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資產階級的產生及其反無產階級的斗爭歷程　　

于泮泉　　

列寧說，“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為什么要消滅階級？因為社會上存在階級與階級斗爭。這個關系一定要理順：社會上存在階級與階級斗爭，我們才會提出消滅階級的任務；而不是相反，不是我們先提出要消滅階級，然后才有階級與階級斗爭。有人可能會問，階級與階級斗爭的存在有什么不好？為什么要消滅它?不是階級與階級斗爭的存在好不好的問題，階級與階級斗爭都是歷史的產物，也一定會在歷史上消亡。所謂“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只是無產者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給自己提出了符合與順應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的使命而已。資產階級最早喊出了“平等”的口號，但是，人類最大的不平等乃是階級的不平等，人類的一切不平等都或多或少地有著階級不平等、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的影子。不消滅階級，即使把平等的口號喊上千萬年，平等的理想也不會真正變成現實的。如果說最初資產階級喊出“平等”的口號有著反封建的進步意義的話，在資產階級已經牢牢站穩了腳跟的情況下，除了“在資本面前人人平等”即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的“平等”是真的之外，其高喊“平等”的口號統統都是用來騙人的。改革開放以來，一再宣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這個“平等”何時真正實現過或實行過？差一點就被強奸的鄧玉嬌被“抓捕歸案”，強奸未遂犯卻逍遙法外——誰能看到這里還有一點點“平等”的影子？即使在網上一片憤怒的呼喊聲中，可憐的弱女子也沒能換來一紙無罪的判決！要知道，那可是真正的正當防衛，本應把鄧玉嬌樹為英雄才對呀！而那個未死的強奸未遂犯至今也沒有受到任何追究！那不僅僅是因為前者是普通百姓，而后者是當官的嗎？更確切地說，前者是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后者則是有職有權的黨內資產階級分子，二者之間的階級地位本來就是不平等的，在法律面前如何會受到“平等”的對待?! 何況法律本身就是人定的，必然有著實實在在的階級性。在我國，盜竊上百萬巨款肯定要被判死刑，因為犯盜竊罪的肯定是普通百姓，黨內外資產階級分子絕不會去干那些偷雞摸狗的勾當；而巨額財產來歷不明罪只能被判區區三年有期徒刑，因為能有巨額來歷不明財產的人十有八九屬于黨內資產階級分子，普通百姓誰家能有巨額財產來歷不明？即使有，人民警察們也必定會查個底兒朝天不可，變“不明”為“明”的。這里那會有什么“平等”可言？何況有巨額來歷不明財產的人，命中注定同工農大眾無緣，當屬剝削階級分子無疑。要實現真正的平等，唯有一個辦法——消滅階級。列寧強調“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這就把問題說到點子上了——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必須始終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否則就不是在干社會主義，而是在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干資本主義或其他別的什么主義！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果斷地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就是倒果為因了：好像是因為我們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所以才會有階級斗爭，才會有社會的不穩定、不和諧；而不是因為社會上有階級和激烈的階級斗爭，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與不和諧，我們才必須以階級斗爭為綱，方能最終消滅階級，實現全人類的真正平等和全社會的和諧、穩定。所以，做出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決定，不過是集中全黨的力量，表演了一出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荒唐鬧劇而已。好像只要你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就不再存在，可以永享太平，安心地去做“穩定壓倒一切”的黃粱美夢一樣。　　

三十年來，我們整天能看到的都是這樣一個景象：一方面，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僅僅是說一說、做做樣子而已；另一方面，在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上，那可是動了真格的了。即使在美國狂人冒天下之大不韙，炸我使館、撞我飛機這樣至為激烈的國際階級斗爭面前，我們也沒有提過階級斗爭這個敏感的字眼，完全違背了大力宣傳的實事求是理念；而且全國上下群情激憤，想表達一下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也被壓制了下去。還有“3·14”西藏事件、“7·5”新疆事件這樣極端激烈的階級斗爭，我們的黨和政府也不敢說出關于這些事件階級斗爭性質的片言只語。　　

