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天的人口是毛主席說人多力量大批判了馬寅初嗎？
流波
　

    要說新中國這樣龐大的人口，首先得看看歷史，研究一下中國人口的變化脈絡。據《國語》記載，周宣王時中國就已進行過人口調查。根據戰國時期各國兵力及資料推算，估計總人口數在2000萬左右。秦漢人口由秦末漢初的1650萬左右攀升到高峰值時的5767萬左右。三國魏晉南北朝人口數隨時局變化起落，在1000萬到3000萬之間增減。隋唐五代時期，人口數低時在4000萬左右，高峰期到9000萬左右。宋遼金元時期人口從幾千萬到高值時突破1億。明洪武廿六年（1393年）人口數有7270萬，崇禎末年增至1.5億人口。清代康熙年間全國人口已有1.6億，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3.115億，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為3.831億，咸豐元年（1851年）為4.36億。后來由于清朝的腐敗沒落，中華民族受到近代西方列強的侵略，也造就了關于人口的一句著名的話，叫“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4.5億。1936（民國廿六年）年內政部統計為4.8億，開始占人類的四分之一。那么，從清代康熙年間的1.6億開始了在億的單元內的持續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土地卻按從頭分的政策，這樣的政策對當時農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當然人口的增長也是必然的。
　

那么到了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時，共和國的人口基數將近6億，國際上因為政治、軍事上對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已經是無可奈何，于是西方想借用中國這樣龐大的人口做文章，其意就是用人口恐慌來幻想搞亂年輕的共和國。如美國政府的發言人艾奇遜散布中國由于人口過多，老百姓沒有飯吃就必然起來造反的謬論，毛主席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針鋒相對地質問其“革命的發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緣故么？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一連串的質問之后，結論是“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于零”。針對西方用人口理論的政治壓力，毛主席化剛為柔：“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毛主席歷來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是高度重視。從１９５６年開始，毛澤東分析研究國情的著重點集中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來，指出：“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毛澤東選集》第５卷第３８７頁）１９５４年１月中央批準了衛生部《關于節育問題的報告》，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１９５６年，毛澤東主持制訂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區，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提倡有計劃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這一認識在黨的八大有關決議中得到體現，“生育方面加以適當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納入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談到人口問題時說：“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毛澤東選集》第５卷第４７１頁）。１９６２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通知》，明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計劃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從完全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既定政策。”這個通知還要求做好宣傳工作和技術工作。１９７３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各基層單位也陸續開始建立計劃生育機構，國務院提出了“四五”期間人口增長計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人口增長計劃。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貫徹了毛澤東提出的避孕藥具一律免費并送貨上門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傳口號，并針對不同地方不同情況作了具體部署。１９７４年底，病重中的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１９７５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強調了人口控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由于這樣的長期努力，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到１９７７年凈增人口從１９７１年的１９５０多萬減少到１１００萬，６年中少增加了３１００多萬人，自然增長率下降了11.3％，７０年代人口平均增長率比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減少了3.1個千分點。
　

但由于是從6億這樣大的人口基數上的努力，盡管中國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但人口的緩解必定是一個幾十年甚至于上百年的過程。了解了歷史的真相后，我們對右派、西方造謠說是毛主席的意識造成了今天中國人口問題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了。
　

至于馬寅初“新人口論”受到當時批判的問題，既是歷史的誤解，也是歷史的必然。為什么？不管外國的馬爾薩斯還是中國的馬寅初，提出人口一多問題就來了這樣的理論本身是沒有多少質疑的，這些并不是什么高深的課題；問題在于你在什么時候提出來，提出來的背景、目的是什么？比如西方當時就是利用這些人口理論來想壓制新中國，這樣的目的是顯然的；而正是在這樣背景下，馬寅初發表他的類似的觀點，必然要受到當時政治形勢的考驗。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人民日報》發表《不許右派利用人口問題進行政治陰謀》的文章，不點名地批判了馬寅初。１９５８年５月４日，在北京大學慶祝建校６０周年大會上，陳伯達點名批評了馬寅初：“馬老要對他的《新人口論》作檢討。”７月１日康生向北大師生作報告時講：“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啊？是馬克思的馬嗎？是馬爾薩斯的馬嗎？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在以后短短的兩年內，全國各地共發表了２００多人署名的批評文章。
　

后來右派燕子翻身，一古老兒將能扯上的問題全潑到主席的身上，如人口問題是“批錯了一個人，增加了幾億人”，等等。其實，這幾億人你批不批都照樣，這是由當時中國的人口基數決定的；相反，如果沒有毛主席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實行了計劃生育，后來中國的人口還會多了幾個億也說不準。更有意思的是，毛澤東早在１９２０年開始探索中國革命和中華振興之路時，就針對生育上的無政府狀態和盲目性，指出人口如不控制，“其結局必至于人滿為患”（《毛澤東書信選集》第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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