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是怎么了
八旬老叟
不光是中國，連西方國家也一直贊揚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走上了高速發展的軌道，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是國營企業80%以上發工資成了問題，特別是許多骨干企業更是瀕臨倒閉，所以這個天府之國要動員全省干部捐款給工人階級辦年貨過春節，全國盜賊蜂起，不得不開展嚴打來維持社會治安，說是分田到戶以后大大激發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糧食產量不斷創歷史最高紀錄，農民都富了，但每次人大會都要討論農業大滑坡如何采取措施的問題。同時，大量農民涌入城市打工、做小生意。許多農村兒童要靠希望工程才能上學讀書。說是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遇到了政治體制的障礙，可政治體制又一直不去改，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過去強調要愛國，因為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將會比資本主義國家美好；過去強調人總要有點精神，中國人要有為建設人類最美好的共產主義而獻身的精神，現在愛國也不知道愛什么了，也沒什么精神了，說什么我們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說“不要問姓社還是姓資”。那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體是個什么樣卻又沒人告訴大家，中國這是怎么啦!
改革開放的藍圖，得到中外一致頌揚。但這種頌揚只是概念游戲，只是基于“改革總是代表進步，總比因循守舊(不進步)好，開放，比閉關自鎖好”，至于改得是不是吃不上飯了；開放，放進來了什么，放出去了什么，就沒人討論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什么樣，當然也不必問，唱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還能不好嗎，再加上還有中國特色，一不是洋教條，二又符合國情，這不就更好了嗎!所以也無需再講了。然而心設計的改革開放畢竟已經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了十多年了，如果我們不停留在概念游戲上，認真看一看改革開放的實事及效果，就不難領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底是怎么回事。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砍掉了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到戶，把集體經濟變成了個體經濟理由是公社吃大鍋飯傷害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公社以糧為綱，妨害了農民致富。然而，不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農業的根本出路都在于機械化的大生產，毛澤東提出的以糧為綱，農林牧副漁并舉，六十年代又提出了公社要有機床轉起來，是極其正確的的方針政策。因為一家一戶都釘死在一小塊土地上，臉朝黃土背朝天，你再如何精耕細作，累死也富不起來。中國是農業大國，如果說全國人口70%的農民處于貧困狀態，這個國家是無論如何也富不起來的。實行了機械化，除便于用科學種田提高產量外，少數幾個人就可以完成整個生產隊的農田工作，才有可能把大部分農民轉入多種經營，廣開財源，這是使中國廣大農業人口脫貧致富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唯一正確道路。近年來中國農村致富的典型如華西村、大丘莊等，無一不是走的這條路。改革的第二步是打著搞活市場，發展商品經濟的旗號，把農業生產資料工業原料通通拿到市場去倒來倒去，理由是按計劃分配物資是計劃經濟，是學蘇聯的，是官僚主義的，是不符合商品經濟規律的。別以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是的!第一，資本主義商業追求盡量減少商品周轉環節，縮短流通路線，我們是盡量倒過來倒過去；第二，資本主義商業是將本求利，中國是以權求利。一大批以康華公司為代表的皮包公司有國家給的經營權，他就可以和化肥、農藥、鋼材的生產廠家訂購貨物合同，并不一定付款，然后再把合同賣給下家公司，這樣倒好幾次手以后才能到真正的用戶手中，倒一次手就加一次碼，最后到了農民手中時，價格已翻了幾番。打的旗號是把計劃分配轉向商品流通市場，以便真正按市場規律辦事，卻不利用原有的物資供應系統實行商品流通，也不由生產部門組織商品流通，而是把經營權交給了太子衙內們的皮包公司。至此，終于看清了砍掉公社的必要性!公社，既是生產單位，又是基層政權機構，農業生產資料由國家撥給公社，公社把糧食交給國家，是由公社進行核算的，如果生產資料的價格突然翻了幾番，這筆賬就要通過各級政府最后匯總到國務院去進行平衡，國務院是無法公開把落到皮包公司私人手中的錢以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的形式來支付的。把公社砍掉，幾億農民都變成了個體戶，就可以任意宰割了。這還不算踏實，與此配套的改革工程就是砍掉國家物價局，以前商品利潤幅度多大，出廠價與零售價百分比都是有規定的，不管你倒幾手，反正零售價不能比出廠價高出百分之多少，倒的次數越多越無利可圖，這就防止了奸商倒買倒賣哄抬物價，把物價局一砍叫做按“市場規律”辦事，買賣雙方是周瑜打黃蓋的關系，商人有權任意要價，買主嫌貴也有權不買，這不是很公平合理嗎!可是農民不買行嗎?病蟲害來了，總不能眼看著就要到手的糧棉任憑蟲子吃光吧!不管倒爺賣多高價，農民已沒地方講理去了，找政府，政府說這是商業部門的事，找商人，商人說價值法則是必須遵守的客觀規律，你敢反對客觀規律?