那么，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是不是真的就不搞階級斗爭了呢？事情完全不是這樣。他們要停止的只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卻要在“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掩護下，發動一場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而且是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動一場把無產階級從領導地位上徹底拉下馬來的階級斗爭。　　

“你說的也太不靠譜了吧？”有人自然要問，“早在五十年代中期，隨著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作為階級的剝削階級在我國不就被消滅了嗎？哪里會又冒出一個資產階級，并有力量發動一場把無產階級從領導地位上拉下馬來的階級斗爭？”這是至今許多善良人想不明白的一個問題。事實上，答案早就有人告訴我們了，只不過被人們統統忘記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早就諄諄教導我們嗎：“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它里面怎么會有一個資產階級呢？這當然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很難用幾句簡單的語言說清楚，但形勢又逼迫我們必須說清楚。我在這里只能試試看了。篇幅太長，敬請網友們見諒。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共產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不是憑空從天上降落來人世間的神物，它是由許許多多普普通通的凡人所組成的，正如人們所說，他們都是人而不是神，因而都有七情六欲，他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與壓迫下，本能地要奮起反抗；在馬克思主義的武裝下，他們又懂得了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道理，懂得了他們所遭受的壓迫是階級壓迫，只有把人民群眾統統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階級力量，以階級對階級，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才能推翻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使自己和人民群眾一起，獲得徹底的翻身解放。因此，他們能夠不惜流血犧牲，在拿槍的敵人面前不愧為英雄好漢。但是，三座大山被推翻、自己也的確獲得了翻身解放以后，他們的地位變了——當上了大官、中官或小官，完全有機會過上同被推翻的以往剝削階級一樣的生活，且又有了充足的時間思考著自己以后要走的路。這樣，他們就在自己從未享有的優越生活環境中，漸漸忘記了無數已經犧牲了的、同自己并肩作戰的戰友，更忘記了生我養我的廣大人民群眾。于是，他們不再愿意當普通人，而渴望成為“人上人”，讓自己，乃至自己的子孫后代統統永遠都過上比以往的地主老財還要優越的日子。可怕的是，明里暗里這樣想的，在共產黨的隊伍中絕不是一個、兩個人，而是一批人，是越來越多、不斷發展壯大的一批人。就是這些人成了日后黨內資產階級的最初基礎。相信不少人都看了電視連續劇《沂蒙》，在劇中于大娘的家里養傷、又受到于大娘一家人舍命保護的那個共產黨人，對于大娘一家真是千恩萬謝，口口聲聲解放以后一定會常來看望的，誰知他竟會一去不復返（氣得于大娘的兒媳婦在這個人的單位來調查他這段養傷歷史時作了不認識他的假證，是善良的于大娘出面澄清才讓他走出困境）；還有那對兒將孩子寄養在于大娘家的夫婦，于大娘不惜犧牲自己的親孫子也要保護這個革命的后代。但這對兒“革命”的夫婦（當然也都是共產黨人，而且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竟然也是長期杳無音信，后來，則借口他們在北京工作太忙，派人、派車（多大的派頭！）拿著幾個臭錢，就想把孩子領走；還有那個于大娘親生的兒子，參加了革命，出生入死，解放后入了黨、做了官后，也要把同樣為革命出生入死的結發妻子休了，成了共產黨“陳世美”隊伍中的一員……正是這些人，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了一起；他們官向官、吏向吏，緊緊地綁在一起，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組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的黨內資產階級集團。　　

