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西方模式與中國陽光大道

前面說到國家的發展道路是當前國際上的熱門話題，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此特別關注。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行的西方的現代民主模式，即“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在經濟方面實施自由的市場經濟，其效果令廣大發展中國家很是失望。不但經濟方面停步不前，甚至倒退，而且在一些國家還動亂不止，老百姓看不到苦難的盡頭。第一章對此已有簡要介紹。 　　

當前人們對中國的飛速發展引起關注，中國模式已經成為中外人士廣泛議論的話題。中國發展的特點與西方模式一起擺在世人的面前。說到西方模式與中國模式時，先要說一下“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　　

一、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

為幫助拉丁美洲國家找到10余年的通貨膨脹、債務危機等經濟困難的解困之路，1989年美國的經濟專家和政要，國際金融機構與拉美國家在華盛頓開會，共同搞出一個10條政策措施的華盛頓共識，其主要內容有實施金融和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放松對外資的限制；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保護私人財產權；緊縮貨幣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統一匯率等。華盛頓共識是美國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具體化。新自由主義中心思想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弱化甚至取消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調控；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指出 “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　　

華盛頓共識曾風靡一時，不少國家效仿執行，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就是華盛頓共識的翻版，其慘痛后果是人所共知的。多年以來，華盛頓共識沒有發生多少積極效果，有的反而是雪上加霜。后來華盛頓共識受到“歐洲價值觀”和“后華盛頓共識”的挑戰，但后者的作用顯得疲軟無力，動搖不了華盛頓共識的影響，而北京共識卻走進了人們的視野。　　

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引起國際的廣泛關注。“北京共識”一詞不是中國人提出來的。而是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倫敦《金融時報》上提出的。他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大膽實踐、循序漸進，在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不僅關注經濟發展，同樣注重社會變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諸多方面，體現了一種尋求公正與高質量增長的發展思路，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在喬舒亞·庫珀·雷默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喬舒亞·庫珀·雷默對于“中國經驗”的概括未必完全準確，其“北京共識”也未必能夠得到人們共識。北京共識一詞，既沒有開過什么討論會，也沒有形成什么文件，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不論人們對此抱有何種態度，但它確是不脛而走，與華盛頓共識形成對照，今后也可能倍受關注和熱烈討論。　　

近來有的學者認為，對“中國模式”一詞要慎用，因為中國還處在發展變化之中，本身還有很多問題，稱為模式則有成型、示范，甚至推廣的味道。西方對“　中國模式”炒作，自然有友好贊頌的成分，也有人指出，要注意把“中國模式”化為“中國威脅論”的翻版，還是以強調中國特色或中國道路為宜。我認為用“中國陽光大道”較為合適。這條陽光大道經過新中國６０的摸索實踐，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重大發展，才達到現在的水平，今后還要發展。　　

二、中國發展的基本經驗　　

北京共識說的就是中國發展模式，喬舒亞·庫珀·雷默對“北京共識”的很多方面都有敘述。我認為中國發展可歸結為四條基本經驗。１、理論聯系宗際；２、走群眾路線；３、解放思想強調創新；4、在穩定中改革發展。這四條是最基本的，其余都是派生出來的。初看這四條好像是老生常談，沒啥新意。我覺得還有必要老話重提，溫故而知新嘛！　　

（一）中國人的事要按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實際情況來辦，不照搬書本和他國經驗，再好的理論和經驗也要結合本國或本地的實際情況。　　

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特點，這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人的經驗總結。毛澤東在其革命生涯中就是這么做的。如前所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和平改造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這些都是早期理論結合實際的生動事例。搞乒乓球外交，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更是按照當時面臨的國內外實際情況做出的重大決策。　　

中國建國初期按蘇聯模式干計劃經濟。也就是所有企業都由中央控管，所有經濟活動都由中央部委少數領導者和專家安排。毛澤東后來發現這種干法不行，少數人干，多數人看，也不符合群眾路線。后來向下放權，把一些企業下放給地方，要發揮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大躍進的興起也有這方面的考慮，雖然大躍進造成了一些損失，但那是打破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初步嘗試。三年調整時企業上收，后來又放了下去。那時有“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之說，這卻為改革開放后的放權給地方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毛澤東為打破中央統管經濟的蘇聯模式開辟了道路，這也是面向中國實際的一個例子。　　

