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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人治的情況

工人農民 · 2010-04-10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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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人治的情況  

——人類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子?(9)  

從夏朝開始的私有制的生產方式,和產生的國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意識形態,都是統治階級的生產方式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決定了中國社會必然是人治的社會。這個人就是統治階級,而不是被統治階級,是不勞動的階級,而不是勞動的階級。從夏朝開始到戰國時期歷時2500年左右。在這2500年中經歷了奴隸主統治的社會和封建領主統治的社會。2500年的歷史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人治社會不斷完善的歷史。要認識5000年的中國社會的人治歷史,或者說要認識前2500年的人治社會的形成史和后2500年的人治社會的發展史,弄清戰國時期的人治歷史至關重要。  

戰國是我國封建領主制瓦解和封建地主制確立的時期,是由諸侯割據稱雄過渡到中央集權專政統一的時期。從公元前481年齊田氏取代姜氏開始,通過各國的變法改革和頻繁的兼并戰爭,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終于建立起地主階級中央集權專政的政權,揭開了兩千多年封建地主制社會的序幕。舊制度禮壞樂崩,往昔那種美妙的協調被打破了;新社會在劍與火中誕生,既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也帶著它特有的殘暴。這是一個天崩地列的時代。新舊制度方生未死,激烈搏戰。戰爭是這個時代最突出的特點。各國軍隊之多,戰爭規模之大,戰爭的殘酷慘烈都是驚人的。統一是時代思潮和歷史要求,自然也成為當時政治家和思想家經常議論的課題。孟子天下于一(《孟子·梁惠王上》),這表達了大多數人的愿望。儒家另一派的代表旬子也說: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茍子·霸》),四海之內若一家(《王制》)。法家更是主張統一的,他們變法圖強,富國強兵,正是為了統一天下。各 國 君主也都懷抱著統一天下的雄心,他們早已經不把諸侯的越號放在眼里,紛紛稱王。有的則稱王猶嫌不足,開始稱帝。秦暇王時,秦齊兩國曾相約稱西帝和東帝。而齊懷王已行天子之禮。  

這當然不僅僅是禮儀上的僭越,而是表現了由自己來統一天下的雄心。各 國的國 君無不有一種積極進取精神。早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一百多年,各國已在為統一做著積極的準備?! ?/p>

各國的變法運動。戰國時期各國先后進行了一系列的變法改革。這是各國在激烈的兼并戰爭中謀生存、求發展,通過壯大實力,進而謀求統一天下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司馬遷說:魏用李克(即李悝),盡地力,為 強 君。又說:當是之時, 秦用商 君,富國強兵。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兩諸侯東面朝齊。李悝、申不害、吳起、商鞅、孫臏、田忌等都是改革家,各國變法的主持者。盡管各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變法的深度和廣度不盡相同,成效有大有小,但各國的變法改革在基本內容和所要達到的目標上是相同的。具體做法有以下幾點:  

1,廢除宗法制度下的世卿世祿制,建立軍功爵制,以爵祿獎勵軍功?! ?/p>

宗法等級制度是封建領主制社會的一大特點。宗法制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世卿世祿制,血緣上的親疏決定政治上的族權和政權合二為一。貴族領主們從諸侯、卿大夫封邑或食田,可以世代相傳。一個人的尊顯富貴不是其才能貢獻,而是憑血統關系。這種制度顯然不符合富國強民、獎勵耕戰的政策,各國變法都無例外地把它作為改革的對象。廢除世卿世祿制,實行以軍功、事功授田宅,以賞田,有力地打擊了貴族領主的特權,為一般非宗室成員和其他階級中的優秀分子,獲取土地財產和政治權力打開了道路?! ?/p>

