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 江 一 兵

  媒體總說“盛世”，但“盛世”并不太平，這不，這幾年天災人禍頻發，有集體性的也有個體性的。但無論是哪種災難，總是愛敲弱勢者的門，總愛與弱小者過不去。

  先說近的。福建南平的鄭民生，罪惡、卑鄙無恥的黑手伸向了小學生。一切暴行都是罪惡，但他的罪行除了罪惡之外還有卑鄙無恥。這個喪心病狂的家伙，滿心的社會仇恨，卻只敢向弱小者發泄，將罪惡的黑手伸向手無縛雞之力、毫無防備、我們這個社會是最為弱小的人群（小學生），反映出作為罪犯的下賤與卑怯。那些孩子及其家庭，被突如其來的災難與罪惡敲響了家門……

  與這一惡毒犯罪相類似的是俄羅斯的地鐵恐怖爆炸。雖然炸彈不長眼睛，不會對有錢有勢者手下留情，但要知道坐地鐵的，大多數人是社會的普通階層，而那些“高貴”階層不是在私家車里，就是在公家車里，甚至是在私人與公家的飛機里，地鐵里的炸彈傷不了這些人的一根毫毛。

  再說不遠的西南大旱。按理說，這種鋪天蓋地的生態災難，對所有人都不會手下留情，都會給予無情的折磨。但不要忘了，人類社會是有等級的，在同樣的災難面前，有錢有勢者雖然不能做到完全幸免于難，但卻可以借助自己的優勢將災難的后果降到最低。比如，在大旱來臨的時候，有錢有勢者可以霸占更多的水資源，可以有水喝，可以有澡洗。家里不行，可以到賓館，低檔賓館不行，可以到五星級賓館。這不，作協的那些作家不就住進了重慶市的五星級賓館，不但不缺水，酒都管夠！如果五星級賓館也不行了，有錢有勢者可以從容地搭乘飛機，到江南水鄉繼續過優雅富足的生活，而那些弱勢人群，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在那里干等，干等政府的救濟和上天的慈悲。

  如果說社會輿論鋪天蓋地的責罵也算一種“災難”的話，那些被道德良心打得東倒西歪的作家們，其實也是相對的弱勢者。有權有錢者，住豪華賓館，開豪華車輛，吃豪華酒席那是日常生活、日常工作，而這些“傻里傻氣”的作家們卻只是偶爾為之，卻被全民聲討，心里不知道有多委屈呢！說句公道話，這些人確實該罵，但卻不是最該罵的。

  更近的是山西礦難。最新的新聞說，萬幸的是，總共被困153名礦工，已經有115人獲救。中國礦難頻發，礦難直接威脅的是礦工們的生命，間接甚至也可以說直接威脅的是礦工們的家人。與社會的中上階層相比，礦工及其家人，是最弱勢的人群。這是用腳都能想象得到的現實：如果不是家境艱難，如果不是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誰會去做那天天與死神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挖煤礦工？

  突發的災難愛敲弱勢者的門，日常的苦難也是如此。比如，高房價掏空、羞辱的是弱勢者，反過來卻養肥、養尊了優勢者。但如果房市崩潰了，受害最大的仍然不是優勢者，而是弱勢者，優勢者畢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弱勢者則可能由此家破人散。再比如，教育的惡化，受害最重的不是優勢人群，而是弱勢人群。優勢人群有得選擇，可以擇校，可以占據優良教育資源，再不行可以到國外上學，可以跨國擇校。而弱勢家庭，則無可選擇，只能“享有”劣質教育資源，只能承受教育上的災難。

  由此看來，災難也很勢利，很會“‘愛’貧‘嫌’富”。為什么災難愛敲弱勢者的門呢？貝克言之鑿鑿地說，我們已進入“風險社會”，在風險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逃脫不了風險的如影相隨。應該說，貝克的話有一定的道理，全球氣候變暖，土地沙漠化，對每一個人都有影響，無論貧富貴賤；如果發生了核災難，每一個人大概都跑不了，哪怕是貴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總統。但災難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只出現在終極災難的情況下。所謂終極災難，就是導致地球毀滅的巨大災難，比如全球氣候的極端惡化、核戰爭的爆發等。除此而外，只要不是終極災難，災難面前就無法人人平等，弱勢者更容易被災難找上門來，而優勢者則更可能通過人類手段使自己免于災難。比如，每年夏天的高溫天氣，熱死的都是那些從事最苦工作者，都是那些社會最弱勢者，而社會的中上階層，則可以終日在空調房間里享受冷風環繞。

  因此，可以說與人的“社會地位”并行，每個人還有一個“風險地位”。社會地位與風險地位是正相關關系，社會地位高的人，風險地位也相應地高，即較不易受風險和災難的侵襲；社會地位低的人，其風險地位也抵，較容易暴露在風險和災難之中，被災難所虜成為受難者、犧牲品。

  作為弱勢人群，幸福很少來敲門，而災難則偏愛來敲門，現實就是這么殘酷。弱勢者除了自強，除了自我保護之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政府。社會總是有強勢、弱勢人群，災難也總會將黑手伸向弱勢人群。政府作為公平、正義的代行機構，應該站在弱勢群體這一邊，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和資源為弱勢者提供支持和保護，在弱勢人群頭頂上建立起一道屏障，盡可能降低災難接觸弱勢人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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