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歲月——我歷文革（一）　　

這是一篇記敘文，記錄的是我人生中一段不算短的歷程，其中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也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平鋪直敘，文筆又拙，但卻是一段真實的史實。　　

1966年上半年，我讀六年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刮進了校園，學校里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緊接著大字報越來越多，幾乎貼滿校園的墻壁；大街上也是如此，鎮(zhèn)政府大門前也滿目皆是。大字報里所寫的意思，是說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上面都是指名道姓的，過來人都知道他們是誰。接下來輪到我們學生了，某老師（至今還健在）給我們講了當時的大好形勢，鼓勵我們也要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幾天以后，我們班級進行了民主選舉，想不到的是，這一選讓原來的班委會（除我外）成員統(tǒng)統(tǒng)靠了邊，而我卻被全班同學推上了“領導崗位”，成為了紅小兵的首領，而且還是全校性的。第一次會議上，我們成立了大字報寫作小組，討論了我們的辦公室地點，選舉了二把手及其他成員。一切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然而距學期結(jié)束也為期不遠了。我們將要離開母校，小學畢業(yè)了。我的心早已飛到了設在本鎮(zhèn)的縣第六中學（純初級中學）。七月四日學校召開休學式，之前我們早有安排，在四日下午搞一次活動——去車站、街上等地方貼標語，站好最后一班崗。　　

下午一點鐘左右，我?guī)ьI著八個人出發(fā)了。有同學提議先去汽車站，于是我們首先走到了那里。天在下著濛濛小雨，幾十個農(nóng)民正在車站附近勞動，是為晚稻準備著草肥。我等九人是興沖沖斗志揚，見一輛客車到站剛停下，就馬上圍上前去往車身上張貼標語，一張一張又一張，貼得不亦樂乎。誰知道麻煩跟蹤而來了，車一開走，我們就被農(nóng)民們攔住，說我們在標語上寫的“堅決支持姚三司（縣城的紅衛(wèi)兵組織）”是錯誤的，甚至是反動的，我爭辯了幾句也毫無結(jié)果，最后他們要我們“勞改”到傍晚。無奈之下只有接受“勞動改造”，弄得渾身濕淋淋的，一副狼狽相。轉(zhuǎn)眼之間暑假結(jié)束了，但六中停招新生了，希望頓時間化為泡影；承蒙母校不棄，仍將我們叫了進去，教室門上釘著“七年級——一排（班改為了排）”的木牌。沒有教材，學校就發(fā)文革的資料，透著一股油墨的香味。《毛主席語錄》是必讀的最高指示，《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也是必讀的而且是必須背誦的“老三篇”。再就是老師給我們講大好形勢，走資派的罪行，及我們的任務。我（們）當然有任務，我?guī)ь^組織了“***小學紅小兵縛蒼龍鐵軍團”，名字起得夠大的，這來源于毛主席的詞句“何時縛住蒼龍”。我從此學會了鋼板刻寫，經(jīng)常刻寫一些文革的資料，還自己動手印、發(fā)。我（們）把目標定在了街上，去那里貼標語大字報，有大人指點著說：這大字報上的字是學生寫的，內(nèi)容是老師寫的。當時我聽了很是高興，心想這下終于跟大人們至少一半平起平坐了。紅小兵年紀雖不大，但終歸是毛主席的紅色小衛(wèi)兵，我們也在努力參戰(zhàn)。那時候只要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發(fā)表，連夜就會有游行隊伍上街宣傳，我們也不例外，都會加入游行的隊列，一起呼喊宣傳，情緒可謂是很高漲的，干勁可謂是十足的。有兩件事令我疑惑過，一是有一天街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說北京出現(xiàn)了“打倒大軍閥**”的標語，我當時就想，與毛主席一起在井岡山奮斗過的、后來又一直與毛主席并肩戰(zhàn)斗的首帥，怎么會是“大軍閥”呢？二是縣城里出現(xiàn)了兩大派，分別叫“革命造反大聯(lián)合委員會”和“無產(chǎn)階級革命造反聯(lián)合總司令部”，而且都下來宣傳他們各自的觀點主張，還都說是保衛(wèi)毛主席，堅決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誓死保衛(wèi)紅色江山的。面對現(xiàn)實，我（們）該支持哪一派呢？鑒于前者之中包括了“縣紅衛(wèi)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我們在聽取了指導老師的意見后，立場便徹底倒向了前者。次年（1967年）上半年四月間，曾為全國十九個抗日根據(jù)地之一的四明山區(qū)的梁弄鎮(zhèn)中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來本地宣傳演出，我（們）全體同學前往觀看并請求指導，后來與他們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　　