2,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 ?/p>

西周以來的分封制把土地所有權與政治統治權結合在一起,各級領主在其封邑內擁有土地、征稅、司法、行政和軍事權力,形成土地財產和政治權力多元化的等級結構。在 強化 君權,建立中央集權專制國家的過程中,分封制逐漸被郡縣制所取代。在春秋末年,郡的設置多在戎狄雜居的邊遠地區,地位在縣之下。進入戰國以后,各國在變法沖,開始普遍推行郡縣制,郡也變成縣之上的一級行政組織,作為實施中央集權、廢除貴族領主封邑和特權的一項重大措施。史稱商鞅變法集小鄉邑聚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與此相適應,還實行了一套官僚制度,以代替世卿世祿制。新的官僚制度主要有以下特點:各級官吏直接由 國 君任免,代表 國 君進行統治,對所管轄地區無所有權,職位不能世襲;以俸祿制代替食邑制, 國 君給官吏的酬報是粟米或貨幣等俸祿;實行文武分職,文官治理地方,武將領軍,改變了集政權、軍權于領主一身的舊制;建立起一套對官吏的選拔考核制度, 國 君可以按選賢任能的原則,對官吏進行選拔、監督和獎懲。因此,官僚制度有助于加強集中統一,強化了 國 君的權力??たh制的普遍推行,變分封制下的多級權力結構為隸屬于中央政權的高度集 權的 君主專制,打破了領主封邑內鄉、邑、集的格局,將其控制下的居民、土地、兵役、司法、征稅等權力收歸 國 君統轄,變原來的多級土地所有制為單一的土地國有制。隨著郡縣制的推廣,各國逐步用什伍編戶制代替了領主制下的居民編戶制。這是以地域化的社會編組來代替血緣關系組織的重大改革。國家直接控制了全國的人口,也就是控制了勞動力,保證了兵役和徭役的來源。  

3,改革舊的土地制度和租賦制度。  

早在春秋時期,各國順應生產力的發展,對租賦制度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戰國時代土地制度和租賦制度的改革,正是這一系列改革的繼續和發展。土地制度的改革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打破領主田地的阡陌封疆,廢除領主制下多級土地所有制結構,確立土地國有制。其二,擴大畝制,建立新的阡陌封疆。其三,建立軍功賞田制。租賦制度的改革則主要是進一步完善實物地租的征收辦法。戰國以前的村社土地制度與溝洫制度實為兩位一體,不可分割。溝洫為除水害,引渠為興水利。因此,可以推斷李悝在廢棄溝洫制度興修水利的同時,必然也就廢除了舊的土地所有制殘余,確立起新的土地所有制的疆界。這是一項大改革,所以李悝自認為功勞超過周公。李悝以后,商鞅變法是史籍有記載的最徹底的一次田制改革。其主要內容有以下三點:第一,通過集小鄉邑聚為縣,清除無功可以得尊顯的世卿世祿制。將領主多級土地所有制改為單一的土地國家所有制。將原來的各級領主控制的耕地,山林等統統收歸國有,然后再由國家對農民授田。第二,以新畝制代替舊畝制,壞井田,開阡陌?!锻ǖ洹び褐蒿L俗》說:按周制,步百為畝,百畝給一夫。商鞅相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盡,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這是商鞅在借鑒三晉田制改革和李悝盡地力之教的經驗基礎上,所作出的又一重大改革。第三,建立軍功賞田制度?!稘h書·地理志》云:孝 公用商 君制轅田,開阡窿,東雄諸侯。制轅田就是在土地國有制的基礎上建立軍功賞田制。轅田又作愛田,最早創制于晉國。商鞅在秦國制轅田則是在土地固有的基礎上,建立以獎勵軍功為目的的軍功賞田制,是他的整個田制改革的一個部分,這也就是蔡澤所謂決裂阡陌,教民耕戰的內容,沒收領主的土地用以激勵人民勇敢作戰,故能達到東雄諸侯的效果。各國在租賦制度方面則是繼續完善實物地租制和軍賦的征收。各國直接對國家的編戶齊民征收租賦,稱為國賦,并設有專管收租稅的田部吏。上述土地制度和租賦制度的改革,改善了生產者的地位,激發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廣大小農不趣而自功(《韓非子·功名》),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管子·乘馬》)。這是戰國時期能夠形成大規模的墾草運動、深耕細作經營和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根本原因。  

4,厲行法治,嚴明賞罰?! ?/p>

領主們在自己的封邑內握有司法大權,但并沒有成文法公布,懲罰的辦法和量刑輕重完全依據統治者對事物的認識和判斷,臨時決定。所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這就為領主們濫施刑罰,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司法權成為領主們鎮壓人民,維護統治的一項重要權力?! ?/p>

春秋晚期,鄭國鑄刑書,晉國鑄刑鼎,第一次公布成文法,這是對領主司法權的剝奪,具有深遠意義。戰國時期各國繼續這一變革,徹底廢除了領主司法權,建立起一套法治體系。李悝制定了我國地主階級的第一部成文法典一一《法經》。作為維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提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同時也是用以防范臣下行私受賄,侵奪君權。是維護地主階級中央集 權 君主專制的工具。《法經》影響很大,商鞅受之相秦。通過厲行法治來鞏固地主階級君主專制統治,是各國的共同特點。趙國有國律.齊國有大禁,楚國有憲令,魏國除有《法經》外,又有大府之憲?! ?/p>