有人會問，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不首先是一個經濟上的范疇嗎？所謂黨內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政治上的概念，它的經濟基礎何在呢？這個問題問得好。粗看起來，黨內資產階級只是一個政治上的概念，是一個個黨內資產階級分子因政治上的聯系而組成的集團。其實，黨內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上的概念，同樣有著自己深厚的經濟基礎。這個經濟基礎就是他們都程度不同地擁有對公有的生產資料支配權，他們既可以利用這種支配權為自己及其親友謀取私利，又可以不動聲色地在他們相互之間提供服務，搞貨真價實的權權交易。所以，黨內資產階級就是一個建立在對公有的生產資料具有不同程度的支配權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利益集團或利益共同體。這種支配權既可以是直接的（如直接分管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也可以是間接的，如雖不直接分管經濟工作，但可以直接影響分管經濟工作人員前程、命運的人，以及可以間接影響分管經濟工作人員前程、命運的人，還包括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控的其他權力為他人帶來現實“利”“害”的人等等。　　

這樣，黨內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他們之間在經濟利益或經濟利害上的聯系，絲毫不比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分子之間的聯系差，反而比他們更緊密。這就是發現一個腐敗分子，往往都會拔起蘿卜帶起泥，很少會僅僅是單槍匹馬的根本原因。除非在此之外還生存著一股更大的黨內資產階級力量起著保護傘作用。　　

這個黨內資產階級從建國的第一天起恐怕就開始孕育了，只是由于偉大的毛澤東一再告誡、教育，并堅決不客氣地殺了劉青山、張子善這兩個敗類，才使一些人那顆不安分的心不得不暫時收斂一下，但又僅僅是“暫時收斂”而已，一旦時機成熟，機會來了，他們哪里能耐得住寂寞？又會不失時機地蠢蠢欲動了。當然，開始時，他們的膽子還會很小，欲望也不是很強烈，但是經不起輕易就可到手的金錢、美女的強烈誘惑，更經不起糖衣裹著的炮彈的連番攻擊，中的糖彈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若不被及時發現（事實上也很難被及時發現），他們就會越陷越深，最終由腐敗分子變成為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而那些發射出糖彈的人，最初往往都是貨真價實的黨外資產階級分子，黨內外相互勾結，狼狽為奸，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會日益強大起來。黨內這樣的人多起來以后，他們之間臭味相投，也需要相互勾結、相互利用。開始時他們可能還須同西安事變時的張、楊（請原諒我比如不當。我這里絕沒有絲毫懷疑張、楊偉大民族英雄資格的成分，只是出于想比較形象地說明問題、又苦于找不到更恰當例子的需要）一樣先相互試探，后來則逐漸心照不宣、彼此彼此，勾搭成奸、連成一氣，隨著他們之間聯系的范圍越來越廣泛，聯系的程度越來越深、越來越緊密，最終形成了黨內資產階級集團。　　

我估計，在我國，黨內資產階級形成的確切時間應該是1956下半年到1957上半年這一段，標志是黨的“八大”和反右擴大化兩大事件。在此之前，黨內資產階級還在娘肚子里進行了一次成功的降生預演——實行軍銜制。　　

