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節(jié)　　

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這話再一次被證明的確是不錯的，不但一向雨水充沛的地方如此，就是云南廣西那幾個干旱了幾個月的地方也星星點點的下了雨，總算是沒有辜負時節(jié)。我們祭奠先人，淚水總是難免的，老天爺也許是被人間的這份親情所感動，陪著灑一把淚也未可知。　　

每年清明最思念的是我那遠逝的父親，今年是他老人家離我們而去的第二十個年頭，思念之情更是縈繞于心。　　

父親之死豪無壯烈可言，二十一年前被查出患肺癌，雖然極力醫(yī)治，終究回天乏術，一年以后，撒手人寰，去世的時候，70歲還差數(shù)月。　　

父親死于肺癌，許多人認為是因為他一輩子抽煙所致。其實，早年在四川涪陵山區(qū)打游擊的時候，營養(yǎng)嚴重匱乏，山區(qū)惡劣的氣候環(huán)境，加上根本就沒有醫(yī)療衛(wèi)生條件，年紀輕輕就感染了肺結核，而且長期沒有醫(yī)治才是根本原因。　　

解放以后，父親才有時間有條件醫(yī)治肺結核，也的確是治好了。結核鈣化了，許多年沒有復發(fā)。但是，隨著年紀的增長，身體的抵抗力下降，那些鈣化了的病灶居然發(fā)展成為癌癥。　　

二十一前，在查出父親患肺癌的時候，醫(yī)生就明確說過，他的肺結核病灶，是誘發(fā)癌癥的基礎。　　

父親，原名鄧英賢，1921年出生在四川廣安縣（現(xiàn)在的廣安市）一個大家族。　　

年輕的時候就讀于重慶“中國公學”，并且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擔任當時學校總支書記。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女共產(chǎn)黨員江竹筠（江姐），是父親的同學、同志。由于江竹筠時任支部書記，所以，她實際上還是父親的部下。　　

已經(jīng)不記得是哪一年，《紅巖》作者楊益言羅廣斌，當時此二人在重慶市委負責宣傳工作，業(yè)余時間完成了小說初稿，并且已印出了樣書。　　

為了防止革命歷史的錯漏，特將樣書寄了一本給遠在武漢的父親。在樣書的扉頁上面楊益言羅廣斌二人親筆簽名，同時還附了一封信，內(nèi)容是說，為了盡可能的還原歷史事實，希望父親能夠有所建言云云。　　

這本書寄到后，父親叫上幾個朋友到家里來，一邊喝酒一邊談論著那些書里面的情節(jié)。　　

我有兩個妹妹兩個弟弟，但是只有我有幸被允許和他們同桌吃飯，所以也只有我聽到了父親從來也沒有說過的革命故事。可惜的是，我當時也還太小，十幾歲的孩子，對于桌子上面的菜的興趣更大一些。　　

不過，父親的故事仍然令我激動不已，平時那個嚴厲的父親，突然高大起來，成為我心中無限崇拜的英雄。　　

父親在重慶“中國公學”參加共產(chǎn)黨不久，曾經(jīng)和一批革命青年，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奔赴延安投身抗日。一行人為了避開國民黨政府的攔截，打算步行走山路。　　

他們走了一些日子，到了四川北部，經(jīng)過一個小鎮(zhèn)。因為見當?shù)赜行┨貏e的民俗，同學中有一個人，拿出照相機準備拍照留念。那時照相機還是非常少見的東西，尤其是在那些大山深處的窮鄉(xiāng)僻壤。于是，被人向地方政府（國民黨政府）舉報，說是有人用槍----山民把照相機當槍了。　　

于是他們很快就被抓進了監(jiān)獄。幸虧后來重慶黨組織援救及時，加上并無其他證據(jù)，在關押了一些時候，全體獲釋。　　

國民黨政府當然懷疑學生們是準備去延安的，但是苦于抓不到把柄，只能不了了之。　　

父親曾經(jīng)說過，終于沒有能夠去到延安直接參加武裝抗日，是他一個很大的遺憾。　　

回到重慶以后，父親奉命去涪陵山區(qū)組織地下游擊隊。游擊隊很快組織起來了，父親被任命為游擊隊政委。就在那時，父親不幸患上了肺結核病，在那樣的環(huán)境里，根本沒有治療的可能。　　

黨組織為了保持和游擊隊的聯(lián)系，在涪陵山區(qū)的邊緣設置了一個交通站，以鐵匠鋪為掩護，有夫妻二人做黨的交通員。　　

內(nèi)戰(zhàn)期間，國民黨大力圍剿游擊隊，經(jīng)常開大部隊進山武裝剿滅。但是，由于有黨組織的正確領導和廣大人民的堅定支持，游擊隊仍然能夠發(fā)展壯大。　　

