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26日刊出署名文章《中美須構建新的貿易結構》說，全球金融海嘯爆發，近30年中美經貿平衡結構受嚴峻沖擊。全球產業和經濟結構模式，確已到轉型調整的關鍵時刻，中美產業模式、經濟結構和貿易須尋求新的發展平衡，而這非短期能完成，需兩國長期、真誠的互信、合作，希望美國能回到理性、務實對話協商機制。

　　中美是當今世界兩個超級經濟大國，亦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動力引擎。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壯大，正是得益于近3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

　　這就決定了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結構特征雖各有不同(前者為外需市場主導型經濟；后者為內需消費主導型經濟)；但兩國的經濟依存卻有內在的、緊密的和高度相關的聯系，即中國需要美國和歐洲龐大的外需消費市場；美歐也需要中國提供持續、優質和廉價的消費產品。這是過去近30年，中美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一種結構性發展平衡，中美在其間均扮演積極而重要的角色。

　　然而，隨著2007年8月美國次貸風暴和2008年9月全球金融海嘯的全面爆發。這一長達近30年的中美經濟和貿易平衡結構已受到嚴峻的挑戰和沖擊。

　　筆者認為，本輪全球金融危機，是發展近70年的全球傳統產業結構的失衡矛盾和經濟泡沫嚴重聚集危機的總爆發。美國作為全球貿易和資產定價、結算的金融中樞，掌控全球產業價值鏈的高端(信息科技業、超級金融業)與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然而，美國卻不思檢討，意圖將貿易失衡與經濟危機的責任“輸出”給中國，指責中國長期輸出通縮。而中國和世界都在責怪美國過度超前消費，透支全球實體經濟利潤，而無度超發美元向全球輸出通脹，導致金融泡沫爆破。

　　不管各方爭論的角度和焦點如何，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全球產業和經濟結構的模式，確已到了必須轉型調整的關鍵時刻，中美之間的產業模式、經濟結構和雙邊貿易必須尋求一種新的發展平衡。

　　這就是奧巴馬上臺以來試圖全力振興美國實體產業；及中國在全球金融海嘯后，致力于高效、環保、節能型產業升級和積極擴大內需促增長之經濟轉型的原因所在。這也正是中美貿易摩擦、匯率博弈的根本原因。

　　近幾個月來，中美關系態勢都顯示：美國正在積極尋求未來中美經濟與貿易結構平衡，乃至全球戰略霸權的博弈籌碼。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頭重腳輕的產業配置(高端產業龐大，而基礎實業不足)和低儲蓄、高消費的生活習慣，并非短時所能改觀。

　　中美之間的產業結構調整與新的經濟發展平衡，也并非短期、快速所能完成，需要兩國長期、持續和真誠的互信、合作與努力。且相較于美國而言，中國過去的經濟雖倚重于出口和本土固定資產投資，但已形成門類齊全的產業經濟結構與梯次分布狀態，具有較大的產業回遷與升級的縱深與空間。在未來國際產業配置平衡的過程中，美國需要更多的借鑒和借助于中國的經驗，而非不斷刺激中國。

　　面對國際熱錢的肆虐和資產泡沫的衍生，今年初中國在緊急出臺房地產泡沫調控措施的同時，已兩次上調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各0.5厘)收緊銀根，顯示中國已開始進入貨幣政策的微調階段，中央同時強調“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保持不變。

　　美國亦緊隨其后，2月18日美聯儲宣布上調貼現率至0.75厘，伯南克日前也宣布“將維持美國超低息政策一段較長時間”，都顯示中美兩國正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有序退市，進行積極和謹慎的準備，同時也表現出兩個經濟大國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貨幣政策配置運行的一種默契和責任。

　　因此，美國應盡快停止挑釁行為，并重視中國的嚴正立場。新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高峰對話也即將在5月開啟，我們希望美國能回到理性、務實的對話與協商機制，應通過調整內部經貿結構，如：通過擴大高新技術出口，發展實體和高鐵經濟刺激內需消費，引進實業、能源及金融資本等策略，來解決自身貿易失衡、財赤擴大和失業率高企等問題。共同致力發展中美之間新的貿易與經濟發展結構平衡，以促進兩國產業結構的戰略轉型和世界經濟的復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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