政治服務的實踐中迷失了前進的方向。　　

希望工程是個恥辱工程，它是中國政府的無能和恥辱。　　

我曾經在北京街頭上看到這樣的怪現象：一大群幼年的孩子抱著行人的大腿要錢，而家長卻躲在暗處坐享其成，這是家長的無能和無恥，這是喪失孩子做人尊嚴的乞討行為。教育本是政府的首要職責，教育投入是政府的法定義務，而我們的政府并沒有做到。還把這個責任轉嫁給了社會，難道靠大家的善心捐款救助，靠富人的憐憫之心就能解決國家教育問題嗎？既然是自愿捐款，還搞什么工程呀？可是再多的希望工程，都近乎杯水車薪啊！如果再這樣下去，我看中國的教育就沒有希望可言了！關鍵還是政府應承擔起自己應負的責任。

具有極大諷刺意味的是：沒有整天喊著“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小國古巴、朝鮮等，卻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實現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而他們的經濟條件比我們差得遠是眾所周知的。更讓人臉上無光的是，就連窮兵黷武的“　暴　君”薩達姆竟然也做到了。另一個讓人不愿意接受的現實是，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世界范圍內早超過了5﹪，而我國卻始終在2﹪左右徘徊。

中國窮嗎？每年僅干部公費出國（境）考察經費，就高達三百億美元（約2550億人民幣），而義務教育總支出僅有1500億元左右。中國每年的公車消費是3000億元，占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還強。從省長到鄉長，甚至村長也要有公務用車，而且檔次越來越高，數量越來越多。另據新華社發布的數據表明，即使在公務車改革的呼聲中，各地政府采購汽車的數量，每年仍以超過20%的速度在遞增。媒體報道，2006年，僅中央國家機關政府采購中心汽車采購量就達11700多輛，比2005年增長33.8%。

先不要說政府官員的綜合消費了，單這兩項消費就達5550億元，拿這個與可憐的教育經費相比，是否教育的投入少得讓人心酸呢？寫到這里，我不禁要問中國的官員怎么那么多、那么奢侈呢？他們都是教育培養出來的所謂人才，怎么就看不到教育的貧困呢？難道他們是一群狼孩嗎？要知道，一個官員的豪車就可以建一座農村小學，汽油費就足夠一年的開支了；一個官員的出境游就夠好幾名教師一年的工資，一個旅游團的消費就夠一所學校的開支了。如果把這些錢省一些放到教育上能建多少所學校，能給多少貧困的教師發上工資，能讓多少失學的兒童重新走進充滿陽光和溫暖的教室呢？

有人在報紙上取笑印度人貧窮，因為印度政府的辦公室里沒安裝空調（印度的天氣是很熱的），甚至印度的國防部長辦公室都沒安裝空調。讀罷，我罵作者白癡！印度是比咱中國窮，但難道國防部長辦公室都安裝不起空調？當然不是，而是這是一個沒有官員奢侈消費卻擠出了教育經費的國度，而中國呢？

那些臃腫的機構減除一半，別說教育，什么事都有錢干了。按目前編制而言，全國超編50萬人。1978年全國行政支出是49億，1990年是333億，1991年是375億，1994年是764億，比1978年增長了3.4倍，而同期財政收入只增長了3.65倍。地方各級政府的行政費支出每年都以24％的速度遞增，有的省市超過50％。比如1995年北京的行政費支出就超過前一年的65％。機構冗員使政府正常收入無法應付如此龐大的支出，冗員多，閑人多，魚龍混雜，不僅“滋養”出大量蛀蟲，還“培養”了某些政府官員松、散、懶、私的壞風氣。

鑒于目前的教育形勢，我認為教育系統應該形成垂直化管理，依法建立穩定有序的投資機制，制定長遠有效的發展規劃，以便于統籌兼顧、協調發展，而且要讓懂教育的人士來管理教育。教育應該完全遵循教育規律，絕不能讓那些對教育一無所知的政客，為了升官發財而隨意折騰，因為廣大青少年經不起糟蹋，那可是一輩子的前程；人民群眾不答應，那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存亡。　　