本來，我們的人民軍隊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已經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根本就沒有硬要建立軍銜制的必要。我們的軍隊從1927年建軍開始，一直就沒有軍銜制的存在，我們不是照樣從小到大、由弱到強并趕走了日本鬼子、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戰勝了武裝到牙齒而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及其帶領下的十六個仆從國軍隊嗎？尤其是，我軍“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這特有的政治工作三原則，同等級森嚴的軍銜制在本質上就是不相容的嘛！但在孕育中的黨內資產階級看來，這種森嚴的等級制度恰恰是他們在內心當中急切地需要的。不如此，如何能反映出他們自己與眾不同的高貴身份？如何能讓下級無條件地絕對服從自己而不受到任何質疑與反抗？顯然，這里所能反映的心態完全相同于一切剝削階級的固有心態。而這個心態又恰恰是黨內資產階級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的合乎自然規律的反映。當然，已經退居二線的毛澤東作為是人而不是神之本性的初次表現，并沒有看得那么深、那么遠，他堅決地拒絕授予自己大元帥軍銜，完全是出自于他堅定的無產階級一員的本能反映，而不是對軍銜制的自覺抵制。要知道，他當時仍然擁有對建立軍銜制百分之百的否決權，而他并沒有想行使這個權利的表示。但是，對軍銜制的出籠過程，毛澤東始終只是知情人而不是策劃者，當屬確定無疑。而一旦對此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偉大的毛澤東就堅決地采取行動，把軍銜制給取消了。而資改派一上臺，立即又把軍銜制恢復過來。這就讓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圍繞著軍銜制所進行的斗爭，的確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一場階級大較量。我們不能把它的意義看得太輕了。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事實就是，軍銜制的實施，切切實實地起到了凝聚黨內資產階級分子人心、積聚黨內資產階級分子力量的作用，為黨內資產階級最終降生來人間做了組織上、思想上、政治上的充分準備。從此以后，因為每一位不是軍人的國家公務人員和企事業單位人員都可以比照相應的軍銜，找到自己所處的位置，神圣的官本位制度與官本位思想由此在新中國隆重誕生，并將永恒不變。　　

萬歲！　　

1956下半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行將被消滅。這時，黨內資產階級人物感受到了威脅，隨著毛澤東同志主動讓賢、退居二線，他們感到已經有力量表達自己的意愿了：就是要孕育階級斗爭熄滅論，以阻止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向自己身上蔓延。但是，“階級斗爭熄滅論”這個詞一時還沒有想好，又顧及這樣鮮明地提出問題，是否會背上馬克思主義叛徒的罵名。于是斟酌再三，提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變成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樣一來，似乎就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學說了，又能有效地對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實在是高明得很。但是，社會是由不同的人們之間以一定的各不相同的關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共同體；社會主要矛盾就只能是不同的人群之間的矛盾，而不能是社會制度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社會基本矛盾揭示的則是社會制度內部不同組成部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以及社會制度內（社會生產關系）外部（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二者體現的是根本不同的關系，盡管這兩個關系也是緊密相連的。而這兩個關系的聯系就在于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的突出表現之一，而絕不等于社會基本矛盾本身。所以，“八大”拋出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說法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一個錯誤修正。而產生這個理論本身恰恰成為我國黨內資產階級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表明它已經隱蔽而隆重地登上新中國的歷史舞臺了。          　　

偉大的毛澤東不愧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當時，他老人家特有的階級敏感性，也已經讓他隱隱約約地撲捉到黨內這個資產階級發出的些許信息，使他想到，目前必須搞一次黨內的整風運動了，而且應該大開城門，歡迎社會各界廣泛地參與進來。　　

沒有想到，整風運動一開始，立刻就遭受到社會上右派分子對黨的所謂猖狂進攻，有的竟叫嚷要共產黨下臺，要與共產黨輪流坐莊。黨內資產階級分子一看，大喜過望：機會來了！于是裝模作樣又故作慌張地向毛澤東報告：大事不好！毛澤東也感到事態嚴重，認為應該反擊。身居一線的黨內資產階級人物覺得拿到了尚方寶劍，干脆使出了渾身解數，抱著同當年的蔣某人“寧錯殺三千，絕不錯放過一人”一樣的心態，開始大打出手了，一下子就定下了上百萬個“右派”分子。這樣做至少有四大好處：一是可以顯示出自己堅定的“無產階級”（掩蓋其真實的黨內資產階級）立場和“卓越”的工作才能與“政績”；二是可以借機轉移視線，逃脫黨的整風運動可能給自己帶來的種種麻煩；三是還可以把由此可能產生的一切消極后果統統一股腦兒地歸罪到毛澤東一個人的身上，而無須承擔一丁點兒風險；最后則可以順便檢驗一下自己的實力，給敢于冒犯自己的人一個小小的顏色看看，維護自己對全社會的專制統治。毛主席在建國以后發動的針對黨內（資產階級）的第一次整風運動就這樣中途夭折了。實事求是地說，關于這次反右擴大化，毛澤東同志由于對整風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準備不充分，對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嚴重性估計過大、過高，仍是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的，不須任何人“為尊者諱”。但是，應負主要責任和直接責任的人，絕對是身處反右第一線的指揮員，而不能賴到已退居二線的毛澤東身上。所以，這個反右擴大化，是黨內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后第一次“卓越”表演，成為其產生的又一個最顯著標志。　　