土地租賦制度的發展  

   如前所述,各國在集中國家政治權力的同時,也集中和壟斷了全國的土地。以各 國國 君為代表的封建國家地主對全國土地享有所有權和直接的支配權,成為戰國時期地主階級的主體。封建國家地主通過國家授田制,將大部分土地分給農民耕種,造成了廣大的小土地占有者--國家佃農。同時國家手中又掌握著數量可觀的上田利宅,主要以軍功賞田的形式把田宅賞賜給立功者,培植了一大批軍功地主和自耕農。我們認為,封建國家地主土地所有制同私人土地所有制并存,正是戰國時期土地制度的特點。前者是主要形態,但也是一種過渡形態;后者雖是次要形態,但作為有生命力的因素,正在發展起來。從土地經營方式來看,既有國家授田制下的小農和自耕農的分散的獨立經營,也有私人地主的雇工經營,還保留著國家使用奴隸助耕公田這樣的殘余形式,呈現出復雜的情況。這里試對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些說明。首先,各國普遍存在著國家授田制,說明封建國家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據優勢。其次,國家除將大部分國有土地分配給農民外,還保留適當數量的土地,這部分土地由奴隸耕種。復次,各國為富國強兵,普遍實行獎勵耕戰,選賢任能的政策,以田宅爵祿獎勵軍功、事功,同時鼓勵墾草,以盡地力。這樣做的直接目的是為適應統一戰爭的需要,客觀上卻破壞了土地公有制,促進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我們認為,通過對軍功或事功賜田宅制度,戰國的土地私有制發展起來,產生了一批軍功地主和自耕農。促進私有土地發展的另一個有力的因素,是各國鼓勵開荒的政策。當然,荒地的開墾可以是在國家授予的形式下,在劃定的地段進行。但當時一定會有許多未經國家劃定就自行耕墾的事實,這在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是難以避免的?! ?/p>

戰國前期的租賦制度,在土地國有制占優勢的情況下,明顯地具有租稅合一的性質。其形式不再是由各級領主貢納,而是由國家對授田制下的編戶齊民直接征收?!堆印ぷh兵》說秦獎勵軍功,多地以征,也應屬于土地所有者向國家繳納的土地稅。但戰國租賦的主要形態是份地農民的繳納,具有租稅合一性質?! ?/p>

社會生產力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 ?/p>

戰國是我國歷史上生產力長足發展的一個時期。在春秋時期冶煉鑄鐵的基礎上,又發明了鑄鐵的柔化技術,滲碳制鋼技術也有了很大改進。鑄鐵柔化技術早于歐洲二千多年。冶鐵和制鋼技術的進步,為鐵工具的改進和推廣提供了條件,是促進戰國生產力巨大進步的決定因素。鐵農具的廣泛使用使人們獲得一種強有力的勞動手段,大大提高了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勞動生產率。戰國時期興起的大規模的墾草運動,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農業耕作由粗放到深耕熟耘,都同鐵農具的普及分不開。鐵器的開始使用在戰國初年,普遍使用則在各國變法后的戰國中葉,說明新的生產關系促進了生產力發展。牛耕也已普及,以牛田成為當時的習慣說法。戰國時期還興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魏文侯時西門豹引漳水灌鄴,秦昭王時蜀郡守李冰父子的泯江都江堰水利工程。此外,還有秦國的鄭國渠,楚國的芍陂,以及中原各國,陸續修建的大型引水溉渠--鴻溝,等等。這些水利工程的興建,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使許多惡田變成了良田.由于農業生產力有了巨大的發展,戰國時期形成了我國農業產量擴大的第一個階段。一般可達每畝二石左右,高的可達六石四斗?! ?/p>

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商品貨幣經濟也迅速發展起來。由于社會分工的日益發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談到分工引起交換的必要時指出: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功易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滕文公下》)。貴族地主經濟同商品經濟也有某種內在聯系。貴族地主官僚們多方面的奢侈需要,不可能完全通過自己的生產來滿足,必須通過交換,而且,大部分貴族官僚地主住在城市,也會刺激城市經濟的發展繁榮。這樣,便形成了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金屬鑄幣到戰國中后期已廣泛使用,現已發現的戰國貨幣有幾百種。秦統一以前存在四大貨幣系統:一是布幣,二是刀,幣,三是環錢,四是銅貝。金屬貨幣如此廣泛的使用,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程度。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也使高利貸獲得了肥沃的土壤。齊國的高利貸就很猖獗,商品貨幣關系也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打上自己的烙印。官爵、忠誠、良心、情感都可以買賣了。君臣關系被看成是主賣官爵,臣賣智力(《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的商品買賣關系。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尉繚子·將理》),莊嚴的法律也屈服于金錢的威力下了,荀子說當時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旬子·強國》)了。這是商品貨幣關系在社會生活和人們思想意識上的反映。  