改革開放正是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人在面臨國內外實際情況下進行反思的重大決策。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以后，總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后來中國終于通過逐步摸索，把中國社會主義陽光大道向前推進一大步。走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時期。中國既沒有被“社會主義必須和計劃經濟綁在一起”這個教條捆住，也沒有接受華盛頓共識的誘導。而是按中國的實際走自己的路。　　

改革開放使中國富了起來，其中大發展中的好處不需細說。有人對中國溶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大有說詞，什么“資本主義復辟”、“引入外資剝削中國”等。這些說法都是經不起推敲的。如前所說，中國溶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就像孫悟空鉆進對方肚子里那樣，利用資本主義幾百年積累起來的養分，壯大了自己。如果說我們總是關起大門自己搞，僅僅３０年你能達到現在的程度嗎？我們開放了自己的市場，讓外資償到了一些甜頭，但我們從外界收取更多的益處。資金、技術、市場三大要素是發展生產，國力騰飛的決定性因素。你再怎么能生產，沒有市場，產品無處銷售，你的生產是不能持久的。盡管有人說中國勞動者以其低工資生產出來的廉價商品供西方人享用，好像是吃了大虧．但這是跨越式發展中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否則你僅僅用了３０就能達到現在的程度嗎？從小處說，中國到國外公出的人員，再也沒有像上世紀８０年那樣背一箱子方便面的吧，從大處看，今年國慶大閱兵我國展示的先進武器裝備令全國人民揚眉吐氣。你沒有經濟實力能作到嗎？如果不開放，不溶入世界大市場，關門自己干，凡事都自己摸索，雖然也能發展，但速度遠不能同這３０年相比。　　

從軍事和國家安全方面來看，我國溶入世界市場以后，不但提升了軍事裝備水平，而且有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由于我們加入了世界市場俱樂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也有國際磨擦，但他要考慮動用武力的后果。不但我們具備了現代還擊能力，攻擊我們也會損害他們自己，因為我們和他們都在世界大市場中溶為一體了。　　

聰明中國人看準了在經濟方面溶入世界體系的巨大益處，在政治上堅持四項原則，守住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孫悟空鉆到你的肚子里吸取你的養分，但孫悟空的社會主義皮氣不改。這就叫用社會主義制度干市場經濟。這是中國人根據中國面臨的實際使中國陽光大道進一步發展。　　

（二）依靠多數人，走群眾路線。　　

 依靠人民群眾，走群眾路線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法寶。新中國建立后搞經濟建設，特別是干工業，還要不要走群眾路線？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局良好， 那時我國沒有經驗，照搬了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工礦企業的產、供、銷完全由中央各主管部安排。這種“少數人干，多數人看”的體制安排，四平八穩的工作方法與人們要求快速發展的急迫心情相矛盾。1957年毛澤東提出把部分國企下放給地方，要求地方領導人也要抓工業，抓經濟。1958年大躍進起動以后，全國各地冒出來很多小工廠，有的是縣級企業，還有不少是公社和生產大隊辦的。那時雖然有粗制濫造現象，三年調整時大部分被關、停、并、轉，但在思想解放轉變觀念方面對后來影響很大，干工業并不神秘，不是大專家的普通群眾也可以干，外行也可以領導內行，不明白可向專家請教，領導、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的工作方式解決了不少技術難題。人民群眾辦企業的思想深入人心。這就為改革開放后的大發展準備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鄉鎮企業，不少是由大躍進時干過社隊工廠的人牽頭干起來的。五小企業遍地開花也與那時人們形成的觀念有關。這種群眾運動式的大發展雖然產生了環境污染等負面作用，這也許是發展初期必須的代價。　　

