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革有關的兩件事

    有位朋友在李悔之的博客上批評我。說你既然沒有經歷過文革，那你有什么資格談文革？原來他們提倡的民主也是講資格的。我不知道現在的人能不能談論明朝的事？如果想談論，那是不是找到明朝人的墳墓，然后請他們從墳地里出來這樣才能談？

     這到讓我想起了和文革有關的兩件事。一件是我從資料上發現的。一九五0年，有布衣青年藍翎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了《紅樓夢研究》一書，受到了當時的學術權威的反對，并不給發表。后來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高度稱贊了這篇文章。而被批評的這本《紅樓夢研究》一書的主要作者就是那個假國學大師文懷沙。可見這文懷沙是很早就受到最高領導的批評的。照今天的一些人的說法，此人在毛澤東時代可能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了？然而讓我驚訝的是這位文懷沙后來還能干出些風花雪夜的事。可見他比一般的工農干部更活得自由灑脫。

     第二件事是我親歷的。1975年我上小學三年級，我的班主任王老師是位女的，對我特別好。但我母親總怕她對我不好。后來，我總算明白了這位王老師和我們家的恩怨。原來王老師的先生是我父親的部下。因為他在提審女犯人時調戲婦女，被揭發了，我父親親自把他送進了監獄。這個時候，我那王老師還是一名沒有工作的家屬，還拖了個四歲多的男孩。這一下她的生活全無著落了。我父親又四處奔波，請組織上給她安排了個小學老師的工作，正巧又教了我（我當時在母親工廠所在的小鎮讀書）。這件事過去很多年了，也從沒聽我父母說起過。但這件事讓我明白了，毛澤東時代并不是只講專政不講人性的。

      我不知道通過閱讀歷史資料和向老同志調查是否也能有資格談論文革？但我此時想起了小平同志說過，毛澤東應該讓后代去評論，讓歷史去做結論。看來，今天所以有那么多造謠的歷史事件，那是因為經歷文革的人因為有個人恩怨，他們根本不可能客觀的對待。真正沒有資格談論文革的人應該是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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