城市也迅速發展起來。城市既是商品經濟發達的重要標志,又反過來促進商品經濟的繁榮。戰國的城市,無論從規模還是從繁榮程度上說都遠非春秋時期可比。春秋時四境盈壘,其城有限(《國語·楚語》),所謂大夫無百雉之城。到戰國時,三里之城,七里之廓,成為描述城市的習慣用語。當時已產生了一批有名的大城市。如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大梁、安邑韓之鄭、屯留;齊之臨淄,楚之宛、陳、壽春、郢,鄭之陽翟越之吳;宋之陶邑;衛之濮陽;秦之雍、咸陽,等等,不一而足?! ?/p>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戰國社會經濟發展已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正是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才出現了學術思想空前繁榮的景象。  

戰國是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新舊制度間更替,階級關系的變動,生產力的進步,商業的活躍,戰爭的頻繁,各國的變法改革所有這一切新的現象,不能不在學術思想上激起巨大的反響。春秋以來的王官失墜,學術下移和士階層的興起,這時發展為各國養士之風的盛行,和不治而議論的學術風氣的提倡,形成了處士橫議(《孟子·滕文公上》),百家異澆《(茍子·解蔽》)的局面。道、儒、墨、法、名、兵、農、等各家各派代表各自的階級和階層,對當時的社會巨變表明了自己韻態度,提出了救治的方案。各家圍繞天人關系,人性善惡,義利之辨,禮法之別,古今之變,王霸之爭等,展開了內容廣泛的爭鳴和辯難。  

齊威王、宣王時,都城臨淄的稷下學宮是當時最為著名的學術中心,學者云集,學術薈萃,盛極一時。當時的儒學大師孟子、旬子以及宋銹、尹文等其他著名學者都曾游學稷下。這些學者游±擺脫了日常的實際事務,不治而議論,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在這種環境中通過相互攻訐、辯難、探討、濡染,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和融合。現在,多數學者認為《管子》一書就是一部稷下叢書,是稷下學士們的著作總集,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齊法家的思想,也大量吸收了儒、墨、道、陰陽、兵、農各家的思想,形成了齊法家不同于三晉及秦法家的特點。除稷下學宮外,道、儒、墨、名家的后學分散在各國自立學派,如宋國的莊周、惠施,趙國的公孫龍,楚國的黃繚、許行,儒家大師孟子等,也都各自授徒講學,上說下教,又互相辯難。其中影響最大,最重要的是道、儒、墨、法四家。大致說來,墨子和墨家學派代表農民和其他個體勞動者提倡兼愛互利,反對儒家的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主張;道家的楊朱、莊子面對社會的深刻變革和這種變革造成的災難和痛苦,提出反儒、反法、與保全個體的養生、貴己的自然主義思想;儒法兩家作為新興地主階級思想的代表,既一致又對立。儒家奉行一條改良的路線;法家則主張比較徹底的改革。儒法都主張發展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制度,但途徑和方法不同。儒家孔盂學派的仁政富民思想和法家的富國強兵主張是明顯對立的。班固概括戰國百家爭鳴說:百家之說疆起并作,各引一端,從其所善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相反而皆栩成也?! ?/p>

一、天人關系  

天人關系是諸子熱烈爭論的中心議題。它所要回答的是:天是什么,人能不能知天,應該怎樣知天。這實際上是一個宇宙觀和認識論方面的問題,是世界及其規律的客觀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系問題。各家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秦關于天的概念謂三重含義:一是指物質自然之天;一指有人格意志的至上神,宗教之天;一指道德義理之天?! ?/p>