現在我們終于明白了，改革，就是為“少數人先富起來”創造條件的，少數人當然不是掌握第一生產力的科技人員，而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群眾造反的特殊階層成員，新貴族。既使不能保證太子衙內們世世代代都坐在統治者的位子上，至少可以保證他們在國外的存款世世代代都有得用。當然，從中撈錢的還不止太子衙內們，因為他們不能直接面對用戶，必須有一批馬仔給他們當推銷員，但能得到緊缺物資經營權的基本還是屬于特殊階層的。
工業戰線同樣是把本來不需在流通領域周轉的原材料，拿到市場上倒來倒去，因為要不倒，太子衙內們靠什么撈錢呢，不但原材料，原來屬商業系統交電公司經營的彩電、電冰箱等也得等倒爺倒夠了才能給商業零售部門賣給老百姓，因為周轉路線太長，就人為地造成了緊缺，于是更可以賣高價，這叫價值法則嘛!于是到了1995年物價基本長了十倍，這就是說，商業營業額增加了十倍，當然國家的商業稅也相應地增加了一大塊，每倒一次就可以收一次稅，于是乎反映出了老百姓的購買力也增加了十倍，這就是改革的偉大功績。
改革的第二大效果是：既然從體制上肯定了權錢交易的合法性，于是“有權不使，過期作廢”，貪污就成了約定俗成的慣例。而且這種以權謀錢之風迅速普及到各行各業的各級部門。
連醫院做手術都得給紅包，醫生會來通知你，“明天給你做手術，護士通知你了吧!你做好準備了嗎?”總之，人與人之間不能白給解決問題，已成了天經地義的道德規范，中國現在比解放前國民黨還腐敗，這已是全民的共識。
第三大效果是：由于大小皮包公司具有封建官僚性質，不遵守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規范，所以三角債大量發生，致使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1995年97%靠貸款，到了1996年上升到98%，國有企業累計負債額已達二萬多億元，由于其中80%是銀行貸款，使得銀行也造成了虧損，資金周轉不靈。
現在再看看開放政策到底放進了什么放出去了什么。
我國建設迫切需要的高新技術，并沒放進來，卻把人民日常生活需要量最大的商品市場拱手讓給了外國人。電視機、收錄機、音響、洗衣機、電冰箱，市場已全被外國人占領，主要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中國原來的全被擠垮了。國內的啤酒廠年產量達五萬噸以上的60家，已有70%與外資合資，甚至被外商收購，國內的碳酸飲料除健力寶外，統統被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雪碧擠垮了。中國的名牌自行車鳳凰、永久、飛鴿、金獅都不見了，代之以一串外國名字的自行車，電子工業則已全軍覆沒。把門打開，把外國人請來擠垮我們的民族工業，擠垮我們的傳統名牌產品，這就是典型的封建官僚買辦行徑。為的是在洋人賺了中國老百姓的大錢以后封建官僚買辦謀點小錢放進自已的腰包，存入外國銀行。以犧牲中國民族工業為代價，換來的政治利益就是使洋人支持中國的統治階級對中國的統治，使他們長期當洋人在華利益的代理人，使中國成為他們的殖民地。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工業正在向殖民地工業轉化。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是，日本侵略中國打了八年仗想得而沒得到的，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下通過對中國的提攜(現在叫援助)他全都得到了。為什么中國不敢在釣魚臺問題上理直氣壯地維護中國領土主權?就因為日本在提攜著中國的脖子。早在四十年代，毛澤東就論述了中國想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成的，當時弄不明白，現在的事實終于告訴我們，如果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如果把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這兩者顛倒過來，只能發展成了殖民地經濟。
總計師的開放政策給封建官僚買辦的好處是明顯的。從1982—1994年國有資產外流了2449萬美元，是1979年—1994年利用外資的26倍。利用了一億美元，跑了26億美元,是外商直接投資的24倍，企業估資時把國有資產少估，少估的部份，算在了外方頭上，二是外方把應給國家的回扣給了私人存入外國銀行，三是在國外辦公司下設屬于私人的小公司，賠了錢算在大公司賬上，賺了錢算在小公司賬上……等。
開放還放出去了大量的人才，包括到外資企業去工作的人才，相應地也放出去了這些人才的科技成果。
放近來了什么呢?毒品，艾滋病，精神文化方成的洋垃圾。