不幸的是，在一次圍剿中，鐵匠鋪被暴露，鐵匠在逃跑時被打死，好在其妻幸免于難，得以逃脫，去了延安，此人后來嫁給了陳伯達。在后來黨組織審干的時候，她還為父親寫過證明材料。　　

父親去了涪陵游擊隊以后，便和重慶原來的大部分同志失去了聯(lián)系，或者嚴格的說是斷絕了聯(lián)系，那是當時革命紀律的要求。　　

黨組織的聯(lián)系僅僅只有董必武同志一個人，好像他那時是地下市委的負責人。　　

由于交通站被破壞，父親只能自己赴重慶直接聽取地下市委的指示。但是當時情況已經(jīng)相當殘酷，國民黨對于共產(chǎn)黨的圍剿已經(jīng)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大量的共產(chǎn)黨員被逮捕被殺害。　　

父親在接受了市委新的指示以后，迅速返回涪陵山區(qū)。可惜的是，在父親在重慶期間，由于游擊隊沒有得到黨組織的及時指導，很快就被國民黨軍隊打散了。無奈之下，父親只得再一次回到重慶。　　

重慶市委告訴父親，國民黨政府已經(jīng)通緝父親，重慶是不能呆了的。不光是重慶，就是國內(nèi)其他地方也不能呆了，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想辦法去香港。而且要快，越快越好。　　

黨組織做了安排，當晚就必須離開重慶。　　

父親沒有親兄弟，只要一個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媽鄧惠賢。許多年以后，我這個姑媽還給我講過父親和江竹筠等人在她家里開會，她坐在門口望風的故事。　　

父親知道他離開重慶就有可能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姐姐了，他有些不舍，于是去了姐姐家，姐姐當然不知道其中緣故，給父親做飯吃了以后就讓他睡在家里，她有個小叔子，也就是我姑父的弟弟，當時住在他們家，是在一家工廠做工，每天要很晚才回家，父親就睡在他的床上。　　

父親知道，這里也是不能睡的，危險時刻可能降臨。等姐姐睡著了，父親寫了一張紙條留給姐姐，就悄悄地離開了姐姐家。　　

姑媽后來告訴我，父親的紙條是這樣寫的：“姐姐，重慶我不能呆了，我走了，以后情況好了，我會來看你的，再見！”這張紙條放在枕頭下面。　　

事情果然如父親預料的那樣，由于鄰居的舉報-----那時舉報共產(chǎn)黨人是有獎勵的----警察深夜沖到姑媽家，將下班回家睡覺的小叔子抓走了，因為年齡差不多，警察把人抓錯了。父親也有驚無險。好的是，因為警察以為抓到了大共產(chǎn)黨，邀功心切，顧了抓人忘了抄家，不然，父親的那張紙條也肯定被抄走了。　　

父親被黨組織安排在當天深夜上了一條很大的貨輪，是原美國支援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登陸艇改裝的。父親被像貨物一樣“裝”貨倉里的一個角落。　　

那時，長江航行條件遠不如現(xiàn)在，很多地方不能夜航，從重慶到上海需要十多天的時間。在一個密封的貨倉里呆那么長的時間，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情。　　

吃飯，只能在他的同志值夜班的時候，悄悄地送給他，那么有一頓無一頓是當然的事情。而且在密封的貨倉里，大小便也是嚴重的問題，據(jù)說，也只有憋到同志有機會把他弄上來解決。　　

就這樣，父親總算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在同志們的幫助下到了上海。按照重慶黨組織原來的意見，是應該從上海走海路去香港隱蔽。但是，上海的斗爭環(huán)境明顯好于重慶，白色恐怖沒有重慶那么厲害，加上上海迫切需要干部，在上海黨組織的挽留下，父親就留了下來，參加了上海的地下斗爭，一直到解放。　　

據(jù)父親說，只有到了上海以后，他才開始治療肺結核。解放以后，他有了更好的治療條件，國家還多次給他療養(yǎng)的時間，這樣總算把肺結核徹底治愈了，所有的病灶全部鈣化，按照醫(yī)生的說法是徹底的好了，事實上，在以后的幾十年內(nèi)，他的確沒有再受肺結核的折磨。　　

但是，就是這個表面看似乎已經(jīng)老實了的肺結核，卻在慢慢的變化。而且變化得十分的危險，最后竟然發(fā)展成為癌癥，終于還是奪去了父親的生命。　　

父親走了，慶幸的是，他走的時候沒有承受什么痛苦，很安詳很平靜。這是我們唯一的安慰。　　

父親走的時候，是1990年，和當時大部分共產(chǎn)黨人國家干部一樣，他是“干干凈凈”走的，沒有留下任何財產(chǎn)。房子沒有一間，存款沒有一文。他活著的時候，經(jīng)常說的就是：“赤條條來，赤條條去”，他的確是這樣的。　　

又是清明，我記憶里的父親仍然是那個嚴厲的、清廉的、正直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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