墨子和墨家學派承借殷周以來把天說成有人格意志的最高主宰這一宗教之天的含義,宣揚天志論,認為天有意志,是人類社會善惡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墨子聲稱,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有意識的,并且是為愛護人民而做的。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墨子·天志中》)。天能賞賢罰暴--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同上) 墨子宣揚這種宗教唯心主義觀點,是有其現實的社會政治意圖的。他抬出作為最高主宰者的天,是要作為推行其兼愛交利、非攻等社會政治理想的工具。墨家所謂天志其實就是墨志。這就賦予宗教之天以積極的意義。他說: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欺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楣教,有財相分也。(同上)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群賊,必得罰!(《天志上》)這就是說,天的賞罰要以人的行為事功為根據。這就在天人關系中為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保留了地盤,從而使宣揚天志論的墨子沒有走上否定人為的命定主義,相反卻引出強力非命的積極思想。這一思想強調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可以改變命運,這同早期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天命論是直接對立的。墨子強調人為,重視勞動的意義,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非樂上》),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非命上》)。這也反映了墨家思想的矛盾一一作為小生產者,他們需要一個順從上天賜給其陽光-和雨露的主宰者,作為勞動者,他們了解和相信世間的一切必須通過自己的奮斗才能得到?! ?/p>

莊子在天人關系上繼承老子的思想并有所發展。他繼承了天道自然無為這一唯物命題,說: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莊子·山木》。又說:天地固有常矣(《天道》)。認識到在人的意識之外存在一個按其固有規律變化著的客觀世界。在認識論上,莊子主張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刻意》),循道而趨(《天道》),即排除主觀成見,按照客觀世界本來面目認識世界。他也同老子一樣,重視關于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知識,注意探究天動地靜,日月升沉,云雨變化等等自然現象的原因。而認為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不足多也。莊子在天人關系上進一步發展了老子順應自然的無為思想。他更突出了人尊重規律、服從規律的必要性,反對不顧事物發展規律的盲動妄為?! ?/p>

稷下黃老學派提倡的精氣說的宇宙觀和靜因之道的反映論,進一步發展了天人關系問題上的唯物主義觀點,上承老子天道觀,下啟茍子和韓非的唯物論思想,構成整個哲學思想發展鏈條中的重要一環。稷下學派認為,精氣是構成宇宙萬物最基本韻元素。精氣無所不在,充滿一切:下生五谷,上為列星。巨細無內,其大無外(《管子·內業》。人也是由精氣構成的,有氣則生,無氣則死(《樞言》)。精氣作為構成物質的元素有時也稱為道:凡道--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日道(《內業》)。齊法家把宇宙萬物的無限多樣性統一于氣這一原始的一般物質,這就同老子一樣對宇宙萬物的本源和存在作出了唯物主義的回答。但他們還主張順應自然是為了改造自然。這就克服了老子強調直覺領悟的神秘主義和自然主義論,在天人關系上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儒家孔孟學派所說的天,是作為最高精神實體范疇的義理道德之天。在天人關系上,他們是主張天人合一的。這一看法在《中庸》中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是說人性出自天命,而天人是合一的。《中庸》進而指出,只要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即盡人之性,就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發展了這種思想說,人的誠善本性原出于天,人只要把內心固有的善性,即良知良能充分發揮出來,就能知天。這樣,孟子就把人的認識活動,說成是思誠、求其放心(《告子上》.)是一種內心存養的純主觀的東西,認為認識活動不是主體對客體的能動活動,而是培養心中固有的誠善,形成一種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氣。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上》)。這是說,對于宇宙萬物是非善惡的認識,不必向客觀世界尋求,只要反身而誠,到內心去尋求。這種把人的主觀感覺說成外部世界存在根據的觀點,顯然是一種主觀唯心論。但在突出認識主體的能動作用上,仍有其積極的意義?! ?/p>

旬子在批判總結各家天人關系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天行有常,天命有制,人道有為等卓越思想。一方面,旬子批判了孔孟學派天人合一,夸大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背道而妄行(《荀子。天論》)等主觀唯心論,繼承和發展了道家天道自然無為的命題。指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同上),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謂之天職(同上)。在承認客觀世界有其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固有規律的基礎上,旬子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不與天爭職的觀點。另一方面,旬子揚棄了道家偏重順應自然,錯人而思天的機械論,把孔孟學派思誠,盡性、知天和強調主體的主觀能動作用的合理因素,發展為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的積極命題。在唯物主義基礎上重新發現和肯定了孔孟學派人與天地參的思想,頌揚了人類制天命而用之,聘能而化之(引文均見《天論》)的創造偉力。正確解決了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系,為天人關系論的爭論作了光輝的總結?! ?/p>

法家商鞅未直接討論天人關系,但作為改革家,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系,卻有很深刻的認識?!段摺氛f:圣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認識到事業上的成功,在于使自身的行動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和時代的需要?! ?/p>