為配合改格開放，在意識形態方面，官方的宣傳媒介進行了大量的輿論工作，如：大利大干，小利小干，不利不干是正確的原則，唯利是圖也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追求享受是應該提倡的，因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就是追求享受的結果，不追求享受哪來的汽車飛機空調、彩電、電冰箱?反對追求享受是極左思潮，搞窮社會主義;夜生活是現代文明的標志，中國大城市夜生活還沒普及，說明市民的文明程度還不夠，講求吃穿和性解放，是出于人性的本能需要，反對這些這是違反人性的……。
這種宣傳輿論是為官僚買辦為洋人搞經銷的，于是名貴洋酒在中國的銷量世界第一，外國是倒半杯慢慢地品味，中國是成瓶地往肚里灌，世界名牌西服巴掌大的商標縫在袖口外邊，不拆下來就穿著招搖過市，以表明自己的身份屬世界名牌的，既使買不起，假的也好，遇上“消協”的檢查人員抓住賣假名牌產品時，還會和“消切”的執法人員吵上一架，以維護穿假貨的權利，許多女孩子互相攀比吃穿打扮成風，更甚者則攀比各自所傍的大款。一些大款一次可以吃掉幾萬甚至幾十萬元一桌的酒席，這只有現在中國才有餐廳做得出如此貴的一桌菜，什么菜能這么值錢?據說菜里有黃金，叫做“黃金宴”。可是一克黃金也就一百多元一克吧?一個人能吃得下多少黃金呢?實際上只要幾克就可以要了命!如此貴的宴席也不會是大款自己享用，多半是為了宴請有關部門的權貴，只是為了向權貴表明自己肯“出血”而已!在這種社會風氣下，有些女大學生，甚至研究生，居然會去做暗娼，拉洋客，奇怪嗎?這無非是接受宣傳媒介關于發展商品經濟的思想教育的結果而已!
這種享受觀念，這樣的社會風氣，從意識形態的領域來看，是屬于封建主義的。如果說這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就錯了。資本主義國家到現在有著高度發達的工業，是藉助于實證科學起家的。百多年來經過實證科學的熏陶和無情竟爭的鍛煉，使人們懂得了講求實效尊重實際。只有封建官僚，土豪劣紳，知識學問一竅不通，除了錢財以外沒有任何可以夸耀之處,才會務虛榮，講排場，擺闊氣!中國八九十年代一些餐飲業興起的三陪之風，其實是中國封建社會官僚豪紳宴飲召妓侑酒的翻版。
從以上事實我們終于弄清了什么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以有如下三個要素為特點。
一必須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因為沒有社會主義招牌就沒有理由實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就不能保證由那些“吃過糠，扛過搶、負過傷、渡過江”的貴族的家天下，萬事一襲的利益。
二、必須宣傳資本主義好，但絕對不能實行資本主義。不宣傳資本主義好，就不能恢復私有制就不能使他們特殊階層辦皮包公司撈了錢放進自己腰包，就不能使太子衙內們去從事洋買辦的勾當，更不能從幾億農民身上去榨油。
絕對不能實行資本主義，因為資本家必須有資本，將本求利，不允許以權謀利，第二，資本主義發展了一百多年，已經完善了保證資本主義運行的政治體制和法規，是不允許封建主義復辟的。
三、在設計的藍圖中，實際運行的是封建主義體制，中國現在統冶階級的運作完全具備封建主義的兩個主要特點，這就是：
1以權換錢。
2有了錢不去發展生產，為社會增加財富，全供個人揮霍，和埋入地下，只不過現在的貨幣是紙的，不是金屬，不好埋，但可以存入外國銀行。
中國的統治階級是不會辦工業的，實際上中國的太子衙內門有一個辦工業的嗎?沒有!一個也沒有，搞工業，人家要問你的資本哪來的，而且搞工業的話固定資產在國內，生產利潤在國內，風險實在太大。還有，搞工業有個管理問題，還有個竟爭問題，謀略問題，必需有點真才實學，那些紈绔子第是無法勝任的。
由于為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些輿論制造了一系列歪曲事實的理論，所以有幾個問題必須澄清才能對中國的問題有一個清醒的的認識
一、人民公社為什么沒辦好
前面已經談過，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那為什么沒辦好，搞得農民挨了餓?
為砍掉公社制造的理由是：公社吃大鍋飯，干不干二斤半，傷害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公社以糧為綱單打一，傷害了多種經營的致富之路。可是公社和大鍋飯究竟有什么必然聯系?以糧為綱和單打一又有什么必然聯系?根本講不出來。
在中國語言里，綱與目是不可分割的概念，綱是張目用的，不張目，綱就什么用處都沒有，不知道理論家在哪本辭源、辭海里查得出抓綱有單打一的意思!實際上單打一是某些人對抗毛澤東的公社要開展多種經營方針，后來全國農村又都吹起了割資本主義尾巴之風，不僅沒張多種經營之目，連原有的傳統副業都砍掉了。
吃大鍋飯的問題關鍵在于單打一，一個生產隊，要是實現了機械化，如果十個人就可以把農活全包下來，剩下的人就可以養豬的養豬，養魚的養魚，種果樹的種果樹，編席的編席，編草帽的編草帽做服裝的做服裝……各司其職，哪個工種成績好，哪個工種成績差，自然清清楚楚，責任分明，能干不干二斤半嗎?由于沒抓農業機械化來帶動多種經營，大家一窩蜂都去種地，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你能說誰勤了誰懶了!又能獎誰罰誰?