事實上，對當時右派分子的所謂猖狂進攻，完全可以采取“嚴肅反擊，一個不抓，批評教育，以理服人”的方針。因為這些人的問題，主要還是思想認識問題。他們在民主革命時期，是我們黨在中國社會上的同路人，其中大多數在本質上是好的，至少比今天的“精英”分子勝強百倍。他們不是共產黨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公開的原有黨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能要求他們同我們工農大眾、革命干部一樣地認識問題。面對中國三大改造與當時世界的政治經濟形勢，產生他們那樣的想法，一點兒也不奇怪；而他們敢于把自己藏在心里的知心話如實地講出來，就是對共產黨高度信任的表現；何況不久前的三大改造運動，也受到了他們的基本擁護。要知道，這已經是相當地不簡單了。這些都清楚地表明，這些人絕不是我們的敵人，其中的大多數都是我們的真心朋友，而且是難得的、同我們黨的立場、觀點、方法都極不相同的諍友。毛澤東同志不是說過嘛：我們不僅要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一道工作，還要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而且還要同反對自己反對錯了、并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而認真改正的人一道工作嗎?！我看對毛主席的話還可以修改為，即使他們不改正也沒關系，只要他們不把自己的言論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不說鼓動賣國、侮辱人民、反對人民的話（因為那樣的話，矛盾的性質就發生質的變化了），我們仍然應讓他們講話。我們沒有必要、也絕不應該給他們扣上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正如毛澤東同志講的那樣：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因為人民手中掌握著強大的政權，不怕資產階級造反。我們黨完全應該一以貫之地真誠相信他們，毫不動搖地繼續有效地團結他們，與他們一道工作。同時積極組織和動員黨的各級組織以及工農大眾把右派分子的言論當成難得的反面教材，嚴肅地予以批判與反擊，切實地創造出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借以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提高各級黨組織的凝聚力與戰斗力，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免疫力、政治覺悟和政策理論水平，并毫不猶豫批判地吸收右派分子言論中的一切積極因素為我所用，幫助我們搞好整黨整風運動（完全不應該中止整風、全力反右）。在充分地發揮包括右派分子每個人以及每個參政黨集體智慧的同時，也卓有成效地讓他們起到對執政黨嚴格而寶貴的監督作用。那樣的話，偉大的毛澤東所一心向往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將會如期出現，那時的中國將會呈現出一幅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可惜這一切，都被可惡的黨內新生資產階級攪合得糟糕透頂了。至于中途轉變整黨的正確方向，搞反右斗爭擴大化，正是黨內資產階級產生后，迫使我們黨所犯的一個幾乎無法挽回的歷史性錯誤。如果說反右擴大化給當年那么多右派及其家屬、后代乃至更多旁觀者的心靈造成了一定程度傷害的話，那么，它給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自己所造成的傷害更深、更大得多，以致造成了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后的今天仍無法完全康復的嚴重惡果。而今天的資改派與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力圖要把這筆賬完全記在偉大的毛澤東身上，則完全是別有用心，也經不起歷史檢驗的。嚴格說起來，不是在反右擴大化之前發生了一次所謂右派分子向黨的猖狂進攻，而是新生的黨內資產階級利用反右擴大化的方式向黨發動了一次猖狂進攻。進攻的結果，使所謂的右派分子和中國共產黨兩敗俱傷，而且比較起來，我們的黨組織遭受的傷害更為嚴重。黨內資產階級一亮相，就不動聲色地借力打力，取得了一次決定性的勝利。實在是不同凡響！　　