中國的科教興國與人才強國戰略都是無法實現的神話，甚至是一場虛張聲勢的政治運動，或者是一場勞命傷財的鬧劇而已。　　

我國在九五期間，在高校教育中引進了211工程，實際上就是中國教育失敗的真正開始。211工程的目的是通過國家的重點建設，讓中國的若干高校和部分重點學科進入世界先進水平的行列，成為世界一流。這實際上就是中國教育系統的面子工程。
　　進入211工程的各大學，為了自己的排名，合并其他大學，每個大學都想成為一所綜合性大學。由此引發的就是大學教育開始收費、開始擴招大學生，又開始亂招研究生、博士生，并由之引發的中國教育中的腐敗，結果使中國教育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學校越來越大，學生越來越多，可學生的文化素質卻越來越低。
　　211工程的實施，在全國大學刮起了一場教育風暴。首先是學校升級成風，專科向本科、學院向大學、普通大學向重點大學、專科大學向綜合大學……本來，學校升級是一個水到渠成、循序漸進的過程，在中國卻搞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學校升級本來有許多軟硬指標，但在善于造假的中國人手里都不成問題，做一些表面文章也就應付過來了，上級領導為了自己的政績也全當睜眼瞎子了，在某種程度上這成了當局者領導下的一場集體舞弊行為！高校合并實際上就是一次大洗牌，就是一場教育資源的搶奪戰，寥寥幾所“著名高校”得到政府巨額資助，依靠合并迅速做大做強，并吸收了其它高校的優秀師資，連鎖反應是在京的其它高校只能從省府挖人填補空缺，省府高校則從地方院校再挖人，造成本需急需擴充師資的地方和邊遠高校再度陷入無錢無人的貧弱境地！ 　　

其次是以適應社會的名義，大興增設學科之風。許多大學不管自己師資情況如何，也不管對該學科有無實際研究，只要是能賺錢的學科就盲目上馬。一時間，各個大學競相開設廣告專業、影視專業、商品學專業、經濟管理專業、文秘與公關專業等等，造成這些專業的畢業生大量涌向社會，就業希望越來越渺茫。恰恰是這樣的學科竟然成了當今大學的招牌，似乎沒有這樣的專業就沒有市場，就不是現代化的大學。究竟這樣的專業對社會有多大貢獻，社會需求量有多大，大學是不會去考慮的。隨著學料泡沫的膨脹，出現的是學位過熱和文憑過熱現象。大家都深惡痛絕的文憑買賣和交易，大學是始作俑者。　　

教育產業化是一個錯誤，教育一旦產業化，必然會商業化，這就把人民教育辦成了金錢教育，成了唯利是圖的行業，而違背了教育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人才的初哀。　　

教育是人間的最后一片圣土，一旦被金錢所污染，人民大眾通過教育公平競爭，走向理想生活的道路就被堵死了。教育的產業化必然會出現變質和腐敗，學校就會變成賺錢的工廠，把教育人才作為次要的，而把經濟利益作為主要的目的。所謂的產業化，就成了不擇手段地向學生收費的借口。當今世界上除了中國，還沒有哪個國家把教育當作商品投入市場競爭，把受教育者當作榨取暴利的對象！　　

中國從1989年開始實行大學收費制度，當時每學年學費是200元，是當年城鎮居民平均收入1376元（國家統計局數字）的1/7，加上生活費和其他學雜費開支，平均以每年600元算，供養一個大學生的費用占居民年收入的50%左右。到了1995年，高校收費被形容為“井噴”，于是窮人孩子讀大學開始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2000學年的大學學費，相當于14個相對發達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達到“兩億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目前，大學學費一般在5000元到1萬元不等，比起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長了4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3倍，大學學費的漲幅幾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長。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說：“過去十年，高等教育投入的經費中，來自政府的部分只增長了3.5倍，來自學費的部分卻增長了18倍。”　　