農民吃不飽飯，挨餓，甚至餓死人，關鍵是有人為了顯示“以綱為綱”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成績，故意責令虛報產量，你報的產量是虛的，應繳的公糧要相應地增加可是實的!給農民留的口糧不夠吃，當然影響農民種田的積極性，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際那三年并沒有大面積的嚴重旱澇災害，主要是人禍造成的。
割資本主義尾巴和浮夸產量是全國性的，這兩股邪風必有統一的風源，是從哪個司令部吹出來的?邪風吹得農村出了大問題，全國都跟著挨餓，不追究責任，反而以天災來搪塞，又是為哪些人來開脫?當時的總書記，總理，應該是清楚的，明明不抓綱把公社辦砸了，偏要指責毛澤東不應該抓綱，那么這個不抓綱，搞單打一的，就是倒打一耙的人大概八九不離十，這樣明顯的顛倒黑白，居然有一大批人隨聲附和，中國人不太可悲嗎!
二計劃經濟和官僚主義有必然聯系嗎?計劃經濟必然要違背經濟規律嗎?
改革開放把本來由國家直接調撥到使用單位的農業生產資料，工業原料統統拿到市場去倒來倒去，主要理由就是實行計劃調撥是官僚主義計劃經濟的產物是違背商品經濟規律的，拿到市場上去倒，就是為了供需之間完全按商品經濟規律辦事，以達到高速發展商品經濟的目的。
后來又取消了商品經濟這個辭，改稱市場經濟。把計劃和官僚主義違反經濟規律聯系在一起，首先就缺乏邏輯性，而中國吹喇叭的理論家也沒說清楚市場經濟規律是個什么樣子，中國的計劃經濟是如何違反了經濟規律造成了什么惡果，為什么把原材料在市場上倒來倒去就符合了經濟規律，只是間接地指出，蘇聯之所以也不能再搞計劃經濟了。這在邏輯上也是談不過去的，因為沒有證明蘇聯的解體是由計劃經濟造成的。
事實上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是經過十多年的戰爭后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一個爛攤子。在這種情況下又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然而經過了三年恢復就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了151項重點基礎工業項目的建設，還要還抗美援朝欠蘇聯的債。但人民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經濟發展在國際上稱得上是高速度，而且物價穩定，避免了資本主義國家不可避免的通貨膨脹，這八年時間搞的不就是計劃經濟嗎?這樣的狀況如不被干擾，持續進行到今天，老百姓的日子早已超過小康水平了，還不念佛嗎?
不能否認，當時的計劃經濟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最主要的問題有兩點：
1沒有充分發揮地方的極性，中央直屬企業是大媽生的，資金、物資、設備、大學生，一切優先，盡量滿足，而且都造成了大量積壓，省市地方國營企業是二媽生的，只能吃剩飯，嚴重的問題在于從指導思想上就是不準地方工業小而全，成龍配套，害怕省市經濟實力太強尾巴大不掉，不聽指揮，鬧獨立王國。上海工業實力最強和中央矛盾也最大，其實這問題也是蘇聯俄羅斯與各加盟共和國之間主要矛盾。在經濟發展上我總得有卡得住你脖子的地方，免得你不聽話，這恐怕是蘇聯解體的最主要原因，這種弊端是人為的，是封建主義思想的產物，是和社會主義思想背道而馳的，根本不能算在計劃經濟賬上。
二、計劃不留余地，不留機動量，卡得太死，限制了工廠的積極性，主觀能動性，降低了工廠的應變能力。工廠在產品性能上，產量上有能力有所突破，或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只能請求中央主管部門給開綠燈，而中央主管部門又往往采取官僚主義的態度，給工廠及省市潑冷水，使本來可以更多更好地完成的事辦不成，可以解決的問題解決不了，這官僚主義是由于缺乏為生產第一線服務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而多了點封建官僚的習氣，這也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必然產物。
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老百姓富了沒有
