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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上看到很多很多的文章表達了對毛主席時代的眷戀，也就是那一代的領袖對貧下中農、工人階級滿懷深厚的階級感情，一代一代的人民懷念毛主席也是情理之中的。一個網友寫道：還在奪取政權以前，洞悉古今的毛澤東已經看到，在奪取政權以后，腐敗文化可能滋生，將危及新生政權的生存，并找到了克服腐敗的路徑，在黃炎培談起歷史周期律時，他豪邁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個周期律是很厲害的，打破這個周期律是民主。這個民主是賦予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更高的政治地位，當家做主，以此來平衡或者說是監督各級政府公仆的權利不能夠濫用、具有特長的專家得努力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這些公仆、專家有違背這些原則，很容易就會被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拉下馬、或者送往農村、工廠改造。在文革中，一些公仆、專家下放工廠與農村改造，這個做法被后來所指責文革的詬病之一。但在當時，具有很高政治地位的貧下中農、工人階級的監督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那個時代的流行語，政府公仆的腐敗問題得到遏制那是有目共睹的，鏟除了“黃賭毒”的社會毒瘤，沒有貧下中農、工人階級發起的群體事件，沒有權力尋租、權力腐敗等等社會問題，建設了一個廉潔干凈的、奮發向上的社會。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后即在一九七九年一月開始的在全國范圍內對四類分子進行的摘帽措施，就成為了全面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順利實現工作重心轉移的首要一環。這次全面的摘帽行動，實際上就是從根本上對建國后所劃分的地主、富農家庭出身成份和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個人階級成份的取消。連同此前的對右派分子的摘帽，全國人口才真正實現了沒有出身和階級成份差別的公民平等性。它不僅是使得占人口一定比例的這部分人直接獲取了新生，得到了解放，還使得占人口較大比例的這部分人的子孫及親友卸下了所受牽連的政治包袱。改革開放是從這里拉開序幕的，它因此就成了中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歷史轉折點。

自此以后，地主、富農、資本家、四類分子等表示"賤民"身份的稱謂,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逐漸淡化消失。隨之消失的是貧下中農、工人階級的崇高的政治地位，這是階級消失的、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的結果。這也就是楊錦麟最近談到的中國執政黨正在向一般的政黨轉變并逐步地世俗化。矛盾的是，我們社會中許多民眾還在夢想著再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眷戀著黨和政府繼續著深厚的階級感情。現在沒有階級了，群眾也沒有那么高的政治地位，失去了平衡或者制衡公仆和專家的一種政治力量了。很明顯的，公仆和專家就會放任自流了。在沒有了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崇高的政治地位的形勢下，誰都明白我們的社會就需要重塑或者改良的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拿出那么一個制度來，而且還要經過實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楊錦麟也談到：它面對黨內利益集團的萌生和坐大，以及更多人對它的執政能力及執政基礎合法性認同的問題。實際上，改革開放以后的一些政策，制定時就有漏洞執行后帶來問題也是可以預期的。比如，2009爆發的金融危機遠沒有過去，金融危機發生后，包括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公務員降低工資，我國的公務員卻在加薪。這個還不算，我國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遠遠高于社會的平均水平，吸引高學歷、技術特長的人員加入公務員隊伍，出現了我國最大的博士群體在公務員中的全球出位的奇觀，這些人本應該是要去為社會進行知識、產品的創新，去創造財富。還有，比如“開胸驗肺”、“釣魚執法”、野蠻拆遷等等侵犯了弱勢群體的利益。社會保險的問題，在社保政策改革之前，全民是同等的政策，現在劃分成公務員、事業、企業的社保政策，在這個政策下企業職工退休后的養老金太低，企業職工占了總職工人數的大多數。很明顯，這個政策侵犯了大多數人的利益。。。。。。

由此看來，眷戀毛澤東時代的民眾在相當長的時期仍然會是浩浩蕩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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