韓非在天人關系上,繼承了道家天道自然無為和荀子天命可制,騁能化物的思想。他說,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物之所以成也,萬物皆成,而不與其寧(《韓非子·解老》)。就是承認自然界是不依人的意志而客觀存在的,因此人的活動必須慎陰陽之和,節四時之適(《難二》),要隨自然(《喻老》)。這些很明顯地是繼承于道家,但他又同旬子一樣,主張用人力積極地改造自然。韓非進而指出,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也要發揮這種作用。他看出,推翻腐朽的社會勢力,必須依靠新興階級疾風暴雨般的斗爭。商鞅、韓非作為地主階級的改革家,在這里表現了清醒的歷史自覺性?! ?/p>

二、禮治和法治  

禮治起源于西周的政教統治,包括宗法等級制度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一套道德規范。它的核心是宗法等級制度,其顯著特點是寓統治和服從的政治關系于溫情脈脈的宗法血緣關系之中。法治是新興地主階級君主集權專制政治。它主張廢除宗法等級制度,按照功業和勞績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其核心是按政治權力的從屬關系建立等級制度,以及按功過厲行賞罰原則。禮治和法治的斗爭在春秋晚期就開始了。進入戰國以后,禮治和法治之爭,成為儒法在政治思想方面斗爭的焦點。這一斗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具有新的性質。戰國時期的儒家和法家圍繞著禮治和法治的斗爭,是對于如何調整統治階級內部關系,如何實施對人民的統治等問題上不同主張的爭論。同法家對立的是儒家孔孟學派。孟子把孔子的禮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用以反對法家的法治主義。二者在下列問題上存在著對立和分歧:  

第一是維護宗法等級制還是打破這種制度。孟子主張對領主貴族盡可能妥協,提出維持世卿世祿制,保護世家巨族。他要盡量多保留一些以宗法血緣為基礎的等級制。商鞅韓非等法家則主張徹底打破舊領主、貴族宗法等級制度,根據功過賞罰原則,重新建立新的等級制度。李悝的奪淫民之祿,吳起的廢公族,商鞅的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韓非的痛斥權勢之家、貴重之臻等等,都體現了這一點。禮治重視親屬血緣關系所形成的尊卑貴賤貧富的差別。法治則要堅決打破這種等級身分制,否定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這一貴族領主在法律上的特權?! ?/p>

第二是注重仁義教化等倫理道德,還是強調重賞嚴罰的功利原則。孟子十分注重仁義教化的作用,主張利用仁這一維系宗法血緣紐帶的愛人原則來加強統治。仁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惻隱之心,認為惻隱之心對于政治至為重要: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運之于掌上(《公孫丑上》)。從不忍人之心出發的政治,就是仁政。在統治方術上,孟子主張以德服人,說以德行仁者王(《公孫丑上》)。又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盡心上》)。他勸告統治者減輕剝削,使老百姓能生活下去。     法家則強調,維系社會的力量不是倫理道德,而是利害關系。他們不務德而務法(《顯學》),摒棄仁義道德說教而厲行賞罰,故賞刑二柄,成為法治主義的中心。商鞅說,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定分》),主張賞厚而信,刑重而必(《修權》)。韓非唱著完全同樣的調子: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五蠹》)他認為明其法禁,必其賞罰(同上),是治國的關鍵所在,說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好劫弒臣》)。他們都指出,仁義說教不足治國。法家完全否定仁義德化的作用,表現出唯暴力論的偏向?! ?/p>

第三尚賢貴民 和尚法尊 君的對立??鬃又鲝埮e賢才,這是他適應時代的進步對宗法親親原則的一種修正。墨子提倡尚賢,則完全是為著反對骨肉之親,無故富貴(《尚賢下》)的宗法制。孟子繼承了上述思想,將尚賢主張納入其仁政學說。他說: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盡心下》),主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公孫丑上》)。他企圖調和尊賢和親親的矛盾,他撼出民貴君輕的名論。在君臣關系上,他繼承 孔子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偷》)的思想,認為君臣關系是相互的,臣子不必絕對服 從 君主,尊君是有條件的。對于殘暴無道的君主,臣民推翻他是應該的。他主 張國 君治理國家要聽賢者的意見,就像雕琢美玉須聽玉人一樣。這種議論在當時是很大膽的,是孟子仁政思想中值得肯定的原始民主成分。而法家商、韓則主張上法而不上賢(《韓非子·忠孝》)。說:廢常上賢則亂,含法任智則危(同上)。法家反對尚賢并非反對當時的布衣將相之局。他們反對的是以智矯法(《亡征》)的人洽主義。他們認為:治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制分》)。另一方面,為了 強化 君權,他們認為尚賢 和尊 君有矛盾。 尊君的實質是加強新興地主階級中央集權專制政權,這種主張是符合歷史要求的,但也開了爾后封建社會踐踏人的尊嚴的專制主義的先河?! ?/p>