持富有說的依據是：現在城市供應豐富，市場繁榮，彩電、電冰箱、洗衣機，收綠機已基本普及到了每個家庭，人民的飲食狀況已大大改觀，雞魚海鮮已不是過年過節才能享用的食品，餐館更是每條街都有，這不是生活富裕了嗎?不錯，這都是實事，但這只是城市的一般情況，也不是城市就沒有貧困戶了，城市中的這種情況是有幾方面的因素產生的，一是改革開放以來相當一部分高中畢業生成了個體戶，一部分到服務行業去工作的收入也都比大學生高得多，獎金要比基本工資多出兩倍左右，甚至更多。在高級商場，高級飯店工作的待遇還要高，形成了嚴重的腦(力勞動)體(力勞動)倒掛，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搞導彈不如賣雞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當教授的爸爸，不如高中畢業的兒子拿錢多，是普遍現象，這些富裕了的年青人是改革大潮中受追求享受思想熏陶成長起來的。追求超前消費的一族。另一方面，五六十年代參加工作的青年人除了子女外，還要贍養父母，一對年青夫婦的收入要供六口之家(如果只有兩個子女的話)的生活，現在一對年青夫婦的收入只有三口人生活，父母有退休金，不但不需要他們贍養，還會給他們些補貼，或者幫他們照看孩子，老少幾個人的收入供五口人的生活，比起五六十年代當然是富裕了，但是，這富裕不是國家總體財富增加使老百姓收入增加造成的，五十年代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工資56元，可以買80斤豬肉，現在他退休了，拿560元退休金，只能買70斤豬肉了。他干了一輩子，收入不但沒增多還減少了，他怎么會富了呢!至于大量“下崗職工”，則連基本生活保障都談不上了，80%的國營企業倒閉的倒閉，發不出工資的發不出工資，為國家創造財富的都吃不上飯了，老百姓憑什么富起來了呢!天府之國的四川，有一億多人口，三線建設大批重點企業建到了四川，過春節竟然要動員全省機關干部捐款，給工人階級拿去辦點年貨好過個年，“改革開放使老百姓都富起來了!”這話怎么說得出口呢!再看農村，東南沿海一帶的農民靠走私，經商賺了錢，然后或經商，或搞點工業，整個村子都富的不少。內地農民不種地去經商搞養殖的也富了。農村兩級分化嚴重是普遍現象。然而從總體上看，富的只是極少數，多數老老實實種地的隨著生產資料價格的翻番，各種苛捐雜稅不斷，最多只能在溫飽線上掙扎。農民大量涌入城市，就是因為農村的飯已經很不好吃了!許多農村孩子上不起學，要靠希望工程，說改革開放使農民都富起來了，這不是睜著眼說瞎話嗎!從國家總體看，國有企業到1996年負債已累計達兩萬多億元，流動資金98%要靠貸款，而國家財政1994年應還債款的本息近500億，到1997年則已逼近2000億，1994年要用新債的42%去支付舊債到期本息，1997年則須用新債的78%去還舊債的本息，還債能力越來越低，大有完全靠借債還債的趨勢，借債還債已不能用于創造財富了。在這種情況下，又從哪里拿錢給老百姓叫他們富起來呢!
四中國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嗎?
資本主義國家的老百姓生活確實比中國好，比封建主義社會確實是人類發展階段的一個質變性的近步，那么目前中國要掙脫貧困，要富強起來，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好嗎?這里有如下幾個問題是必須考慮的。
第一個問題是49年建國初期就已存在，現在仍然存在的，中國沒有足夠強大的資本家，等待少數商業資本家從小到大從少到多逐漸轉化為工業資本家，豈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今天，從無序到有序，已走過了一百多年的路。今天的格局，分工，各工業門類的比例，是經過長期竟爭，自然調整逐漸形成的，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不想走這漫長的全過程，那么，分工如何確定，比例，格局如何確定，又如何使大家各就各位，私有資本和資本家不夠數又怎么辦?
第二個問題，有人建議把現有國營企業股份化，似乎國有企業現有的困境全是因為國家財產沒人心疼，只要化為私有，個人的財產各人愛惜,問題就都解決了，這意思是不是說：國家都是要不得的，什么事國家一插手準砸鍋?然而資本主義的私有企業干活的是雇傭的，連經理也是雇用的，管理的并不是自己的財產，也不是為自己干活，企業照樣辦得很好，現在國有企業的困境真正原因并沒認清就冒然改成股份制，這無非是把國家的的困難轉嫁給全廠職工而已!改成股份制以后，吃飯的看家產品就出來了嗎?