有人可能會問，這些右派分子與黨內資產階級不是同屬于一個階級嗎？他們怎么舍得對自己同類下這么大的狠手呢？道理很簡單，當時，毛主席、共產黨、工農大眾，三者之間是切切實實的魚水關系，他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力量太大了，黨內資產階級如果力保同類，只能同右派思潮一起玉石俱焚。“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他們深諳“舍車保帥”、“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的真諦：只要黨內資產階級自己還在，毀掉社會上資產階級的一個派別，又可以在社會上造就出一個更大的資產階級來（黨內資產階級的這一愿望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已經得以圓滿地實現了）。何況黨內資產階級人物個個都清楚，我們黨有“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我們對這些右派分子們搞得再嚴厲，也不過對他們來一個相當大的沖擊、戴上了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而已，不會讓右派分子從此在人間蒸發的（茅　于軾老　先生這個公開的右派分子到了半個世紀之后的今天不是還活得很滋潤嗎？這同文革中的所謂“三種人”所遭受的待遇可有天壤之別了）。而且通過反右擴大化，可以理直氣壯地傷及到共產黨自己的階級基礎——個別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一些堅貞忠誠的共產黨員。黨內資產階級正樂得看熱鬧呢！同時，資產階級向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的，除了他們在對付無產階級時可以結成“共濟會團體”外，他們之間一直是勾心斗角的，甚至也可能是你死我活的。這就是他們需要兩黨制或多黨制來維護其整體利益的根本原因。如果形勢逼迫黨內資產階級不得不對所謂的右派分子統統趕盡殺絕的話，相信他們連眉頭也不會輕易地皺一下的——這從他們對文革時期的所謂“三種人”以及參與八九年學潮的學生骨干們的態度就可見一斑了（這是后話，我們將在以后的文章中對此作更深入的分析）。　　

不久，反右擴大化的惡果不失時機鮮明而及時地呈現出來，從此以后，我們黨難以再直接聽到真實聲音、捕捉到真實的信息了（悲乎！）！眾所周知，全國解放以后，出于安全的考慮，毛澤東的人身自由其實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毛澤東至死可能也沒能明白過來，這是后來成為黨內資產階級人物的那些人，給毛澤東下的一個溫柔而又狠毒的套兒：把作為人民領袖的毛澤東同他最信任的工農大眾在空間上隔離開來）毛澤東同志本人也顯得無可奈何。他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無法同廣大人民群眾時刻保持密切聯系的情況下，主要只能通過指導身邊工作人員到基層調查研究了解情況、解決問題。而那些身居一線的領導同志不愿意經常向毛澤東請示、匯報工作，其中不少人不經意間已經不自覺地成為黨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因階級立場不同的關系，自然也不能向毛澤東匯報真實情況。出于繼續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的良好愿望，毛澤東同志就只能依據那些十分不完全的信息去做出判斷與決策了（當然，毛澤東自己也是盡最大可能去親自接觸群眾，調查研究——但這些畢竟只能是很有限的）。從而這些判斷與決策不可避免地會包含或多或少的主觀與錯誤成分。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出臺就是這樣。今天看來，三面紅旗仍然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那些年間我們取得了那么多的成就就是明證，由于篇幅所限，恕我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今天的資改派和社會上的右派，對這三面紅旗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而它所產生的許多不良后果，則大多是黨內資產階級故意破壞造成的。但這種破壞，不是同毛澤東對著干的破壞（他們也沒有那個膽量和能量！），而是順著毛澤東的思路，以比毛澤東更“毛澤東”的辦法去破壞。比如，毛澤東講一大二公，他們就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搞大食堂，鼓吹“窮過渡”，宣稱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提出大躍進，他們就拼命吹牛皮、“放衛星”，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個黨內資產階級分子說他們的一畝地能打八千斤糧食，更大的黨內資產階級分子就問：“不能打一萬斤嗎？”，那個小一點的黨內資產階級分子則“信心”十足地回答：“盡量爭取”。鬧出了天大的笑話。后來另一個黨內資產階級人物重新上臺后，立即大張旗鼓地為那個小一點的資產階級人物平了反。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一件事：惺惺相惜嘛！當然，這時不僅一般人，就是偉大的毛澤東當初也沒看清，這不是一般性的吹牛皮、放大炮的問題，而是黨內資產階級有意識地發動的對無產階級、對我們黨的第二次猖狂進攻（借以損害黨和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并有意地抬高他們自己——以后的事態發展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毛澤東還是及時地發現了苗頭不對，一次又一次地通過“反冒進”，進行糾正，局面已經出現了轉機。但不明就里的彭德懷訪問蘇聯回國不久，來不及向毛澤東匯報訪問蘇聯期間，受到赫魯曉夫等人接見的具體情況，匆匆忙忙地向毛澤東拋出了一份萬言書，批判大躍進是什么所謂“小資產階級狂熱”等。我分析，他所針對的絕不是毛澤東本人，而主要是針對當時身居一線的一些人。由于遇到李銳等卑鄙小人故意投機鉆營、播弄是非，彭本人又沒有機會直接向毛澤東說明情況，毛澤東也不知道彭受赫氏這個敏感人物接見的詳情，黨內資產階級人物還趁機添油加醋地下了“彭德懷里通外國”的結論，加上毛澤東向來反對任何人背后搞小集團活動，彭本人又的確有著諸多居功自傲的不良傾向……種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使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上受到了錯誤的批判，釀成了一樁冤案。彭德懷、毛澤東、我們黨，三敗俱傷；黨內資產階級則又一次笑到了最后。　　

