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凝聚第三種力量

橫舟

中國共產黨人是靠著搖馬、列主義的大旗起家的，實際上，是一幫時代熱血青年，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思考民族命運，凝聚在一起，開創民族未來。他們被西方哲學家誘人的理論所吸引，把馬克思理論轉嫁、移植過來，結合自己民族的特點，根據自己的國情，調動起中國工、農群眾的有生力量，搞起了中國革命。就是大家所說的，毛澤東思想。

但是，自從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在黨內，就一直就存在著左、右兩派之爭。其原因就是，馬列主義來自于西方人的意識形態，能不能在中國落地生根，存在一個水土接收問題。也就是說，一個異族理論在中國運用，必然存在各種不同的理解方式。政治家們承擔著民族重任，他們是負責任的。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不是在為某個西方社會學者完成實驗課題。

這個問題，我們要先從馬克思的家鄉德國看一看。德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二戰后，雖然有一半搞馬克思主義，但也失敗了，又回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如果馬克思的理論，對于德國人民有益的話，德國人為什么不沿用呢？大日耳曼民族除去馬克思都是傻子？

列寧沿用了馬克思的理論，在俄羅斯搞馬克思主義。并且在自己的民眾中形成了自己的主導方式，即：列寧主義。幾十年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這個國家也放棄了，如今搞起了資本主義。朝鮮還在搞，兒子接了父親的班，下面是不是還要兒子接班？所以，很明顯，馬克思的理論上顯然是有缺陷的。

聰明的中國人，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借助它的理論，喚起了中國民眾，創建了自己的政權。并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圖騰，作為建國、治國的指導方針。還在天安門廣場坐落了四幅巨大畫像。把馬列主義作為旗幟，高舉著這桿大旗走了幾十年。

社會實踐中，中國人很快發現，洋人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領袖，是不實際的。這又使得中國人不得不進行改革，于是，就搬走了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四幅洋神仙的畫像。我記得年輕的時候，有一個外國人問我，你們東方人為什么把我們西方人當上帝。

自從把馬列主義理論移植到中國來，就有一個水土不服問題。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半接受，有些人不接受。不接受的人，當然必然要被排除出去。接受與半接受的人，就在共產黨內形成了左右兩派。

中華民族有著幾千年的專制史，中國人民被專制者的愚民政策統治了幾千年。強大的皇權統治與政治壓迫。使老百姓的精神上極度空虛。在他們飽受凌辱與摧殘的靈魂上急需安慰與自尊。所以，在民眾信仰方面，接受一個新鮮事物，很容易。當初佛教不就是輕而易舉就在中國落地生根了嗎。更何況還是一個為了自己的這個階層翻身解放的童話。

所以，馬克思主義一進入中國，就迎來了它的一大批朝奉者，把它奉為上帝，成為了它忠實的信徒。這一政治因素的轉變，是在人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轉變的。把自己原來的民族解放事業，轉變成了自身的宗教信仰。這一點，完全的體現在共產黨內左派極端的教旨主義情緒上。為此，民族解放事業，就要為自身的信仰服務了。

毛澤東思想形成后，這一群人，又對毛進行神化。他們不再是以革命的理論為基礎，探討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而是從自己的私利出發，搞封建意識。利用擁毛的主張，從事的是宗教活動。這時候的國家的大政方針，都已經變成了一些人精神上變異后的宗教享受。（共產黨應該設立學識門檻）心里完全沒有了民族和國家利益，更不要說人民。

另外一部分人，就成為了右派。其成為右派的理由就是反對左派主張。于是，兩派就搞得你死我活，水火不容，根本不管國家是否安泰，老百姓是否死活。右派的行事更為荒誕，他們直接的找洋老板，洋大官人作為依靠，掩耳盜鈴，揚著馬列主義之名，搞資本主義之實。一切從私利出發，放棄民族，放棄人民，出賣組織，出賣國家。讓帝國主義享受起了，中國人民用幾千萬顆頭顱，從帝國主義手里奪回來的革命果實。

于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就出現了為一個洋人的理論，不顧國家安危，不顧老百姓的死活，一幫人搞起了政治實驗。通過實踐，給人家西方洋人檢驗馬、列主義的真理標準。兩派人都不顧國家與民族的利益，不考慮老百姓的安居生活，大批資源外流，大批人才外流，大批財產外流，好的東西都交給外國人，倒霉的事情都留給中國老百姓。搞經濟，不讓發展民族經濟，搞文化，非要用文盲搞……當官的不作為，卻忙著掙錢。掙錢的不搞經營，非要去搶老百姓的財產。告狀的審起了法官，法官瞬間變成被告；有病的變成治病的，治病的變成害命的……簡直荒唐之極。

我們必須承認，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的成果。我們必須承認那些為了中國革命獻出寶貴生命的革命先烈的追求，他們是為了中國勞苦大眾的幸福生活而死的，他們是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身的。他們是民族的驕傲，是我們的英雄。否則的話，這幾千萬冤魂會找你算賬的。

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光有馬列主義，是不能完成中國革命的。完成中國革命的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也就是，那些當時的熱血青年，這些中華民族的脊梁。共產黨人應該認識到，你先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分子，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民主事業，才成為共產黨人的。而不是為了共產黨的利益，才為中華民族干事。