新華網報道，按照國際通行的高校學費標準，學費一般占人均GDP20%的比例。中國一名大學生的費用相當于中國人均GDP的80%左右，遠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盡管從絕對值（如換算成美元的數額）來看，中國似乎不比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多，但中國高等教育平均收費與中國國民平均收入之比例是美、英、日等發達國家的6倍以上！

有分析表明，我國老百姓教育開支占收入的比例，在世界范圍內都屬于較高的。一名大學生的花費等于一個一般中國農民13年以上的純收入，對于相對貧困線下的農民則需要40多年的積累。據高校自己統計的數字，貧困生占學生總數的20﹪。也就是說，現有的高校收費標準，讓20﹪的家庭難以承受。教育部前副部長張保慶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高校學費收費過高，超過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他說，他　和他　夫人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也只能供一個孩子上大學。　　

中國的教育經費本來就捉襟見肘，政府又將數百億教育經費投放到少數名牌大學，而更需要投入的基礎教育卻資金嚴重匱乏。政府搞了危害國計民生的教育產業化以后，普通民眾在教育支出的重壓下苦不堪言，尤其是廣大貧困農民和中下層人民的孩子就被卡在高校門檻之外了，因為他們根本交不起學費！教育的高收費已經嚴重阻止了底層人民通過“教育”改變其子女命運的希望，堵塞了社會正常的人才流動渠道，這樣就造成了社會階層的嚴重分化，窮人的孩子很難有出頭之日了。

教育的產業化，以及商業化的脫變，必然會出現教育的不公平。由于受到經濟的影響和制約，一些富家子弟將會受到高等教育，而窮人子弟只能接受一般的教育，現在研究生　和　博士生的錄取就是一個例子，它已經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普遍質疑。當那些富人們把子弟送到貴族學校，甚至國外讀書、留學、深造，作為洗錢的一種方式的時候，而窮人的孩子還在為一日三餐發愁，掙扎在饑害交迫的邊緣（馬加爵的悲劇，就是典型的例證），他們必然會在教育競爭中越來越處于不利的地位。　　

教育的產業化，使許多低素質的富人子弟濫竽充數成了大學生，從而整體上降低了大學生的文化素質，攪亂了整個人才市場。而且在就業比較困難的情況下，許多優秀的大學生因無錢、社會關系較差無法就業，而學習較差但經濟條件好的學生，由于社會關系好卻順利就了業，這樣就造成了人才的不公平競爭，為社會的文明進步埋下了障礙，造成了新一輪的社會矛盾。把神圣的教育事業當作產業來發展，雖然經濟上會有暫時的收獲，但它必將付出無法挽回的慘重代價。　　

教育的產業化，使教育變成了多收費、亂收費和貪污腐敗的重災區，這并非作者的危言聳聽。根據審計署審計調查，2006至2007年，一些教育部門和學校違規收取擇校、補課、贊助等費用5.02億元，部分城市違規統籌使用、擠占挪用基礎教育經費18.08億元，一些地區和部門滯留基礎教育經費24.31億元。此外，還有部分學校大量舉債，抽查的17所示范中學2008年9月底債務余額共計20.81億元，平均每所學校負債1.22億元，借入的資金主要用于校區建設。這么熱火朝天近于瘋狂的建設，人家心里想的不是教育發展，而是為了巨額的建筑回扣，反正債務是國家的，回扣是自己的，損公肥私，何樂而不為呢？這些僅僅是教育腐敗的冰山之一角，教育亂收費已經讓老百姓吃盡了苦頭，而又無可奈何。

高校擴招是一個錯誤。教育是一項文化事業，其發展必須循序漸進，不能搞一夜間就建起一座高樓大廈的蠢事。　　

從蘇格拉底的大學理念開始，大學一直是作為一種文明延續和發展的空間而存在的。她的職責是以培養具有深厚人文關懷、創新意識和理性精神的獨立個體為目標，為理性的國家培養合法的公民。大學，她不應該只是培養工具的場所，也不應該成為一個交易市場。大學最不應該成為一個道德普遍墮落的場所，一個被迫放棄良知的前沿陣地。　　