中國改革的成功，不是靠專家和大知識分子，而是在中央政策支持下，由農民帶頭發動的。小崗村十七人血印拉開了農業改革的序幕，鄉鎮企業在國家大企業之外異軍突起。“要想富，先修路”，農民認識到路是物質流的必要條件，以后又認識到通訊的重要性，那是信息流的工具，一步一步地向這兩條努力，再加上本土優勢，就為資金流入創造了前提。農村起步在前，城市的小商小販緊隨其后，幾年打拼，越滾越大，不少人用其原始積累辦了小工廠。南方沿海城市，特別是廣州離港、澳很近，信息靈通，日用小商品小家電工廠像雨后春筍一樣發展起來。這些國企圈外的游擊隊逐步成長為企業正規軍。由此可知，中國革命是靠群眾路線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的成功也是靠群眾路線這個法寶起步的。“經濟建設中也要走群眾路線”，這是毛澤東破壞了以少數專家為核心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后起步，在大躍進中完成的。　　

群眾路線和群眾運動要區別開來，為了發動群眾，有時也要以運動形式大造聲勢，但有組織有領導并遵守法制的群眾運動，才能說是走群眾路線，對運動大撒手，聽任個別人亂來的運動不能叫走群眾路線。大煉鋼鐵是大撒手的群眾運動，大慶會戰的聲勢也很大，但那是有組織有領導的運動。解放后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都是有組織有領導的運動，群眾中任何人都不準亂來。　　

（三）解放思想　創新代舊　　

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事務和環境都在不斷地變化，人們的認識也要隨之改變。過去好用的東西在改變了的時間、空間和社會條件下，是否好用就要思考，既不能死抱著老一套不放，也不能盲目跟風濫變。在重大歷史關頭，就要解放思想，不被舊框框套住，以便創新代舊。中國革命就是在不斷思考不斷創新中前進的。在每一重大歷史轉折關頭，中國共產黨人都能與時俱進，成為民族的領路人。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后，與國民黨打了十年，共產黨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情況下，及時轉變思路，要與國民黨捐棄前嫌，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經過曲折的道路才得以實現，紅軍接受國民政府的改編，戰士們思想不通，不少人眼含淚花戴上國民黨的帽徽，挺進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敵后戰場。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未來的路怎么走？又擺在中國人的面前。經過檢驗真理標準大討論和歷史反思，　1976年4月5日　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以后，終于形成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拋棄了“以階斗爭為綱”的過時老經驗，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代。這是中國最大的一次解放思想后的變革，要徹底翻掉“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優越”的畸形認知。　　

解放思想是創新的前提。創新是多方面的，不只在科學技術方面要創新，社會制度也要創新，馬列主義也要向前發展。中國共產黨人經過摸著石頭過河，循序漸進地逐步探索，終于在黨的十四大對中國的陽光大道向前推進一大步，理直氣壯地打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幟。　　

循序漸進、探索試驗、允許失敗、速度適當等是創新代舊的必要規則，不論是”農村的聯產承包、經濟特區等一系列改革都是這么干的。　　

改革開放沒有止境。環境、條件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的。在改革的過程中，顧此失彼也是難免的。因此面對新情況還要改革，如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產生了環境污染，這就要再改，改革開放之初，五小企業遍地開花，有的經過多年發展壯大，逐步成長為注重環境保護的大企業；有的原地踏步，有的是后來出現的重復性建設，對這些小企業就要實施關、停、并、轉，這種改革不是否定前面的改革，而是進一步完善，不是退回老路，而是螺旋式上升。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確立，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貫徹，都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向前發展的必然。　　

（四）在穩定中改革發展　　

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就談不上發展，改革也就面臨很大困難。中國的改革發展是在國內外比較穩定的環境中進行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社會穩定的保障。高度集中是穩定的前提。如前所述，中國共產黨高舉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大旗，在經濟非常落后，人民極為窮困的情況下，為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在前面第三章已有說明）由此可知。要想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下，進行改革和發展經濟，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管理體制。西方發達國家，亞洲四小龍，都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也是如此。　　