第三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花了很多外匯引進技術，你可以引近東芝彩電的成套生產線，生產東芝彩電，可以引近技術生產奧迪汽車，或海爾，電冰箱，但你要引進電視機關鍵器件的制造技術，以便生產自己品牌的彩電，或者引進單項的發動機、壓縮機技術生產自己的汽車，電冰箱，那就辦不到了，這樣的開放只能使我國工業走向殖民地工業，我們的國有企業就是這樣被國外的“技術援助”給搞垮的，還能走這條路來發展我國的資本主義嗎第四個問題：要想振興我國的工業，唯一的辦法是加速掌握產品更新換代需要的高新技術，
提高我國產品在國榮市場上的竟爭能力，這到底是依靠國家力量更有效還是依靠私人資本力量更有效呢?如果國家都無能為力了，難道私人力量會比國家更強?
五、中國共產黨是怎么了
在共產主義的理論中，一個最大的缺口就是如何保證黨的質量與純潔性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奪取政權與執政的實踐，很難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他們也沒提出過一黨專政的問題，列寧斯大林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封建主義的宗派主義實際上把共產黨引向了岐途，毛澤東想到了李自成的教訓，卻沒認真尋求保持黨的純潔性的辦法。因為他自己腦子里的封建主義思想也沒肅清，到了晚年發現了“我黨真正懂馬列的不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應該說已經意識到了這問題，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奪黨委的權，就是試圖解決這問題，不失偉人的氣魄，惜為時已晚，積重難返，只能是打敗仗的命運了。
既然打了敗仗，勝利的一方當然會更加肆無忌憚，變本加厲地去干了。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比解放前的國民黨還要腐敗，這已是公認的事實，老百姓說：如果把共產黨的處以上干部全槍斃了，肯定有冤假錯案，要是槍斃一半，肯定有大批漏網，的。到現在不要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原則不去管了，連基本的信義也都不要了，五十年代曾一再強調，我國采取低薪制，因為一大部份錢雖然沒發到大家手里，但仍然要用到大家身上，比如，為解決工農剪刀差，國家要拿出錢來在收購糧食時補貼給農民，但市民購買的糧食則是低價的;還要蓋宿舍給工人住，還要發展城市公共交通，我們職工看病都是公費，到退休仍然可以拿到退休金……這些錢是從職工每月工資中扣出來的，但實際上用在職工身上了，而現在卻打著改革的旗號賴賬了，什么收購糧食靠國家補貼不合理，公交靠國家補貼不合理要合理的調價，醫療費叫國家包下來不合理，退休金叫國家包下來不合理要納入保險渠道，怎么會是叫國家補貼了!這些錢是一建國開始就從職工的工資中扣出去存在國庫里了，把這筆錢拿出來辦這些事怎么就不合理了!干的都是理虧心虛的事，只好靠說瞎話過日子，所以老百姓說“現在國內只有假話是真的，其它一概都是假的“報上除了報頭上的年月日是真的，除此全是假話”。
附文：
和年輕的朋友談心之
論商品經濟及其它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宣傳媒體和一些理論家，大力宣傳我國經濟要轉入商品經濟的軌道，改革開放就是要大搞商品經濟。自從人類社會有了“經濟”這個概念，就是因為有了商品，沒有商品就無所謂經濟。經濟是商品的體現，我理解不了的是，強調“轉入商品經濟軌道”意義何在。難道除了商品而外，還有甚麼別的經濟？
漁獵時代，獵到的獸，捕到的魚，馬上就分吃光了，部落都沒有財富積累，獵到牛、豬的和捕到魚的可能互相交換一部分來吃，也是馬上都吃光了，有了農耕以后糧食和肉類也會拿來交換，但換了也吃光了，所以交換物形不成商品。直到收獲物有了剩余，體現了財富的積累，用剩余物進行交換并產生利潤才形成商品，才產生了商品的等價物貨幣，保有的財富可以用等價物貨幣來衡量其價值，這才有了經濟的概念。所以商品和經濟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內容。
隨著社會、科技的發展進步有些產品沒有了商品的特征，但仍存在著商品的屬性，如化肥、農藥、廠房、住房、公路、鐵路等。說它沒有商品的特性，是因為商品總是和市場連在一起的，不在社會市場上流通，就失去了商品的特性。但是因為他們生產出來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要產生利潤的，所以仍然有著商品的屬性，也是社會財富，也是社會（國家）經濟的組成部分。發展經濟自然也還是以商品為主體的。沒有必要特別強調經濟轉型轉到商品經濟上來。后來可能一些“學家”門覺得“轉軌到商品經濟”的提法不合適，不提了，改為轉到“市場經濟”上來。這就比較明白了。
根據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工廠的建設根據市場需要確定后，基建物資、工廠設備、生產的原材料，都由國家計劃調撥，農民種地所需農藥、化肥也由國家計劃調撥，因為不進入市場周轉，大大縮短了流通環節、流通路線，也就大大降低了用戶的生產成本。所謂把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就是把這些不需在市場流通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去流通。