1998年，在經歷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由于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經濟主要拉動方面的出口受到影響，中國經濟處于一個暫時的困難之中，為了保住當年經濟增長，政府的有關方面一直在尋找出路。就在這個時候，任職于亞行的湯敏先生（后來被人們一直稱為“教育產業化之父”）給國務院寫信，建議對高等教育進行改革，擴大招生、提高學費、把原來計劃外和計劃內兩種不同的招生方式進行并軌、“讓老百姓把錢從銀行里拿出來花”。　　

這個建議很快就被政府部門所采納，于是在全國范圍內，高校的擴招一時成為風氣，高校的收費也節節攀升。讓我吃驚的是，中國教育的“大力發展”，居然起因于發展經濟；讓我難以置信的是，中國教育的“全面改革”，居然不是教育專家的研究論證，而是一個“金融大腕”的異想天開！這不是把中國教育當兒戲嗎？　　

與1998年相比，1999年、2000年、2001年3年共擴招300多萬人。三年擴招，碩果累累。三年之內，中國普通高校每年由108萬人增加到270萬人，三年中翻了一番多；三年之內，普通高校在校生由不到340萬，增多到719萬人，增加了80％；三年之內，我國的高考升學率由36％增加到57％，高等教育規模偏小的矛盾得到了扭轉。　　

從此讓中國人沾沾自喜的是，我們只用了3－5年時間，就走完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用了幾十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到大眾化的轉變。中國大學擴招的神話就是這樣誕生的。　　

擴招的一個結果是，大學的規模都迅速地擴大了，一夜之間，中國國內出現了許多巨型大學，本科生動則兩三萬、四五萬；研究生動則上萬；同時，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在擴建，上千畝地已經不算大了，幾千畝、上萬畝才是真大；學校下屬系、系下屬專業的三級管理已經不行了，要四五級管理，中間必須要有學院，甚至還要有校區；專科學校、學院的名字不好聽了，必須叫大學，而且一定要強調是一流大學；博士點、碩士點幾個、十幾個已經不行了，必須要幾十上百個。然而，“大的大學”并不意味就是好的大學。　　

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乃有大師之謂也。”而中國現在的巨型大學，有的僅僅是大樓、缺的不僅僅是大師，更嚴重缺少的是教師。1999—2001年期間，與普通高校學生規模近一倍的增長速度相比，教師總量只增長31%。這樣全國高校生師比達到18.2∶1，有的高校甚至超過35∶1。由于高校生師比例過高，導致部分課程的班級規模越來越大，一些高校的課堂人數甚至超過200人。這樣的教學效果必然受到影響。同時，教師配置也存在嚴重的專業結構性短缺問題。一些基礎課及與高新技術相關專業任課教師嚴重缺乏，基礎課甚至由缺乏教學經驗的應屆本科畢業生和在讀研究生擔任主講教師。按照國家教育發展“十五”計劃，全國普通高校生師比應該達到15∶1。這樣算來，高校教師隊伍缺口高達11萬。欲速則不達，于是就出現了大學校長帶頭，教授們抄襲論文晉職層出不窮的丑聞，從而帶出了一大批以抄襲論文為專長的大學生。　　

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說，如果斯坦福的校園面積增加一倍，學生的人數也增加一倍，那么，這所大學要花20年才能達到原有的教學質量。中國在幾年間就完成了高校擴招，硬件很快就上去了，而軟件卻遲遲沒有跟上，沒有優秀的教師，就難以培養出合格的學生。大學畢業生的文化素質普遍下降了，老百姓都說現在的大學生連以前的高中生都不如。擴招的目的是培養一大批高素質人才，如果以降低大學生的素質為代價，那么擴招還有什么意義呢？　　

大學紛紛擴招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財富，生源實際上就是市場的代名詞，高昂的學費成為大學滾滾財源的保證！但是這樣的結果就幾乎是放棄了教育。由于大學擴招，有的大學研究生人數幾十倍地增長，而教授人數卻不可能這么快地增長，因此有的教授一個人就要帶40－50個研究生，這樣好像不是教授，都成了中小學的班主任，像這樣的帶法，能帶出合格的研究生嗎？ 　　