三、中國發展的三個關鍵年份

中國發展的關鍵環節之一就是不相信西方的普世價值，實際上西方模式有三步走的西方早期發展模式和一步到位的現代模式，我們只參考其早期模式，完全拒絕他們的現代模式。不論你如何花言巧語，不論你用什么花招征服了多少個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休想撼動中國人的意志。　　

新中國走過的60年是在不斷抗拒西方壓力下發展起來的。中國多次對西方的“民主”說教表示拒絕，前面說到的三件大事最為關鍵。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非常明確地拒絕了西方的三權分立的體制；１９８９年頂住了國內外的巨大壓力，沒有向西方讓步；２００８年頂住了西方用破壞北京奧運會為手段的一次對中國的全面進攻。那時西方所有媒體一齊上陣，扮演了最不道德最不光彩的角色。西方的這次表演徹底擦亮了中國人的眼睛，全世界的中華兒女空前團結，年輕一代沖向保衛中華民族核心利益的第一線。　　

四、中國陽光大道的八項措施。

由于中國發展的相對成功，引發人們的探討，特別是被西方民主普選模式弄得焦頭爛額的國家的深入思索：“中國人有何訣竅，中國發展的魅力在哪里？下面只是說一下個人對中國發展措施的看法。　　

措施之一：面向本國本地當時的實際情況。任何理論、經驗都要與實際相結合。這是最基本的，已如前述。　　

措施之二：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的大多數。　　

前已說明，中國不但在革命時期依靠人民群眾，在經濟建設時期也要依靠群眾。前30年雖然沒有完全拋棄計劃經濟體制，但由中央部委少數領導和專家安排企業的產、供、銷的格局被打破了。大批國企下放到地方，地方領導也要抓工業，抓經濟，徹底結束了少數人干，多數人看的冷清局面，工業建設同革命一樣也是人民大眾的事業。　　

工業建設不能由少數專家包辦，不等于不用專家。對專家要尊重，要保護，要向專家學習。但又不迷信專家，不把專家的看法絕對化。什么叫迷信？把某事某人絕對化就是迷信，例如說毛澤東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這就是宣揚個人迷信。不迷信專家是說工農群眾經過學習、實踐也可以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也可以成為專家。如何提高？在干中學，干就是最好的學習。中國有句格言：“實踐出真知”，民間諺語也說：“眼過千遭不如手過一遍”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大多數是一界書生和種地的農民，開始干革命時，他們哪會打仗？由于形勢所迫，只好拿起刀槍，在戰爭中學習打仗。在工業建設中要求干部都來抓工業抓經濟，外行可以領導內行，人民大眾也能干工業，放手叫大家干，最初難免出些問題，交一點學費是必須的。經過總結反思就提高了，不能重復交同樣的學費。大慶石油大會戰就比大煉鋼鐵提高了一大步。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的工作方法在經濟建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正如民間諺語所說：“三個臭皮匠，能頂一個諸葛亮”這些都說明依靠人民群眾的大多數是非常重要的。　　

措施之三：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創新代舊；　　

中國28年的革命和新中國60年的建設都是在不斷地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中完成戰略轉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論持久戰觀念、理論的問世，都說明這一問題。最大也是最成功的戰略轉變就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安排。這得益于中華文化中早期樸素的辯證思維方式。中國有很多成語故事，如守珠待兔、刻舟求劍、愚人食鹽等都反映了對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批判。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時期吃了死抱教條的虧，逐漸養成了實事求是的思維傳統，因而在關鍵時刻絕不“一條道走到黑”，總要思索、試探、尋找另外的坦途。當然在試探中小心謹慎，這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來歷。　　

措施之四：循序漸進，允許探索，允許失敗，先點后面，速度適當；　　

改革開放是前無先例可資借鑒的事業，每走一步都要遵守上述原則。改革開放之初，雖然已經認識到市場對發展的作用，為慎重起見，只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商品經濟”。這具有探索和減少社會阻力的雙重意義。不論是農村的聯產承包，深圳特區都是采取允許探索，允許失敗的政策下干起來的。先典型示范，成功后再大面積推廣，還強調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這些雖然都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創新代舊這一基本經驗派生出來的內容，但卻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須遵守的原則，以免走大的彎路。　　