打得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左、右兩派，其實他們有很多共同點，而且在大政方面是幾乎一致的。其一，他們的理論基礎，都是來源于西方，都是在為西方理論在中國做實驗。其二，都有強烈的西化意識，都是要把中國全盤西化。其三，信仰、崇拜的都是外國人，主張的都是外國的意識形態。其四，都是打著民主的旗號，實際都是在搞專制。其五，為的都是少數人的利益，眼里沒有勞苦大眾。其六，對老百姓都是奉行愚民政策，老百姓越沒有文化越好。其七，行政手段，都是饑民政策。老百姓吃不上飯，為生計奔忙，社會就穩定了。其八，壓制民族文化，壓制文化精英，喜歡用文盲與流氓行政。其九，宗教色彩濃厚。其十，狹隘、自私，心里沒有國家與民族意識。這十點共性，注定了這兩個集團，在未來不會形成國家與民族改革的主流，更不會成為中華民族的命脈。這一點，就是他們自身中很多人都已經很明白。

長期以來，國家的主政者，總是在左、右兩邊平衡，選擇。總想擺脫來自左、右的干擾，可又總也擺脫不了。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改革”的進程，隨著民眾的覺醒，左、右的影響力，都在逐漸的衰落，而且，已經明顯的看出，他們就是兩個集團，兩個目前人數不多，孤立于大多數民眾之外的特殊集團，其內部都已經分化，盡管是宗教色彩濃厚，（看看科學發展觀概念的深刻性），已經是烏合之眾。

改革三十年，我們看到了什么成果？我們得出了什么結果？面對改革已經是無路可走的困境，“改革派”說：我們改革的還不徹底，要徹底國際化，和世界融為一體，要順應美國人的意思。（把中國就交給美國人管才好呢）左派說：改革失敗了，要回到毛時代，恢復到改革之前。老百姓把這錢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一比較，說：改革派不是東西，搶了我們的財產和女人，現在沒有改革前好。改革前，我們政治地位高，懷念毛澤東，懷念老八路。貪官和富豪說，改革已經取得了偉大的豐碩成果。當官的說中國的百姓富裕了，老百姓說我們現在沒飯吃，就是因為富豪勾結貪官污吏搶了我們的財產。當官的發財了，老百姓要伸冤，政府要支持老百姓上網鳴冤，開網站。可是不給國人政策，外國人見有錢可掙，就打著“搞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旗號來了。

很顯然，“改革派”已經失去智慧，變成了白癡，賣國都不會像李鴻章那樣找個讓人同情的借口了。把國家的改革，改成了還不如改革之前的局面，這就說明改革已經失敗了。這樣一來，“改革者”本身就成為了被改革的對象。過去，我們罵有些人是漢奸，現在，這些人漢奸都不當了，索性把國籍都改了，變成“洋人”了。“我讓你再罵”。

毛時代是有問題，但絕不是毛個人的問題。后期，人們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為長期的左、右路線之爭，使國家問題白熱化，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我們相信，如果毛澤東不去世，他也是要改革的。現在“改革派”把社會弄的還不如毛時代，只能說明改革出現了問題，不能說國家的改革大政方針錯了。改革，是必須的。可是，如今要是像左派極端者說的那樣，再回到毛時代，等于是開歷史的倒車，倒行逆施，恰恰這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革命）。所以，左派這是在講缺心眼的話。

但是，中華民族是智慧的民族，是一個有自我調節能力的民族。長期以來的社會不正常狀態，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一些本土的，外來的“黑惡勢力”，鉆改革的空子，利用國家開放的間隙，竊取行政與社會權力。以經濟手段，宗教手段，國際社會潛規則手段，綁架國民，綁架政府，綁架輿論，綁架社會；企圖綁架中國，成為賣國賊與西方豪強們手中的大奶媽。為此他們不惜一切的阻止中國走向獨立與民主的社會。這是中國人絕對不能容許的。

那些主張民主改革的民主派，也該醒一醒了。沒有民族獨立，哪來的民主政治？國家為列強所控制，政府為西方左右，能搞出什么樣的民主來？搞成誰的民主？老百姓被逼的跳樓、自焚的民主，你搞它有意義嗎？醒醒吧，就別再做什么民主夢了。現在再談民主，就是投機分子打著民主的旗號搞專制，商人打著民主的旗號賺錢。

目前中國，第三種力量已經覺醒（包括左、右派里的民族主義者），共產黨的中堅力量，國內和海外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就是不屈的中國人。那些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己任的中國人，已經覺醒了。他們一直就是國家的棟梁，民族的脊梁。他們經歷了這些年的風風雨雨，認清了這個世界上的魑魅魍魎，他們不再觀望，不再徘徊，他們經歷了思考，他們做出了選擇，他們又準備為了民族與國家的事業獻身了。

時代和歷史在呼喚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同時，更加深切的呼喚共產黨內的中堅力量，盡快的呈現出來，以民族存亡為己任，盡快的凝聚起中華民族的第三種力量，把改革進行下去。像毛澤東那樣，再一次的帶領中國人民，重新的整肅中華民族的秩序，清理民族垃圾。拯救民族于水火，解救百姓于倒懸。徹底完成中華民族獨立與民主的歷史使命，徹底完成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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