2005年8月，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大師講了一句“中國大學辦得很成功”，立即引起了廣大觀眾的強烈不滿。在中國青年報和新浪校園頻道的聯合調查中，4802人投票表態，同意楊大師觀點的僅占2.1%，不足百人；贊成另一位大師丘成桐觀點的則占92.3%。丘的觀點是，以目前國內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中國大學生的基礎水平，尤其是修養和學風正在下降。

實際上，大學擴招就是教育產業化的惡果，它把大學變成了交易批發文憑的市場，而不是培養人才的圣地，使大學校園里充斥著銅臭味，因此從這里走出來的大學生就很有水分了。大學擴招只能成為一個泡沫，一個笑話，如果再不懸崖勒馬，后果不堪設想啊！現在已經把大學弄得烏煙瘴氣，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還會把整個教育搞得一塌糊涂。　　

高校擴招的初衷是解決就業難題，但就業人數的總量并沒有減少，而且問題還越積越多，尤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就業的難度。　　

現在中國依然是一個農業大國，體力勞動的崗位偏多，而知識分子的就業崗位偏少，也就是說農民和工人的就業崗位比較多，廣大農村和基礎產業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另外，中國要跨入工業大國的行列，就必須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培養大批的有技能的產業工人，因此高中畢業生的就業一般不會成為難題。　　

與此相反，許多大學生的就業卻成了難題，由于大學重理論而輕實踐，他們到社會上后反而高不成低不就，很難找到心滿意足的工作崗位。現在的公家單位都人滿為患，而高科技企業又少之又少。如果讓這些人去干苦力，就是對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也是對國家包括家庭財力的巨大浪費，況且他們自己還不愿意去干那些有失大學生身份的工作。而且現在的學生一到社會上就成了書呆子，缺少創業精神和能力，只能依賴于單位與家庭，這樣他們的就業機會就會更少了，這樣一大批高學歷的人才一旦不能就業，就必將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一項對全國近百所高校進行的“2006年中國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六成多的大學生畢業即面臨失業，200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一次性就業率僅僅有33.7%。根據人事部進行的“2006年中國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2006年大學生的需求量將大幅下降，將由去年的214.1萬個崗位下降至166.5萬個，降幅達到了22%。同時，今年整個中國內地共有413萬名高校畢業生涌向就業市場，比去年增加了22%，但全國對高校畢業生的需求預計約為166.5萬。而在廣東，去年有24.5萬大學生進入就業市場，而今年增加到了30萬名，這個比例上升了22%。隨著高考升學率的直線上升，大學生的就業率將會猛跌，這個反比例是誰也無法改變的，那么誰該對此負責，誰該反躬自省呢？　　

高校擴招，必將形成大學生的就業高潮，也就是新時代的“知識青年”問題，但時代不同了，不能用“上山下鄉”的簡單辦法來解決。如果社會不能順利地接納他們，不能找到適合他們發展的職業，有的人就會去犯罪，那可不是一般的犯罪，而是高智商的犯罪，諸如短信欺詐、網絡犯罪等，現在已經在社會上初露端倪，以后將成為社會的一大隱患。　　

從近十年來中國大學擴招中的混亂無序，盲目的升級運動，忽視和犧牲掉的大學精神，虛假繁榮背后所潛藏的人文危機，對大學教育體制被金錢、權利銹蝕后的種種弊端，道義和真理的放棄等等亂象來看，中國的大學已經病入膏肓！

無論是211工程，教育產業化，還是大學的擴招，這都是一場虛張聲勢的鬧劇，是教育的現代神話，都是浮夸風、放衛星，是只重數字不重實質的弄虛作假，是教育上的大躍進，它必將給教育界、國家和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中國的教育投資在側重點上發生了偏差。那就是過度重視高等教育，而忽視了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作用，對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入嚴重不足。　　

1999年，在義務教育經費總量中，政府預算內撥款占50%-60%，但對于非義務教育的高等教育，政府卻負擔70%以上。中國大學生人均撥付經費9000元，而小學生人均只有530元。2001年，中國義務教育總投入的增長率為18.2％，低于非義務教育總投入的21.3％和全部教育投入20.2％的平均增長率。　　

