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社會，有三種藥品引民眾昏昏欲睡，令民眾睡而不醒。

 

一曰色。 馬上有人跳起來說，“食色性也，人類永遠都會談色”。但是關鍵的問題是，愛情是永恒的主題，不是單純的色。任何時代，凡是很讓人進取的積極的愛情故事，無不和那個時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相聯系。美好的愛情故事也絕對不是單純的兩個人與世隔絕的纏綿。羅曼羅蘭說過：“為了愛情，把一切生活的意義竭力摧毀，是不可取的，因為大樹一倒，藤蘿般的愛情就失去依傍，兩個人就在愛情中毀滅”。 培根說，“一切偉大人物，只要英明永存于世，沒有一個是因愛情而發狂的人”。 實際上，在今日，因為政治的敏感性，特權顯貴的無進步性和言論的控制，全社會的輿論，特權顯貴的引導，或民眾自發的必然就是轉移到了人類最原始的情愛，而且是很低層次的，和任何東西都脫離聯系的，不能聯系社會任何進步思想和社會時事形勢的情，這就導致了最終只能談色，只能是單純的談情，談纏綿，最終只能淪落成色和性，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大的悲哀。翻開小說雜志，八十年代那種反思文學，傷痕文學不見了，那種朝氣蓬勃的把小愛寄托到大愛的文學也不見了，除了二奶，小三，一夜情和與世隔絕一樣的男女之愛，你已經很難找到《愛之上》，《人生》，《有只鴿子叫紅唇》那種和時代緊密聯系的小說了，其中的主人公會談到社會，而社會狀況會有極強的時代感。曾有一段時間，滿清的皇帝戲，瓊瑤戲鋪天蓋地，人們只能曲折的期盼的希望來一個清明天子或者進入童話一樣的愛中逃避著殘酷的烏煙瘴氣的社會的現實。 一部蝸居，算是石破天驚，天下都在議論紛紛，盡管沒有涉及到政治，總算接觸了一點社會現實。藝術來源生活而高于生活，不和社會實踐結合的作品是缺乏生命力的，顯然蝸居至少沒有接觸敏感政治的但是反映了這個噪雜時代的特征，從這一點，也使得蝸居能成也會成民眾喜歡的作品。據說蝸居演了之后，有高官顯貴反對，意思是暴露了太多太偏，后來網友憤怒，找到這個家伙，全民搜索他，后來一查，居然是個大貪官。看來這個貪官反對的確實很對，他是必然反對這樣一部可以暴露他本性的作品的。特權和顯貴希望民眾不要談愛，不要談情感，只要談色，只要談性，當然，這個性也要顯貴看著順眼，不順眼，也封殺了。而全社會的，毛澤東時代曾經消滅的娼妓，青樓以其他名目繁多的名義，以繁榮經濟的名義，再次卷土重來，所有封建社會和百年來中國權色交易和性開放的丑惡面，一樣不少的擺到中國社會上。

二曰財。全民向財看。政治不能談，軍事不能談，外交不許談，國際政治不許談。從80年代末那次反貪污的席卷全國的人民運動后，出現了全民對政治的失聲。愛國就是要發財，不發財就是不愛國，離開發財談其他都是不愛國，被批判為不是誤國就是賣國，要不就是被冠以不務正業。當然，這個發財，是在特權顯貴處于絕對壟斷的占有優勢的狀態下開始的。毛澤東時代“全民集體奉獻播種”，而今日中國的則是“少數特權顯貴的收割”這果實。這本身就是十分荒唐的邏輯。對民眾來說，除了下崗，就是被征地，除了被歧視，就是被欺壓，哪里有什么發財？對民眾來說，這是夢魘。而對一些試圖爬到上層的小白領來說，隨著高漲的房價和日漸失業，這也僅是個迷夢。只有對高層顯貴，買辦官僚，才是真切的夢到現實的實現。在這個過程，特權顯貴猶抱琵琶半遮面，對資產階級欲說還休，讓民眾感覺資本主義不是個壞東西，只是他們不好意思實行；對社會主義信誓旦旦，但是讓民眾感覺毛澤東時代就是貧窮，社會主義就是貧窮而望而卻步；特權顯貴絕對不告訴民眾資本主義有什么好東西，也不告訴毛澤東時代的理想社會主義的好東西，在這半遮半掩中，努力去欺騙民眾，引導民眾繼續著發財的迷夢。

 

三曰賭。全社會對賭明禁暗開。實際上，是在鼓勵和引導民眾在勤勞致富發財夢破滅之后，靠彩票和獎券去獲得巨額財富的夢繼續維持那個可能會清醒的夢。官場，商場，職場，各行各業，都形成了龐大的賄賂網，“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封建落魄文人寫的東西，“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四的最腐朽王朝的語言統統成了引導民眾賭賄發財發跡的座右銘。社會出現了空前的道德空白和道德淪陷，全社會陷入一種“不論黑貓白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的利益至上狀態，甚至出現，“讓別人看出是抓耗子，偷別人抓的耗子，弄假耗子當真耗子裝好貓拿好處”的更惡劣的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惡劣狀態，甚至出現空虛的“害人害己”，“不利己也損人”的惡劣情況。

 

這色財賭的三種藥，只是特權權貴引導民眾昏睡的主要三種，其他如騙而發跡藥，粉飾虛張藥，因循茍且藥，隨遇而安藥，國外威脅藥，愛國穩定藥，哭泣同情藥，不一一而論。這色財賭的三種藥，也足以讓民眾昏昏而睡，絕不看社會，絕不看政治，只是“把買房作為全部人生歲月的最高的奮斗理想和目標”，不論房價是否已經高過天上的北斗星，從而讓特權顯貴和他們的子孫永遠享受著“一百年不變的”榮華富貴，過的是紅光滿面，賺的是肚滿腸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