彭的冤案給我們帶來了嚴重的不穩定，蘇聯的赫氏集團又不失時機地一次又一次通過逼債、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在世人面前公開中蘇兩黨分歧等辦法頻頻向我們發難，盤踞臺灣的蔣介石集團不斷地叫囂要“反攻大陸”，印度人在策動了西藏叛亂、達賴外逃之后又不斷地頻繁制造邊境糾紛，美帝國主義對我們更是虎視眈眈，國內的敵對分子與敵對勢力也乘機蠢蠢欲動，還恰逢我國又遭受到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形勢真是糟糕透頂，我國進入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困難時期。多虧我們有英明領袖毛澤東，有周恩來等一大批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尤其是有著億萬同我們黨同心同德的工農大眾，在適時地采取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等有效措施后，我們的國民經濟形勢迅速好轉。在此期間我們黨相繼召開了七千人大會和八屆十中全會，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相繼做了自我批評，有人相反，雖然他們“共產風”刮得最有力，牛皮吹得最邪乎，對我們黨產生的一切錯誤都有著更直接、更不可推卸的責任，在不做任何自我批評的情況下，卻說起“三反天災、七分人禍”的風涼話，把錯誤一股腦兒地推到別人身上。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提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因此，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很快，毛主席、黨中央就決定在全國人民中深入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誰知，黨內資產階級在一線具體領導這次教育運動時，又故意混淆矛盾的性質，鼓吹一些所謂“四清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交叉”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毛澤東十分生氣，親自主持制定了著名的“二十三條”，第一次明確地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矛頭直指黨內資產階級。黨內資產階級自然不能退卻，更不思悔改，他們親自泡制出的“桃園經驗”，采用同反右擴大化、和在大躍進刮“共產風”時的同樣手法——形“左”實右，扭轉運動的大方向，把斗爭的矛頭有意從黨內資產階級身上轉向對準基層廣大干部與群眾，大搞“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這是黨內資產階級產生后，向黨發起的第三次猖狂進攻，明目張膽地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如果說，以往黨內資產階級發動的反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都是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進行的，他們并沒有直接對無產階級下手的話，這一次，他們可就不客氣了，屠刀已經公開地砍向無產階級及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了。　　