中國在教育經費總量不足的情況下，高教比重偏高。教育經費分配不合理的問題是中小學、尤其是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在歐洲的一些高福利國家，在基礎教育階段（包括小學、初中、高中）基本上全部依靠公共資源，即使在美國、日本、韓國等基礎教育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公共資源所占的比例也達到75％以上。　　

縱觀當今中國，我們的社會生產力并不發達，不需要那么多的高知識分子，而更需要大量的既有一定文化，又有一定技術的勞動人才，高中生（包括職業教育）是最合適的人選，因此我們應該把教育的重點放在九年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建設上，而不是大學教育上。　　

從教育宏觀調控上，政府應適當縮小高等教育的財政投資規模，加大對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的投資力度，調整財政教育經費的支出結構，增加財政對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投入，這對提高國民素質，增強綜合國力，使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步入良性循環都是大有益處的。　　

上高中難于上大學，這是近幾年內發生在青海和寧夏兩省的怪事。以青海為例，2002年高考招生錄取率達到85.9%，可高中入學率只有53%。而寧夏的普通高校錄取比例是58.6%，高中入學率只有48.65%。這種問題同樣存在于其他一些省份。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我國15歲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中專學歷的人口比例僅占14.36%。這一比例低得讓人吃驚。

未來幾年內高中階段教育適齡人口將進入高峰期，從2002年起，我國初中畢業生超過2000萬。2005年15—17歲人口達到7700多萬人，給高中階段教育發展帶來新的人口壓力。目前高中階段教育容量不足，已成為制約勞動人口文化水平提高和教育事業發展的主要瓶頸，同時也使我國教育結構出現“兩頭高、中間低”的格局，大部分初中生都會被淘汰掉，產生了教育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嚴重地制約著中國教育的大力發展。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成為我國人力資源素質提高的瓶頸。專家們對我國目前初中畢業生升學率僅為52.6%十分憂慮，尤其是中部地區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畢業生，升學率多年徘徊在45%左右。近半數合格初中畢業生無法升學，就意味著他們將直接參與就業或在家待業，長此以往，我國將會積聚大批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對我國人力資源整體素質的提升形成不利影響。

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0年我國從業人員中仍以具有初中和小學受教育水平的人員為主體，占75%左右，其中僅接受過小學教育的占33%。而接受過高中和中等職業技術教育者占12.7%，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占4.7%。這種受教育比例遠不能滿足現代經濟對勞動者知識、技能的需要。現實中也表現為高層次專業人員和勞動熟練工人嚴重缺乏。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這種現實產生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

2006年，全國880萬人參加高考，本專科錄取530萬，錄取率達60.23%，錄取率如此之高，能挑選出好學生嗎？兩個人賽跑，就連瘸子都會得亞軍，這個道理不會不懂吧！然而由于高中學校相對較少，大多數青少年初中畢業還未成年就失去了上學的機會。

現在許多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他們必然流入社會，要么去當童工，要么就成了社會閑雜人員，由于他們思想性格各方面還沒有成熟，社會經驗嚴重不足，最容易受網絡影視等暴力文化的影響，或者受社會上一些不良風氣的誘惑走上犯罪道路，成為社會的一大隱患。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中國“十五”期間青年發展狀況和“十一五”期間青年發展趨勢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十五”期間青少年犯罪總體數量呈上升趨勢，未成年人犯罪增長迅猛，其中全國法院判決的青少年罪犯5年間增長12.6%，未成年人犯罪數量增長情況更加突出，5年間上漲68%。由于發育年齡提前和頻繁接受暴力文化影響等原因，近年來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危害社會的行為逐漸增多。

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青少年犯罪現象呈上升趨勢，青少年犯罪總數占中國刑事犯罪總數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歲少年犯罪案件又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總數的70%以上。與此同時，青少年犯罪在年齡、類型、手段、方式上呈現一些新特點。從近幾年中國青少年犯罪的情況來看，犯罪低齡化、團伙犯罪增多、暴力搶劫犯罪多、作案方式成人化、作案手段兇殘化和科技化等特點。