措施之五：保持社會穩定是發展的必要條件；　　

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就談不上發展，改革也難以進行。為了維護穩定，就必須面對社會上的各種矛盾，研究其根源和化解的措施。中國的改革發展環境極為復雜艱難，要涉及各方面的實際利益問題。中國是從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走過來的國家，官員自恃高人一等的官老爺意識不易消除，老百姓易走順民暴民兩個極端的意識也不大容易消失，只顧眼的實用主義也容易發生官民的利益之爭。中國提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社會和諧、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等一系列理論政策為解決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創造了前提，再加上一些具體措施和思想教育，就為社會穩定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　　

措施之六：維護國家統一是根本；　　

如前所述，大一統意識是中華文化的一大特點，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大優點。中國共共產黨高舉中華大一統的大旗。他結束了舊中國軍閥紛爭的亂世局面，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為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經濟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　　

維護國家統一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論是臺獨還是達賴以及他們的幕后操縱者都休想觸動中國的底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們寧可兩敗俱傷，也不會在核心利益上委曲求全，因為祖國分裂之日就是亡國之時，不但崛起和民族復興與我們擦肩而過，而且一定會跌入萬丈深淵，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可真要吃二遍苦，造二薦罪了。　　

措施之七：中央集權與民主監督相結合是中國特色民主模式的雛形；　　

中國不相信西方的“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的民主模式，并不是不要民主，關鍵在于要什么樣的民主。為達到何種目標的民主。從字面上講，民主就是由人民當家作主，用民主手段推舉出好的領頭人，能帶領大家發展經濟，強國富民。在經濟落后的國家中推行西方的普選式民主能達到這個目的嗎？如前所說，他們的這種民主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無數苦難，經濟上沒有發展，有的還更加貧困。　　

新中國建立之初，在經濟水平極其落后的條件下，如果實行普選式民主，即使沒有四分五裂，在經濟方面也始終是直不起腰的窮困國家。前面說到，一個正在為生活奔走，為看病發愁，為子女上學擔憂的人們對參加選舉能有多大興趣？具有從眾隨大流心理的人，依靠父母，依靠青天的小民順民意識還遠未消失。一些貪官還可能鉆這類選民的空子。央視曾報導某村選舉時，一私企老板在村長競選中承諾，投他一票者，發給兩萬元，他果然當選，立即兌現。他是想為村民辦好事，帶領大家共同富裕，還是想以權謀利不得而知，那要由時間來檢驗了。因此沒有一定的經濟文化水平，實行西方式民主不但不是崛起的理想之路，而且可能成為阻礙民族復興的攔路虎。　　

根據中國國情，我國實行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議事規則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或者說中央集權是中國的歷史傳統，民主是西方傳入的理念。民主集中制正是中西方溶合的現代規則。中國實行的是協商式民主和監督式民主。前３０年以協商式為主，后３０年在協商式民主的基礎上加大了人民群眾的監督力度，尤其是互聯網出現以后，民主監督的力度大大加強。在基層開始進行民選試點。中國在當前的中央集權與民主監督相結合的體制下將要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模式。　　

措施之八：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　　

為保持社會穩定，中國人民始終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國內外的任何挑撥離間都沒有任何作用。因為人們堅信，沒有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也就不存在了。更談不上在穩定中求得發展，一切改革成果也將付之東流。人們確信只有共產黨能把全國人民聚攏在一起，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還不具備這個能力。講到這里有人會立即想到官員的貪污腐化問題。前面已經說到,其他什么人上臺就不會貪污了嗎？請看那些不是共產黨執政的發展中的國家吧，海峽對岸的那個老扁，他可不是共產黨員，卻形成一個家庭貪污集團。可見貪污受賄問題不是與共產黨有必然的聯系。貪贓枉法問題正是需要用體制改革來解決的問題之一。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已在這方面做出明確規定。　　

以上所談只是保證發展的原則性措施。每個時期還有針對當時具體情況的方針政策。如為了可持續發展，黨制訂了以科學發展觀為核心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如以人為本、社會和諧、全面協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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