毛主席看到，面對羽翼漸豐的黨內資產階級，他的一切正確設想，只能統統失靈，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社會主義成果，隨時有喪失殆盡，廣大人民大眾隨時有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可能。而且已經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本人，也已經被視為一塊可有可無的絆腳石，有人已經公開地抱怨他“占著茅坑不拉屎”了，以致諾大的北京，對毛澤東來講，已經是他“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地方了。唯一的選擇，只能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內資產階級展開一次公開、全面的斗爭了。于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告誡全黨，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已經混入了我們黨內，目前正睡在我們的身邊，甚至被培養成我們的接班人，必須堅決地同他們進行斗爭。可是，運動一開始，黨內資產階級仍然占據領導地位，他們敏銳地覺察到，必須毫不猶豫地向無產階級發起第四次進攻了，否則，他們會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因此他們立即采取派遣工作組的辦法對人民群眾進行殘酷鎮壓。毛主席當即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出了向黨內資產階級全面進攻的進軍號，并先后八次接見了一千多萬紅衛兵小將，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終于被發動起來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立刻土崩瓦解。　　

但是，黨內資產階級絕不甘心他們的滅亡，他們暗地里利用他們的子女、親屬，組織起反動組織，祭出“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反動血統論，冒充紅衛兵，到處搞起打砸搶，矛頭再次對準基層人民群眾；或由他們在暗地里親自出面，鼓動群眾斗群眾，甚至公然挑起武斗，轉移斗爭大方向。引起“打倒一切”、“全面內亂”，并把這個責任統統推到毛澤東和廣大人民群眾身上（改開后更成為他們肆無忌憚地妖魔化文革、妖魔化毛澤東的主要借口），借以保護他們自己蒙混過關。在毛主席明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發出視察大江南北重要講話后，才將局面扭轉到正確方向上來。此后，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奪權斗爭，建立了軍干群與老中青兩個“三結合”，文化大革命似乎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但是，由于斗爭的形勢錯綜復雜，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人物身份難以確認；加上這些人，過去都是我們革命隊伍中的成員，有的還可能戰功赫赫；且因懾于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的強大監督力量，在他們身上的確不易找到今天大量存在的腐敗現象；我們黨歷來有“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人改正錯誤”的一貫政策，所以，他們中大部分人又被重新起用，特別是其中的一些人極其擅長偽裝，并深諳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為官之道，不惜出賣自己的人格與靈魂地做出“永不翻案”鄭重保證與承諾，遂被結合進新的領導班子中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黨內資產階級并沒有受到徹底的清算，而只是受到了一次很輕微的沖擊。他們人還在，心不死，這就給他們提供了日后卷土重來的充分機遇。　　

以上我簡略地回顧了我國黨內資產階級的產生，以及它產生后，在毛主席還在的時候，是如何不斷地變換手法，毫不動搖地從事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以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斷地壯大自己的階級力量的歷程。如果說黨內資產階級實力之強大到毛主席還在世的情況下，也能讓無產階級一再受挫的話，那么，毛主席逝世后，就更沒有人能成為他們的對手了。一旦讓他們得手，無產階級的處境命中注定必然是十分慘烈的。由于篇幅所限，本人只能在另外的文章中繼續這一話題了。　　

由于本人閱歷有限，眼界狹窄，理論水平不高，這里所闡述的又都僅僅是本人自己的最新觀點，同主流的聲音自然格格不入，同右派的觀點可能根本對立，同大多數左派同志目前的認識也有太多的不同或太大的距離，錯誤與不足更是在所難免。熱切地歡迎廣大網友廣泛地參與討論，進行善意的批評與反駁，以期通過“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使我們對建國后、毛主席在世的二十七年間歷史的一個方面達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共識，為進一步認識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打下一個科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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