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和學者報私仇是可恥行為
文/安慶仁
政治家從來不以成敗論英雄，因為政治家的勝利更多的原因是時代使然，當政治家的思想與時代合拍或曰他的見解符合老百姓的意愿，他必然就會成為贏家，反過來，他的見解如果不符合老百姓的意愿，他必然就會成為輸家。無論多么偉大的政治家，一旦歷史發展的趨勢逆轉，他也沒有回天之力。
政治家的成敗如果用中國哲學來解釋，就是天道的輪回現象，得道者多助故而獲勝，失道者寡助故而失敗。正因此，歷史上無數雄才大略的偉人，只因陶醉于自己的宏圖大志而忽略了民眾的感受，最后竟以悲劇收場，例如：雄才大略的拿破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一時席卷歐洲，但最后竟慘死于孤島科西嘉。“此生誰料”，正如陸游語。
另一位英主丘吉爾其實比拿破侖還慘，拿破侖至少品賞過勝利的喜悅，而丘吉爾還沒有來得及品嘗，就被哄下了臺。中國的蔣介石先生，在偉大人物群體中也應該有一席之地，與拿破侖和丘吉爾一樣，蔣介石也曾經深得民心，當年出師北伐他只有十萬兵，但攻城略地勢如破竹，不過半年時間，橫掃中國。問原因何在？答曰：得民心者得天下。
反過來也同樣成立，失民心者必然失天下，無論拿破侖還是丘吉爾，抑或剛愎自用的蔣介石。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人雖然失敗了，卻沒有人潑污他們民族英雄的形象，包括他們的政敵，對他們英雄的一面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有意識的維護他們的人格魅力。這其中最有典型意義的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這一對宿敵，雖然彼此又沒齒之恨，但只是在政治層面丑化對手，而涉及個人私生活的問題，二人則絕口不提。
事實上，發跡于上海灘十里洋場的蔣介石，在私生活方面有太多可以挖掘的話柄，如果毛澤東想搞臭蔣介石，只要放開一個口子，其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緋聞艷史，根本輪不到唐人寫《金陵春夢》，大陸的文人騷客們也遭弄得洛陽紙貴了。可以說，毛澤東的人格魅力在這里顯現的淋漓盡致，他堅決反對文人們用這種手段編排自己的宿敵，據說，為此他還下過一道禁令：等我死以后，你們再寫蔣介石，連我一起寫。
因為有了毛澤東的諭旨，那么多對窺探名人隱私極為上癮的大作家，解放后挖空心思要給蔣介石“樹碑立傳”，最后都不得不忍痛割“愛”草草收場。聰明莫如蔣介石，想必，落草為寇的他對此事也不可能沒有耳聞。俗話說，坦坦蕩蕩真君子，嘀嘀咕咕是小人，毋庸置疑，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真君子，一生中，槍對槍，炮對炮，元旦獻辭對新年文告，但絕不用那些下三濫的手段。
這無疑說明，毛澤東跟蔣介石討還的是階級仇，但絕不假公濟私報個人私仇。蔣介石當年掘毛澤東祖墳，毛澤東勝利后卻告訴手下人，一定要保護好蔣家祖墳，文革時，蔣家祖墳被紅衛兵破壞了，毛澤東聽聞后連連搖頭：不應該，不應該啊。后來指派專人處理善后事宜，并特別指出，別傷及蔣家親屬，共產黨不搞株連九族。
1955年，唐人的《金陵春夢》從連載正式成書，當時大陸有關部門曾打算出版發行，但隨即被制止了，很多文化名流不免有失落之感，其一是錯過一次絕佳的機會，竟讓唐人鉆了空子，當時便有人發牢騷：世無賢人，遂使豎子成名。其二是抱怨大陸不讓出版，老百姓茶余飯后不免少了很多談資。說不好聽點，這就是中國文人的窺淫心態作祟，不免讓人喟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1978年，毛澤東過世兩年后，《金陵春夢》終于羞羞答答的登陸了，再過些年，《紅都女皇》、《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以及美國人寫的《毛澤東傳》，也在大陸開始流傳。正應了毛澤東的預言：等我死以后，你們再寫蔣介石，連我一起寫。再再過些年，隨著文人騷客對江青的搶救性挖掘，毛澤東就成了魔鬼的化身，五毒俱全，壞到了家。
在當年北京的文化圈和滬上演藝界，很多文化名流津津有味的談論毛澤東及其妻子江青的私生活，說的有鼻子有眼，活色生鮮。在這一刻，他們不再記得自己文化名流的身份，也不再知道世間還有“道德”二字，儼然以為自己就是出沒于市井的長舌婦，故而可以東家長西家短的捉弄別人，并從中體驗生命和生活的雙重樂趣。其實是無恥至極，因為抹黑別人并不能證明自己高尚，反而說明自己心理很不健康。
臧克家說，有的人死了，可他還活著，有的人活著，但已經死了。的確如此，例如，毛澤東死了，死了三十多年了，但老百姓還在紀念他，冒著坐牢的風險。有的人還活著，但老百姓卻說，老不死的，你為什么還不死；還有些人，也死了，但老百姓說，你要是早死該多好，那我們就不會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
我們常常說做人要厚道，做政治家和學者更要厚道才行，因為這兩種人是社會的標桿，老百姓的眼睛整天都盯著他們，他們的一言一行，無時無刻不影響著老百姓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他們如果是負責任的，老百姓必然會樹立責任意識，他們要是沒有責任感，老百姓更不會有責任心，他們要是寡廉鮮恥，老百姓哪里還在意道德，這，正是今日中國社會的現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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