在禮治和法治的斗爭中,旬子獨樹一幟,倡導隆禮重法之說: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強國》),洽之經、禮與刑(《成相》)。但作為儒家,旬子更重視禮治,認為禮高于法:禮者,法之大分(總綱),類之綱紀也(《勸學》),廷之命在禮(《強國》)?! ?/p>

三、整體干預觀念和個體放任觀念  

戰國時期學術思想的又一特點,是整體干預觀念與個體放任觀念的對立。儒、法的整體觀,都是把人置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來認識。在他們看來,人首先不是具有獨立個性和基本權利的個人,而是承擔著特定社會關系和義務的忠臣、孝子、貞婦、義弟,甚至只是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是整個社會關系上的一個網結。這是一種抹煞個體獨立性的社會本位觀念。具體而言,儒、法又有所不同,儒家既注重君臣上下關系,也注重人倫關系;法家則更看重君臣上下關系,不大談人倫關系。孟子講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告子下》)。旬子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有終,終則有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王制》)。從天子到庶人,在這個社會等級關系網中,都有其固定的位置和職責: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后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功,士大夫分職而聽,建 國諸侯之 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止矣。(《王霸》)儒家講±大夫的修齊治平,但這里個人也不是作為目的而只是手段,修身只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觀念不能說是一種卑下的思想,相反,更有其莊嚴崇高的一面;但在經濟上,往往會產生消極的作用,即整體利益淹沒了個人利益和否定了個人謀利活動的正當性、合理性。墨家在這方面接近儒家。墨子主張上同而不下比(《尚同上》),說,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兼愛下》)。法家強調私人利益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國家利益:家不積粟,上藏也(《說民》);《管子·七法》甚至提出 國 君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韓非則說,對那些不得而臣,不得而使,不得以賞罰勸禁的特立獨行之士,應殺無赦(《外儲說右上》)。這是根本抹煞人的起碼權利的極端觀點?! ?/p>

法家的極端經濟干預思想,同這種絕對國家本位觀念是緊密相連的。商鞅、韓菲都是極端的經濟干預主義者,主張將老百姓求利的經濟活動納入為統治階級需要效力的軌道。商鞅認為.民之求利活動,若不加約束,就會危及統治階級的利益,導致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等地》),因此要用賞罰手段加以限制和干預--劫之以刑,而驅之以賞(《慎法》),塞私道以窮其志,啟一門以致其欲(《說民》),他提出國家應操對人民貧富予奪的大權:治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說民》)韓菲說: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俠,俠則荒,荒則不治,泰治則亂(《心度》)。在商鞅、韓非看來,老百姓只不過是任人驅使的工具?! ?/p>

道家以保存個體生命為人生的最大宗旨,認為一切有利于養生、全生、貴生的行為和事物,都是合理的,值得肯定。反之,一切害生、虧生的行為和事物,都是不合理的,應予鄙棄。楊朱講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滄訓》),主張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呂氏春秋·本生》)。莊子講不以物害己(《秋水》),不失己(《外物》),無物累(《刻意》),不物于物(山木》)等等。他們都認為不能因外物而使個人的生命受到損害。在道家看來,儒墨法所追求的仁義禮智、孝悌、忠信、兼愛、等級制度的一切倫理道德規范,君臣之道,人倫關系,以及世俗人們所追求的財富權力名位等等,都只不過是身外之物,無益于養生,適足以害生,必須徹底擺脫它。道家還批判君尊臣卑思想。莊子說:至高無上的天子和普通人,作為人都是平等的道家這種個體觀念是一種獨善其身的養生論,在專制權力日益強化,物欲橫流的現實面前,不同流合污,不卑躬屈節,也不恣行妄為,而是保持心靈的自由,個性的獨立和人格的尊嚴。  