歷史就是歷史，對她進行任何的或粉刷、或篡改，都是毫無意義的。還是回到當年去。那時候的大街上，確是一派精神昂揚的景象，政府的門前搭起一座彩牌樓，上面正中的毛主席像日夜閃閃發(fā)光，大門的左邊掛著“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是我們學校一位老師臨摹畫的（至今仍健在）。舊的大字報上復貼上新的大字報，都變成了厚厚的紙壁。人們街頭巷議的是表示絕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67年5月間，本鎮(zhèn)的造反派組織聯(lián)合舉行了環(huán)繞全鎮(zhèn)（含純農(nóng)村地區(qū)）的大游行，好幾千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行進著，沿途有茶水免費供應，一直走了足足八個鐘頭，才回到原點——六中大操場，一到終點，我就立馬倒在草地上休息了，到如今為止，我沒有走過這么長時間的路，記憶之深刻自不必說了。群眾運動的浩大聲勢來自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人民一旦被發(fā)動起來，其力量是不可阻擋的，那些地富反壞右嚇得惶惶不可終日，廣播里每天在不斷地播放著毛主席的語錄歌曲，和其他振奮人心的革命歌曲，我朦朦朧朧地知道什么叫做“革命”了。然而，遺憾還是有的，下半年縣六中仍然沒有招收新生，母校也沒有再增設“八年級”。　　