上面談到了，為國家、社會創造財富，主要在于發展商品生產，而發展商品生產的關鍵在于價廉物美。這樣在市場上才有競爭力。
做到價廉的因素是：
1、不斷改進加工工藝，提高加工機械化、自動化程度，減少加工難度和加工工時；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
2、擴大生產批量以便提高生產效率。
但是批量大又會加大生產周期，降低資金周轉率，所以應在批量與資金周轉之間進行權衡，選取最佳批量。
3、改善企業管理，使各部門都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積極主動性和創造性，達到滿負荷運轉。
4、盡量減少流通環節。過去城市的蔬菜水果供應，是農民賣給國家一級批發站，一級站再賣給二級站，二級站再賣給三級站，然后才到零售商店這不僅延長了貨幣回籠的時間，還打擊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削弱了老百姓的購買力。農村蘋果的零售價是五毛錢一斤，國家的收購價市三毛一斤，零售店賣給老百姓是一元五一斤。
做到物美的要素是：
1、不斷改進產品質量。即增強產品的可靠性和延長產品壽命。
2、不斷提高產品性能，使使用更方便、操作更簡單。
3、使產品系列化以滿足不同用戶的使用要求。
為了增強企業的競爭力，還必須在產品的更新換代上狠下工夫。人家第一代產品剛投產，我第二代產品已經出來了。別家研制第二代產品時我第三代已經出來了。叫做“吃一看二眼觀三”。產品的成本在新產品剛出來時總是高的，要等形成批量以后才能逐漸降下來，而形成批量需要等用戶有個認知的過程。一旦創出了牌子，品牌就是一筆可觀的無形資產。所以誰動作快，產品出來的早，在價格上、品牌上，誰的競爭力就強。
后來人們終于明白，國家提倡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就是為了給把不需要在市場流通的產品投到市場上去制造理論根據。要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必須批判計劃經濟。但是這里面有許多值得思考和探討的問題。
一、商品的發展在于富國富民，但是把不需在市場流通的產品放在市場上倒來去，這
大大加長了商品流通環節和路線，這是犯了發展商品的一大忌，使使用這些產品的工業和農產品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大大加重了農民和消費者的負擔，從而降低了百姓的購買力。這樣做的結果看起來是國民經濟收入大大提高了，但是勞動創造的價值并沒提高，社會財富的保有量并沒增加，也就是增長的經濟是泡沫經濟，國家沒富，老百姓更窮了。如果說物價漲了十倍，商品產值、商業營業額自然也增加了十倍，但這決不等于老百姓的購買力增加了十倍，或是富了十倍。
二、如果說蔬菜、水果當農貿市場一出現就把國家的一二三級批發站沖跨了，是市場經濟規律決定的，但把化肥、農藥、金屬材料投入市場卻沒服從市場經濟規律。因為它仍然受著國家政策的制約。這些產品是受少數特權人物壟斷的。說是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優越，但市場經濟走的只是形式，并沒真正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
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是百多年來逐漸形成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競爭機制之上的，而平等競爭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規，這是走過一段漫長而痛苦的歷程建立起來的。這樣的法規在我國現在還遠原沒有建立起來，而且在經濟轉軌之初根本沒考慮、研究、制定這樣的法規。市場經濟在產品生產的能源、料源的供應上，應該是充足的，在取得上應該是有自主權的，這樣的條件在西方也是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才形成的，這樣的條件在我國卻都還不俱備。化肥、農藥、金屬材料的銷售根本不存在競爭的問題，始終被特權人士壟斷著。生產化肥、金屬材料所需的原料、能源不論在供應量上還是在價格上，始終還是由國家控制著。你要增產，增加的能源還得用高價的，是不能隨意從市場的渠道得到的。所以這樣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早產的，發育不全的畸形兒，或說是個怪物。
四、市場經濟真的比計劃經濟那麼優越嗎？換句話說市場經濟能使我國比計劃經濟時期更快地實現四個現代化嗎？再具體點，六十年代，我國在當時的生產力的條件下，實現了兩彈上天，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制出了這樣的產品，它的速度比美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速度到底是快了還是慢了？如果是快了，怎麼會市場經濟又比計劃經濟那麼優越呢！在今天的國際大市場上，我們真的能夠依靠市場經濟為杠桿，在電子高科技上競爭得過美國嗎？