道家的這種個體觀念同其經濟放任思想有著內在的聯系。經濟放任思想最早由春秋時的老子提出,這種觀點是其道法自然無為而治思想在經濟上的體現。其最有代表性的言論是: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57章)。莊子完全繼承了上述觀點,他說: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守靜而百姓定(《天地》)。認為統治階級無欲、無為、守靜,就能使天下足,使百姓安居樂業。這很明顯是針對當時統治者的多欲、妄為和對老百姓的無端擾攘的。他反對離其性,滅其情,以眾為(同上),即反對為一政治國違反事物發展規律的恣意妄為。在莊子看來,各種人為的措施,繁苛的政治,則更能置人民于死地。由于道家并不稱許個人謀取財富的活動,這種個體觀念并不能在經濟生活中激發出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不過,道家在儒、法兩 家的 君臣父子的政治倫理關系之外,發現和肯定了個人存在的價值,反對人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社會制度和政治文化對人的奴役,即反對人的異化,卻是有極其深刻意義的。人終究不是發展經濟的手段,而是發展經濟的目的?! ?/p>

儒家處于極端干預和極端放任兩極之間。孟子繼承了孔子開禁利民的思想,主張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梁惠王下》)。也吸收了道家經濟放任的觀點。他反對違背事物發展規律的恣意妄行。他講揠苗助長的故事,就是有感于天下之不助苗之長者寡矣,認為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丑上》)。這很明顯地受了道家因任自然的影響。從經濟上看就是反對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各種人為的干預。但孟子并不完全否定國家的經濟干預作用。他主 張由國 君分田制祿,制民之產,以安定民生,發展生產。說明他也看到了國家干預經濟可以起積極作用。但他所肯定的,并不是法家那種極端干預的主張,而認為國家應如及時雨對禾苗的作用一樣,如時雨降(《梁惠王上》)。孟子這一放任和干預結合的思想,國家對經濟不僅不應妄加干預,而且還應為經濟的順利發展提供保護,并創造條件?! ?/p>

旬子吸收了較多的法家思想,其經濟思想以干預為主。旬子的經濟干預思想,實源于其性惡論。他指出。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認為政府同經濟的關系最理想的狀態是,利而不利之(《富匿》)。他的思想,可以說是一種適度干預同適度放任相結合而又偏于干預一面的,即如他所概括的那樣,以政裕民?! ?/p>

以上我們就經濟于預和放任考察了各學派的觀點。需要指出,無論是法、墨兩家的經濟干預思想,抑或是道家的經濟放任思想,抑或儒家兼有二者的思想,都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超經濟強制本來就是封建社會的特征,而要維持一個龐大的封建專制政權,沒有經濟上的必要干預和強制,也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經濟干預強制思想的歷史根據。但是,構成封建地主制社會和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經濟基礎的又是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農經濟,農業生產的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都要求給生產經營者以充分的自主權和靈活性,排斥過多的外來干預。這是經濟放任思想歷史合理性之所在。因而,儒家將適度干預同適度放任結合起來的經濟思想,更能適應封建地主制經濟發展的需要。道家完全放任的主張,只能成為對至德之世的向往,無法與封建專制政權相協調,但其思想對后世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p>

四、富國強兵與仁政  

富國強兵是法家的口號,是他們所追求的政治目標。仁政是儒家的理想。商鞅把富冒強兵作為變法改革的政綱,韓非贊揚商鞅使秦國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奸劫弒臣)。法家認為富國是強兵的基礎,而重農是富國的基本途徑。所以獎勵耕戰成為法家富國強兵的重要內容。法家富國強兵政策是以其崇力黜德的思想為依據的。他們清醒地看到,欲實現統一天下的大業,只有依靠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于人,故 明 君務力(《顯學》)。法家這種耕戰多力的理論,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清醒態度。  

法家和儒家作為地主階級內部的兩個思想流派,兩家都關心發展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和地主制上的小農個體經濟,但其經濟發展路線則明顯不同。法家的經濟發展路線,是在定分即確立個體農民土地財產私有權的基礎上,以賞罰為督勸人民生產的手段,辟土地,墾草聚粟,實倉府,蓄貨積財,達到富國的目的。儒家孔孟學派的經濟發展路線,是在制民之產即確立個體農民的長期生產經營權的基礎上,以仁政愛民為中心,省刑罰,薄賦斂,安定民生,以求得民富和社會經濟生活的和諧均衡?! ?/p>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在戰國以后長達2500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社會中,儒家和法家的理論處于統治的地位,而道家的理論則被排斥在外。儒家和法家的理論的核心是有為而治,道家的理論核心是無為而治。有為而治是統治階級的所為。無為而治是自然規律所為。這就是有為與無為的本質區別?! ?/p>

勞動者 201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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