教育就像一座金字塔，由小學、初中而高中、大學，應該是從大到小，這樣建筑起來的塔才固若金湯，如果頭重腳輕、基礎不牢，那個塔遲早是要倒塌的。跳過高中教育而大力發展大學教育，這是違反教育規律、得不償失的行為，必將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現在應該是大力普及和發展高中教育的階段，而大力發展大學教育還為時尚早。　　

一個國家的興旺發達，靠的是千千萬萬的人民大眾，而非數量有限的所謂“精英”。只有一個國家的民眾的整體素質提高了，才能表明這個國家的實力和發展的潛力。日本和德國在戰后獲得的高速發展，就是得宜于廣大的高素質的產業工人。所以說我國目前的教育投資的重點必須加以調整，要加大對中小學（包括高中）的投入。　　

另外，要嚴厲制止教育亂收費問題，九年義務教育本來是關系國家和民族興亡的惠民工程，但廣大學子和老百姓并沒有得到實惠，相反卻讓全國中小學校有了雙倍的經濟收入。因為學校除了能夠得到國家的財政撥款之外，學校的收費并沒有絲毫減少，而是化整為零，變相加大了。解決教育亂收費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讓學校分文不取，一切開支由國家和當地政府解決，一旦收費就是違法犯罪，這樣才能讓那些蛀蟲無孔可入，才能堅決杜絕義務教育的亂收費問題。　　

教育的根本所在就是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我認為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我們不能在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之后就萬事大吉，國家應該適當壓縮大學的規模和數量，加大高中教育規模，把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把精力放在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上。以此來提高我們的國民素質，也就是提高我們的綜合國力。　　

中國政府歷來都是非常看重任期內的政績，而不重視社會長遠發展的，其實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桿稱，如果哪一屆政府將教育經費提高到GDP的8％，實行從小學到高中十二年的全免費義務教育，中國人民將會永遠記住他們的豐功偉績的。　　

教育的不公，是社會上最大的不公。在這個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是最重要的資 本，人們的能力取決于智力而不是體力，而智力無疑是要通過教育來開發的。　　

從全社會的角度看，從一個人的命運沉浮來看，最大的不公則是教育機會的不公平。在這個新經濟時代，知識是最重要的資 本，人們的能力取決于智力而不是體力，而智力無疑是要通過教育來開發的。相對貧窮的人們，只要不忍饑挨凍，只要還有通過受教育向上發展的希望，他們就不會失去夢想，就毋須妒羨別人的美食華服。

市場經濟就是自由競爭的經濟，誰擁有較多的資本，誰就處于優勢地位，相對貧窮的人們，只要通過受教育才有向上發展的希望，只有以自己的勤勉進取去贏得自尊和 成功。也就是說，教育機會的公平，對廣大老百姓來說是最大的公平。

《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用最權威的 數據說明了教育領域存在的教育機會不均加劇的現狀。這份報告指出：一是義務教育財政資源分布不均，對農村存在教育歧視。農民收入本來比城里人低得 多，《教育法》卻規定向農民征收教育附加，而大多數地方的城鎮居民則無此責 任。城鄉教育預算內經費差距巨大，使城鄉中小學生入學率、教學條件與教育質 量相差懸殊。二是地區之間高等教育機會分布不均。比如，北京市高中畢業學齡 人口只占全國的0.9％，而北大、清華在北京的招生名額分別占總數的13％ 和18％。三是公辦學校本是公共資源，一些享受政策傾斜的重點學校卻私收高額擇校費、贊助費，還不用納稅或上繳。這個研究報告所揭示的問題與人們的直覺是吻合的。