有人說，計劃經濟的最大弊端在于官僚主義，那就應該證明為甚麼計劃經濟和官僚主義必然是共生的，市場經濟為甚麼必然會杜絕官僚主義。
五、市場經濟之所以能推動商品的發展，核心問題是個利字。但滿足的是資本家的私利，企業主是會為他的最大利潤奮力拼搏的，但是他們會為國家的四個現代化操心著急嗎？即使著急，他又有這能力（條件）嗎？從市場上能得到支持配合嗎？不要說實現四個現代化，即使只是某一個科技領域要達到尖端水平，也需要國家整體實力的支持，不是一個部門關起門來就能實現的。美國有這樣的條件，我們卻還沒有。靠市場經濟創造這樣的條件，至少得半個世紀，我們能等嗎！帝國主義讓我們等嗎？
計劃經濟時期當然存在著弊端，但罪不在計劃，而在計劃不周，或者說指導思想有問題。比如給省市撥給的人力、財力、物力太少，沒給企業留開發資金，就是只準國家計劃，不準省市和企業計劃。國營大廠的大學畢業生許多人閑著，物資在倉庫積壓著，年年搞清倉處理。地方廠則樣樣短缺。再說，新產品開發所需的材料、器件、設備往往無法事先提出準確的預算。但上級主管部門的計劃中卻沒給預留空間。
弊端之二是主管領導的無知、偏聽偏信，造成的主觀主義、沒遠見，造成錯誤的規劃。以半導體工業為例，我國對半導體的研究始于五十年代前期，和日本同時起步，且略領先于日本，但到六十年代中期主管的工業部門領導卻強行停止了半導體器件的科研，不顧美國半導體器件性能相當理想，一口咬定半導體器件性能不穩定，不適用于軍工產品。這使得我們的半導體技術落后于國際水平三十多年，但這罪不在計劃，而在不計劃，錯誤的計劃。
我們當前的市場經濟運作中同樣也存在著弊端。首先是物資流通中封建主義的權錢交易。不但出現了一大批皮包公司，還出現了十億人民九億倒的局面，不僅造成了大量三角債和呆帳死賬，而且改革所開放的市場并不是公開的、公平的，帶有黑社會的性質，供需雙方不能直接見面，必須找門子托關系，交買路錢，給好處費，使物價幾倍地翻番。而更嚴重的后果是，這種實質就是貪污行賄的權錢交易，像瘟疫一樣傳遍了全國大小各個部門。
至于一度被一些“學家”門奉為市場經濟經典的“價值法則”，也并沒起到調節市場的良性循環。八十年代京郊一位生產隊長給我上過一堂課，他說：我種一畝菜，賣五毛錢一斤，要是種兩畝，兩斤才賣五毛錢，要是種半畝，一斤賣一塊錢。我少用一半勞動，錢一點沒少得，省下來的時間我還可以倒點買賣，再創收。這就是價值法則。
研制一些高精尖的產品，需要相應的高科技器材。以汽車為例，沒有相應的高級鋼材，發動機就過不了關，找煉鋼廠定貨，他需要研制經費，鋼廠沒有，國家沒計劃，汽車廠給不起。只有進口，工廠又沒有使用外匯的自主權。有了外匯，長期依賴進口，我們的工業就淪為殖民地工業了。我們的汽車工業、電子工業包括信息產業就已經成了殖民地工業了。
我們有不少高科技人才，懷著使祖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雄心壯志，下海成了民營企業家，辛辛苦苦研制高科技產品時人家對你封鎖禁運，等你花了十幾年時間高科技產品終于出來了，人家又不封鎖禁運，同類產品馬上就進來了。你剛研制出來的，不論在性能上還是在價格上，當然都競爭不過人家。這就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悲劇。我們且不必議論我們現在走的市場經濟的路，是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走出來的路。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走上市場經濟這條路后產生的上述的悲劇。
前面說過，發展商品的核心在于價廉物美，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核心在于競爭。馬克思論述了資本主義會產生巨大的浪費。最主要的浪費就在于競爭中的優勝劣敗，敗的一方多少年投入的人力才力物力全都白白浪費了。巨大的浪費還在于為了競爭，產品不斷地更新換代。買了新產品才兩年，用的好好的，新的性能更好的就出來了，老的就作為廢品垃圾扔掉了。這在美國已成了普遍現象。問題在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否也應該靠這樣的市場場經濟發展我們的經濟。上面所說的兩方面的巨大浪費，所浪費的不僅是資本家的私人財產，最主要的是浪費了國家的財富和地球的資源。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到底應不應該允許這樣做！
一項尖端高科技項目的開發，需要許多子項目同步研制開發，這需要許多部門協同作戰，如何有效地協同，靠的就是國家的總體規劃，兩彈上天，神州五號巡天，靠的都是這個，也就是計劃。我們的電子工業產品、信息產業產品關鍵器件至今依賴進口，主要在于國家沒有在這方面協同作戰的趕超計劃。如果市場經濟真的那麼好，我們那些提供國策的權威“學家”們就應該回答，在進入WTO的今天，依靠市場經濟到何年何月我們的電子、信息部門和汽車工業才能夠擺脫殖民地工業的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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