            難忘的歲月——我歷文革（二）　　

初中不招新生，母校又不能再去，我（們）感到自己好像成了“無家可歸”、被“遺棄”的孩子，心中隱隱作痛，但又無可奈何。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而這時本鎮(zhèn)的人們剛從百日大旱的陰影中走出，夏糧絕收，晚季稻也無法插種，所幸沒有發(fā)生糧荒，“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的戰(zhàn)略決策產(chǎn)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此情形下，人們將更大的精力投入了這場史無前例的偉大政治運動，街上的大字報有增無減，（現(xiàn)在回想起來）稍感不足的是，兩大派之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造反派”與“保守派”形成了誓不兩立的局面，而后者往往有不少老干部的強烈支持，一時間鬧得不可開交。在同是“忠于毛主席”口號下的兩大派何以要弄成如此緊張的局面？這是我在多年之后才搞明白的事情。1968年大約4至6月間，發(fā)生了兩大事件。一是“保守派”組織了千人大游行，由幾個老干部在隊伍前面帶頭，“造反派”在鎮(zhèn)中央的小山頂上鳴槍示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的恐慌；二是縣“保守派”武裝深夜來偷襲本鎮(zhèn)，想抓走一些“造反派”的人員，不想有人告密，后者埋伏在鎮(zhèn)南的山頭上，待對方渡河后（凌晨1點左右）剛到山腳邊，用一顆手榴彈嚇退了來襲的隊伍，慌忙撤退中有一人被淹死。（第二天我目睹了整個打撈尸體的過程）。8月下旬，我接到了通知，六中終于恢復招生了，當時叫做“復課鬧革命”，我（們）高興得簡直要跳起來，大家又可以天天在一起，沒有比這個更令人興奮的了。由于我在小學時的影響，學校成立“紅衛(wèi)兵總指揮部”時我被推舉為副總指揮，成立全校領導機構(gòu)“革命大聯(lián)合委員會”時我又被推舉為搞政宣工作的委員。已經(jīng)離校的老紅衛(wèi)兵們也紛紛前來祝賀，并囑咐我們要好好地干，與修正主義作堅決的斗爭，與學校的走資派作堅決的斗爭。六中有三十幾名正式教職員工，原校長是南下時的山東籍干部，正營級。我們?nèi)胄r他早已被打倒，一直在寫交代材料和學習毛主席著作。還有一個被指控為“企圖投敵叛國分子”的老師也與講臺無了緣，除了寫交代材料，還在校內(nèi)做勤雜工，他是正宗的“紹興師爺”據(jù)說教書還是很有一套的。進入中學校門的第二個星期，工農(nóng)管理學校工作小組和校“大聯(lián)會”決定召開了憶苦思甜大會，并由我主持，這是我平生首次主持三百多人參加的大會，很有些拘謹，但是在“不忘階級仇，牢記血淚恨”口號的感染下，我的膽子壯了，口也不哆嗦了。大會結(jié)束后的當天傍晚，全校人員在大禮堂吃“憶苦思甜”餐——番薯粉窩頭加咸菜湯。（如今番薯還當健康食品唻）我們的課本有語文、數(shù)學、工業(yè)基礎知識、農(nóng)業(yè)基礎知識和政治，體育課，勞動課等也照上不誤，也進行期中、期末考試，老師用百分制打分，只是在報告單上填寫“較差、及格、良好和優(yōu)秀”等字樣。不可否認，參加學校規(guī)模的批斗會是不可或缺的政治任務，每個月起碼有一次，班級規(guī)模的批斗會也如此。寒假開始后（已是1969年），我們承擔了護校的任務，因為縣城那邊有消息傳來，某中學操場上的開大會用的專用主席臺被炸了，那里是幾千人或上萬人參加大會的所在；而我們這里也類似，大操場上建有石塊砌成的主席臺，同樣是擋不住炸彈的威力的，所以一定要保護好，四月間在這里要召開隆重的“L鎮(zhèn)革命委員會”成立暨慶祝大會哩。時值寒冬，西北風呼呼地刮，天又時陰時雨，我們住宿在學校里，日夜輪流值班進行巡邏，鎮(zhèn)“武衛(wèi)隊”的人有時也會過來看看，他們是帶著真家伙的，不像我們只有刀做武器。一天的午夜時分，我們的總指揮心血來潮，把學校“走資派”押到了我們住宿的教室里，勒令他交代罪行，并且用藏在雨衣內(nèi)的銅號的口對著他厲聲說：“交不交代？當心你的……”那銅號的口酷似槍口，當即就把他給嚇懵了，因為他知道槍的厲害。他于是連聲道：“當心當心，別……我交代。”其時，我當真沒有勝利者的喜悅之感，但這一幕始終停留在腦海里，至今未曾消逝。　　

新學期又開始了，但任務來得更艱巨，晚上不能住宿在校內(nèi)了，而護校還得繼續(xù)下去，意味著晚上還要來校，輪到下半夜時就尤為艱苦。終于熬到了四月的一天，鎮(zhèn)“革委會”成立暨慶祝大會召開了。那是四千多人參加的盛會，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人聲鼎沸，鎮(zhèn)“武衛(wèi)隊”更是荷槍實彈，戒備森嚴，令場面顯得既嚴肅又宏大和壯觀。我們的總指揮拎著一門迫擊炮、衣袋里藏著一枚炮彈及帶著銅號，上小山頭上執(zhí)行任務去了。我沒有像他那么地威風，我搞的是政宣工作，屬于文職，與武不搭界。之后，總指揮當上了鎮(zhèn)“革委會”委員（1988年死于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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