現在的中國教育城鄉教育差距拉大，城市中小學人滿為患，而農村中小學卻門可羅雀，農村學校危房破房較多；農村師資力量較差，好的教師流失較嚴重，學生也像教師一樣流向了城里，因此面臨生源枯竭等諸多困難。即使有的農村教學樓蓋起來了，教育基礎設施改善了，教育是否也因此搞上去了呢？事實并非如此，這只是一個表象，師資力量沒跟上去。“就是蓋一座金鑾殿，也培養不出一個大學生！”這是老百姓的諷刺語。中國農村小學教師力量多是以民辦教師為主，山區學校的師資力量令人擔憂，如此下去誤人子弟。今天的中國，由于基礎教育問題，科學技術趕不上西方列強，進入不了工業國家的行列，還停留在第三世界。同時，我國還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有十億農民，農村基礎教育應擺在重要位置。農村教育拖了后腿，整個教育水平將會被拉下來。

高考錄取分數線的高低不一，也是教育不公的一個重要方面。2002年，全國有527萬考生參加高考，預計錄取率52％。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預測錄取率都超過70％，其中海南的錄取率預計高達76％。從錄取分數線看，以文科重點為例，2002年北京462，上海497，新疆490。而山東是568，河南562，浙江560，北京與山東等地相差100分左右。高考錄取適當照顧一些邊疆、少數民族和一些不發達地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照顧北京、上海等經濟、文化、教育都非常發達的城市，就讓人們無論如何都很難接受。

由于各種原因，海南省基礎教育相對落后，每年高考的錄取分數線都低于內地省份。在內地進不了錄取線的，到海南能進錄取線；在內地進不了重點大學的，到海南就能上重點大學。筆者從有關部門得到這樣的數據：省外就讀生在海南報名參加高考的人數1998年有100多人，1999年有200多人，2001年達到500多人，2002年則有1000多人。不僅在海南，國內很多地區也同樣存在類似情況。

同樣浙江、江蘇、湖南……這些高考分數線較高的地區，考生外流都已經不是秘密。“到分數線較低的地區高考”，如今這已經不僅僅是個別現象，而是成了大部分地區眾多考生的共同認識。特別是隨著各地戶籍改革的深入，戶口遷移變得越來越簡單，高考大移民正愈演愈烈。據報道，2006年全國違規的考生有3000多人，這么多的違規考生就不能不使我們來反思教育的公平問題。

高考移民現象的出現，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全國高考錄取分數線不統一，即使采用相同試卷的各省區，高考錄取分數線依然相差懸殊，有的相差100分到200分。一些山東考生的高考成績如果放在西部省份能上重點本科，在山東可能連專科錄取線都達不到。2006年，以理工類本科錄取分數線為例，山東527分，青海335分，前后相差192分，這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公平合理的。

而今高考后出現的“移民潮”，給社會帶來的震蕩和影響也將日益顯現出來。高考大移民也給各地的學生造成了心理上的傷害，不平等的觀念在學生心中留下了陰影。每年高考劃線后，考生家長都會對因區域不同而分數線相差懸殊表示極大不滿，但人們的不滿并不能改變孩子的命運。現行的高等教育機會分配格局，特別是表現為分數線的巨大差異，存在的不公平，早已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在“兩會”上，不斷有代表、委員就此發表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　姚守拙　教授認為：“高考應履行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現在由于做不到這三點，甚至導致了一些腐敗行為的滋生。一些學生家長通過種種關系把孩子的戶口轉到北京。高考時，同是一個班的學生，成績好的上不了大學，成績差的因為戶口在北京上了重點大學的情況時有發生，對社會的影響非常不好，也在學生的心里投下了陰影。”

《教育法》第36條規定，“教育者在入學、升學、就業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的權利。”高考既然是全國范圍內的統一考試，就應該讓考生們在全國范圍內公平競爭，而不應該變成省、市、區范圍內的競爭。各地高考錄取分數線的不統一，使得考生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出生在哪個地區以及父母是誰，錄取分數線的不公平實際上造成了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如果全國高考錄取分數線不能統一，那么高考的公平公正性就必然讓人產生懷疑，“高考移民”現象便不可能因為封堵、打擊而銷聲匿跡。

——本文原名《中國教育批判》，寫于2006年6月　　

——第一次修改于2007年7月　　

——第二次修改于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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